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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完美的理想越难转化为现实，越想把完美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就越需要现实的强力与暴力。面对人间的罪恶，我们只能以恶制恶，以权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卢梭所期望的自由平等
兼具诗人气质与思想家之深刻的歌德曾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伏尔泰所结束的时代，是一个思想上迷信与愚昧的时代，社会上等级有序的时代，政治上神权与君权神授的时代，而卢梭开创的新时代，是一个精神上追求德行完备的时代，社会上追求自由平等的时代，政治上追求民权与人民主权的时代。伏尔泰以其睿智的头脑与理性的思维能力游刃有余地把专制统治的正当性从神权权威的庇护下剥离下来，卢梭则随之以其汹涌澎湃的激情与美仑美奂的浪漫想象把“人民”扶上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神圣祭坛。
这也难怪，既然上帝就像一个高明的钟表匠一样在创造了这世间的一切并给予了第一推动力之后就不再插手人间的事物，既然人类的理智已经达到了无需神启也可以掌握与规划大自然甚至人类社会的秩序，既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原初的自然状态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状态，那么现实中一切的剥削与压迫现象、不自由与不平等状态就是再也无法容忍的了。而当社会中的大多数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底层社会的贫苦民众经过这种思想的“启蒙”之后，那么“批判的武器”势必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大家终于明白：原来处于被压迫受剥削地位的我们才是最高贵的，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是吸血鬼，都是吃人精。为了找回造物主赋予我们的自然的自由与平等，对于现实社会的重新“洗牌”就不可避免，为了消灭人间的一切剥削与压迫，将要建立的社会必然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
于是新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即到底人民是个什么东西？到哪里去寻找人民？在卢梭看来，人民不是具体的公民，也不是社会上的多数人，甚至人民的意志也无法从全体公民的投票中反映出来，众意不等于公意。这样，人民这个概念在卢梭这里就成了一个抽象化的东西，成了一个神秘的无法通过理性或技术而认知的终极性威慑力量。因此，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也就是合理的，为人民服务也不等于为具体的个人服务。每一个个人在人民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个个人的权利在人民权力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此一来，个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岂不与个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一样了吗？个人权利与人民权力之间的关系岂不与个人权利与君主的绝对权力之间的关系同等了吗？这里，从霍布斯具有君主极权色彩的“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中述及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经过洛克人的自然权利对于君主权力的否定，然后到卢梭人民权力对于洛克的“虚伪”的自然权利理论的否定，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从君主之手分散到个人之手，然后又集中到“人民”之手。
在上帝从世间消隐以后，作为肉体存在的个人成了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孤儿，面对人世间孤独的原子式的个人，伟大的思想先贤们似乎预感到在人类失去共同的神圣权威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重建人间秩序。由于对自身的战乱经历的感知而惧怕无主的个人因自身恶性的膨胀而毁灭整个人类，所以认为结束这种人与人像狼一般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唯一手段就是再造一个人间的“有形的上帝”，以“利维坦”的强大威猛来维护世间的和平秩序。对此，洛克认为这种因为不堪忍受狐狸邻居的滋扰而把自己送到狮子口中的行为是愚蠢的。洛克的重建秩序的方案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与国家的分权，以法治秩序的谨小慎微来遏制人的恶性和权力的恶性，从反面来促进善的发展。对于洛克的这种慢慢腾腾小心谨慎的工程设计，卢梭显然是不满意的。卢梭以其细腻入微的情感深刻地洞察到了洛克的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之下其实掩盖着实质上的不自由与不平等，这种所谓的自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无产者只有选择被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卢梭所期望的自由平等不仅仅是政治上而且是社会上的自由平等，不但是形式或法律上的而且是实质的自由平等。
法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难以转化为社会现实，越是想把完美的理想转化为现实，越是需要现实的强力与暴力。无怪乎卢梭的血手——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缺乏恐怖手段，任何美德将是对丑恶的纵容。”诗人海涅就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卢梭和罗伯斯比尔之间的关系：“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腹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作为卢梭的忠实信徒，罗伯斯比尔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当成了实践卢梭思想的舞台，用血淋淋的断头台来推行卢梭的社会改革方案，虽然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深入到卢梭的文本中去认真研究。他只要抓住卢梭那富有浪漫与激情的思维世界里的几个词汇就足以在民众心里掀起一阵飓风并横扫寰宇了。
在谈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影响时，罗素说到：“《社会契约论》成了法国大多数领袖的圣经，但是当然也和《圣经》的命运一样，它的许多信徒并不仔细读它，更谈不上理解它。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它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利用的。它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比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卢梭作为其身后的一切与其思想有关的罪恶行为的始作俑者，因为没有证据能表明卢梭本人已经意识到其政治学说会成为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政治实践的理论根据。他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情感世界也许与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格格不入，他毫不妥协的道德理想主义也许会给人以尖酸刻薄不近人情的印象，但是他的本意确实是要倡导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完美世界，这难道有错吗？
其实即使是对于民主或人民主权，卢梭也并非仅限于激情的召唤而没有理智的分析。卢梭曾悲观地说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卢梭显然意识到了自然秩序或历史的必然性与道德理想之间的距离。在卢梭的心目中，似乎只有那种小国寡民式的古希腊城邦制度和日内瓦共和国政府才能当作理想的政体形式，而后者也因为《爱弥尔》的出版问题而令卢梭在感情上很受伤。卢梭也曾把希望寄托在科西嘉岛上，认为“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三十年之后，这个小岛果然震惊了欧洲，但却不是因为其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从那里走出来一个极权主义统治者——波拿马·拿破仑。
卢梭与伏尔泰等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不同表现在：伏尔泰重理智与知识，卢梭重情感与实践，这就使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情感体验或实践具有了相关性，使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直接的关联。从此，哲学的任务就不单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然而世界却并不会因哲学而改变。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共产主义革命都无法消除人类在特定阶段的不平等现象。谁幻想实现人间天堂，谁就会把人间搞成活生生的地狱。面对人间的罪恶，我们只能以恶制恶，以权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实在是人类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完美的乌托邦只能作为一个具有从反面批判社会引导进步作用的理念。
卢梭所期望的自由平等
兼具诗人气质与思想家之深刻的歌德曾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卢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伏尔泰所结束的时代，是一个思想上迷信与愚昧的时代，社会上等级有序的时代，政治上神权与君权神授的时代，而卢梭开创的新时代，是一个精神上追求德行完备的时代，社会上追求自由平等的时代，政治上追求民权与人民主权的时代。伏尔泰以其睿智的头脑与理性的思维能力游刃有余地把专制统治的正当性从神权权威的庇护下剥离下来，卢梭则随之以其汹涌澎湃的激情与美仑美奂的浪漫想象把“人民”扶上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神圣祭坛。
这也难怪，既然上帝就像一个高明的钟表匠一样在创造了这世间的一切并给予了第一推动力之后就不再插手人间的事物，既然人类的理智已经达到了无需神启也可以掌握与规划大自然甚至人类社会的秩序，既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原初的自然状态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状态，那么现实中一切的剥削与压迫现象、不自由与不平等状态就是再也无法容忍的了。而当社会中的大多数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底层社会的贫苦民众经过这种思想的“启蒙”之后，那么“批判的武器”势必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大家终于明白：原来处于被压迫受剥削地位的我们才是最高贵的，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是吸血鬼，都是吃人精。为了找回造物主赋予我们的自然的自由与平等，对于现实社会的重新“洗牌”就不可避免，为了消灭人间的一切剥削与压迫，将要建立的社会必然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
于是新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即到底人民是个什么东西？到哪里去寻找人民？在卢梭看来，人民不是具体的公民，也不是社会上的多数人，甚至人民的意志也无法从全体公民的投票中反映出来，众意不等于公意。这样，人民这个概念在卢梭这里就成了一个抽象化的东西，成了一个神秘的无法通过理性或技术而认知的终极性威慑力量。因此，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也就是合理的，为人民服务也不等于为具体的个人服务。每一个个人在人民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个个人的权利在人民权力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此一来，个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岂不与个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一样了吗？个人权利与人民权力之间的关系岂不与个人权利与君主的绝对权力之间的关系同等了吗？这里，从霍布斯具有君主极权色彩的“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中述及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经过洛克人的自然权利对于君主权力的否定，然后到卢梭人民权力对于洛克的“虚伪”的自然权利理论的否定，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从君主之手分散到个人之手，然后又集中到“人民”之手。
在上帝从世间消隐以后，作为肉体存在的个人成了被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孤儿，面对人世间孤独的原子式的个人，伟大的思想先贤们似乎预感到在人类失去共同的神圣权威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重建人间秩序。由于对自身的战乱经历的感知而惧怕无主的个人因自身恶性的膨胀而毁灭整个人类，所以认为结束这种人与人像狼一般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唯一手段就是再造一个人间的“有形的上帝”，以“利维坦”的强大威猛来维护世间的和平秩序。对此，洛克认为这种因为不堪忍受狐狸邻居的滋扰而把自己送到狮子口中的行为是愚蠢的。洛克的重建秩序的方案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与国家的分权，以法治秩序的谨小慎微来遏制人的恶性和权力的恶性，从反面来促进善的发展。对于洛克的这种慢慢腾腾小心谨慎的工程设计，卢梭显然是不满意的。卢梭以其细腻入微的情感深刻地洞察到了洛克的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之下其实掩盖着实质上的不自由与不平等，这种所谓的自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无产者只有选择被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卢梭所期望的自由平等不仅仅是政治上而且是社会上的自由平等，不但是形式或法律上的而且是实质的自由平等。
法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难以转化为社会现实，越是想把完美的理想转化为现实，越是需要现实的强力与暴力。无怪乎卢梭的血手——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缺乏恐怖手段，任何美德将是对丑恶的纵容。”诗人海涅就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卢梭和罗伯斯比尔之间的关系：“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腹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作为卢梭的忠实信徒，罗伯斯比尔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当成了实践卢梭思想的舞台，用血淋淋的断头台来推行卢梭的社会改革方案，虽然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深入到卢梭的文本中去认真研究。他只要抓住卢梭那富有浪漫与激情的思维世界里的几个词汇就足以在民众心里掀起一阵飓风并横扫寰宇了。
在谈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影响时，罗素说到：“《社会契约论》成了法国大多数领袖的圣经，但是当然也和《圣经》的命运一样，它的许多信徒并不仔细读它，更谈不上理解它。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它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利用的。它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比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卢梭作为其身后的一切与其思想有关的罪恶行为的始作俑者，因为没有证据能表明卢梭本人已经意识到其政治学说会成为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政治实践的理论根据。他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情感世界也许与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格格不入，他毫不妥协的道德理想主义也许会给人以尖酸刻薄不近人情的印象，但是他的本意确实是要倡导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完美世界，这难道有错吗？
其实即使是对于民主或人民主权，卢梭也并非仅限于激情的召唤而没有理智的分析。卢梭曾悲观地说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卢梭显然意识到了自然秩序或历史的必然性与道德理想之间的距离。在卢梭的心目中，似乎只有那种小国寡民式的古希腊城邦制度和日内瓦共和国政府才能当作理想的政体形式，而后者也因为《爱弥尔》的出版问题而令卢梭在感情上很受伤。卢梭也曾把希望寄托在科西嘉岛上，认为“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三十年之后，这个小岛果然震惊了欧洲，但却不是因为其民主制度，而是因为从那里走出来一个极权主义统治者——波拿马·拿破仑。
卢梭与伏尔泰等其他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不同表现在：伏尔泰重理智与知识，卢梭重情感与实践，这就使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情感体验或实践具有了相关性，使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直接的关联。从此，哲学的任务就不单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然而世界却并不会因哲学而改变。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共产主义革命都无法消除人类在特定阶段的不平等现象。谁幻想实现人间天堂，谁就会把人间搞成活生生的地狱。面对人间的罪恶，我们只能以恶制恶，以权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实在是人类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完美的乌托邦只能作为一个具有从反面批判社会引导进步作用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