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忠奸正伪是最大的道德命题,一个人可以在其他道德方面存在瑕疵,但“忠奸”问题上,是不容有任何闪失的。历代史官们不厌其烦地在史籍上书写长长的《贰臣传》,即是正告那些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决的人,将来必在清史中留下恶名。
　　
　　既然如此,为何又会在20世纪30年代有多达数百万的人在此关键时刻委身投敌,自甘堕落,产生了庞大的汉奸群。这批人从辛亥义士、北洋老臣、到地方军阀,国府新贵,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不囊括其中,这显然不能用一句简单的“道德败坏”来解释的。
　　以“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汪精卫来说,此人年少时就以刺杀摄政王载沣闻名于世,更写下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壮诗句。后身居高官,依然清廉,而其一生对发妻陈璧君忠贞不二,可用“不怕死,不贪财,不好色”来形容,但这样一个人,依然会委身投敌,这就让人费解。也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其投敌之事完全曝光之后,也依旧有不少人认为,汪精卫只是实行曲线救国之策,是真正卧薪尝胆的义士。正是这种“非忠即奸”的归类方法,让人们不愿相信,汉奸也会有“道德”、汉奸也会有“信仰”,汉奸也会有普通人有的“耻辱感”。
　　实际上,在大多数汉奸身上,都能找到如此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以梅思平来说,这个汪精卫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也曾是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甚至参与过“火烧赵家楼”事件。而汪精卫的亲密搭档周佛海,在投敌前也曾转辗反侧,夜夜难眠,到汪伪政府后期,他更是和国民政府暗通款曲。更有甚者,供职日伪的特工人员可以同时给中日双方提供情报,投降了日军的山寨匪帮,也照旧可以“除暴安良”,委身于敌的维持会长也会私下接济穷苦……这些汉奸的所作所为,显然与人们对汉奸都是“卖主求荣”者的脸谱化的认识有所不同。
　　怎样认知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简单的道德判断显然难以刻画其间的内在逻辑。当单一的黑白价值观不允许展现这个群体丰富复杂的一面时,我们也就无从深入了解奸之所以为奸的真正动因,对汉奸的理解,仍旧只会停留在情绪化的唾骂之中。
　　实际上,汉奸群和汉奸现象不能不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如日军扶植亲日政权,早日脱身中国战场的战略目标,以及不少国人中盛极一时的“战不如和”的舆论风潮,以及每个人在具体环境下的个人选择中,如有的出于对武力抗战的悲观,有的是不满派系倾轧,有的是盲从,有的则是胁迫……
　　唯有如此,即便是大节有亏,其罪难恕,那些汉奸才不会只有一种刻板的脸谱化的小丑形象,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当我们把这些人客观的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则汉奸之恶,就不再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而内化为每个人内在的辨识。则忠贞、坚韧爱国这些品质,才犹能显出其疾风劲草的真正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