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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杨效椿曾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生前被誉为“模范共产党员”，去世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省部级领导干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全国极为罕见。
2011年7月8日是父亲百年诞辰纪念，2010年10月，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召开纪念杨效椿百年诞辰座谈会。筹备工作在省委办公厅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紧张有序地展开。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再版《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一书，在搜集充实资料的过程中，我想起了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张合影，因故不慎遗失，我下决心要追寻到这张照片并收入书中。
一
1955年4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任命父亲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刚颁布不久，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任务十分艰巨。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除经法院决定逮捕的以外，逮捕其他犯罪嫌疑人一律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凡是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均应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这对刚刚创建不久、机构设置不健全、人员较为缺乏的检察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父亲首先从加强组织建设入手，他到任后的第二个月就提出了《关于一九五五年组织建设的意见》，报经省委同意后批转全省贯彻执行。到1956年，全省新增了多个专门检察院，县级检察院从1954年的36个增至68个，检察人员从399人增至1457人。父亲还注重加强检察机关的业务建设，不仅批捕和公诉业务逐步深入，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劳改监督等工作也都在全国率先全面开展。3年后，安徽省的检察工作第一次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1956年3月19日至4月1日，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与会议代表合影。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与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代表合影，所以这张照片又被称为全国检察系统第一张“全家福”。
父亲非常喜欢这张“全家福”，这是当时挂在我们家中的唯一一张照片，这张“全家福”伴随着我们兄弟姐妹成长。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我们家经过上百次查后抄，这张“全家福”也不知去向。
2011年初，我抱着一线希望与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刘铁流联系，接着又与省检察院办公室主任盛大友联系，盛主任安排档案科认真查找后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本来就很少，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省检察院撤销后档案全部移交给省公安厅。1979年1月，省检察院重新组建后，在省公安厅归还的档案中，“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一张都没有。
省检察院档案科的这条线索断了。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档案处有没有？我请盛主任帮助联系，因为已经临近春节，最高检档案处答复节后再查。
二
与此同时，通过网上查寻，我了解到江西省井冈山市有一个人民检察博物馆，馆内收藏8000余幅珍贵照片，便立即设法与该馆馆长刘志成通上电话，得知该馆不仅有当年的原照，而且曾把原照送到北京新华社制成电子照片，并花了一万多元进行修版。在我出具了介绍信并经江西省检察院的领导批准后，博物馆才同意给我提供电子照片。
1月下旬，我收到了刘馆长提供的电子照片，结果发现这是一张翻拍的电子照片，只有100Dpi（像素），照片放大后不清晰。而电子照片导入书中对像素要求很高，只有达到300Dpi（像素）以上才能呈现清晰的图片印刷效果。
为了进一步搞清情况，我于2月1日到南昌市与刘馆长见了面。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带来了一本最高检与人民检察博物馆编印的《人民检察史》，该书首页收入了这张“全家福”，图像十分清晰。这张清晰的“全家福”应该是扫描原照后制成的电子照片，参加《人民检察史》编辑工作的沈久献老师手上还有一张印刷版电子照片。
遗憾的是，由沈久献提供的印刷版的电子照片，并非《人民检察史》所采用的那张，放大后图像出现“马赛克”，仍然无法使用。交谈中，刘馆长又提供了一条线索：2007年他们编辑《人民检察史》时，书中全部照片均由最高检资深编辑张永恩提供。而待我通过朋友与人在北京现已80多岁高龄的张永恩联系上之后，所能找到的电子照片仍因像素太低无法采用。
这条线索中断后，4月7日，省检察院派樊静专程去北京最高检档案处查寻。履行相关手续后，樊静终于看到了这张“全家福”的原照。时隔55年之后，全国检察系统仅保存了一张“全家福”，真是弥足珍贵。原想借出扫描后制成电子照片，但因该照片属于珍贵文物，不能外借。后经档案处处长于千批准，同意在档案处内翻拍。樊静用携带的相机照了若干张，并在第一时间传给我。遗憾的是因不是专业摄影师，使用的也不是专业相机，所以拍的照片仍不清晰，无法使用。
6月2日晚，我突然收到沈久献的短信：“杨书记：您好！我昨晚偶然看到江苏卫视重播建党九十周年《我是一个兵》专题访谈节目，采访了一位姓陆的老革命，他家中墙上挂了一张毛主席等接见司法战线代表的原版照片，我直觉就是您要寻找的那张照片，请您尽快通过他们联系陆老，期望分享您的喜悦！人民检察博物馆沈久献。”
我十分高兴，立即与江苏卫视联系，几经周折，与《人间》栏目的周编导联系上。她问清来龙去脉后，告诉我这个节目是她做的，陆老是一位老红军，家住在江苏省泰州市，并告诉我联系办法。我与陆老联系上后，问了半天才搞清楚挂在他家的那张合影照片不是我要找的“全家福”，而是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与全国公安系统英模代表的合影。这条线索到此又中断了。
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6月3日下午，我把与陆老联系的结果向沈久献反馈后，他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最高检的摄影师高洪海处或许有这张“全家福”，并提供了高洪海的手机号码。我便与高洪海联系，高是个爽快人，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说：“这件事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我有这张‘全家福’的电子相片，晚上发给你。”晚上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发现，这张电子照片也是翻拍的。 高洪海告诉我，他听说东北有人手里有一张原照，设法帮我联系。我告诉他，最高检档案处就有一张原照。他很自信地说：“档案处的每一张老照片我都很清楚，不可能有这张‘全家福’。”我介绍了樊静到最高检档案处查找“全家福”的情况，并把樊静翻拍的照片传给他，他这才相信并答应端午节后去查看。
6月6日上午，高洪海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在档案处找到了这张“全家福”。我一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请他设法找一台专业扫描仪，把这张“全家福”制成电子照片。高洪海是最高检的专职摄影师，与档案处在工作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档案处借出这张“全家福”手续就简单多了。
6月7日下午，高洪海告诉我，原照已经过高精度扫描制作成电子照片，并发到我的邮箱里。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在电脑上打开这张“全家福”，照片上参加合影的全体人员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父亲当年45岁，照片放大后甚至可以看出他两鬓的白发和左上衣口袋的两支钢笔，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
这是一张310余人的合影，当年中南海的摄影师，用一台普通的照相机拍出如此清晰的画面，实在令人佩服。
我向高洪海询问： 坐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的都是什么人？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相片中最高检的领导人：检察长张鼎丞，副检察长高克林、吴德峰、梁国斌、黄火星、李世英、郭步跃。毛泽东右起第十人便是我的父亲杨效椿。
因年代久远， 这张“全家福”上的污渍和划痕很多，我请专家在电脑上用Photoshop（修图软件）精心修复，忙了半个多月，眼睛几乎都要看瞎了，终于把这张电子照片修复好，像素高达15945×6496，放大到3米后图像都十分清晰。我在第一时间把这张“全家福”电子照片分别发给高洪海和沈久献，让他们和我分享成功的喜悦！
此刻，离父亲百年诞辰座谈会召开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张“全家福”终于在再版《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成书的最后时刻收入书中。
追寻这张“全家福”前后历时8个多月，数十人参与其中，最终不仅仅是找到了这张照片，而且唤起了更多的同志关心人民检察史，学习人民检察史，宣传人民检察史，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全家福”的故事还在延续。2014年5月，安徽省检察院筹建院史陈列馆，征集有关史料时，我提供了这张“全家福”的电子照片。该馆于2016年4月建成开馆，这张“全家福”置于馆内醒目的位置。
2014年10月，我参观福建省龙岩市“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毛泽东、刘少奇和张鼎丞等人的大幅合影照片。张鼎丞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检察长，只看一眼，我就断定这张照片是那张“全家福”的截图，而且还是翻拍的照片，图像就谈不上清晰了。我向该馆的馆长助理林晓军叙述了这张“全家福”的前世今生，并给该馆提供了电子照片。
（责任编辑：吴玫）
2011年7月8日是父亲百年诞辰纪念，2010年10月，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召开纪念杨效椿百年诞辰座谈会。筹备工作在省委办公厅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紧张有序地展开。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再版《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一书，在搜集充实资料的过程中，我想起了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张合影，因故不慎遗失，我下决心要追寻到这张照片并收入书中。
一
1955年4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任命父亲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刚颁布不久，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任务十分艰巨。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除经法院决定逮捕的以外，逮捕其他犯罪嫌疑人一律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凡是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均应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这对刚刚创建不久、机构设置不健全、人员较为缺乏的检察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父亲首先从加强组织建设入手，他到任后的第二个月就提出了《关于一九五五年组织建设的意见》，报经省委同意后批转全省贯彻执行。到1956年，全省新增了多个专门检察院，县级检察院从1954年的36个增至68个，检察人员从399人增至1457人。父亲还注重加强检察机关的业务建设，不仅批捕和公诉业务逐步深入，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劳改监督等工作也都在全国率先全面开展。3年后，安徽省的检察工作第一次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1956年3月19日至4月1日，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与会议代表合影。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与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代表合影，所以这张照片又被称为全国检察系统第一张“全家福”。
父亲非常喜欢这张“全家福”，这是当时挂在我们家中的唯一一张照片，这张“全家福”伴随着我们兄弟姐妹成长。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我们家经过上百次查后抄，这张“全家福”也不知去向。
2011年初，我抱着一线希望与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刘铁流联系，接着又与省检察院办公室主任盛大友联系，盛主任安排档案科认真查找后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本来就很少，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省检察院撤销后档案全部移交给省公安厅。1979年1月，省检察院重新组建后，在省公安厅归还的档案中，“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一张都没有。
省检察院档案科的这条线索断了。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档案处有没有？我请盛主任帮助联系，因为已经临近春节，最高检档案处答复节后再查。
二
与此同时，通过网上查寻，我了解到江西省井冈山市有一个人民检察博物馆，馆内收藏8000余幅珍贵照片，便立即设法与该馆馆长刘志成通上电话，得知该馆不仅有当年的原照，而且曾把原照送到北京新华社制成电子照片，并花了一万多元进行修版。在我出具了介绍信并经江西省检察院的领导批准后，博物馆才同意给我提供电子照片。
1月下旬，我收到了刘馆长提供的电子照片，结果发现这是一张翻拍的电子照片，只有100Dpi（像素），照片放大后不清晰。而电子照片导入书中对像素要求很高，只有达到300Dpi（像素）以上才能呈现清晰的图片印刷效果。
为了进一步搞清情况，我于2月1日到南昌市与刘馆长见了面。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带来了一本最高检与人民检察博物馆编印的《人民检察史》，该书首页收入了这张“全家福”，图像十分清晰。这张清晰的“全家福”应该是扫描原照后制成的电子照片，参加《人民检察史》编辑工作的沈久献老师手上还有一张印刷版电子照片。
遗憾的是，由沈久献提供的印刷版的电子照片，并非《人民检察史》所采用的那张，放大后图像出现“马赛克”，仍然无法使用。交谈中，刘馆长又提供了一条线索：2007年他们编辑《人民检察史》时，书中全部照片均由最高检资深编辑张永恩提供。而待我通过朋友与人在北京现已80多岁高龄的张永恩联系上之后，所能找到的电子照片仍因像素太低无法采用。
这条线索中断后，4月7日，省检察院派樊静专程去北京最高检档案处查寻。履行相关手续后，樊静终于看到了这张“全家福”的原照。时隔55年之后，全国检察系统仅保存了一张“全家福”，真是弥足珍贵。原想借出扫描后制成电子照片，但因该照片属于珍贵文物，不能外借。后经档案处处长于千批准，同意在档案处内翻拍。樊静用携带的相机照了若干张，并在第一时间传给我。遗憾的是因不是专业摄影师，使用的也不是专业相机，所以拍的照片仍不清晰，无法使用。
6月2日晚，我突然收到沈久献的短信：“杨书记：您好！我昨晚偶然看到江苏卫视重播建党九十周年《我是一个兵》专题访谈节目，采访了一位姓陆的老革命，他家中墙上挂了一张毛主席等接见司法战线代表的原版照片，我直觉就是您要寻找的那张照片，请您尽快通过他们联系陆老，期望分享您的喜悦！人民检察博物馆沈久献。”
我十分高兴，立即与江苏卫视联系，几经周折，与《人间》栏目的周编导联系上。她问清来龙去脉后，告诉我这个节目是她做的，陆老是一位老红军，家住在江苏省泰州市，并告诉我联系办法。我与陆老联系上后，问了半天才搞清楚挂在他家的那张合影照片不是我要找的“全家福”，而是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与全国公安系统英模代表的合影。这条线索到此又中断了。
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6月3日下午，我把与陆老联系的结果向沈久献反馈后，他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最高检的摄影师高洪海处或许有这张“全家福”，并提供了高洪海的手机号码。我便与高洪海联系，高是个爽快人，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说：“这件事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我有这张‘全家福’的电子相片，晚上发给你。”晚上回到家，我打开电脑发现，这张电子照片也是翻拍的。 高洪海告诉我，他听说东北有人手里有一张原照，设法帮我联系。我告诉他，最高检档案处就有一张原照。他很自信地说：“档案处的每一张老照片我都很清楚，不可能有这张‘全家福’。”我介绍了樊静到最高检档案处查找“全家福”的情况，并把樊静翻拍的照片传给他，他这才相信并答应端午节后去查看。
6月6日上午，高洪海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在档案处找到了这张“全家福”。我一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请他设法找一台专业扫描仪，把这张“全家福”制成电子照片。高洪海是最高检的专职摄影师，与档案处在工作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档案处借出这张“全家福”手续就简单多了。
6月7日下午，高洪海告诉我，原照已经过高精度扫描制作成电子照片，并发到我的邮箱里。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在电脑上打开这张“全家福”，照片上参加合影的全体人员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父亲当年45岁，照片放大后甚至可以看出他两鬓的白发和左上衣口袋的两支钢笔，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
这是一张310余人的合影，当年中南海的摄影师，用一台普通的照相机拍出如此清晰的画面，实在令人佩服。
我向高洪海询问： 坐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的都是什么人？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相片中最高检的领导人：检察长张鼎丞，副检察长高克林、吴德峰、梁国斌、黄火星、李世英、郭步跃。毛泽东右起第十人便是我的父亲杨效椿。
因年代久远， 这张“全家福”上的污渍和划痕很多，我请专家在电脑上用Photoshop（修图软件）精心修复，忙了半个多月，眼睛几乎都要看瞎了，终于把这张电子照片修复好，像素高达15945×6496，放大到3米后图像都十分清晰。我在第一时间把这张“全家福”电子照片分别发给高洪海和沈久献，让他们和我分享成功的喜悦！
此刻，离父亲百年诞辰座谈会召开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张“全家福”终于在再版《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成书的最后时刻收入书中。
追寻这张“全家福”前后历时8个多月，数十人参与其中，最终不仅仅是找到了这张照片，而且唤起了更多的同志关心人民检察史，学习人民检察史，宣传人民检察史，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全家福”的故事还在延续。2014年5月，安徽省检察院筹建院史陈列馆，征集有关史料时，我提供了这张“全家福”的电子照片。该馆于2016年4月建成开馆，这张“全家福”置于馆内醒目的位置。
2014年10月，我参观福建省龙岩市“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毛泽东、刘少奇和张鼎丞等人的大幅合影照片。张鼎丞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检察长，只看一眼，我就断定这张照片是那张“全家福”的截图，而且还是翻拍的照片，图像就谈不上清晰了。我向该馆的馆长助理林晓军叙述了这张“全家福”的前世今生，并给该馆提供了电子照片。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