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627），大理寺少卿出缺，唐太宗首先想到了一向公正无私、办事持重练达的戴胄，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没过几天，戴胄便与宰相封德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某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应召入朝觐见，没有解下佩刀就径直走进通往内宫的东上阁门，走过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当时朝廷律文规定：内侍人员不得持寸刃入上阁，违者斩。按照这条规定，长孙无忌无意间犯下了死罪，监门校尉也罪在不赦。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胞兄，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唐太宗倚为股肱。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朝臣们莫衷一是。宰相封德彝判定：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属过失犯罪，罚铜20斤;监门校尉履职疏忽，失职犯罪，判处死刑。
　　戴胄挺身而出，大声说“不”。他上奏太宗说：“长孙无忌带刀入宫，监门校尉没有发觉，双方同属犯罪，现在一个仅仅判处罚铜20斤，一个则判处死罪，显然有失公允。如果陛下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处理，这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如果要依法处理，那么这样判决就亵渎了法律的公平。”
　　唐太宗听了戴胄的奏议顿改初衷，说道：“法为天下公，朕安得阿亲戚？”于是，降诏重新审议。
　　宰相封德彝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戴胄甚为窝火，又上奏太宗辩驳说：“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皆误，不得独死。”唐太宗深为戴胄的刚正不阿和执法持平的态度所感动，遂赦免了校尉的死罪。
　　唐太宗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将大批德劭才高之辈遴选到显要岗位。有些人为登上进身阶梯，竟伪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特地下诏，作伪者主动自首，凡作伪又不自首者，一经查出，以死罪论处。
　　不久，有一位官员被查出伪造资历。戴胄受命审理此案，依法判处此人流放。
　　唐太宗闻之勃然大怒，当面斥责戴胄说：“我早有诏令明示天下，作伪不自首者处死，你这不明明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毫不示弱：“陛下如果直接下诏将此人处死，臣自然管不了。陛下既然将他交付法司，臣敢违背法律吗？”
　　唐太宗更加火冒三丈：“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这合适吗？”戴胄见太宗动怒，放缓了语气说：“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而制定的行为规范，言语是由一时喜怒而信口说出来的。陛下其实心里也清楚这样做非常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从个人一时喜怒，亵渎法律的尊严，失信于天下，臣为陛下感到惋惜。”
　　一番肺腑之言使唐太宗幡然醒悟，于是欣然采納戴胄的意见，微笑着对戴胄说：“我在法律上每有失误，你都能及时予以纠正，我也就没什么忧虑了。”
　　贞观四年（630），戴胄升任宰相，进爵武昌郡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颁旨重修洛阳宫殿。戴胄进谏道：“现在关中、河西都在扩充军队，前不久刚刚启动了修复九成宫工程，丁壮被役使殆尽。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遽减，一人为役丁，全家农事荒废，老幼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况且，自七月以来，淫雨不止，江河泛滥成灾，此时再大兴土木，我担心会引起百姓的怨恨。”
　　唐太宗闻奏，大为赞许，遂罢重修洛阳宫殿之议。
　　贞观七年（633），戴胄病逝。唐太宗罢朝三日，追赠戴胄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