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有着多重身份。
　　作为诗人，他是南方诗歌运动的干将，“四川五君子”之一，曾出版诗集《中国杂技：硬椅子》，编选诗歌刊物《次生林》、《象罔》。
　　作为作家，著有随笔集《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徒步者随笔》、《旁观者》、《涂鸦手记》等。
　　作为收藏家，他的公寓里是满房间的三星堆文物。
　　作为博物馆策划人，参与的项目包括“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建筑图像符号博物馆”、“成都锦绣工场”、“东方美神博物馆”。
　　后两项的身份太过令人注目，因此有人说，钟鸣已经与诗人、作家的身份告别。而钟鸣说，他想做的是建立一个上古史研究中心，以博物馆为表现平台，重建金石学的研究——以器物返回写作。“我现在希望建立一种更广义的文学概念。这包括人格本身、知识结构、认知、对母语文化最核心问题的关注。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文学人所谓‘言志’的真正所在。理想啊、追求美好啊，这些怎么界定呢？所以还是要靠具体的物质本身，建立起一种知识性。”
　　他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每年写一本新书整理一本旧书，而眼下他正着手的是修订三卷本的《旁观者》和写作《伐蜀》。后者分为三部分：吴宓、钱鍾书、陈寅恪那代学人的历史，朦胧诗，以及上古中国文明。
　　作为文学人——钟鸣最本质的身份，他关心的其实是文化传承。
　　
　　对话
　　书香：您是学中文出身的，后来写诗，现在研究上古文，您觉得这会不会有点跳跃？
　　钟鸣：我觉得很自然。写诗只是书写一种情感，而且我现在觉得不能用传统诗学的观念来界定诗歌了。我觉得作家最重要的还是关注自己母语的文化推进问题。所谓诗人，只在自己的诗歌里表现自己吗？那是最浅层次的。真正的诗人应该关注你的母语的根源。
　　书香：所以三星堆就是汉语的根源？
　　钟鸣：我很想推动三星堆文明特别是三星堆文字的整体研究，揭开中国上古文明和文字之谜。现在别人都以为我在搞收藏，他们根本就没搞明白一个大事：从伏羲到三皇五帝，从孔子到秦灰余劫、汉代，一直到现在，知识分子都在建立——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说就是“民族记忆”，延续文化的根脉。中国民族的记忆，靠什么呢？宋代开始的金石学是种不错的方法。金石学，就是要从器物到文字，从文字到文化记忆。文科方面要成为顶级的，没有这一块你做不到。
　　金石学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从器物，通过词，然后和古籍的对应，它要讲两重论据法，甚至三重论据法。王国维发明了两重论据法，现在更多的开始三重论据法。回到文化的根基问题上来，许多人的根基是有问题的。
　　其实中国上古文明最早形成就在西南一带，孔子是最早警觉的，所以开始整理诗书，因为他已经发觉了研究上古证据不足，才考虑到后人要面临的问题。还有孟子，也谈过文化记忆和传播的问题。孔子50岁的时候才认识到道学的重要性，几乎把自己之前的学说都否定了，因为他发现真正的知识不是这些，他看到了一些古籍，这些古籍就是用蝌蚪文记录的。所以他的后人在整理孔子的书籍时才发现了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王国维也谈到了古文字的问题，但这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书香：有的人说你是“蜀文化至上主义者”。
　　钟鸣：因为他们不了解“蜀”真正的含义，他们是用传统的思维观念，就认为华夏文化的根源怎么会在“蛮夷之地”？他们都错了，我敢说中国文明的源流，长江文明的源流先于黄河文明。三皇五帝的五帝都肯定跟蜀地有渊源，这是《史记》里写得清清楚楚的。
　　“蜀”是什么概念呢？古蜀，以前叫梁，或益。在《尚书》里记载，华阳以南、黑水以东为梁，包括中原部分地区，包括湖北汉沔流域，还有云南，贵州，陇蜀西羌之地，还包括了横断山那边。中原的华山以南，都是蜀。
　　以前中国的版图也不是现在这个概念。那时的人口迁移，都是家族性的，宗族性的，慢慢发展起一个国家，后来形成更大的国家。最早的文明就在蜀地，慢慢再流传过去。所谓华夏，谈华必谈夏，谈夏必谈蜀，谈蜀不谈彝是不行的。北大语言中心有个项目，发现古彝语与汉语同源。
　　彝族有一个传统，就是整理家谱。彝族的孩子从九岁就开始背家谱，最厉害的可以背到200多代前。这就是所谓的传承。
　　书香：现在很多家族都没有修家谱或族谱的传统了。
　　钟鸣：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隐忧。中国是宗法制，由家族扩大到邦国，由邦国扩大到国家，它是这样一个历程过来的。所以你不知道家族就不知道整个国家的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所以为什么汉代、宋代、清代、民国的大学者都要做家谱的研究？因为他要清楚那个学门是怎么流传的。
　　这也是我写书喜欢做注释的原因，他们以为我这是在炫技。其实不是的。因为知识的传承，你必须说明白。知识就像一个漂流瓶一样，你把它放到河里，让别人捡到，这样才有一个传承观念。未来别人在读你的书会通过这些引申出很多，再去读别的书。所以许多人不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当然也就不可能理解我的随笔，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诗歌的看法会基于另外一些东西。传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你看吴宓的诗集，你就能看出他所有精神来源于何处。现在就有不少人根据吴宓日记提供的材料写成书的。
　　古人都要写年谱，这是中国人文学记忆的一种方式。古人的作注、索引，异常丰富。你读《尚书》里一句话可以引出那么多东西，这是中国人最传统的东西，太厉害了。现在，中国看到的历史全靠这些东西，但这个传统早就被磨灭掉了。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我夫人朋友的孩子出国留学，征求我的意见学什么专业。我建议学艺术史、人类学、考古学，还有文字学。后现代人类社会与消费社会和以后在中国文化中最有建构意义的，基础能力需要什么？肯定是这些东西。我现在还在读《说文解字》，我还得习读甲骨文，因为我手上有甲骨文，它们到了我这里，怎么办？必须弄这些。
　　
　　诗言志
　　书香：你现在写的《伐蜀》除了上古中国文明的问题外，还写到朦胧诗。那你现在对于诗歌的评断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考虑？
　　钟鸣：看诗歌要从几个方面看，个人经历、语言的层面——就是语法结构、风格、社会层面和文学史。
　　我认为评判一个当代诗人，最重要的问题——语言只是一个工具，不管你是用文言文，还是口语，都是要表达一个观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活。文字从原始社会发展起来的，就是记录我们的一个东西，诗言志，就是记录。
　　语言肯定是一种表达工具，这是语言学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通过一个人的语言符号来认识他所想的东西。就是说诗歌有“志”的功能，就是记录一个人的“德”和“艺”，肯定是这样的。如果把错裂露出来，摆在那里，你是这样想的，你思维表达的不对，看的人就明白了。
　　我觉得当代诗歌批评也好，诗人写诗也好，是可以用思想史、心理学甚至逻辑学来解读。很多人说，逻辑学怎么可以谈诗呢，诗歌就是瞬间爆发啊？我自己写作我不知道啊，什么瞬间啊，超直觉啊，有这方面的东西，但，毕竟你拿文字书写的时候，有自己的思路，那种“思”，受制于社会、受制于你的个人气质和已存在着的诗歌语言，它是多方面的。所以我认为，谈诗时不能用诗化的语言去谈，那样就更糊涂了。诗歌批评绝不能用诗的方式去批评诗。你要把他们表述的思想谈清楚。就像高更在塔西提岛上提出的：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要到哪里去。
　　书香：所谓批评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钟鸣：我在论张枣的诗时谈过。感情判断，比如郑单衣、肖开愚喜欢柏桦早期的诗歌，这是情感判断，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东西。柏桦，你读他早期的诗，充斥暴力、革命，大家觉得这个痛快。这是一种个人的情感判断，包括我自己，我也喜欢他的一些句子。但价值判断就不一样了，中国的批评家永远掌握不好这个。价值判断必须从文学史、批评史、语言、社会学和个人几个层面来建立，才能准确地寻求到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感情判断是两码事，你可以不喜欢这个诗人，但你必须准确地判断他。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直是个没解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夏志清把张爱玲、钱鍾书抬得那么高？这个也涉及到当时的一个情感判断的问题。其实后来冷静下来，真正从价值判断来，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当代诗歌批评对批评家和研究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你的价值判断就涉及到你的文学价值观、诗歌价值观、语言价值观的问题。
　　书香：你好像说过一句话，现在的诗歌是“词的胜利”。
　　钟鸣：我在《旁观者》包括后来《畜界，人界》序里谈到了，诗歌在汉语里面的精神性支配框架已经没有了。谁还读诗啊，诗人自己都不读。我认为当代诗歌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说词的胜利超过了人性的胜利，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个社会进步，是看精神，不是看词语进步。这不是从物质来看待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诗人是构成时代精神的主流，现在诗歌界没人谈这个东西，诗歌表现的思想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把诗歌弄到后现代来，弄到表面来，江河的诗，也具后现代特征，当然这个“后现代”是打引号的。其实真正的读诗，不是在读你用了什么词，歌颂了什么东西，而是你用了什么方式，想告诉我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