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群华，笔名刘阳河，1976年生，湖南娄底人，从事过土木工程管理。1993年开始发表作品，之后停笔近二十年，2014年重拾拙笔，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湖南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星星》等刊，多次获全国征文奖。
我没住在老屋，住在遥远的城里。
在湘西，最典范的屋是吊脚楼，二十几根木柱子齐刷刷落地，头上盖顶乌漆漆层叠叠的杉皮瓦，像鱼鳞一样一片搭一片。
我家的老屋比一般人家的大些，有十八扇正屋。进入槽门院子，中轴线上那扇铜环斑驳的大槽门，红漆早被风刮没了，残留的漆星星点点地发光。左右石垒的围墙，高丈余，足可见一百多年前的大气、富贵。走过宽大的土坪，堂屋的梁上刻着花纹，神龛上供有一尊佛像，香火袅袅。堂屋两侧是茶屋卧室，左卧室尽处，还旁立一栋雕窗翘檐的八角楼，如一个轿顶，像一只飞翔的山鹰。
这栋槽门院子传到我的祖父手里，已满满七代，衍生了百余人。据曾祖父讲，这栋楼始建于道光年间，老祖宗远涉广西烧山开荒種玉米，几年未归。他没上过学，片字不复，形同已故。族上有些人眼馋老祖宗的家产，宗母又纤弱落寞，他们便横蛮霸道地说：“吃没产！”那时族上有个规矩，凡未生养，没后继者，又丧了夫，产业一律归公，俗名“吃没产”。宗母听了，十分无助，两眼总泪汪汪的。但她聪明，说宗祖无音，不代表他在外已故，就再三恳求容她再等一年，一年后，任由他们定夺。
这一年，她晨起晚伏，眼都盼肿了。接近年关时，宗母更坐立难安，眼看一年将尽了，而丈夫归家的希望如夜里的桐油灯，忽明忽暗。
有一天，大雪疯狂地罩住了青山，她灰暗地站在村口，迎风面雪，像一棵又长了一轮的柏树，沧桑之中，也憔悴地白了头。突然，不远的雪地上，一个熟悉的人影挑着一担旧皮篓，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而来。
宗母看着，几年的委屈和思念啊，骤然涌上心头，激动得头欲晕，脚发软，心跳如一条奔腾的河，踮着小脚喊着拐着，疯了似的向人影扑去……
这就是我的祖宗。沧桑的过往如一柱香火。不说也罢。老辈们的生计如此艰难，第二年，宗祖狠劲树房生子。房子左右十八扇，一侧八角偏楼，三面圈墙镶槽门，气势盖了上下一冲谷。最气人的是，后来又生了两子，取名亮归亮看。
老屋承载了祖上的一段辛酸，风雨飘摇的日子却为后辈营造了一处可安居可谋生计的避风港。曾祖父住在槽门院子里也逃不过如此的宿命，依然重复着风雨里的求生。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日寇来了。曾祖父当时在外做土布生意，他从外面匆匆跑回来就让亲人疏散搬进更深山更偏僻的地方去，仅留下他和祖父守那十几间吊脚楼。
有一天半夜，天黑沉沉的，曾祖父和祖父躺在床上，忽然听到村口响起一阵枪响，接着又听一队杂乱的脚步从村口滚来。祖父那时年轻，睡得死，打着呼噜没听见，曾祖父警惕地掀开被子喊：“太生仔，快起来，不对劲哩！”祖父没理睬，惺忪着眼又翻了个身。曾祖父急了，弯起生老茧的脚板就朝祖父背上踢了重重一脚，祖父这才一骨碌爬起。
曾祖父吩咐祖父躲进屋后的红薯窖。那红薯窖阴暗潮湿，久不通风，霉气很大。祖父躲进狭小的红薯窖里，嗅着腐蚀之气，总觉胸闷喉痒要咳嗽，但他只能忍着。曾祖父把红薯窖的木栅门一块块封好，这时，听见一个人翻身进了围墙，落在土坪上，祖父想，日本鬼子这么快来了？
他战战兢兢地提着一盏晕暗的桐油灯，敞开堂屋门准备迎接这伙日寇。可他一开门，听到一声亲切的问候：“老乡，我是74军的侦察兵，刚才不小心被鬼子发现了。”曾祖父睁大眼睛盯着眼前俊俏的小伙子，他和祖父年纪相仿，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腰上挎一支手枪，手里还端着一杆长枪，只是滚了一身的泥垢。曾祖父把灯再凑近看了看，心里很矛盾，救他吧，会惹来一身祸，不救吧，怎么对得起保家卫国的小伙子？
可是，哪里才是安全的呢？后院的红薯窖只能容纳一人，祖父早窝在那里了。曾祖父的脑壳飞快地转，他想给小伙子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躲藏，可此刻因为紧张，竟不知所措起来。
风哗啦啦地吹着，天变好久了，可一直憋着不下雨。曾祖父发觉腿有些软，汗也冒了出来。小伙子等不及，准备溜进猪厩旁的深沟山壑。曾祖父慌了，忙伸手抓住他，他知道，小伙子已被追得身疲力倦，怕人还没进深山谷壑就会被抓住。曾祖父指了指土坪上的老柏树，小伙子会意，抬头一看枝繁叶茂的老柏树，确实是个藏人的好地方。他把长枪背上，小心地爬上了老柏树。
曾祖父吹熄了灯，村口的脚步急促地逼近了我家的院子。不多久，就有人冲了进来，他们疯狂地砸开了那扇斑驳苍虬的槽门。曾祖父假装从床上慢吞吞起来，面不改色，可心突突地发慌。领头的是几个日本鬼子，还有几个汉奸，那几个汉奸点头哈腰地对日本鬼子讨好，严厉地问曾祖父：“刚才有人逃进来么？”曾祖父诚徨诚恐地说：“没看见啊！”他们疑惑地揪住曾祖父的衣领，用手电扫了扫他脸上，没发现破绽，一招手便进了屋，把坛坛罐罐敲得稀碎。
或者是祖父在红薯窖憋久了，那一股霉气实令他忍不住了，在红薯窖里起起伏伏地剧烈地咳嗽。那一声声嘹亮的咳嗽一旦划破寂静的夜晚，就让几个汉奸喜不自胜，兴奋的在土窖门口大声喊：“出来！不出来，开枪了！”曾祖父差点崩溃了，对汉奸嚷道：“别，那是我儿子啊！”
等他们走了，天也渐渐亮了。一个半夜的吆喝，把村子折腾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曾祖父梳理着一屋横七竖八的狼藉，烧着无米的炊烟，好似一夜萎靡不振了。他蹲在院门口抽着寡淡的旱烟，一脸的愁颜和悲伤。
小伙子从老柏树上缩了下来，深深地对曾祖父一鞠躬，走了。
这件事，曾祖父一直放在心底，如坛老酒一样密封保存。直到一九五一年，村长在院门口叫：“有客！”曾祖父正在灶前烧火呢，心想有么子客哩！他想村长又在捉弄他。他缓缓起身，从门口望去，只见村长和一个解放军站在一起。那个解放军见到曾祖父，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叫刘富贵，一九四五年……” 如今曾祖父早已作古，可槽门院子还在。七十年了，祖父也九十二岁了，他每每仰望老屋的身板，就一脸的沧桑和自豪，他说：“往后谁也不能拆，让它活一千岁一万岁。”
我点了点头。这时，我就在瓦砾和方木中寻找过往的印迹，像主柱下屋基石槽里的一角银子，闪耀着风采。
然而，我的脚踩在城里，乡下的老屋还有我的影子吗？
◎月牙刀
父亲赖一把银色的月牙刀傍家养口，揣着它整天走村串户，大声地吆喝：“阉猪阉牛阉鸡啦——”
声音在村口巷头流窜，厚重如岁月的沉淀，像一袅晨曦里的炊烟一轮黄昏时的落日，像父亲踉踉跄跄的背影。
父亲没事的时候会抚摸那把精致的月牙刀，一个人坐在阳光下，一只手举着刀，对着阳光瞄月牙刀锋利的刀刃。而刀刃，这时会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父亲那把月牙刀是外公用一锭银子铸造的，颇有几分富贵之气。但父亲对它的感恩，不是因为银子的贵重，而是因为这门手艺让他在许多艰苦的日子里，顺利地为我们讨得了一碗粗茶淡饭一角片布遮身。
外公遞给他一把月牙刀时，父亲还很年轻。
那一年，父亲在湖南一个叫车田江的地方挑泥巴修水库。工地上的人都很穷，伙食极差，饭也难吃饱。好在祖父母在家知道他肚腹大，吃得多，便常托人带点干粮来充实肚子。有一天中午，工棚外突然“哗啦”一声砸得地响，又一个人倒了。父亲出门一看，只见不远处一个与他一般年纪的女孩伏在老人身上撕心裂肺地痛哭。他扒开围观的人，俯下身贴在老人的胸口上用耳朵听了听，说：“别急，饿的！”
父亲把仅有的一包干粮送给了姑娘。
那包干粮可是一条命哩！父亲没有了干粮，以后也整天饿得腿打颤。
父亲自从少了干粮，也就难负重活，不久一身浮肿，被人抬去了疗养所。他的浮肿是营养严重不良所致，医生说，打一段葡萄糖即好。
春风呼呼地吹，疗养所的三月像一片桃花杏花竞放，灿烂而温暖。
这一天的早上，父亲刚吃过早饭，疗养所的门卫通知他，外面有一个老人和一女孩找他，父亲想，他们会是谁呢？边犯着疑惑边跑到大门口。到了大门口，只见那两个人感激地瞅着他，笑眯眯的。不说你也知道，是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很直爽，没寒暄几句，说：“我也没什么感谢你，听说你没娶老婆，我把她带来了！”父亲听了，当时被惊得目瞪口呆，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但一看旁边姑娘的娇羞模样，心突突地狂跳，也就低头嗯嗯地答应了。
自然，这老人是我的外公，那姑娘是我娘。
我娘嫁给俺爹不久，村里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天天上山刨坡土，年年去田里种稻禾。按我娘的话说，饭管饱，钱难挣。
外公看到了家里的拮据，就叫父亲跟他学阉匠。阉匠这门行业过去不传女婿，只传崽，女婿是所谓的外人，怕教会了，饿死了自己。
外公教父亲也是无奈，他没有崽，只有娘一个姑娘。父亲继承了外公做阉匠的衣钵，开始走村串户为猪牛鸡等禽畜阉割。
他的行头与其他手艺人相比最少，仅一把二指宽的月牙刀。那月牙刀一身雪色，放在一个小皮囊里，佩带在腰间，神气又霸气得很。一些年纪大资历深的阉匠，手里还常持一根一米多长的朱红的烟杆，一个铜烟嘴和锅足足半斤重。这烟杆是地位高的象征，主要是用来摆谱，当然也可以当拐杖驱狗护身。
阉匠身上据说有一股煞气，进屋入巷，蜷缩的狗一见阉匠就惊慌失措，马上起身，逃到墙角坪头汪汪地乱吠。
父亲知道，这狗见过他阉猪，否则不会对他既恨又怕。
父亲当了阉匠，家里的经济很快好转。到了年关，我们一家也能缝一身卡其布衣服了。左邻的人偶尔问父亲：“刘阉匠，去年赚了吧？”父亲微微笑，说：“傍家养口就不错了！”那人肯定不信，瞅我们的光景过得轻松、滋润，村里的俗话说：一阉二炉三打铁，还不赚钱去做贼。没赚钱是不可能的。
父亲在村里人羡慕的眼光中服务着方圆十几里的家禽家兽。记得有一回，邻居要阉一头大母猪，他在人家的堂屋里先熏香跪拜了华佗祖师爷，然后才从腰上掏出月牙刀。这时的月牙刀不是简单的刀了，赋予了神秘而又神圣的色彩，它在神龛上，像一位深邃而古老的智者，凝视着父亲，嘱咐他必须谨小慎微，善待每一个生命。
当父亲再一次拿起月牙刀穿堂而出，雄赳赳，气昂昂的，像关云长提起了他的大刀。然后，站在坪里放眼一望，什么邪气都吓跑了。
此刻，邻居把大母猪赶出了猪栏，几个人按住母猪放翻在地，父亲用一盆水冲洗了要切割的部位，又用手量了量，再用月牙刀将母猪小腹部划出一个小洞，伸进一两个手指掏出卵巢，鲜红如花，就一刀割了。
当把一条母猪的双侧卵巢割完，伤口处的血污也要清理干净，然后食指在伤口上快速画圈圈，嘴里咿咿呀呀地念了一遍咒语，猛地朝伤口吐一口唾沫，食指再将唾沫轻轻抹平，手术在这时才算正式结束。
当然，父亲将脚下踩着的猪放走的时候，他会大声说：“风吹草长，猪长八百斤！”邻居一脸的虔诚，崇拜地附和道：“承贵言啊！”然后，父亲捞起水盆中的卵巢扔到屋顶瓦片上，以示高瞻、珍重。
父亲做完了这一切，邻居会倒水让父亲洗手洗脸，再客气地请上桌，好酒好菜伺候一番，而父亲一定要使劲地吃，并说：“好吃，吃了好多！”这样他们才快乐，也预示着他家的猪爱吃猪食，长得快。
在邻居家吃了饭，父亲是要收一头猪的阉割费的。那时，父亲的技术好，一年要阉割上千头猪，让个别同行既佩服又嫉妒。佩服的是父亲一年到头不会阉死一头猪，嫉妒的是父亲的高手艺赢得了更多的人的信任和褒奖。他的那些同行，每年因消毒不严或操作失误等原因，至少要阉死一到两头猪的，尽管对人说是“祭刀”，但还是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父亲一直揣着他的月牙刀走村串户，继续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如今，父亲老了，越来越力不从心。
去年，我从广州打工回来，父亲和我喝了一杯酒后，说：“你要学阉匠！”我听了，瞅他兴奋的样子，心猛地一沉！是啊，父亲这把他揣了四十多年的月牙刀，在他到了近七十岁的年龄还无法找到合适的接衣钵之人，他的内心有多少失落及煎熬？ 一把月牙刀的何处何从，从此成了父亲的心病。他还坐在那扇墙根，一个人躲在阳光下上下左右地瞅着月牙刀，然后反复地用手抚摸它，像抚摸一个家一样恋恋不舍……
◎开犁
开犁师傅，一定是方圆几里作田师傅中犁耙功夫最上乘的人。
在我们村里，这种开犁师傅极少，要具备呷的亏、耐的烦、霸的蛮的性格，还要是翻耕播种的行家里手。这种人，我们俗称他为作田“水牯”。
每年的春末夏初，开犁师傅在村长的授意下，喜择一个“庚日”开犁。庚，乃耕也，以祈耕牛健壮、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意。
那一天，全村的人都来，女的来瞧热闹，男的来偷学犁耙功夫。当仪式正式开始，开犁师傅在田头地角摆好三荤和酒盏，一升米上插束燃香，焚了纸，念了祭词，点起一挂鞭炮，再等雇请的几个人鸣锣击鼓，唱几声号子，开犁师傅把犁的弯木牛轭往牛肩上一套，“驾”的一声，开犁就进入了高潮。
开犁师傅其实与木匠瓦匠砖匠一样，都有自己的师傅。这作田一派的人把农耕文化演绎得高深莫测，尤其在避邪祭神方面，更是诡异神秘。说白了，没有开犁师傅的那套本領，作田师傅的犁耙不好使，翻出的田爱漏水，种出的禾常生虫。
这是一个开犁师傅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着这些，无非是炫耀他的作田功夫，另外教育我应珍惜粮食，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要付出很多辛勤的汗水。
开犁是农民的希望，也是一年耕作的开始。
从这一天起，农民把犁耙擦得雪亮，天天起早贪黑地奔走于水坝与田埂之间，侍弄着人之本，人之食。
记得解放前的一年，村里某个大户人家突然缺个作田师傅，他家良田上百亩，眼看着开犁了，别人的田水汪汪的，可自家的田还没翻耕。但这家对田的耕作也十分讲究，希望请个上乘的作田师傅。
消息传出去，外村的一个作田师傅来应聘了。大户人家头一件事就是让他侍弄秧田，意在考察其犁耙功夫的深浅，再行定夺。这侍弄秧田的事，是关系到春种秋收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这一天，作田师傅吃过早饭，挑上一弯油光透亮的杉木老犁，赶着一条黑毛大水牛，慢吞吞地来到秧田边。然后，他坐在田埂上抽了一窝旱烟。
他是个把作田当艺术品来描画的人。他站在田埂上把秧田仔细地端详了一番，许久，搬起老犁放到田里，然后弯下腰，眯着一只眼，看是否与一条牛成直线。白花花的阳光越过不远的桃树梢，落在水田浅浅的水面上。大户人家看着他的慢性子，心想这作田师傅真是个活宝，便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时迟那时快，作田师傅突然一下手脚灵活了，噌噌地卷起裤脚，哗地一声下到水田里，拎起一个弯木牛轭套在一坨隆起的牛肩上，系好一根横木两端的拉绳，然后退到犁后面，一手握住犁把，稍微抬起，将犁头狠劲插入泥里。再一手挽住牛绳并握紧牛鞭，随即抬起手在空中一抖，“啪”地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喊道：“开犁啦！”声音浑厚豪迈，前面的水牛长背一弓，肩头一挺，把两根拉绳绷得箭直，便撒开四条粗腿朝前头拉去。
作田师傅紧紧地跟在后面，不敢松懈。他握着光滑的犁把，往下摁的力度均匀，使犁头入泥的深浅保持一致，否则犁头一深，将老土翻起，而犁浅了，又达不到翻耕的目的。
刀一样锃亮的犁铧，在田里耕出一轮黑褐的泥巴，如墙倒屋倾一样顺着犁头一边低处歪去，砸起的水花，像一树梨花的落英，纷纷扬扬。
开一丘田的犁必须走一丘田的中线，将长长的水田一劈两半。待犁头走了一趟，犁田师傅又“啊”一声将牛唤住，然后牛绳往后一牵，牛就调了头，再一手把犁柄用力一拉，犁就如一只鸟跃起，掉头重新插入泥巴里，哗啦啦地又从另一面犁去。
一人、一牛、一犁，泥巴相拥着翻滚，来来去去地往返。这时，广阔的蓝天，宁静的阡陌，柔和的风与鸟的啁啾，好像是一幅为作田师傅喝彩的画卷。
大户人家蹲在田埂上喜笑颜开，忙赤脚下田为作田师傅敬烟，也为刚才对他的否定而内疚。而作田师受到大户人家的尊重，信心十足，把这丘秧田犁得很快，不到半天的工夫就犁好了。作田师傅从头至尾认认真真地翻了一遍，一丘田就像一封新书一样整齐，泛着墨的芳香。
经过翻耕的水田，泥巴被水浸泡个三五天，之后，作田师傅又掮过来一个铁耙。铁耙是四块结实的硬木板做的，长不过几尺，重几十斤。前后两块木板上钉了一根八寸宽的横木，人踩上去不会滑倒。而木板下面，则安装了一排尖尖的钢刀，五六寸长，刀口朝前，明晃晃的白。
作田师傅在水田边给牛套上铁耙，又开始了开犁后的第二道工序。他握紧前方木板上系着的一根牛绳，一手拿出鞭子，大声地吆喝：“驾！”牛就开步了，在空耙刚起步的一瞬间，作田师傅的脚迅速抬起，踩在后面木板的横木上，然后一跃，另一只脚稳稳地也上去了。这时，作田师傅的身子向前稍倾，如一个立在战车上的军人，有几分英气。
除铁耙之外，我们这一带还有一种攘耙。攘耙由一根碗口粗的杂木做成，上面紧紧地套着几个铁箍，铁箍与铁箍之间安上一排七寸长的铁齿，齐腰高的木柱作为攘耙的扶手。待牛将攘耙拖动时，作田师傅双手握紧攘耙扶手跟在后面，将耙稍稍向后倾斜，把田泥高出的部位用力下压，利用铁齿挡住泥巴，从高处往低处赶。
攘耙使用了后，还有一种叫蒲滚的农具。
蒲滚外形上酷似铁耙，只是木板框中多装了一个带木片的长条圆形滚轴。作田师傅套上牛拉动蒲滚时，人站在木框上压着，圆轴在泥水里滚动，由上面的木片将泥搅成泥浆。经蒲滚打过一遍之后，整丘水田就会稠得像一碗粥，只等水清泥沉，再踩沟分垄，插发芽的秧苗。
开犁的工序有几道，很繁琐，作田师傅的认真细致自然赢得了大户人家的赞赏。这一年，他乘势荣任了我们村的开犁师傅。
开犁师傅后来培养了好多的作田师傅，在一梯连着一梯的梯田上，走了一茬又一茬，似乎从泥巴中悄然而来，又从泥巴中悄然而去。
这几年，村里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多了，作田师傅却尤其稀缺。开犁师傅站在茫茫的梯田上，不见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只见一个个佝偻而沧桑的老人。缺乏后继的日子，开犁师傅是孤独的，像我的父亲，有一天，他在家交待我，说他吆喝“开犁了”时，我必须大声地附和。
我点了点头。然后，父亲高兴地夹起一筷子粉蒸肉，奖励我似的说：“吃！开犁才有这肉！”我嚼着肉，心里像有一万条江在奔腾。
我跟着父亲来到田里，在他简单的开犁仪式后，他握着犁铧，吆喝道：“开犁啦！”
而我站在田埂上踌躇着，不知道接腔。
责任编辑 杨丽秀
我没住在老屋，住在遥远的城里。
在湘西，最典范的屋是吊脚楼，二十几根木柱子齐刷刷落地，头上盖顶乌漆漆层叠叠的杉皮瓦，像鱼鳞一样一片搭一片。
我家的老屋比一般人家的大些，有十八扇正屋。进入槽门院子，中轴线上那扇铜环斑驳的大槽门，红漆早被风刮没了，残留的漆星星点点地发光。左右石垒的围墙，高丈余，足可见一百多年前的大气、富贵。走过宽大的土坪，堂屋的梁上刻着花纹，神龛上供有一尊佛像，香火袅袅。堂屋两侧是茶屋卧室，左卧室尽处，还旁立一栋雕窗翘檐的八角楼，如一个轿顶，像一只飞翔的山鹰。
这栋槽门院子传到我的祖父手里，已满满七代，衍生了百余人。据曾祖父讲，这栋楼始建于道光年间，老祖宗远涉广西烧山开荒種玉米，几年未归。他没上过学，片字不复，形同已故。族上有些人眼馋老祖宗的家产，宗母又纤弱落寞，他们便横蛮霸道地说：“吃没产！”那时族上有个规矩，凡未生养，没后继者，又丧了夫，产业一律归公，俗名“吃没产”。宗母听了，十分无助，两眼总泪汪汪的。但她聪明，说宗祖无音，不代表他在外已故，就再三恳求容她再等一年，一年后，任由他们定夺。
这一年，她晨起晚伏，眼都盼肿了。接近年关时，宗母更坐立难安，眼看一年将尽了，而丈夫归家的希望如夜里的桐油灯，忽明忽暗。
有一天，大雪疯狂地罩住了青山，她灰暗地站在村口，迎风面雪，像一棵又长了一轮的柏树，沧桑之中，也憔悴地白了头。突然，不远的雪地上，一个熟悉的人影挑着一担旧皮篓，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而来。
宗母看着，几年的委屈和思念啊，骤然涌上心头，激动得头欲晕，脚发软，心跳如一条奔腾的河，踮着小脚喊着拐着，疯了似的向人影扑去……
这就是我的祖宗。沧桑的过往如一柱香火。不说也罢。老辈们的生计如此艰难，第二年，宗祖狠劲树房生子。房子左右十八扇，一侧八角偏楼，三面圈墙镶槽门，气势盖了上下一冲谷。最气人的是，后来又生了两子，取名亮归亮看。
老屋承载了祖上的一段辛酸，风雨飘摇的日子却为后辈营造了一处可安居可谋生计的避风港。曾祖父住在槽门院子里也逃不过如此的宿命，依然重复着风雨里的求生。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日寇来了。曾祖父当时在外做土布生意，他从外面匆匆跑回来就让亲人疏散搬进更深山更偏僻的地方去，仅留下他和祖父守那十几间吊脚楼。
有一天半夜，天黑沉沉的，曾祖父和祖父躺在床上，忽然听到村口响起一阵枪响，接着又听一队杂乱的脚步从村口滚来。祖父那时年轻，睡得死，打着呼噜没听见，曾祖父警惕地掀开被子喊：“太生仔，快起来，不对劲哩！”祖父没理睬，惺忪着眼又翻了个身。曾祖父急了，弯起生老茧的脚板就朝祖父背上踢了重重一脚，祖父这才一骨碌爬起。
曾祖父吩咐祖父躲进屋后的红薯窖。那红薯窖阴暗潮湿，久不通风，霉气很大。祖父躲进狭小的红薯窖里，嗅着腐蚀之气，总觉胸闷喉痒要咳嗽，但他只能忍着。曾祖父把红薯窖的木栅门一块块封好，这时，听见一个人翻身进了围墙，落在土坪上，祖父想，日本鬼子这么快来了？
他战战兢兢地提着一盏晕暗的桐油灯，敞开堂屋门准备迎接这伙日寇。可他一开门，听到一声亲切的问候：“老乡，我是74军的侦察兵，刚才不小心被鬼子发现了。”曾祖父睁大眼睛盯着眼前俊俏的小伙子，他和祖父年纪相仿，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腰上挎一支手枪，手里还端着一杆长枪，只是滚了一身的泥垢。曾祖父把灯再凑近看了看，心里很矛盾，救他吧，会惹来一身祸，不救吧，怎么对得起保家卫国的小伙子？
可是，哪里才是安全的呢？后院的红薯窖只能容纳一人，祖父早窝在那里了。曾祖父的脑壳飞快地转，他想给小伙子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躲藏，可此刻因为紧张，竟不知所措起来。
风哗啦啦地吹着，天变好久了，可一直憋着不下雨。曾祖父发觉腿有些软，汗也冒了出来。小伙子等不及，准备溜进猪厩旁的深沟山壑。曾祖父慌了，忙伸手抓住他，他知道，小伙子已被追得身疲力倦，怕人还没进深山谷壑就会被抓住。曾祖父指了指土坪上的老柏树，小伙子会意，抬头一看枝繁叶茂的老柏树，确实是个藏人的好地方。他把长枪背上，小心地爬上了老柏树。
曾祖父吹熄了灯，村口的脚步急促地逼近了我家的院子。不多久，就有人冲了进来，他们疯狂地砸开了那扇斑驳苍虬的槽门。曾祖父假装从床上慢吞吞起来，面不改色，可心突突地发慌。领头的是几个日本鬼子，还有几个汉奸，那几个汉奸点头哈腰地对日本鬼子讨好，严厉地问曾祖父：“刚才有人逃进来么？”曾祖父诚徨诚恐地说：“没看见啊！”他们疑惑地揪住曾祖父的衣领，用手电扫了扫他脸上，没发现破绽，一招手便进了屋，把坛坛罐罐敲得稀碎。
或者是祖父在红薯窖憋久了，那一股霉气实令他忍不住了，在红薯窖里起起伏伏地剧烈地咳嗽。那一声声嘹亮的咳嗽一旦划破寂静的夜晚，就让几个汉奸喜不自胜，兴奋的在土窖门口大声喊：“出来！不出来，开枪了！”曾祖父差点崩溃了，对汉奸嚷道：“别，那是我儿子啊！”
等他们走了，天也渐渐亮了。一个半夜的吆喝，把村子折腾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曾祖父梳理着一屋横七竖八的狼藉，烧着无米的炊烟，好似一夜萎靡不振了。他蹲在院门口抽着寡淡的旱烟，一脸的愁颜和悲伤。
小伙子从老柏树上缩了下来，深深地对曾祖父一鞠躬，走了。
这件事，曾祖父一直放在心底，如坛老酒一样密封保存。直到一九五一年，村长在院门口叫：“有客！”曾祖父正在灶前烧火呢，心想有么子客哩！他想村长又在捉弄他。他缓缓起身，从门口望去，只见村长和一个解放军站在一起。那个解放军见到曾祖父，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叫刘富贵，一九四五年……” 如今曾祖父早已作古，可槽门院子还在。七十年了，祖父也九十二岁了，他每每仰望老屋的身板，就一脸的沧桑和自豪，他说：“往后谁也不能拆，让它活一千岁一万岁。”
我点了点头。这时，我就在瓦砾和方木中寻找过往的印迹，像主柱下屋基石槽里的一角银子，闪耀着风采。
然而，我的脚踩在城里，乡下的老屋还有我的影子吗？
◎月牙刀
父亲赖一把银色的月牙刀傍家养口，揣着它整天走村串户，大声地吆喝：“阉猪阉牛阉鸡啦——”
声音在村口巷头流窜，厚重如岁月的沉淀，像一袅晨曦里的炊烟一轮黄昏时的落日，像父亲踉踉跄跄的背影。
父亲没事的时候会抚摸那把精致的月牙刀，一个人坐在阳光下，一只手举着刀，对着阳光瞄月牙刀锋利的刀刃。而刀刃，这时会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父亲那把月牙刀是外公用一锭银子铸造的，颇有几分富贵之气。但父亲对它的感恩，不是因为银子的贵重，而是因为这门手艺让他在许多艰苦的日子里，顺利地为我们讨得了一碗粗茶淡饭一角片布遮身。
外公遞给他一把月牙刀时，父亲还很年轻。
那一年，父亲在湖南一个叫车田江的地方挑泥巴修水库。工地上的人都很穷，伙食极差，饭也难吃饱。好在祖父母在家知道他肚腹大，吃得多，便常托人带点干粮来充实肚子。有一天中午，工棚外突然“哗啦”一声砸得地响，又一个人倒了。父亲出门一看，只见不远处一个与他一般年纪的女孩伏在老人身上撕心裂肺地痛哭。他扒开围观的人，俯下身贴在老人的胸口上用耳朵听了听，说：“别急，饿的！”
父亲把仅有的一包干粮送给了姑娘。
那包干粮可是一条命哩！父亲没有了干粮，以后也整天饿得腿打颤。
父亲自从少了干粮，也就难负重活，不久一身浮肿，被人抬去了疗养所。他的浮肿是营养严重不良所致，医生说，打一段葡萄糖即好。
春风呼呼地吹，疗养所的三月像一片桃花杏花竞放，灿烂而温暖。
这一天的早上，父亲刚吃过早饭，疗养所的门卫通知他，外面有一个老人和一女孩找他，父亲想，他们会是谁呢？边犯着疑惑边跑到大门口。到了大门口，只见那两个人感激地瞅着他，笑眯眯的。不说你也知道，是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很直爽，没寒暄几句，说：“我也没什么感谢你，听说你没娶老婆，我把她带来了！”父亲听了，当时被惊得目瞪口呆，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但一看旁边姑娘的娇羞模样，心突突地狂跳，也就低头嗯嗯地答应了。
自然，这老人是我的外公，那姑娘是我娘。
我娘嫁给俺爹不久，村里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天天上山刨坡土，年年去田里种稻禾。按我娘的话说，饭管饱，钱难挣。
外公看到了家里的拮据，就叫父亲跟他学阉匠。阉匠这门行业过去不传女婿，只传崽，女婿是所谓的外人，怕教会了，饿死了自己。
外公教父亲也是无奈，他没有崽，只有娘一个姑娘。父亲继承了外公做阉匠的衣钵，开始走村串户为猪牛鸡等禽畜阉割。
他的行头与其他手艺人相比最少，仅一把二指宽的月牙刀。那月牙刀一身雪色，放在一个小皮囊里，佩带在腰间，神气又霸气得很。一些年纪大资历深的阉匠，手里还常持一根一米多长的朱红的烟杆，一个铜烟嘴和锅足足半斤重。这烟杆是地位高的象征，主要是用来摆谱，当然也可以当拐杖驱狗护身。
阉匠身上据说有一股煞气，进屋入巷，蜷缩的狗一见阉匠就惊慌失措，马上起身，逃到墙角坪头汪汪地乱吠。
父亲知道，这狗见过他阉猪，否则不会对他既恨又怕。
父亲当了阉匠，家里的经济很快好转。到了年关，我们一家也能缝一身卡其布衣服了。左邻的人偶尔问父亲：“刘阉匠，去年赚了吧？”父亲微微笑，说：“傍家养口就不错了！”那人肯定不信，瞅我们的光景过得轻松、滋润，村里的俗话说：一阉二炉三打铁，还不赚钱去做贼。没赚钱是不可能的。
父亲在村里人羡慕的眼光中服务着方圆十几里的家禽家兽。记得有一回，邻居要阉一头大母猪，他在人家的堂屋里先熏香跪拜了华佗祖师爷，然后才从腰上掏出月牙刀。这时的月牙刀不是简单的刀了，赋予了神秘而又神圣的色彩，它在神龛上，像一位深邃而古老的智者，凝视着父亲，嘱咐他必须谨小慎微，善待每一个生命。
当父亲再一次拿起月牙刀穿堂而出，雄赳赳，气昂昂的，像关云长提起了他的大刀。然后，站在坪里放眼一望，什么邪气都吓跑了。
此刻，邻居把大母猪赶出了猪栏，几个人按住母猪放翻在地，父亲用一盆水冲洗了要切割的部位，又用手量了量，再用月牙刀将母猪小腹部划出一个小洞，伸进一两个手指掏出卵巢，鲜红如花，就一刀割了。
当把一条母猪的双侧卵巢割完，伤口处的血污也要清理干净，然后食指在伤口上快速画圈圈，嘴里咿咿呀呀地念了一遍咒语，猛地朝伤口吐一口唾沫，食指再将唾沫轻轻抹平，手术在这时才算正式结束。
当然，父亲将脚下踩着的猪放走的时候，他会大声说：“风吹草长，猪长八百斤！”邻居一脸的虔诚，崇拜地附和道：“承贵言啊！”然后，父亲捞起水盆中的卵巢扔到屋顶瓦片上，以示高瞻、珍重。
父亲做完了这一切，邻居会倒水让父亲洗手洗脸，再客气地请上桌，好酒好菜伺候一番，而父亲一定要使劲地吃，并说：“好吃，吃了好多！”这样他们才快乐，也预示着他家的猪爱吃猪食，长得快。
在邻居家吃了饭，父亲是要收一头猪的阉割费的。那时，父亲的技术好，一年要阉割上千头猪，让个别同行既佩服又嫉妒。佩服的是父亲一年到头不会阉死一头猪，嫉妒的是父亲的高手艺赢得了更多的人的信任和褒奖。他的那些同行，每年因消毒不严或操作失误等原因，至少要阉死一到两头猪的，尽管对人说是“祭刀”，但还是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父亲一直揣着他的月牙刀走村串户，继续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如今，父亲老了，越来越力不从心。
去年，我从广州打工回来，父亲和我喝了一杯酒后，说：“你要学阉匠！”我听了，瞅他兴奋的样子，心猛地一沉！是啊，父亲这把他揣了四十多年的月牙刀，在他到了近七十岁的年龄还无法找到合适的接衣钵之人，他的内心有多少失落及煎熬？ 一把月牙刀的何处何从，从此成了父亲的心病。他还坐在那扇墙根，一个人躲在阳光下上下左右地瞅着月牙刀，然后反复地用手抚摸它，像抚摸一个家一样恋恋不舍……
◎开犁
开犁师傅，一定是方圆几里作田师傅中犁耙功夫最上乘的人。
在我们村里，这种开犁师傅极少，要具备呷的亏、耐的烦、霸的蛮的性格，还要是翻耕播种的行家里手。这种人，我们俗称他为作田“水牯”。
每年的春末夏初，开犁师傅在村长的授意下，喜择一个“庚日”开犁。庚，乃耕也，以祈耕牛健壮、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意。
那一天，全村的人都来，女的来瞧热闹，男的来偷学犁耙功夫。当仪式正式开始，开犁师傅在田头地角摆好三荤和酒盏，一升米上插束燃香，焚了纸，念了祭词，点起一挂鞭炮，再等雇请的几个人鸣锣击鼓，唱几声号子，开犁师傅把犁的弯木牛轭往牛肩上一套，“驾”的一声，开犁就进入了高潮。
开犁师傅其实与木匠瓦匠砖匠一样，都有自己的师傅。这作田一派的人把农耕文化演绎得高深莫测，尤其在避邪祭神方面，更是诡异神秘。说白了，没有开犁师傅的那套本領，作田师傅的犁耙不好使，翻出的田爱漏水，种出的禾常生虫。
这是一个开犁师傅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着这些，无非是炫耀他的作田功夫，另外教育我应珍惜粮食，懂得粮食来之不易，要付出很多辛勤的汗水。
开犁是农民的希望，也是一年耕作的开始。
从这一天起，农民把犁耙擦得雪亮，天天起早贪黑地奔走于水坝与田埂之间，侍弄着人之本，人之食。
记得解放前的一年，村里某个大户人家突然缺个作田师傅，他家良田上百亩，眼看着开犁了，别人的田水汪汪的，可自家的田还没翻耕。但这家对田的耕作也十分讲究，希望请个上乘的作田师傅。
消息传出去，外村的一个作田师傅来应聘了。大户人家头一件事就是让他侍弄秧田，意在考察其犁耙功夫的深浅，再行定夺。这侍弄秧田的事，是关系到春种秋收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这一天，作田师傅吃过早饭，挑上一弯油光透亮的杉木老犁，赶着一条黑毛大水牛，慢吞吞地来到秧田边。然后，他坐在田埂上抽了一窝旱烟。
他是个把作田当艺术品来描画的人。他站在田埂上把秧田仔细地端详了一番，许久，搬起老犁放到田里，然后弯下腰，眯着一只眼，看是否与一条牛成直线。白花花的阳光越过不远的桃树梢，落在水田浅浅的水面上。大户人家看着他的慢性子，心想这作田师傅真是个活宝，便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时迟那时快，作田师傅突然一下手脚灵活了，噌噌地卷起裤脚，哗地一声下到水田里，拎起一个弯木牛轭套在一坨隆起的牛肩上，系好一根横木两端的拉绳，然后退到犁后面，一手握住犁把，稍微抬起，将犁头狠劲插入泥里。再一手挽住牛绳并握紧牛鞭，随即抬起手在空中一抖，“啪”地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喊道：“开犁啦！”声音浑厚豪迈，前面的水牛长背一弓，肩头一挺，把两根拉绳绷得箭直，便撒开四条粗腿朝前头拉去。
作田师傅紧紧地跟在后面，不敢松懈。他握着光滑的犁把，往下摁的力度均匀，使犁头入泥的深浅保持一致，否则犁头一深，将老土翻起，而犁浅了，又达不到翻耕的目的。
刀一样锃亮的犁铧，在田里耕出一轮黑褐的泥巴，如墙倒屋倾一样顺着犁头一边低处歪去，砸起的水花，像一树梨花的落英，纷纷扬扬。
开一丘田的犁必须走一丘田的中线，将长长的水田一劈两半。待犁头走了一趟，犁田师傅又“啊”一声将牛唤住，然后牛绳往后一牵，牛就调了头，再一手把犁柄用力一拉，犁就如一只鸟跃起，掉头重新插入泥巴里，哗啦啦地又从另一面犁去。
一人、一牛、一犁，泥巴相拥着翻滚，来来去去地往返。这时，广阔的蓝天，宁静的阡陌，柔和的风与鸟的啁啾，好像是一幅为作田师傅喝彩的画卷。
大户人家蹲在田埂上喜笑颜开，忙赤脚下田为作田师傅敬烟，也为刚才对他的否定而内疚。而作田师受到大户人家的尊重，信心十足，把这丘秧田犁得很快，不到半天的工夫就犁好了。作田师傅从头至尾认认真真地翻了一遍，一丘田就像一封新书一样整齐，泛着墨的芳香。
经过翻耕的水田，泥巴被水浸泡个三五天，之后，作田师傅又掮过来一个铁耙。铁耙是四块结实的硬木板做的，长不过几尺，重几十斤。前后两块木板上钉了一根八寸宽的横木，人踩上去不会滑倒。而木板下面，则安装了一排尖尖的钢刀，五六寸长，刀口朝前，明晃晃的白。
作田师傅在水田边给牛套上铁耙，又开始了开犁后的第二道工序。他握紧前方木板上系着的一根牛绳，一手拿出鞭子，大声地吆喝：“驾！”牛就开步了，在空耙刚起步的一瞬间，作田师傅的脚迅速抬起，踩在后面木板的横木上，然后一跃，另一只脚稳稳地也上去了。这时，作田师傅的身子向前稍倾，如一个立在战车上的军人，有几分英气。
除铁耙之外，我们这一带还有一种攘耙。攘耙由一根碗口粗的杂木做成，上面紧紧地套着几个铁箍，铁箍与铁箍之间安上一排七寸长的铁齿，齐腰高的木柱作为攘耙的扶手。待牛将攘耙拖动时，作田师傅双手握紧攘耙扶手跟在后面，将耙稍稍向后倾斜，把田泥高出的部位用力下压，利用铁齿挡住泥巴，从高处往低处赶。
攘耙使用了后，还有一种叫蒲滚的农具。
蒲滚外形上酷似铁耙，只是木板框中多装了一个带木片的长条圆形滚轴。作田师傅套上牛拉动蒲滚时，人站在木框上压着，圆轴在泥水里滚动，由上面的木片将泥搅成泥浆。经蒲滚打过一遍之后，整丘水田就会稠得像一碗粥，只等水清泥沉，再踩沟分垄，插发芽的秧苗。
开犁的工序有几道，很繁琐，作田师傅的认真细致自然赢得了大户人家的赞赏。这一年，他乘势荣任了我们村的开犁师傅。
开犁师傅后来培养了好多的作田师傅，在一梯连着一梯的梯田上，走了一茬又一茬，似乎从泥巴中悄然而来，又从泥巴中悄然而去。
这几年，村里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多了，作田师傅却尤其稀缺。开犁师傅站在茫茫的梯田上，不见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只见一个个佝偻而沧桑的老人。缺乏后继的日子，开犁师傅是孤独的，像我的父亲，有一天，他在家交待我，说他吆喝“开犁了”时，我必须大声地附和。
我点了点头。然后，父亲高兴地夹起一筷子粉蒸肉，奖励我似的说：“吃！开犁才有这肉！”我嚼着肉，心里像有一万条江在奔腾。
我跟着父亲来到田里，在他简单的开犁仪式后，他握着犁铧，吆喝道：“开犁啦！”
而我站在田埂上踌躇着，不知道接腔。
责任编辑 杨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