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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莲和丈夫站在十字路口，目送王世国的车渐渐消失。桦皮厂镇冬季干冽的空气中，他们轻轻呼出一口气。
几小时前，他们去银行取出了6.5万元现金。现在，一摞摞钱就堆在王世国的车上。按照王莲和丈夫的预期，他们将会得到一个有保障的晚年。
中间人承诺，代办社保成功后，每个月可领取1050元养老金，当月办理，下月开支。
在距离吉林市区30多公里的桦皮厂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厂办大集体的辉煌早已不在，只剩下废弃的淀粉厂、化肥厂和绿化厂，厂房破败，门框脱落。当地人主要靠天吃饭，收成好时一年上万元，不好时就只有几千。6.5万元——对37位受骗的桦皮厂镇人而言，是费尽口舌从亲戚或高利贷处借来的“养命钱”。
然而，他们的“老有可依”注定无法到来。据不完全统计，在2016年到2018年间，吉林市发生一起特大社保诈骗案，受害人数达六七百人，覆盖吉林市多个区域，涉案金额达5000万元。
截至2018年11月，这起诈骗案的核心成员已经陆续落网，案件目前正处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阶段。
2016年8月，和王莲一起卖冰糕的老付说，可以找人帮忙办社保。她问是谁，老付说，是镇政府的关凤玲。
关凤玲以前是桦皮厂镇民政部门负责人，后来做了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镇上人办低保和退休，都找她盖章。
关对王莲说：“你岁数正好，交得少，开得多。一次性交六万五，这个月办，下个月就能领1050元，工龄给你算25年。”
那时，王莲46岁，离法定退休还有4年。虽然是非农户，但由于常年打零工，没有在任何企业正式工作过，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关凤玲所谓的“代办社保”，其实是“参保 退休（或提前退休）”的一条龙服务。
关凤玲解释说，通过挂靠企业，无论是农户还是非农户，都能和企业职工一样，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她特别强调不限年龄。“办退”生意中，主要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办理25年工龄，“退休”后每月可以领1050元（后来涨到1350）;另一种是30年，“退休”后领1750元。
在被骗的委托人中，大都没有到退休年龄，80%为50岁以下的女性，最年轻的只有43岁。
王莲想，已经有邻居办成了，月月领钱，不能有假。2016年11月28日，她将6.5万元交到了关凤玲的老公——王世国手上。王莲想要他写个欠条， 他摆摆手说：“错不了，你姐在镇政府工作，由她一手代办，一个月之后就给开支。”
一个月之后，王莲没有领到存折。
到了年底，关凤玲给王莲看了一张照片：社保局的缴费单据一字排开，桌上堆着的还有红色的存折。王莲放了心，以为自己的钱已经交给了社保局，接下来就该领钱了。可是到了2018年，还是没有拿到存折，桦皮厂镇的其他委托人也是。
2018年11月12日上午8时，一些来自吉林省各地的社保诈骗受害人，聚集在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门口，希望讨个说法。
2018年1月9日，委托人们来到了位于吉林市中心的桔子酒店，见到了傳说中的“刘姐”——关凤玲的“上线”。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刘姐”团伙中，离她最近的下线，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要么与政府关系很近，关凤玲、郑广文、袁纯伟等人都是。这些人再发展自己的下线，组织架构类似于传销组织。
关凤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和“刘姐”结识于2012年，曾合伙做过生意。2016年7月，她接到刘的电话，说给她介绍一个生意，让她找人办社保，“可以进到企业里头。”
一开始每人的报价是6万，后来涨到6.5万。关凤玲也逐渐发展出像老付这样的下线。
该组织不断扩大。吉林市几乎每个乡镇或社区，都有4至5个最低层级的“中间人”，多是农民或打工者，他们最先发展的委托人，多是自己的亲戚或邻居。有几个代办成功的案例后，更多委托人入局。
据了解，最低等级的中间人一般收取2000～3000元的“介绍费”，中层则收5千至1万元。最终向委托人的收费标准，在不同的区域各不相同，从5万到13万元不等，这主要取决于中间人的多少。每增加一个中间人，就多一笔回扣摊在委托人身上。
比如，桦皮厂镇的价位是每个委托人25年工龄收费6.5万，30年工龄7万元，而从吉林市区向南23公里，在松花江畔的丰满街山河胡同社区，25年工龄的价格则是9万，30年工龄的是10万。
“刘姐”全名叫刘沁一，1982年生人， 在关凤玲的印象中，她看起来很年轻，穿着很潮，喜欢涂红唇。说话语速快，音调高，颇有气势。在2018年1月9日在桔子酒店的会面中，刘沁一穿着红白格子衫，帽子上是闪亮的挂饰。她数次打断委托人的控诉，拍桌子。
委托人私下去查自己的社保缴费记录，发现有的只有三个月，如王莲的账户中只有2016年11月、12月和2017年1月的记录，每个月的入账金额，均是当年参保单位在职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还有的人一个月的入账都没有，只有空头账户，有人甚至连账户也没有，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社保官网上显示的是一片空白。
“刘姐”安抚委托人，说自家的资产十倍赔你们也够了。“我丢不了，也跑不了。”
她承诺，如果1月25日还没有领到存折，就一次性把钱退给委托人。
1月25日，“刘姐”的保姆李月给了关凤玲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介绍信，上写“兹介绍李月同志、关凤玲同志，前去吉林市社保局，领取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桦皮厂粮库退休人员工资卡”。
桦皮厂粮库，是该案中被“挂靠”人数最多的一家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这家总共不过30个员工的企业，至少“挂靠”了150个“退休人员”。其他“挂靠”人数比较多的企业包括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和吉化建安公司等。
“挂靠”的手续很多并不高明，经常会有纰漏。关凤玲记得，有一次，刘沁一拿来一摞居住证明信，上面的挂靠单位是桦皮厂粮库，却盖有铁安里社区民主街道的章，而这条街道上的企业是吉化建安公司。刘沁一又拿来一些空白的居住证明信，让她重新盖上粮库所在街道的章。
同一个委托人，在《劳动者参加工作时间认定表》中，将其单位写为“江城织布厂”，另一张表格上却写成了“江城染料厂”。
有接近刘沁一的知情人士透露，刘沁一采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找到什么人，能盖什么章，就挂靠到什么企业。
除了《劳动者参加工作时间认定表》，委托人还要填写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封面上写着“吉林市劳动局监制”。委托人在信息页以及多份劳动合同续订书上签字，而无论是单位名称还是签署日期，都是空白。
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吉林市江城织布厂”职工名册中，共有十位职工在册。他们都是委托人，参加工作的时间从1973年到1985年不等，工资级别、工资额一栏都填写详实，上面分别盖有江城织布厂的企业章，以及吉林市劳工局的公章。这些都是用来证明委托人曾是该企业职工的材料。
档案可以伪造，公章却需要通过“关系”才能获得。有证据表明，刘沁一等人与吉林市社保管理和经办部门有一些“交集”。
与刘沁一最接近的下线中，有吉林市社保局原信访办主任袁纯伟。有人曾委托其代办社保，交易地点就在吉林市社保局办公室。
另一个关键人物郑广文，也曾有在相关部门工作的经历。据曾和其共事过的人透露，郑广文曾在吉林市劳动局分管人事档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中，他可以接触到大量破产企业的公章、空白档案以及空白的工资条等。
据多位委托人回忆，郑广文多年前就在吉林市社保局门口“牵驴”（东北俗语，大意是“做中间人”），出入社保局办公区“和走平道似的”。
而刘沁一本人，据关凤玲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她曾在吉林市劳动局基层管理科工作过。在一份刘沁一和委托人对话的录音中，她拍着桌子说：“我管档案管了十年。”
在2008年劳动保障部门和人事部门被整合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之前，劳动局是社保的主管部門，吉林市社保局现有的很多员工都来自原劳动局。
刘沁一口中的职工录用名册，需要盖两个章，一个是法人变更前老厂长的章，另一个章是镇上劳动部门的公章。
她问关凤玲：“你认不认识桦皮厂镇劳动保障所所长？”
关点点头。
刘沁一说：“和他说一下把这个章盖了，就办成了。”
大红戳子落下，手续仍然没有办下来。
转眼到了刘沁一承诺的最后期限——2018年1月25日。关凤玲拿着介绍信去社保局，没有取到存折，却收到了李月发给她的一张照片。照片里，刘沁一正在和社保局领导交涉。
两天后，怀孕的刘沁一突然病危，妊娠高血压，进了长春的重症监护室。
在吉林市，代办社保并不是一门隐秘的生意。
在吉林市江城剧场小商品批发市场，所有商贩都知道那个卖袜子的“二姐”时香勤可以办社保。在桦皮厂、丰满乡，甚至是遥远的蛟河农村，总能找到几个亲戚或邻居“挂靠到厂子上”，每个月有开支。
据知情人透露，以刘沁一为核心的代办社保团队，从多年前就开始做这门生意。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兼国务院东北办原主任张国宝指出，东北国企改革的难题之一，是改革重组中出现的大量冗员需要安置，解除冗员职工和国有企业的关系需要付出巨额的成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下半年，吉林省启动试点，厂办大集体职工和“五七家属工”（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毛泽东“五七”指示，进入企业不同岗位的城镇职工家属），可以通过一次性足额补缴的方式，接续基本养老保险。
作为在全省推开的试水之策，相关文件中特意提到，“各试点地方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做到“严肃政策，严密程序”，尤其是对身份审核，需要可信的原始材料。比如，“五七家属工”的身份审核材料，包括企业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企业的批件、参保情况证明、企业工资名册、职工工资条等。
这一试点仅仅持续了半年，至2010年10月底结束。2010年12月，吉林省又发布了《厂办大集体企业职工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办法》，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张林等人在调研该市当年落实政策的情况时曾指出，退休档案是记录参保人员缴费、确定其待遇标准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档案一直由企业负责管理。而由于改制和破产企业较多，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很多无人管理，档案遗失、残缺、损毁、私自涂改的现象严重。
政策执行之初，申请人身份认定主要根据历史资料核实，比如职工名册、工资台账、会计记账凭证、工作证、劳动力调配证、企业集资凭证、个人借款借据、奖状、照片，或者申请参保人员的配偶、子女和直系亲属档案记载等各类历史实物证据。
但对很多申请人来说，出示这些资料非常困难。尤其对厂办大集体而言，诞生之处是为了解决国企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在用工时手续极其简略，有的只是签个字就入职，更谈不上档案管理。
因档案丢失而无法申请社保的人过多，一度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后来，在现实操作层面，审核的条件被放宽，比如由同事证明身份，甚至申请人在厂门口的照片等也可以当作申报材料。
由于手续简单，审核粗糙，很快出现了伪造厂办大集体工人或五七家属工身份进行参保的情况，途径就是制造假证明、工资条，以及假花名册等。“挂靠”生意由此产生。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群体的生活困难，是好事，但在过程中被钻了空子。
张依群指出，当时，一百个人的厂子最后却解决了四五百人的社保，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因此，这个政策于2014年被取消。
有接近刘沁一的人士称，正是从2011年左右开始，刘沁一等人利用了上述政策的漏洞，开始组建一个由众多中间人组成的代办社保网络。2014年之前，即上述政策存续期间，由于制度的漏洞很大，代办社保的成功率很高。但在上述政策被取消，新的社保政策出现后，政策的漏洞收窄，社保代办的难度增加，代办社保于是从以前“骗政府的钱”，转向“骗委托人的钱”。
吉林省新的社保政策被称为“93号文”，从2015年11月开始施行。该政策规定，男40周岁及以上、女35周岁及以上的未参保人员，可以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并一次性缴费，分为参保地当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0%、80%、60%三个档次。
这一次，社保的覆盖范围从厂办大集体职工、“五七家属工”等特殊群体，扩展为所有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
在吉林市，2016年5月，该市社保局进一步开展 “扩面征缴双百日”活动，规定只要有本市常住户口，无论户籍是城镇还是农村，只要一次性缴8.7万元，次月就可以享受每月七八百元的养老金。
该政策分门别类地对自由职业者、大学毕业生、农民等不同群体，采取超常规的扩面有效措施，政策拉动效果明显。
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吉林市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3.5 万人，扩面新增 2.8 万人;断保人员续保缴费 5.6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31.0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5.6 万人。
张依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补缴是各省在中央统筹之外，自己解决自身养老金不足的有效方法之一。他说，从短期来看，要解决收支矛盾，就得扩面。这不仅缓解了财政压力，也使更多人有了后续的养老保障。
新的社保政策扩面征缴之后，代办社保网络继续以被取代的旧政策发展下线委托人。很多人在算一筆账：通过国家的政策买，要交8.7万，每月只能领七八百元;而通过中介办理，只需交6.5万，每月可以领1350万，这是个不太难的选择题。正如关凤玲告诉很多委托人的话“交更少的钱，每月开得更多”。
在操作空间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很多中介难觅出路，就对委托人采取“拖”的办法，或者用在社保局“刷脸”等手段欺骗委托人，面对起了疑心的委托人可以在“刷脸”认证完成后再收钱。
“刷脸”，即“人脸识别”认证方式。2016年，吉林省废除了原有的指纹认证，改为通过照相进行“吉林市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资格认证”。
帮妹妹办理“代办社保”的杨宏是老国企退休员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刷脸”本是领退休存折前的最后一步，她退休的时候就是走的这个步骤。
在很多委托人眼里，“刷完脸”就意味着所有的退休资格审核已经完毕，手续已经办妥。“如果手续有问题，不可能刷脸成功。”这是很多委托人的心理，也是他们在得知自己受骗后对社保局愤怒的原因。
但吉林市社保局副局长尹文海在接待委托人上访时给出的解释是，2016年前后，吉林省社保部门对全省退休人员资格认证系统进行过一次升级，这次升级后，“退休和非退休人员都能采集人脸信息”。
吉林市社保局社会化管理服务处处长刘岩说：“按规定是应该先通过退休资格审核，再缴费，待遇核算下来后，才能刷脸。但我们的系统确实实现了退休和不退休都能采集（人脸图像信息），你们不按规定办，所以才上当。”
尹文海还提到，2017年年初，他们发现不对劲，建议省里把这个系统停掉。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吉林市社保局只好强制关掉了这个系统。
2018年9月，吉林市社保局发布通知，全面取消现场集中认证，改为手机自助认证。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吉林市社保局在退休资格审核上，还存在一些制度漏洞。按照吉林市的规定，新退休人员须核算养老待遇后，本人持二代有效身份证原件及《企业退休人员居住地调查表》（居住证明信），到社保局资格认证窗口采集脸膜。
这些委托人拿着《居住证明信》和身份证，进屋，盖戳，在相机前端正身体，双眼平视，不到一分钟，“刷脸”成功。
在委托人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居住证明信中，大部分没有本人签字，只盖了一级公章，有些居住地是空白，有些只填了一个街道。
然而按规定，证明信应由退休人员所在的社区或行政村开具，需要填写身份证号、原工作单位和社保账号等信息。加盖街道（乡镇）和社区（行政村）两级公章，再经本人签字后，才具有效力。
吉林市社保局社会化管理服务处处长刘岩也承认，社保局无法核验每个印章的真伪，一般只要看到有居住地公章，都会加盖社保局的认证章。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养老金的征缴方面，社保局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者，还是政策的裁判者，自己管自己收，这样的设计本身就缺乏有效监督。“最新的改革将社保征收统归到税务部门，是一种管理上的进步。”
几小时前，他们去银行取出了6.5万元现金。现在，一摞摞钱就堆在王世国的车上。按照王莲和丈夫的预期，他们将会得到一个有保障的晚年。
中间人承诺，代办社保成功后，每个月可领取1050元养老金，当月办理，下月开支。
在距离吉林市区30多公里的桦皮厂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厂办大集体的辉煌早已不在，只剩下废弃的淀粉厂、化肥厂和绿化厂，厂房破败，门框脱落。当地人主要靠天吃饭，收成好时一年上万元，不好时就只有几千。6.5万元——对37位受骗的桦皮厂镇人而言，是费尽口舌从亲戚或高利贷处借来的“养命钱”。
然而，他们的“老有可依”注定无法到来。据不完全统计，在2016年到2018年间，吉林市发生一起特大社保诈骗案，受害人数达六七百人，覆盖吉林市多个区域，涉案金额达5000万元。
截至2018年11月，这起诈骗案的核心成员已经陆续落网，案件目前正处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阶段。
入局
2016年8月，和王莲一起卖冰糕的老付说，可以找人帮忙办社保。她问是谁，老付说，是镇政府的关凤玲。
关凤玲以前是桦皮厂镇民政部门负责人，后来做了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镇上人办低保和退休，都找她盖章。
关对王莲说：“你岁数正好，交得少，开得多。一次性交六万五，这个月办，下个月就能领1050元，工龄给你算25年。”
那时，王莲46岁，离法定退休还有4年。虽然是非农户，但由于常年打零工，没有在任何企业正式工作过，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关凤玲所谓的“代办社保”，其实是“参保 退休（或提前退休）”的一条龙服务。
关凤玲解释说，通过挂靠企业，无论是农户还是非农户，都能和企业职工一样，退休后按月领取养老金。她特别强调不限年龄。“办退”生意中，主要的选择有两种，一是办理25年工龄，“退休”后每月可以领1050元（后来涨到1350）;另一种是30年，“退休”后领1750元。
在被骗的委托人中，大都没有到退休年龄，80%为50岁以下的女性，最年轻的只有43岁。
王莲想，已经有邻居办成了，月月领钱，不能有假。2016年11月28日，她将6.5万元交到了关凤玲的老公——王世国手上。王莲想要他写个欠条， 他摆摆手说：“错不了，你姐在镇政府工作，由她一手代办，一个月之后就给开支。”
一个月之后，王莲没有领到存折。
到了年底，关凤玲给王莲看了一张照片：社保局的缴费单据一字排开，桌上堆着的还有红色的存折。王莲放了心，以为自己的钱已经交给了社保局，接下来就该领钱了。可是到了2018年，还是没有拿到存折，桦皮厂镇的其他委托人也是。
2018年1月9日，委托人们来到了位于吉林市中心的桔子酒店，见到了傳说中的“刘姐”——关凤玲的“上线”。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刘姐”团伙中，离她最近的下线，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要么与政府关系很近，关凤玲、郑广文、袁纯伟等人都是。这些人再发展自己的下线，组织架构类似于传销组织。
关凤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和“刘姐”结识于2012年，曾合伙做过生意。2016年7月，她接到刘的电话，说给她介绍一个生意，让她找人办社保，“可以进到企业里头。”
一开始每人的报价是6万，后来涨到6.5万。关凤玲也逐渐发展出像老付这样的下线。
该组织不断扩大。吉林市几乎每个乡镇或社区，都有4至5个最低层级的“中间人”，多是农民或打工者，他们最先发展的委托人，多是自己的亲戚或邻居。有几个代办成功的案例后，更多委托人入局。
据了解，最低等级的中间人一般收取2000～3000元的“介绍费”，中层则收5千至1万元。最终向委托人的收费标准，在不同的区域各不相同，从5万到13万元不等，这主要取决于中间人的多少。每增加一个中间人，就多一笔回扣摊在委托人身上。
比如，桦皮厂镇的价位是每个委托人25年工龄收费6.5万，30年工龄7万元，而从吉林市区向南23公里，在松花江畔的丰满街山河胡同社区，25年工龄的价格则是9万，30年工龄的是10万。
“刘姐”全名叫刘沁一，1982年生人， 在关凤玲的印象中，她看起来很年轻，穿着很潮，喜欢涂红唇。说话语速快，音调高，颇有气势。在2018年1月9日在桔子酒店的会面中，刘沁一穿着红白格子衫，帽子上是闪亮的挂饰。她数次打断委托人的控诉，拍桌子。
委托人私下去查自己的社保缴费记录，发现有的只有三个月，如王莲的账户中只有2016年11月、12月和2017年1月的记录，每个月的入账金额，均是当年参保单位在职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还有的人一个月的入账都没有，只有空头账户，有人甚至连账户也没有，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社保官网上显示的是一片空白。
“刘姐”安抚委托人，说自家的资产十倍赔你们也够了。“我丢不了，也跑不了。”
她承诺，如果1月25日还没有领到存折，就一次性把钱退给委托人。
1月25日，“刘姐”的保姆李月给了关凤玲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介绍信，上写“兹介绍李月同志、关凤玲同志，前去吉林市社保局，领取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桦皮厂粮库退休人员工资卡”。
挂靠
桦皮厂粮库，是该案中被“挂靠”人数最多的一家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这家总共不过30个员工的企业，至少“挂靠”了150个“退休人员”。其他“挂靠”人数比较多的企业包括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和吉化建安公司等。
“挂靠”的手续很多并不高明，经常会有纰漏。关凤玲记得，有一次，刘沁一拿来一摞居住证明信，上面的挂靠单位是桦皮厂粮库，却盖有铁安里社区民主街道的章，而这条街道上的企业是吉化建安公司。刘沁一又拿来一些空白的居住证明信，让她重新盖上粮库所在街道的章。
同一个委托人，在《劳动者参加工作时间认定表》中，将其单位写为“江城织布厂”，另一张表格上却写成了“江城染料厂”。
有接近刘沁一的知情人士透露，刘沁一采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找到什么人，能盖什么章，就挂靠到什么企业。
除了《劳动者参加工作时间认定表》，委托人还要填写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封面上写着“吉林市劳动局监制”。委托人在信息页以及多份劳动合同续订书上签字，而无论是单位名称还是签署日期，都是空白。
在《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吉林市江城织布厂”职工名册中，共有十位职工在册。他们都是委托人，参加工作的时间从1973年到1985年不等，工资级别、工资额一栏都填写详实，上面分别盖有江城织布厂的企业章，以及吉林市劳工局的公章。这些都是用来证明委托人曾是该企业职工的材料。
档案可以伪造，公章却需要通过“关系”才能获得。有证据表明，刘沁一等人与吉林市社保管理和经办部门有一些“交集”。
与刘沁一最接近的下线中，有吉林市社保局原信访办主任袁纯伟。有人曾委托其代办社保，交易地点就在吉林市社保局办公室。
另一个关键人物郑广文，也曾有在相关部门工作的经历。据曾和其共事过的人透露，郑广文曾在吉林市劳动局分管人事档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中，他可以接触到大量破产企业的公章、空白档案以及空白的工资条等。
据多位委托人回忆，郑广文多年前就在吉林市社保局门口“牵驴”（东北俗语，大意是“做中间人”），出入社保局办公区“和走平道似的”。
而刘沁一本人，据关凤玲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她曾在吉林市劳动局基层管理科工作过。在一份刘沁一和委托人对话的录音中，她拍着桌子说：“我管档案管了十年。”
在2008年劳动保障部门和人事部门被整合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之前，劳动局是社保的主管部門，吉林市社保局现有的很多员工都来自原劳动局。
刘沁一口中的职工录用名册，需要盖两个章，一个是法人变更前老厂长的章，另一个章是镇上劳动部门的公章。
她问关凤玲：“你认不认识桦皮厂镇劳动保障所所长？”
关点点头。
刘沁一说：“和他说一下把这个章盖了，就办成了。”
大红戳子落下，手续仍然没有办下来。
转眼到了刘沁一承诺的最后期限——2018年1月25日。关凤玲拿着介绍信去社保局，没有取到存折，却收到了李月发给她的一张照片。照片里，刘沁一正在和社保局领导交涉。
两天后，怀孕的刘沁一突然病危，妊娠高血压，进了长春的重症监护室。
漏洞
在吉林市，代办社保并不是一门隐秘的生意。
在吉林市江城剧场小商品批发市场，所有商贩都知道那个卖袜子的“二姐”时香勤可以办社保。在桦皮厂、丰满乡，甚至是遥远的蛟河农村，总能找到几个亲戚或邻居“挂靠到厂子上”，每个月有开支。
据知情人透露，以刘沁一为核心的代办社保团队，从多年前就开始做这门生意。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兼国务院东北办原主任张国宝指出，东北国企改革的难题之一，是改革重组中出现的大量冗员需要安置，解除冗员职工和国有企业的关系需要付出巨额的成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下半年，吉林省启动试点，厂办大集体职工和“五七家属工”（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毛泽东“五七”指示，进入企业不同岗位的城镇职工家属），可以通过一次性足额补缴的方式，接续基本养老保险。
作为在全省推开的试水之策，相关文件中特意提到，“各试点地方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做到“严肃政策，严密程序”，尤其是对身份审核，需要可信的原始材料。比如，“五七家属工”的身份审核材料，包括企业工商注册登记证明、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企业的批件、参保情况证明、企业工资名册、职工工资条等。
这一试点仅仅持续了半年，至2010年10月底结束。2010年12月，吉林省又发布了《厂办大集体企业职工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办法》，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张林等人在调研该市当年落实政策的情况时曾指出，退休档案是记录参保人员缴费、确定其待遇标准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档案一直由企业负责管理。而由于改制和破产企业较多，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很多无人管理，档案遗失、残缺、损毁、私自涂改的现象严重。
政策执行之初，申请人身份认定主要根据历史资料核实，比如职工名册、工资台账、会计记账凭证、工作证、劳动力调配证、企业集资凭证、个人借款借据、奖状、照片，或者申请参保人员的配偶、子女和直系亲属档案记载等各类历史实物证据。
但对很多申请人来说，出示这些资料非常困难。尤其对厂办大集体而言，诞生之处是为了解决国企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在用工时手续极其简略，有的只是签个字就入职，更谈不上档案管理。
因档案丢失而无法申请社保的人过多，一度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后来，在现实操作层面，审核的条件被放宽，比如由同事证明身份，甚至申请人在厂门口的照片等也可以当作申报材料。
由于手续简单，审核粗糙，很快出现了伪造厂办大集体工人或五七家属工身份进行参保的情况，途径就是制造假证明、工资条，以及假花名册等。“挂靠”生意由此产生。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群体的生活困难，是好事，但在过程中被钻了空子。
张依群指出，当时，一百个人的厂子最后却解决了四五百人的社保，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因此，这个政策于2014年被取消。
有接近刘沁一的人士称，正是从2011年左右开始，刘沁一等人利用了上述政策的漏洞，开始组建一个由众多中间人组成的代办社保网络。2014年之前，即上述政策存续期间，由于制度的漏洞很大，代办社保的成功率很高。但在上述政策被取消，新的社保政策出现后，政策的漏洞收窄，社保代办的难度增加，代办社保于是从以前“骗政府的钱”，转向“骗委托人的钱”。
扩面
吉林省新的社保政策被称为“93号文”，从2015年11月开始施行。该政策规定，男40周岁及以上、女35周岁及以上的未参保人员，可以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并一次性缴费，分为参保地当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0%、80%、60%三个档次。
这一次，社保的覆盖范围从厂办大集体职工、“五七家属工”等特殊群体，扩展为所有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
在吉林市，2016年5月，该市社保局进一步开展 “扩面征缴双百日”活动，规定只要有本市常住户口，无论户籍是城镇还是农村，只要一次性缴8.7万元，次月就可以享受每月七八百元的养老金。
该政策分门别类地对自由职业者、大学毕业生、农民等不同群体，采取超常规的扩面有效措施，政策拉动效果明显。
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吉林市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3.5 万人，扩面新增 2.8 万人;断保人员续保缴费 5.6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31.0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5.6 万人。
张依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补缴是各省在中央统筹之外，自己解决自身养老金不足的有效方法之一。他说，从短期来看，要解决收支矛盾，就得扩面。这不仅缓解了财政压力，也使更多人有了后续的养老保障。
新的社保政策扩面征缴之后，代办社保网络继续以被取代的旧政策发展下线委托人。很多人在算一筆账：通过国家的政策买，要交8.7万，每月只能领七八百元;而通过中介办理，只需交6.5万，每月可以领1350万，这是个不太难的选择题。正如关凤玲告诉很多委托人的话“交更少的钱，每月开得更多”。
在操作空间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很多中介难觅出路，就对委托人采取“拖”的办法，或者用在社保局“刷脸”等手段欺骗委托人，面对起了疑心的委托人可以在“刷脸”认证完成后再收钱。
“刷脸”
“刷脸”，即“人脸识别”认证方式。2016年，吉林省废除了原有的指纹认证，改为通过照相进行“吉林市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资格认证”。
帮妹妹办理“代办社保”的杨宏是老国企退休员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刷脸”本是领退休存折前的最后一步，她退休的时候就是走的这个步骤。
在很多委托人眼里，“刷完脸”就意味着所有的退休资格审核已经完毕，手续已经办妥。“如果手续有问题，不可能刷脸成功。”这是很多委托人的心理，也是他们在得知自己受骗后对社保局愤怒的原因。
但吉林市社保局副局长尹文海在接待委托人上访时给出的解释是，2016年前后，吉林省社保部门对全省退休人员资格认证系统进行过一次升级，这次升级后，“退休和非退休人员都能采集人脸信息”。
吉林市社保局社会化管理服务处处长刘岩说：“按规定是应该先通过退休资格审核，再缴费，待遇核算下来后，才能刷脸。但我们的系统确实实现了退休和不退休都能采集（人脸图像信息），你们不按规定办，所以才上当。”
尹文海还提到，2017年年初，他们发现不对劲，建议省里把这个系统停掉。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吉林市社保局只好强制关掉了这个系统。
2018年9月，吉林市社保局发布通知，全面取消现场集中认证，改为手机自助认证。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吉林市社保局在退休资格审核上，还存在一些制度漏洞。按照吉林市的规定，新退休人员须核算养老待遇后，本人持二代有效身份证原件及《企业退休人员居住地调查表》（居住证明信），到社保局资格认证窗口采集脸膜。
这些委托人拿着《居住证明信》和身份证，进屋，盖戳，在相机前端正身体，双眼平视，不到一分钟，“刷脸”成功。
在委托人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居住证明信中，大部分没有本人签字，只盖了一级公章，有些居住地是空白，有些只填了一个街道。
然而按规定，证明信应由退休人员所在的社区或行政村开具，需要填写身份证号、原工作单位和社保账号等信息。加盖街道（乡镇）和社区（行政村）两级公章，再经本人签字后，才具有效力。
吉林市社保局社会化管理服务处处长刘岩也承认，社保局无法核验每个印章的真伪，一般只要看到有居住地公章，都会加盖社保局的认证章。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养老金的征缴方面，社保局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者，还是政策的裁判者，自己管自己收，这样的设计本身就缺乏有效监督。“最新的改革将社保征收统归到税务部门，是一种管理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