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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民国
2007至2008年，蒋介石再度走到了争议的十字路口。
海峡那边， “去蒋化”正进入高潮， 数百座铜像被拆除甚而切割，“中正纪念堂”改名“台湾民主纪念馆”，“大中至正”牌匾拆换成“自由广场”，已成台湾一景的“两蒋”陵寝哨兵也被撤掉。台当局官员宣称，蒋介石将不再是民众崇拜的“民族救星”，而是有功也有过的政治人物。
而同样在这段时间，两岸的学者却纷如过江之鲫，奔赴大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取经”，这里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日记。从这批日记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蒋介石。
恐怕很少有人如蒋介石那样得到那么多互相矛盾的“头衔”：“民族救星”，“伟大领袖”，“独夫民贼”，“刽子手”，“卖国贼”……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中国时报》的一篇议及台湾“去蒋化”纷争的评论所言：在作为“恶魔”的蒋介石被生产出来的同时，原本静默的“伟人蒋公”也就苏醒了。对大众而言，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世代，“蒋中正”原本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符号。但在最近的论述生产当中，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一方面如同藏镜人(布袋戏中的一个反面角色)般邪恶，一方面则成为正义的化身。在这心照不宣的共谋中，“蒋中正”不但不会死，还会活得很多元、很有活力。
这段话似乎不仅适用于当前的台湾，也暗合于几十年来围绕这位人物的纷扰。在新的情势下，不仅是蒋介石，陆续的众多民国人物从也在纷争中“复活”了。
2001年，历经沧桑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立即引发了华人文化圈共同的追忆。作为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生动的民国历程的代表。在民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经典话题。而在学界，张学良和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的是非曲直又成为研究重点。
两年之后，106岁的宋美龄静静离世。至此，民国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都已离去，民国彻底走入了历史。
他们的去世，带走了诸多一言难尽的恩怨，也打开了民国大门的一丝缝隙，那些被封存的日记，被上锁的档案，被噤声的人物，渐次开了口。继蒋介石日记之后，2008年3月28日，胡佛研究院又联合复旦大学公布了首批宋子文档案。
由此催生的“民国热”，显然也与当下国共关系回暖、政学两界解冻有关，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愿意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过往的事与人。
与此对应的则是，对民国的书写则以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心态徐徐展开。 “民国热”开始从草根走向庙堂，从虚浮走向沉稳。这一系列行动显然是一个象征，它不仅仅意味着民国记忆从密闭的档案室走到大众的视野当中，也意味着这种记忆由断裂到复苏，由扭曲到复原，由禁忌到开放的一种可能。
在大陆，蒋有一段时期被斥为“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在台湾，国民党又把他神话成“千古完人”、“伟大领袖”。详细研读了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后，杨天石得出一个颠覆性的结论，“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2007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红褐色的西班牙式建筑，与美国东部建筑风格判然划开两个天地。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无心浏览异国之美，因为这一天，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要开放1932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原本。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72年。最早三年（1915到1917年）的日记丢失了。蒋在世的最后3年（1973到1975年）因车祸，右手肌肉萎缩拿不了笔，没写日记。除此之外，50多年里，他每天都用毛笔行书，工整地记日记，一天不落，哪怕是住院，也要写上“住院”两个字。
蒋介石一生经历复杂。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中年，和共产党有过北伐与抗日两次合作，但又两次发动反共内战；晚年，退据台湾，梦想反攻大陆，但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随着日记的曝光，蒋介石——这个对近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从尘封的历史中“走”了出来。
多年来，由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已经面目走形。在大陆，蒋有一段时期被斥为“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在台湾，国民党又把他神话成“千古完人”、“伟大领袖”。这几乎成了融入两岸民众血液的一种传统阐释。
为了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两渡重洋，探索那龙飞凤舞的书法中隐藏的历史秘密。蒋介石的日记有个特点，那就是比较坦诚。在以千万计的文字中，不仅记录了蒋的个人隐私，也记录了他各项重大决策时的心理状态。“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论述。”详细研读了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后，杨天石说，“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日记入驻胡佛
在胡佛研究院公开日记原本之前，学者能够看到的是日记的摘抄本。杨天石早年写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依据的史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类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把一批书信、电报和文稿以及日记交给他的老师、秘书毛思诚保管。毛思诚把日记按内容分类做了摘抄，比如“党政”、“军务”、“学行”等。这就形成《蒋介石日记类抄》。这批档案一直藏在毛思诚的宁波家中，他的后人为了保险，把它们砌在墙里。“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把档案抄了出来，万幸的是没有烧毁，而是辗转交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另外，台湾档案机关也保存了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第一种叫“困勉记”，意思是在困难中勉励自己努力奋斗。第二种叫“省克记”，反省、克服自己的毛病。第三种叫“爱记”，不是关于爱情，而是关于蒋的人际关系的日记摘抄。第四种叫“学记”，是读书笔记。第五种叫“游记”，是旅行记录。这五种稿本都是编者重新编写的。
杨天石说，随着胡佛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原本，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目前，胡佛所藏蒋介石的日记已经开放到1945年，1946到1972年日记也将于今明两年陆续开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证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内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影印本。
蒋介石日记怎么存到胡佛了呢？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郭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又获得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后曾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府”新闻局秘书。她于1997年辞去“总统府”工作，在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任副教授。2000年起担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两年多以前，郭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介石孙媳妇蒋方智怡，将蒋介石日记暂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院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
蒋日记原来保存在蒋方智怡的丈夫蒋孝勇手上。蒋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子。蒋经国把日记托付给蒋孝勇。蒋经国去世后，蒋孝勇把日记带出了台湾。后来蒋孝勇生病，临终前嘱咐妻子蒋方智怡说，“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找到适当的场所保存、整理、运用。”
日记被送往胡佛之前，包括台湾“国史馆”在内的很多机构都想方设法，要得到蒋介石日记。饱受压力的蒋方智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交出去。2005年2月16日，蒋家宣布，同意将蒋介石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分批公开。
胡佛档案馆与蒋家有工作上的协议，有些隐私，例如蒋辱骂什么人，或涉及他人极重要的隐私，其本人或其直系亲属还在世，就暂不开放。再有就是有关蒋氏家族成员个人的重要隐私，比如疾病之类的也暂不开放。杨天石说，目前不开放的部分极少，万分之一都不到。凡暂不开放的内容会被“盖住”，阅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黑框框。当页上方盖有“2006”或“2007”小印。根据协议，这些暂不开放的部分，在30年之后将全部开放。
“李敖没有反驳我”
日记曝光后，两岸三地的学者纷纷前往美国，研究日记里的“历史密码”。大家普遍认为，蒋介石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一个历史宝藏。研究蒋介石日记，是破解近代史若干重大谜团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一些隐蔽、尘封的密室就打不开。
然而，近日有台湾媒体报道说，李敖日前称，蒋介石用日记骗人，即使日记是真的，也不可信；珍贵史料能否还原历史，就看史学家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研究蒋介石多年的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日记比较可信，因为他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个人隐私，比如他早年好色，逛妓院等在日记里都有记载。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郭岱君则说，蒋年轻时的日记，确实是真实反应他内心的想法，当时他根本想不到日后自己会成为国家元首。根据他的日记，年轻时他还想去做生意、搞股票，游历欧美。北伐之后，他在军事上成为重要人物，抗战时，他成为国家领袖，下笔之间也许有分寸。但是，看过内容就知道，这日记还是他个人的重要记录，是他治国和修身的参考。
杨天石认为，李敖对蒋介石的评价可能有情绪化的成分。例如，他宣称宋美龄和抗战时期被罗斯福派到中国的特使威尔基有绯闻，写过许多文章，其实并无其事。杨天石写过《关于宋美龄和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以大量的材料考证，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以李敖的性子，他肯定要反驳我的文章。但到现在为止，李敖还没有反驳我。”杨天石说。
从不抵抗主义到坚决抗战
长期以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始终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大陆史学界对蒋的对日政策一直多有批评。2007年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杨天石研究了蒋日记之后，得出了一个在大陆史学界堪称首创的“民族主义者”说。杨天石说：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对日态度，不同时期有变化。
杨天石用“妥协退让”这四个字来概括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段时间蒋的对日政策。以前史学界认为，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无关。杨天石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但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后来，北伐军就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杨天石认为，蒋当时做出“不抵抗”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对中日军力的判断。蒋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和日本打仗。蒋甚至有“三日亡国”之论，担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
杨天石说，蒋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同时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立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卧薪尝胆，长期奋斗。他在日记中经常以“日倭”、“倭寇”来称呼日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认为已经退无可退。东北丢了，如果不战，平津就会沦为第二个东北，接着南京也会成为平津的翻版。当时许多人反对开战，军政部长何应钦说，至少还需要6个月的军事准备才能一战。北大校长蒋孟麟和胡适等人也都反对。胡适和当时知识界另一代表人物陶希圣曾联名上书给蒋介石，认为中国此时不能和日本打仗，否则中国的精华将毁于一旦，再也不能恢复。胡、陶建议承认“满州国”，以此了结中日间的一切纠纷，换取50年的和平。蒋在国防会议上说，如果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胡、陶之议，但问题是日本根本不可信，日本内阁根本管不住军方。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因此在会中大骂胡适是汉奸，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居正也说应该把胡适抓起来。但蒋并没有惩罚胡，后来还派胡任驻美大使，让胡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抗战。
抗战打响后，蒋的对日态度从妥协退让转为坚决抗战。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策划扶持汪精卫政权。日方透露消息说，蒋如愿意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当时日本人透过前天津市长萧振瀛传话，萧报告孔祥熙，孔于是向蒋反映，认为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不错，主张与日和谈。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劝我与日本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他在日记中写道：“萧孔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
杨天石说，历史事实是，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了八年，直到胜利。对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当然，肯定蒋在抗战中的表现，并不意味着否认他曾经实行过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人们不应用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
追求中国国际待遇
有人曾经认为，蒋介石是美国的奴才，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不是为中国，而是为美国抗战。杨天石说，这是天大的冤枉。其实，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美国人甚至一度想除掉蒋。
抗战期间，蒋与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关系恶劣。史迪威在日记中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蒋除掉。”蒋在日记中则骂史无人格，卑鄙无耻。蒋曾决心换掉史，指令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此事。最后考虑到临阵换将对作战不利，才决定不换了。
后来，蒋、史矛盾激化，史迪威曾计划暗杀蒋介石。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谈话，罗问史，蒋能支持多久？史说，如再发生像日军进攻宜昌这样的事，蒋必定垮台。罗说，“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此后，据史迪威的助手、少将多恩回忆说，史到昆明找到他，当面对他说：“来自最高当局的口令，要求你制定一套暗杀蒋的计划！”于是，多恩制定了三套刺杀蒋的方案。但后来多恩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抗战中，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同盟国。杨天石研读了1932年到1945年蒋日记后发现，蒋一直在追求与中国国际地位相一致的地位，实现国际平等。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援助被侵略国家的法案——《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据杨天石考证，蒋介石多次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正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做“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有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
反思为何不能与共产党抗争
杨天石发现，蒋在日记中的形象，并不是一个顽固派、保守派，而是有若干改革主张，企图振作的。蒋深知当时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弊病，对国军的腐败也心知肚明，比如四处抓壮丁，军队走私、吃空缺的问题很严重。蒋想整顿军队，提出办法，但无法贯彻，有些表现差的将领仍不得不用。后来蒋号召成立青年军，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旧军队的问题。
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经亲自草拟了一个调查问卷，开了十几个问题要学生回答。其中有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皆比不上共产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他对老百姓也有同情，在日记上写道，四川佃农很苦。日军轰炸重庆造成惨重伤亡，蒋在日记中提到：不知全国还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样的苦难。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蒋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怠。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他曾主张把中国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只有农民和革命军人可以参加，这意味着蒋要对国民党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造。蒋提出，要在3年中培养3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要下乡工作三年。要求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等等。蒋也想过，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蒋还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后来蒋阅读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了解到中共的军队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经下令，凡是国军收复的地区，之前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不必要追回，承认农民的所有权。但当时国民党需要地主的支持，最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想法。
杨天石认为，抗战后期，蒋有心整顿党、政、军的腐败，但当时的国民党已经进入一种“制度性腐朽与制度性无力”状态，蒋的任何改革的念头都无法落实。蒋改革农村的想法一直到他撤退台湾之后才付诸实施，因为台湾的地主与国民党政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才有机会推行下去，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杨天石研读蒋日记后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蒋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是一个不断读书，不断学习，力图充实自己的政治家。蒋读古书，读宋明理学，也看新书。“五四”时期，他像“五四”青年一样，看《新青年》、《新潮》杂志，读杜威演讲集、胡适的作品，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上世纪30年代，为了治国的需要，他读法、俄革命史，俾斯麦传。在抗战烽火中还看黑格尔的辩证法。
五四运动以后，蒋的思想曾经有一个向左发展的过程。他那时认为，要想改造中国，首先要消灭两种人，一是消灭乡村士绅，一是消灭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蒋也曾经是唯物主义者，提出过“不行不能知”的主张。
2007至2008年，蒋介石再度走到了争议的十字路口。
海峡那边， “去蒋化”正进入高潮， 数百座铜像被拆除甚而切割，“中正纪念堂”改名“台湾民主纪念馆”，“大中至正”牌匾拆换成“自由广场”，已成台湾一景的“两蒋”陵寝哨兵也被撤掉。台当局官员宣称，蒋介石将不再是民众崇拜的“民族救星”，而是有功也有过的政治人物。
而同样在这段时间，两岸的学者却纷如过江之鲫，奔赴大洋彼岸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取经”，这里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日记。从这批日记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蒋介石。
恐怕很少有人如蒋介石那样得到那么多互相矛盾的“头衔”：“民族救星”，“伟大领袖”，“独夫民贼”，“刽子手”，“卖国贼”……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中国时报》的一篇议及台湾“去蒋化”纷争的评论所言：在作为“恶魔”的蒋介石被生产出来的同时，原本静默的“伟人蒋公”也就苏醒了。对大众而言，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世代，“蒋中正”原本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符号。但在最近的论述生产当中，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一方面如同藏镜人(布袋戏中的一个反面角色)般邪恶，一方面则成为正义的化身。在这心照不宣的共谋中，“蒋中正”不但不会死，还会活得很多元、很有活力。
这段话似乎不仅适用于当前的台湾，也暗合于几十年来围绕这位人物的纷扰。在新的情势下，不仅是蒋介石，陆续的众多民国人物从也在纷争中“复活”了。
2001年，历经沧桑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立即引发了华人文化圈共同的追忆。作为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生动的民国历程的代表。在民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经典话题。而在学界，张学良和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的是非曲直又成为研究重点。
两年之后，106岁的宋美龄静静离世。至此，民国时期的最重要的人物都已离去，民国彻底走入了历史。
他们的去世，带走了诸多一言难尽的恩怨，也打开了民国大门的一丝缝隙，那些被封存的日记，被上锁的档案，被噤声的人物，渐次开了口。继蒋介石日记之后，2008年3月28日，胡佛研究院又联合复旦大学公布了首批宋子文档案。
由此催生的“民国热”，显然也与当下国共关系回暖、政学两界解冻有关，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愿意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过往的事与人。
与此对应的则是，对民国的书写则以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心态徐徐展开。 “民国热”开始从草根走向庙堂，从虚浮走向沉稳。这一系列行动显然是一个象征，它不仅仅意味着民国记忆从密闭的档案室走到大众的视野当中，也意味着这种记忆由断裂到复苏，由扭曲到复原，由禁忌到开放的一种可能。
在大陆，蒋有一段时期被斥为“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在台湾，国民党又把他神话成“千古完人”、“伟大领袖”。详细研读了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后，杨天石得出一个颠覆性的结论，“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2007年4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红褐色的西班牙式建筑，与美国东部建筑风格判然划开两个天地。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无心浏览异国之美，因为这一天，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要开放1932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原本。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72年。最早三年（1915到1917年）的日记丢失了。蒋在世的最后3年（1973到1975年）因车祸，右手肌肉萎缩拿不了笔，没写日记。除此之外，50多年里，他每天都用毛笔行书，工整地记日记，一天不落，哪怕是住院，也要写上“住院”两个字。
蒋介石一生经历复杂。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中年，和共产党有过北伐与抗日两次合作，但又两次发动反共内战；晚年，退据台湾，梦想反攻大陆，但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随着日记的曝光，蒋介石——这个对近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从尘封的历史中“走”了出来。
多年来，由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已经面目走形。在大陆，蒋有一段时期被斥为“人民公敌”、“独夫民贼”；在台湾，国民党又把他神话成“千古完人”、“伟大领袖”。这几乎成了融入两岸民众血液的一种传统阐释。
为了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两渡重洋，探索那龙飞凤舞的书法中隐藏的历史秘密。蒋介石的日记有个特点，那就是比较坦诚。在以千万计的文字中，不仅记录了蒋的个人隐私，也记录了他各项重大决策时的心理状态。“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论述。”详细研读了1918到1945年蒋介石日记后，杨天石说，“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日记入驻胡佛
在胡佛研究院公开日记原本之前，学者能够看到的是日记的摘抄本。杨天石早年写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依据的史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类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把一批书信、电报和文稿以及日记交给他的老师、秘书毛思诚保管。毛思诚把日记按内容分类做了摘抄，比如“党政”、“军务”、“学行”等。这就形成《蒋介石日记类抄》。这批档案一直藏在毛思诚的宁波家中，他的后人为了保险，把它们砌在墙里。“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把档案抄了出来，万幸的是没有烧毁，而是辗转交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另外，台湾档案机关也保存了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第一种叫“困勉记”，意思是在困难中勉励自己努力奋斗。第二种叫“省克记”，反省、克服自己的毛病。第三种叫“爱记”，不是关于爱情，而是关于蒋的人际关系的日记摘抄。第四种叫“学记”，是读书笔记。第五种叫“游记”，是旅行记录。这五种稿本都是编者重新编写的。
杨天石说，随着胡佛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原本，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目前，胡佛所藏蒋介石的日记已经开放到1945年，1946到1972年日记也将于今明两年陆续开放。任何持有照片身份证明的人士，都可以入内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影印本。
蒋介石日记怎么存到胡佛了呢？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郭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又获得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后曾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府”新闻局秘书。她于1997年辞去“总统府”工作，在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任副教授。2000年起担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两年多以前，郭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介石孙媳妇蒋方智怡，将蒋介石日记暂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院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
蒋日记原来保存在蒋方智怡的丈夫蒋孝勇手上。蒋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子。蒋经国把日记托付给蒋孝勇。蒋经国去世后，蒋孝勇把日记带出了台湾。后来蒋孝勇生病，临终前嘱咐妻子蒋方智怡说，“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找到适当的场所保存、整理、运用。”
日记被送往胡佛之前，包括台湾“国史馆”在内的很多机构都想方设法，要得到蒋介石日记。饱受压力的蒋方智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交出去。2005年2月16日，蒋家宣布，同意将蒋介石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分批公开。
胡佛档案馆与蒋家有工作上的协议，有些隐私，例如蒋辱骂什么人，或涉及他人极重要的隐私，其本人或其直系亲属还在世，就暂不开放。再有就是有关蒋氏家族成员个人的重要隐私，比如疾病之类的也暂不开放。杨天石说，目前不开放的部分极少，万分之一都不到。凡暂不开放的内容会被“盖住”，阅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黑框框。当页上方盖有“2006”或“2007”小印。根据协议，这些暂不开放的部分，在30年之后将全部开放。
“李敖没有反驳我”
日记曝光后，两岸三地的学者纷纷前往美国，研究日记里的“历史密码”。大家普遍认为，蒋介石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一个历史宝藏。研究蒋介石日记，是破解近代史若干重大谜团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一些隐蔽、尘封的密室就打不开。
然而，近日有台湾媒体报道说，李敖日前称，蒋介石用日记骗人，即使日记是真的，也不可信；珍贵史料能否还原历史，就看史学家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研究蒋介石多年的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日记比较可信，因为他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个人隐私，比如他早年好色，逛妓院等在日记里都有记载。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郭岱君则说，蒋年轻时的日记，确实是真实反应他内心的想法，当时他根本想不到日后自己会成为国家元首。根据他的日记，年轻时他还想去做生意、搞股票，游历欧美。北伐之后，他在军事上成为重要人物，抗战时，他成为国家领袖，下笔之间也许有分寸。但是，看过内容就知道，这日记还是他个人的重要记录，是他治国和修身的参考。
杨天石认为，李敖对蒋介石的评价可能有情绪化的成分。例如，他宣称宋美龄和抗战时期被罗斯福派到中国的特使威尔基有绯闻，写过许多文章，其实并无其事。杨天石写过《关于宋美龄和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以大量的材料考证，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以李敖的性子，他肯定要反驳我的文章。但到现在为止，李敖还没有反驳我。”杨天石说。
从不抵抗主义到坚决抗战
长期以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始终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大陆史学界对蒋的对日政策一直多有批评。2007年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杨天石研究了蒋日记之后，得出了一个在大陆史学界堪称首创的“民族主义者”说。杨天石说：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对日态度，不同时期有变化。
杨天石用“妥协退让”这四个字来概括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段时间蒋的对日政策。以前史学界认为，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无关。杨天石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但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后来，北伐军就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杨天石认为，蒋当时做出“不抵抗”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对中日军力的判断。蒋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和日本打仗。蒋甚至有“三日亡国”之论，担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
杨天石说，蒋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同时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立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卧薪尝胆，长期奋斗。他在日记中经常以“日倭”、“倭寇”来称呼日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认为已经退无可退。东北丢了，如果不战，平津就会沦为第二个东北，接着南京也会成为平津的翻版。当时许多人反对开战，军政部长何应钦说，至少还需要6个月的军事准备才能一战。北大校长蒋孟麟和胡适等人也都反对。胡适和当时知识界另一代表人物陶希圣曾联名上书给蒋介石，认为中国此时不能和日本打仗，否则中国的精华将毁于一旦，再也不能恢复。胡、陶建议承认“满州国”，以此了结中日间的一切纠纷，换取50年的和平。蒋在国防会议上说，如果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胡、陶之议，但问题是日本根本不可信，日本内阁根本管不住军方。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因此在会中大骂胡适是汉奸，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居正也说应该把胡适抓起来。但蒋并没有惩罚胡，后来还派胡任驻美大使，让胡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抗战。
抗战打响后，蒋的对日态度从妥协退让转为坚决抗战。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策划扶持汪精卫政权。日方透露消息说，蒋如愿意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当时日本人透过前天津市长萧振瀛传话，萧报告孔祥熙，孔于是向蒋反映，认为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不错，主张与日和谈。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劝我与日本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他在日记中写道：“萧孔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
杨天石说，历史事实是，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了八年，直到胜利。对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当然，肯定蒋在抗战中的表现，并不意味着否认他曾经实行过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人们不应用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
追求中国国际待遇
有人曾经认为，蒋介石是美国的奴才，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不是为中国，而是为美国抗战。杨天石说，这是天大的冤枉。其实，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美国人甚至一度想除掉蒋。
抗战期间，蒋与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关系恶劣。史迪威在日记中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蒋除掉。”蒋在日记中则骂史无人格，卑鄙无耻。蒋曾决心换掉史，指令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此事。最后考虑到临阵换将对作战不利，才决定不换了。
后来，蒋、史矛盾激化，史迪威曾计划暗杀蒋介石。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谈话，罗问史，蒋能支持多久？史说，如再发生像日军进攻宜昌这样的事，蒋必定垮台。罗说，“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此后，据史迪威的助手、少将多恩回忆说，史到昆明找到他，当面对他说：“来自最高当局的口令，要求你制定一套暗杀蒋的计划！”于是，多恩制定了三套刺杀蒋的方案。但后来多恩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抗战中，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同盟国。杨天石研读了1932年到1945年蒋日记后发现，蒋一直在追求与中国国际地位相一致的地位，实现国际平等。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援助被侵略国家的法案——《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据杨天石考证，蒋介石多次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正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做“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有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
反思为何不能与共产党抗争
杨天石发现，蒋在日记中的形象，并不是一个顽固派、保守派，而是有若干改革主张，企图振作的。蒋深知当时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弊病，对国军的腐败也心知肚明，比如四处抓壮丁，军队走私、吃空缺的问题很严重。蒋想整顿军队，提出办法，但无法贯彻，有些表现差的将领仍不得不用。后来蒋号召成立青年军，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旧军队的问题。
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经亲自草拟了一个调查问卷，开了十几个问题要学生回答。其中有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皆比不上共产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他对老百姓也有同情，在日记上写道，四川佃农很苦。日军轰炸重庆造成惨重伤亡，蒋在日记中提到：不知全国还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样的苦难。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蒋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怠。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他曾主张把中国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只有农民和革命军人可以参加，这意味着蒋要对国民党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造。蒋提出，要在3年中培养3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要下乡工作三年。要求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等等。蒋也想过，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蒋还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后来蒋阅读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了解到中共的军队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经下令，凡是国军收复的地区，之前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不必要追回，承认农民的所有权。但当时国民党需要地主的支持，最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想法。
杨天石认为，抗战后期，蒋有心整顿党、政、军的腐败，但当时的国民党已经进入一种“制度性腐朽与制度性无力”状态，蒋的任何改革的念头都无法落实。蒋改革农村的想法一直到他撤退台湾之后才付诸实施，因为台湾的地主与国民党政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才有机会推行下去，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杨天石研读蒋日记后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蒋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是一个不断读书，不断学习，力图充实自己的政治家。蒋读古书，读宋明理学，也看新书。“五四”时期，他像“五四”青年一样，看《新青年》、《新潮》杂志，读杜威演讲集、胡适的作品，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上世纪30年代，为了治国的需要，他读法、俄革命史，俾斯麦传。在抗战烽火中还看黑格尔的辩证法。
五四运动以后，蒋的思想曾经有一个向左发展的过程。他那时认为，要想改造中国，首先要消灭两种人，一是消灭乡村士绅，一是消灭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蒋也曾经是唯物主义者，提出过“不行不能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