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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诚地相信传统，相信真善美，希望自己是一个不给国家添乱的人，然而面对当下社会转型期分裂复杂的舆论，这位曾经端庄贤淑的大众偶像，也不免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离开使她成名的电视后，她依然一再成为舆论焦点，因为职业，因为身为政协委员的言行，因为被授予一个名叫“共和国脊梁”的称号，不仅因为当演员获奖，还因为出书获奖，因为被称为半路出家的天才画家，有时，也仅仅因为容貌的变化。
二十多年前，她因长相端庄、镜头表现自然，从电影演员转为中国第一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那个电视频道有限的年代，她主持的《综艺大观》，成为中国老百姓每周六最重要的期待，在电视泛娱乐时代到来前，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好节目”，平均收视率18%，约有电视观众两亿。
连续主持了13年春节晚会，她几乎是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赵本山甚至曾把春晚观众对她的依赖编进了小品里。在与宋丹丹饰演一对受邀参与春晚的农家夫妻时，他说：“倪萍是我的梦中情人。”
一次，她去菜场买菜，被菜贩子拉住胳膊：“你是倪萍吧？怎么这么老？”菜贩子说着就哭开了：“是不是过得不好？”
当年的“大众情人”，如今已然53岁，通常情况，她不化妆就上街，与人聊天时，一反荧屏上的“端庄范儿”，插科打诨，笑点频出。
离开电视八年后，再回想当年，她说，“在那个时代，那个岗位，没有个性，一切都从属于节目”，而个人的一切，“都被这个舞台放大太多了”。
“倪大妈”登台
倪萍的最新动作，是出了本新书：《倪萍画日子》。
这已不是她第一次跨界。十几年前，她便出过自传《日子》，发行上百万册。两年前，又出版了讲述姥姥生活哲学的《姥姥语录》，还获得冰心散文奖。她说：“写母爱我还有自信写得不错。”
在一期深圳电视台主持人选拔节目《青春之星》上，作为评委的倪萍一上来就调侃参赛者，指着他的贝克汉姆式发型说：“你把头发弄一小撮儿，跟个粮仓似的干吗？我一看就不顺眼。”
在另一期与80后对话的节目上，主持人问：“您认为我们这代人会怎么称呼您？”
倪萍想也没想回答：“大妈，倪大妈。”众人皆笑，她认真地说，“我就是老了，再化妆，也化不成巩俐。”
然而看似洒脱的倪大妈，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哪怕是出本无关痛痒的书，也收到了不曾预料的指责。
在《倪萍画日子》里，她写了在机场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看起来很清贫的儿子，送母亲坐头等舱，这位母亲“手里拖着一个最多值几十塊钱的拉杆箱，箱子上绑着两个超市卖花生油赠送的黄绿色编织袋，颜色艳得吓人，背上背着个已经背了至少七八年的双肩学生包，包的侧网兜里放着好几包饭店发的一次性餐巾纸和木筷子。”
“见惯了头等舱衣冠楚楚的要客”的倪萍，被眼前这位“要客”“震住了”，她看到“要客”的儿子隔着安检门与“要客”话别，觉得两种可能：一是春运经济舱没票了，只剩头等舱了；二是儿子想让母亲坐一回头等舱。
倪萍说，那时那景，她被感动了，“眼睛有些模糊了”。
网友跟帖里，褒贬不一，有人觉得倪萍写的真挚，心怀底层，有人则觉得“写的有点矫情，作者其实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没什么意思。”
她说；“坐头等舱，并不影响我心在底层，牵挂、心痛“要客”都是那么自然而来，我崇尚“要客”儿子的那份亲情。我们都贫穷过。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已经二十多年了，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一直是处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位置，尽管时时提醒自己‘你就是一般人’，但下意识的东西有时很可怕，慢慢地就往你骨子里钻，钻到最后就长进你生命里了。”
“有些话有些事，换一个人，或许未必引起那么大的非议。因为她是倪萍。”有网友留言说。
“算了，不添这个乱”
1959年出生的她成长于体制，成功于体制。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批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倪萍于1979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三年后，她已经开始作为女主角出演电影，并在24岁时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1988年，倪萍作为嘉宾主持参加青岛电视台春节晚会，被中央电视台的女导演刘瑞琴发现，认为从镜头里看，这个女子很端庄，很会说话。
端庄，顾名思义：端平正直，庄严大方。“用那时候的话说很周正，没有邪气，工农兵形象。”很多年里，这也是倪萍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倪萍因此被调入中央电视台，许多年后，她不只一次回忆当初，是“组织给安排到了这样一个众人瞩目的位置上”，“如果现在让我去竞争，让我去秀，去海选，我不一定能出来。”
她始终还记得，第一次到《综艺大观》办公室时，十余个编导，甚至没一个站起来迎接她，“她们都嫌我老，嫌我丑，一个导演还说，我的脸和门框一样黑”。
倪萍很快证明了她作为“业余”主持人的实力。出任《综艺大观》主持人一个多月后，她正式入主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上场便是13年。看似轻巧，但只有内行人知道其中的不易。“倪萍往往一上台说话就一套一套的，听起来是即兴发挥，但实际哪怕只有两三分钟的串场，她也要很精细地准备。她从不敷衍。”一位了解她的人说。
机遇和个人努力成就了她。“（央视主持人）这个职业给我很多，把我塑造成一个好人，然后我就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在众人面前长期的伪装。”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主持岗位的倪萍，在影视剧中依然是“好人形象”，从《美丽的大脚》到《月嫂》，再到最近刚刚获得长春电影节影后的《大太阳》，她仍在延续她曾经央视舞台上的形象内核。
但“好人形象”延伸到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角色时，却似乎发生了偏转。在一些媒体报道里，她是一个“从不投反对票、不给政府添乱”的人，她把国家比作父母，她形容这种感情是，“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
她是个好人，却不是个好政协委员。有人评论道。
“我可以接受批评。”倪萍说，“但在政协会议的讨论和发言中，我是最刺头的，我提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少，这些都有文字记录，可以去查。” 2012年两会，因一句匆忙应付记者的话“你就当我是哑巴吧”，又有媒体给了她“哑巴代表”的称号，“事实上我每年都有好几个提案，光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就已经连续提了两年。”
然而再提起这件事，她仍有些委屈，“有朋友说，对于那些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报道和炒作，你是可以告他们的，你可以去打官司。我说，算了，不添这个乱。”
“这个国家是怎么了”
评论人李承鹏曾评价，他与倪萍的区别，“就是《李可乐抗拆记》和《姥姥语录》的区别，这不是两本书，是两个中国。不如你带我去姥姥的菜市场，我带你去拆迁现场，看我俩谁先崩溃。”
二人的争执，起于“共和国脊梁”风波。
2011年7月，倪萍被评为“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并出席了颁奖典礼，但事后，媒体曝出这一奖项的主办方曾向其他参选者收取参选费，该奖项组委会的几家主办单位事后受到民政部的行政处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对“挂名收费、评奖赚钱”社会团体营利模式的批判。
尽管倪萍事后澄清，她的获奖感言是：“和同时获奖的田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张继钢、史光柱他们相比，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我仅是沾了职业的光，又出名又得利的，我知道自己，我会努力的。”
但她并没能躲开质疑。
易中天在《此脊梁非彼脊梁》一文中，讽刺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收不收费，其实并不要紧。打着共和国的旗号，花着纳税人的钱，做着‘达芬奇’的事，那就更加不可原谅。”“倒不是他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当时恰逢央视报道达芬奇事件，引发舆论争端，有网友也说，易中天对倪萍的调侃，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倪萍身上的央视烙印，尽管她已经离开央视主持岗位多年。
曾有媒体评论说：“对于公众而言，央视主持人是一个怪异的身份。它既会带来明星的光圈，又带有观众苛刻的审核。观众对于央视主持人往往有着“高标准严要求”。身为央视主持人，不能丑、不能老、不能说错话、不能行错事情。否则，动辄得咎。”
一年多后，坐在人迹罕至的咖啡馆里，倪萍坦然地说，“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件事我有什么错，我既没为拿这个奖送钱，也没从这个奖里拿过钱。”
时过境迁，倪萍言语间很平静。“我的内心很强大，我早就认为自己是脊梁了，脊梁不是那根骨头，而是由众多血脉组成的，每個中国人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倪萍说，她并不认为这个国家没有问题，她也有自己的困惑：现在是党员不能说，做了好事不能说，捐款要偷偷地捐，做点好事就被人说是做秀……“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向前走就一定要把过去好的东西扔掉呢？比如说良善，比如说诚实，比如说宽容，比如说理想，为什么要扔掉呢？过去的东西就一定都是不好的吗？现在的东西就一定全是好的吗？这个国家是怎么了，总这样下去，会变成什么样？”
时代烙印再一次出现在她的解决方式里，“总要有人去解决问题，光靠骂，能解决问题吗？”
这是一场无人满意、亦无人获胜的争论，正如当下的中国。
“干吗让人讨厌”
2011年完成《姥姥语录》后，她开始给书画插图，画着画着就上瘾了。一年下来，她的水墨画甚至让很多美术圈内人士都刮目相看。
至今倪萍已办了两场画展，其中一次是在荣宝斋，这被视为很高的褒奖。她也会参加慈善拍卖，一幅画被拍到118万的高价。
拍卖那天，她在现场，一开始听到起拍价为20万元时，就大呼：“真的不值这个价钱。”而当价格攀升到110万时，倪萍急得操着山东话让助手去多拿些画来，要一起奉送，生怕亏了人家。
竞拍师在一旁提醒“物以稀为贵”，她才作罢。
53岁的倪萍，不爱上电视了，她每天四五点钟起床，送孩子上学，然后大部分时间在家里读书、画画儿，过着老派文人的闲散日子。
她订了三份报纸，会在一家人吃早饭时，唠叨各种新闻。“无论老少，都应该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咱是谁啊？咱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有次录节目，主持人介绍她是“画家”，她纠正说，“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业余画画儿的。”还有一次录影时，节目主持人将她介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她拉着人家说必须要改，“我不用这样，干吗让人讨厌，说主持人就行了。”
一次倪萍去开会，陈倩想着顺路去接她，结果会议结束了半天也没见倪萍出来，打电话一问，倪萍自己正坐公交车准备转地铁回家。
“她不是那种刻意的，她就是觉得不用人接，不用麻烦别人，她自己打车可以走，坐公交也可以走。”
陈倩记忆深刻的一次，倪萍特地从外地给她带了两个榴莲，“她自己也不吃，闻都闻不了，但她会想着给你带，她不玩虚的，说两句亲密的话什么的，她不会。”还有一次，去外地拍摄时，有粉丝买了花送给她，她生气地说，挣钱少的人不能给挣钱多的人买东西，说得对方寒心，她却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成了和姥姥语录一样“钻进她骨子里”的东西。
9月7日晚上，第九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她被邀请参加，组委会的要求是，让倪萍和老搭档赵忠祥同台回顾中国电视30年发展历史。倪萍最初不想去，上电视现在对她来讲是要下决心的事。但主办方一再说如果她和赵老师不去，中国电视文艺这段就空着。直到直播的头一天，才下了决心。
答应了的事，倪萍认为不能含糊，她把过去准备晚会穿的礼服找出来了，还提醒赵老师穿西服。
老搭档见面，赵忠祥一如既往的冷静，对倪萍的新造型“没有反应”。但当他们走上前台时，观众们乐疯了，网上调侃一片：“倪萍阿姨穿着婚纱就来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倪萍倒没为这样的调侃不高兴，反而笑疯了。“要是三十年前就能这样，”她说，“那可火死我了（高兴）。”
离开使她成名的电视后，她依然一再成为舆论焦点，因为职业，因为身为政协委员的言行，因为被授予一个名叫“共和国脊梁”的称号，不仅因为当演员获奖，还因为出书获奖，因为被称为半路出家的天才画家，有时，也仅仅因为容貌的变化。
二十多年前，她因长相端庄、镜头表现自然，从电影演员转为中国第一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那个电视频道有限的年代，她主持的《综艺大观》，成为中国老百姓每周六最重要的期待，在电视泛娱乐时代到来前，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好节目”，平均收视率18%，约有电视观众两亿。
连续主持了13年春节晚会，她几乎是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赵本山甚至曾把春晚观众对她的依赖编进了小品里。在与宋丹丹饰演一对受邀参与春晚的农家夫妻时，他说：“倪萍是我的梦中情人。”
一次，她去菜场买菜，被菜贩子拉住胳膊：“你是倪萍吧？怎么这么老？”菜贩子说着就哭开了：“是不是过得不好？”
当年的“大众情人”，如今已然53岁，通常情况，她不化妆就上街，与人聊天时，一反荧屏上的“端庄范儿”，插科打诨，笑点频出。
离开电视八年后，再回想当年，她说，“在那个时代，那个岗位，没有个性，一切都从属于节目”，而个人的一切，“都被这个舞台放大太多了”。
“倪大妈”登台
倪萍的最新动作，是出了本新书：《倪萍画日子》。
这已不是她第一次跨界。十几年前，她便出过自传《日子》，发行上百万册。两年前，又出版了讲述姥姥生活哲学的《姥姥语录》，还获得冰心散文奖。她说：“写母爱我还有自信写得不错。”
在一期深圳电视台主持人选拔节目《青春之星》上，作为评委的倪萍一上来就调侃参赛者，指着他的贝克汉姆式发型说：“你把头发弄一小撮儿，跟个粮仓似的干吗？我一看就不顺眼。”
在另一期与80后对话的节目上，主持人问：“您认为我们这代人会怎么称呼您？”
倪萍想也没想回答：“大妈，倪大妈。”众人皆笑，她认真地说，“我就是老了，再化妆，也化不成巩俐。”
然而看似洒脱的倪大妈，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哪怕是出本无关痛痒的书，也收到了不曾预料的指责。
在《倪萍画日子》里，她写了在机场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看起来很清贫的儿子，送母亲坐头等舱，这位母亲“手里拖着一个最多值几十塊钱的拉杆箱，箱子上绑着两个超市卖花生油赠送的黄绿色编织袋，颜色艳得吓人，背上背着个已经背了至少七八年的双肩学生包，包的侧网兜里放着好几包饭店发的一次性餐巾纸和木筷子。”
“见惯了头等舱衣冠楚楚的要客”的倪萍，被眼前这位“要客”“震住了”，她看到“要客”的儿子隔着安检门与“要客”话别，觉得两种可能：一是春运经济舱没票了，只剩头等舱了；二是儿子想让母亲坐一回头等舱。
倪萍说，那时那景，她被感动了，“眼睛有些模糊了”。
网友跟帖里，褒贬不一，有人觉得倪萍写的真挚，心怀底层，有人则觉得“写的有点矫情，作者其实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没什么意思。”
她说；“坐头等舱，并不影响我心在底层，牵挂、心痛“要客”都是那么自然而来，我崇尚“要客”儿子的那份亲情。我们都贫穷过。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已经二十多年了，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一直是处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位置，尽管时时提醒自己‘你就是一般人’，但下意识的东西有时很可怕，慢慢地就往你骨子里钻，钻到最后就长进你生命里了。”
“有些话有些事，换一个人，或许未必引起那么大的非议。因为她是倪萍。”有网友留言说。
“算了，不添这个乱”
1959年出生的她成长于体制，成功于体制。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批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倪萍于1979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三年后，她已经开始作为女主角出演电影，并在24岁时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1988年，倪萍作为嘉宾主持参加青岛电视台春节晚会，被中央电视台的女导演刘瑞琴发现，认为从镜头里看，这个女子很端庄，很会说话。
端庄，顾名思义：端平正直，庄严大方。“用那时候的话说很周正，没有邪气，工农兵形象。”很多年里，这也是倪萍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倪萍因此被调入中央电视台，许多年后，她不只一次回忆当初，是“组织给安排到了这样一个众人瞩目的位置上”，“如果现在让我去竞争，让我去秀，去海选，我不一定能出来。”
她始终还记得，第一次到《综艺大观》办公室时，十余个编导，甚至没一个站起来迎接她，“她们都嫌我老，嫌我丑，一个导演还说，我的脸和门框一样黑”。
倪萍很快证明了她作为“业余”主持人的实力。出任《综艺大观》主持人一个多月后，她正式入主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一上场便是13年。看似轻巧，但只有内行人知道其中的不易。“倪萍往往一上台说话就一套一套的，听起来是即兴发挥，但实际哪怕只有两三分钟的串场，她也要很精细地准备。她从不敷衍。”一位了解她的人说。
机遇和个人努力成就了她。“（央视主持人）这个职业给我很多，把我塑造成一个好人，然后我就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在众人面前长期的伪装。”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主持岗位的倪萍，在影视剧中依然是“好人形象”，从《美丽的大脚》到《月嫂》，再到最近刚刚获得长春电影节影后的《大太阳》，她仍在延续她曾经央视舞台上的形象内核。
但“好人形象”延伸到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角色时，却似乎发生了偏转。在一些媒体报道里，她是一个“从不投反对票、不给政府添乱”的人，她把国家比作父母，她形容这种感情是，“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
她是个好人，却不是个好政协委员。有人评论道。
“我可以接受批评。”倪萍说，“但在政协会议的讨论和发言中，我是最刺头的，我提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少，这些都有文字记录，可以去查。” 2012年两会，因一句匆忙应付记者的话“你就当我是哑巴吧”，又有媒体给了她“哑巴代表”的称号，“事实上我每年都有好几个提案，光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就已经连续提了两年。”
然而再提起这件事，她仍有些委屈，“有朋友说，对于那些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的报道和炒作，你是可以告他们的，你可以去打官司。我说，算了，不添这个乱。”
“这个国家是怎么了”
评论人李承鹏曾评价，他与倪萍的区别，“就是《李可乐抗拆记》和《姥姥语录》的区别，这不是两本书，是两个中国。不如你带我去姥姥的菜市场，我带你去拆迁现场，看我俩谁先崩溃。”
二人的争执，起于“共和国脊梁”风波。
2011年7月，倪萍被评为“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并出席了颁奖典礼，但事后，媒体曝出这一奖项的主办方曾向其他参选者收取参选费，该奖项组委会的几家主办单位事后受到民政部的行政处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对“挂名收费、评奖赚钱”社会团体营利模式的批判。
尽管倪萍事后澄清，她的获奖感言是：“和同时获奖的田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张继钢、史光柱他们相比，我真的不配拿这个奖，如果能退的话，这个奖我退了吧。我仅是沾了职业的光，又出名又得利的，我知道自己，我会努力的。”
但她并没能躲开质疑。
易中天在《此脊梁非彼脊梁》一文中，讽刺倪萍得的是“戳脊梁奖”。“收不收费，其实并不要紧。打着共和国的旗号，花着纳税人的钱，做着‘达芬奇’的事，那就更加不可原谅。”“倒不是他倪大姐有什么不好，是这个‘奖’实在山寨得离谱”。当时恰逢央视报道达芬奇事件，引发舆论争端，有网友也说，易中天对倪萍的调侃，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倪萍身上的央视烙印，尽管她已经离开央视主持岗位多年。
曾有媒体评论说：“对于公众而言，央视主持人是一个怪异的身份。它既会带来明星的光圈，又带有观众苛刻的审核。观众对于央视主持人往往有着“高标准严要求”。身为央视主持人，不能丑、不能老、不能说错话、不能行错事情。否则，动辄得咎。”
一年多后，坐在人迹罕至的咖啡馆里，倪萍坦然地说，“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件事我有什么错，我既没为拿这个奖送钱，也没从这个奖里拿过钱。”
时过境迁，倪萍言语间很平静。“我的内心很强大，我早就认为自己是脊梁了，脊梁不是那根骨头，而是由众多血脉组成的，每個中国人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倪萍说，她并不认为这个国家没有问题，她也有自己的困惑：现在是党员不能说，做了好事不能说，捐款要偷偷地捐，做点好事就被人说是做秀……“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向前走就一定要把过去好的东西扔掉呢？比如说良善，比如说诚实，比如说宽容，比如说理想，为什么要扔掉呢？过去的东西就一定都是不好的吗？现在的东西就一定全是好的吗？这个国家是怎么了，总这样下去，会变成什么样？”
时代烙印再一次出现在她的解决方式里，“总要有人去解决问题，光靠骂，能解决问题吗？”
这是一场无人满意、亦无人获胜的争论，正如当下的中国。
“干吗让人讨厌”
2011年完成《姥姥语录》后，她开始给书画插图，画着画着就上瘾了。一年下来，她的水墨画甚至让很多美术圈内人士都刮目相看。
至今倪萍已办了两场画展，其中一次是在荣宝斋，这被视为很高的褒奖。她也会参加慈善拍卖，一幅画被拍到118万的高价。
拍卖那天，她在现场，一开始听到起拍价为20万元时，就大呼：“真的不值这个价钱。”而当价格攀升到110万时，倪萍急得操着山东话让助手去多拿些画来，要一起奉送，生怕亏了人家。
竞拍师在一旁提醒“物以稀为贵”，她才作罢。
53岁的倪萍，不爱上电视了，她每天四五点钟起床，送孩子上学，然后大部分时间在家里读书、画画儿，过着老派文人的闲散日子。
她订了三份报纸，会在一家人吃早饭时，唠叨各种新闻。“无论老少，都应该知道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咱是谁啊？咱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有次录节目，主持人介绍她是“画家”，她纠正说，“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业余画画儿的。”还有一次录影时，节目主持人将她介绍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她拉着人家说必须要改，“我不用这样，干吗让人讨厌，说主持人就行了。”
一次倪萍去开会，陈倩想着顺路去接她，结果会议结束了半天也没见倪萍出来，打电话一问，倪萍自己正坐公交车准备转地铁回家。
“她不是那种刻意的，她就是觉得不用人接，不用麻烦别人，她自己打车可以走，坐公交也可以走。”
陈倩记忆深刻的一次，倪萍特地从外地给她带了两个榴莲，“她自己也不吃，闻都闻不了，但她会想着给你带，她不玩虚的，说两句亲密的话什么的，她不会。”还有一次，去外地拍摄时，有粉丝买了花送给她，她生气地说，挣钱少的人不能给挣钱多的人买东西，说得对方寒心，她却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成了和姥姥语录一样“钻进她骨子里”的东西。
9月7日晚上，第九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她被邀请参加，组委会的要求是，让倪萍和老搭档赵忠祥同台回顾中国电视30年发展历史。倪萍最初不想去，上电视现在对她来讲是要下决心的事。但主办方一再说如果她和赵老师不去，中国电视文艺这段就空着。直到直播的头一天，才下了决心。
答应了的事，倪萍认为不能含糊，她把过去准备晚会穿的礼服找出来了，还提醒赵老师穿西服。
老搭档见面，赵忠祥一如既往的冷静，对倪萍的新造型“没有反应”。但当他们走上前台时，观众们乐疯了，网上调侃一片：“倪萍阿姨穿着婚纱就来了”，“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倪萍倒没为这样的调侃不高兴，反而笑疯了。“要是三十年前就能这样，”她说，“那可火死我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