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云从龙是宋末元初岭南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利用《永乐大典》《正德琼台志》《曹溪通志》所存宋元文献,及《覆瓿集》等宋元文集相关材料,结合明初多篇云氏族谱序文等可靠性较强的族谱文献,考证云从龙祖籍陇西县,南宋初云氏家族南迁,寄居江浙.景定三年,云从龙登进士第,任职邕、琼,降元后历任邕州安抚使、琼州安抚使,为首任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官至湖广安南行省参知政事,政绩卓著.现存五言律诗一首,《琼台志》记载有误,以《永乐大典》所引为准;文一篇《古衲和尚舍利塔记》,书信二篇.受现实政治影响,明代中叶起云氏族人讳言云从龙仕宋降元
【机 构】
: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云从龙是宋末元初岭南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利用《永乐大典》《正德琼台志》《曹溪通志》所存宋元文献,及《覆瓿集》等宋元文集相关材料,结合明初多篇云氏族谱序文等可靠性较强的族谱文献,考证云从龙祖籍陇西县,南宋初云氏家族南迁,寄居江浙.景定三年,云从龙登进士第,任职邕、琼,降元后历任邕州安抚使、琼州安抚使,为首任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官至湖广安南行省参知政事,政绩卓著.现存五言律诗一首,《琼台志》记载有误,以《永乐大典》所引为准;文一篇《古衲和尚舍利塔记》,书信二篇.受现实政治影响,明代中叶起云氏族人讳言云从龙仕宋降元,族谱凸显仕元之显赫,隐匿仕宋经历.综观文献记载,云从龙是汉人,非蒙古人.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宋末元初岭海社会、史事研究.
其他文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安文艺研究受到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20世纪末,随着启蒙话语的打破、延安文艺现代性的确立、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延安文艺研究在史实叙述、回到原初、再解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化;新世纪以来,延安文艺研究立足于“反思”与“重启”,在回归历史、史料建设、体制机制、文学-文化、专题聚焦等方面进行了多维推进.袁盛勇《抗战与延安文学现代性》以宏阔的学术史视野,直面延安文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关涉延安文艺根本的“民族抗战”“现代性”等复杂性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引发了我们对于延安
既往研究均将莫耶归属于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女作家,实际上她在赴延之前供职上海《女子月刊》时期就已登上文坛.该杂志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宣传妇女解放的重要女性刊物.莫耶在《女子月刊》的就职情况、编辑活动、编辑思想、创作经历以及该杂志的办刊宗旨,都对她赴延后的创作理念风格、文化身份认同和人生道路选择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首次详细考辨莫耶就职上海《女子月刊》的相关情况,尝试厘清“上海莫耶”转向“延安莫耶”的文化路径,为莫耶研究乃至延安文艺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随着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中西贸易往来日渐频繁,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代表的近代海关管理者为提高贸易效率,改善航运条件,保障船只的顺利通航,修建了遍及中国沿海的灯塔.以琼海关为例,沿海灯塔的修建、维护和管理,客观上改善了航行条件,促进了当地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航务近代化和城市近代化.海关修建沿海灯塔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推动,但仍被视作西方侵略势力的象征.
刘禹锡在连州担任刺史期间,将元结所创置的海阳湖景观增修完善.这一行为不是修建私人园林别业,而是营造地方公共园林.刘禹锡重视公共园林阜俗康民、净虑养德的政治美学意义,他的有关思考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中;其吟咏海阳湖景观的诗歌唱和之作《海阳十咏》,则延续了唐代别业诗的幽隐之旨和郡斋诗的吏隐情趣,并未表达他对公共园林政治美学意义的思考.元结、柳宗元与刘禹锡颇为类似,其有关公共园林的书写,呈现明显的诗文之别:散文积极表现公共园林的政治美学价值,而诗歌则固守传统园林别业诗与郡斋诗的超逸幽独之趣.这种独特的现象,对于理
底层叙事对国内外思想界遗留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展现了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可能性和实践方法.中国当代作家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重新进入“底层”世界,呈现出众多小人物复杂的底层经验.作家以知识分子的“代言”视角,诉说着普通平民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小人物对理想生活图景的向往,反映了普通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看,全球化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语境对底层叙事的创作潮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小说的情节模式由城乡冲突转变为城乡融合,人物形象由“奋斗者”到“失败者”,体现出作家对底层小人物生命价
英国古典经济学时期产生了丰富的货币非中性思想,边沁提出的“强制节约”理论对促进货币非中性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边沁的货币非中性思想,尤其分析了其提出的“强制节约”理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后续影响,并对边沁与休谟的货币非中性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为更深入了解货币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与途经提供了参考和历史借鉴,最后基于马克思的观点对边沁的货币非中性思想进行了客观评价.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是承接国家、政府、高校为一体的综合性改革,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部高校基于“放管服”的改革逻辑,从人、财、物等方面人手,不断深化人事制度、财务制度、资源分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为提升办学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中西部高校借助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一定程度地释放了办学活力,激活了办学潜力,提升了办学水平,但也面临着内部改革条件不成熟和外部改革环境不理想的现实困境.在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视角下,中西部高校只有形成创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核心、发展原则,搭建协同
中西部教师结构失衡是导致中西部高校师资支撑能力弱的关键,其失衡有多维表征,主要表现为年龄结构失衡,断层化分布现象凸显;学历结构失序,学历水平重心偏低;职称结构失协,扎堆、断层现象显著;学缘结构失调,“近亲繁殖”现象严重.中西部高校教师结构从失衡到均衡的调适不是无限度、无边界的,需要以明确什么样的教师结构配置是合理的为前提,应从教师个体、高校组织、区域等层面对教师结构的需求层次和使用效率的满足程度进行合理性判别,并从教师队伍的布局、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师资存量调整以及师资环境的打造等着手设计调适路径.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揭示出陶渊明思想“外儒内道”的特质,并命之以“新自然说”,颇具启发意义.文章循此思路,结合陶诗陶文,从时间意识、生命观念、仕宦心态、批判精神四个方面具体考察“新自然说”的儒道构成因素及其体现,指出顺应时序、遵从天道是“新自然说”的思想基础,对委运任化以及固穷、立善理念的秉持与实践促使渊明超脱死亡,仕宦历程中渊明始终纠结于出处关系,对世道及现实政治的讥刺则体现出渊明强烈的儒家思想.
苏轼和陶渊明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不仅以文学成就著称于世,其作品中反映的人生体悟和思想价值同样值得注意.苏、陶对生死本质的认识同中有异,其同在于生必有死、生寄死归的看法,其异则在于他们对寿考终竟有着不同的思索.在秉持的态度上,苏轼对待死亡的坦然无惧与陶略同,而在生的态度上则显现出更多的潇洒放旷,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时代背景相关,也有个人遭际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