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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目张胆的干预，使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成为长官意志的体验场
为了对抗不诚信的国际评级寡头，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亮出自己的雄心。但由于大公国际在国内的信用度遭到嘲笑，这使得这场评级机构赶英超美的运动，看上去比堂吉诃德更可笑。
在中国的五大评级机构中，大公国际与鹏元是惟一亮出民族牌的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的笑话包括，将铁道部的超短期债券信用高于中国国家信用评级。此评一出，举世哗然。
谁都知道，铁道部负债累累，偿还能力存在疑问，之所以能够获得最优评级，无外乎政府信用背书，现在背书者的信用反而在铁道部之下，这其中的逻辑恐怕只有大公国际一家。
被大公国际评为最优的铁道部超短融资券，最终中标利率落在投标区间的最高上限5.55%，明显高于3个月期限的普通AAA评级券。这说明，购买的机构抛开了大公国际的评级，通过招标重新定价，大公国际的债券评级根本不被市场认可。而此前，大公国际在8月4日宣布将对美国的主权评级下调至A，在时间上早于标普，但环顾全球资本与货币市场，谁在乎？
2010年7月，大公国际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它特立独行，与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之评级结果多处大相径庭，将中、俄、印等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评级均超过了美、英、德等发达国家。显然，大公国际有一套独特的标准，这套标准脱离了基本的信用评级模型。
大公国际以为中国争夺评级话语权为己任，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从事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机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通过评级话语权，获得了高的信用等级，并且占用了全球90%以上的信用资源，也就是全球总负债有百分之九十几是由发达国家占有。
中国想要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显然要依靠经历时间检验的评级经验，依靠更多的公信力，而不是靠嘶吼争夺眼球，或者一味与他人的评级模型作对。推而广之，中国想要在国际经济舞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多的尊重，需要经得起考验的专业素质，以及对意识形态、政治和利益压力的自觉屏蔽。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做到了吗？大公国际做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仅大公国际，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全都滥用高信用等级，就像滥用抗生素一样，到了成瘾的地步。从2009年至今，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普遍上移。公开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出现了22个行业信用等级上调，城投类排在第一位，为43次。市场只能用脚投票，或者自己挤出水分。中金公司于5月24日发布的一份债券评级研究周报称，伴随着外部评级的频繁上调，与中金评分对比，目前AA级已基本沦为投机级，AA 级已属于较差的投资级，甚至AAA级目前有近20%都是从AA 级上调而来，投资者需要更加重视个券信用资质的差异分析。较高的信用评级属于投机级，实在是个辛辣的讽刺，中国的信用评级公司信用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必须刮骨疗毒的程度。
其中的原因既有行政压力，也有利益输送。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与外部压力，我们一应俱全，并且程度比国外机构更甚。
有业内专家表示，监管部门“行政指导”难辞其咎。城投债自2009年连续两年进入井喷期，为避免风险，发改委曾于2009年下半年窗口指导，要求企业发债主体信用评级不低于AA-、债项评级不低于AA ；交易商协会也将中期票据的发行评级要求从不低于AA级，调高到不低于AA ；保险机构则要求只能投资信用评级不低于AA级的债券，还须有担保。如此明目张胆的干预，使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成为长官意志的体验场。
另一方面，评级机构的利益从被评级的公司而来，形成竞次规则，谁最无原则给出的评级最高，谁的市场份额也就越大，劣币驱逐良币势不可免。
信用评级市场是中国信用状况的缩影，当我们用行政手段扶植出失信、高道德风险的怪胎，希望中国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时，我们断绝了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可能性。什么叫自毁长城？这就是。
为了对抗不诚信的国际评级寡头，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亮出自己的雄心。但由于大公国际在国内的信用度遭到嘲笑，这使得这场评级机构赶英超美的运动，看上去比堂吉诃德更可笑。
在中国的五大评级机构中，大公国际与鹏元是惟一亮出民族牌的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的笑话包括，将铁道部的超短期债券信用高于中国国家信用评级。此评一出，举世哗然。
谁都知道，铁道部负债累累，偿还能力存在疑问，之所以能够获得最优评级，无外乎政府信用背书，现在背书者的信用反而在铁道部之下，这其中的逻辑恐怕只有大公国际一家。
被大公国际评为最优的铁道部超短融资券，最终中标利率落在投标区间的最高上限5.55%，明显高于3个月期限的普通AAA评级券。这说明，购买的机构抛开了大公国际的评级，通过招标重新定价，大公国际的债券评级根本不被市场认可。而此前，大公国际在8月4日宣布将对美国的主权评级下调至A，在时间上早于标普，但环顾全球资本与货币市场，谁在乎？
2010年7月，大公国际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它特立独行，与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之评级结果多处大相径庭，将中、俄、印等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评级均超过了美、英、德等发达国家。显然，大公国际有一套独特的标准，这套标准脱离了基本的信用评级模型。
大公国际以为中国争夺评级话语权为己任，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从事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机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通过评级话语权，获得了高的信用等级，并且占用了全球90%以上的信用资源，也就是全球总负债有百分之九十几是由发达国家占有。
中国想要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显然要依靠经历时间检验的评级经验，依靠更多的公信力，而不是靠嘶吼争夺眼球，或者一味与他人的评级模型作对。推而广之，中国想要在国际经济舞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多的尊重，需要经得起考验的专业素质，以及对意识形态、政治和利益压力的自觉屏蔽。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做到了吗？大公国际做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仅大公国际，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全都滥用高信用等级，就像滥用抗生素一样，到了成瘾的地步。从2009年至今，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普遍上移。公开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出现了22个行业信用等级上调，城投类排在第一位，为43次。市场只能用脚投票，或者自己挤出水分。中金公司于5月24日发布的一份债券评级研究周报称，伴随着外部评级的频繁上调，与中金评分对比，目前AA级已基本沦为投机级，AA 级已属于较差的投资级，甚至AAA级目前有近20%都是从AA 级上调而来，投资者需要更加重视个券信用资质的差异分析。较高的信用评级属于投机级，实在是个辛辣的讽刺，中国的信用评级公司信用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必须刮骨疗毒的程度。
其中的原因既有行政压力，也有利益输送。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与外部压力，我们一应俱全，并且程度比国外机构更甚。
有业内专家表示，监管部门“行政指导”难辞其咎。城投债自2009年连续两年进入井喷期，为避免风险，发改委曾于2009年下半年窗口指导，要求企业发债主体信用评级不低于AA-、债项评级不低于AA ；交易商协会也将中期票据的发行评级要求从不低于AA级，调高到不低于AA ；保险机构则要求只能投资信用评级不低于AA级的债券，还须有担保。如此明目张胆的干预，使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成为长官意志的体验场。
另一方面，评级机构的利益从被评级的公司而来，形成竞次规则，谁最无原则给出的评级最高，谁的市场份额也就越大，劣币驱逐良币势不可免。
信用评级市场是中国信用状况的缩影，当我们用行政手段扶植出失信、高道德风险的怪胎，希望中国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时，我们断绝了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可能性。什么叫自毁长城？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