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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这种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且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诸多经济学者研究的热门经济话题。FDI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且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加快了我国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我们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应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因素，促成技术外溢效应的发生。本文酌情提出相应建议和意见，以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引进高质量的外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高技术产业；技术溢出
作者简介：成长群（1975-），山东广饶人，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教育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830.39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文根据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FDI的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假设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规模、类型和进入东道国的强度都是影响技术溢出深度和广度的因素。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一）建立研究模型
参考菲德尔于1982年提出的研究模型和思路，从整体上将我国的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外资和内资，并且在模型中为每个部门的相关生产引入一个函数。研究对比外资影响内资生产的相关函数，从能测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为中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二）计量方法与样本选取的说明
由于高技术行业在中国起步较晚，官方公布行业统计数据的年度不长，本文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变量设计与属性范围
在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这3个变量中有关外资企业的变量，其采用三资企业的相关数值来表示，有关内资企业变量的具体数值由总行业该变量的数值与外资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之差来代表。对于变量相关数据的筛选方面，我们对于产出，用“工业增加值”来代表。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新增固定资产”来表示。对于劳动投入，我们用“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来代表。
三、统计检验及结果分析
我们拟把外资从规模、类型以及进入东道国的强度三个方面来考虑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用内资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所占行业的比重、外资企业出口交货值所占比重、外资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分别来表征。把65个样本分为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大组和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小组、外资企业市场寻求和市场导向组、外资企业进入强度小组和进入大组。三组数据以考察不同类型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以期对我国现阶段高技术产业有选择地引进外资提出一些相應的建议。
我们对相关分组的变量函数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规模差距小的分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163，t统计值为1.779，通过深入研究模型函数，发现在10%的水平上效果和影响最为显著，这也就是说外资注入量每增加1%，内资部门的产值就能增加约16.3%。而在内外企规模差距较大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22，但从统计意义上看并不显著。这说明，企业规模差是影响溢出效应有无的关键因素，换而言之就是说规模差距越小时，FDI越能对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原因可能是：在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较小的情况下，外资企业规模扩大以后，生产技术、加工工艺、生产效率和生产管理等相应地也会提高，在竞争的压力下，内资企业为了在将来的竞争市场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也会通过关联效应、示范效应、模仿效应等途径，在提高自己竞争力的同时获得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样，外资企业发挥着一种“促进剂”的作用。如果内外企业规模差距较大，则会由于外商企业凭借自身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明显优势，从而在短期内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这样的结果不但不利于溢出效应的发生，对国内企业自身的发展和提高也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例如外资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能够吸引和挖走大量相关人才，通过技术优势占用资源等，这都会直接对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造成直接的影响，放缓国内企业的发展速度。因而，总体溢出效应还不明显。
从类型上讲，FDI的两种类型——市场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结果表明，在按照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进行的分组中，在市场寻求型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133，t统计值为1.747，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资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内资部门产出增加0.133个百分点。由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外资企业的类型也是溢出效应产生与否的影响因素。如果外资企业是市场寻求型时，FDI才对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原因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外资企业更注重的是我国国内市场，生产的产品主要在我国国内销售，对国内企业竞争压力比较大，竞争也比较激烈。而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关联效应、示范效应、模仿效应以及中学效应（Learningby watching）更好地获得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而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企业，主要看重的是我国丰(下转86页)(上接118页)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外，把我国更多地当成一个装配和加工基地。因此，对国内市场冲击较小，与国内企业交互较少，相应地技术溢出也较少。
在按照外资企业进入强度进行的分组中，在强度较小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098，t统计值为-0.067。表明外资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内资部门产出增加0.098个百分点。而在技术差距大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067，外资的进入对国内企业有一个阻碍的作用，但从统计意义上看并不显著。我们可知，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强度是影响溢出效应产生的一个因素，并且当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强度较小时，FDI才对内资企业才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上面的回归结果表明，从统计意义上看还并不显著，这种竞争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与否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竞争有利于内资企业发现自身管理经验和技术方面的不足，内资企业会主动地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努力缩小与外资之间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溢出效应的产生。而与外资企业进入强度较小的内资企业，一方面，竞争压力也很大，但由于缺乏学习的可操作性和自身技术的限制，学习主动性不够或学习能力差。另一方面，内资企业由于技术水平相比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来说还比较落后，内资企业追赶无望，而且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未能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四、结论
本文应用Feder （1982）的经典模型，运用2006年到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3个三级码行业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文章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按的技术、规模、类型和进入东道国强度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深度和广度的因素。针对实证检验的结果，拟对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深度和加强溢出效应的广度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应该结合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有选择的引进，而不是盲目地、单一地追求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大的规模。相对于把我国当成装配和加工基地的出口导向型外企来说，我们更应该吸引溢出深度和广度较大的市场寻求型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加强和提高本国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使其能够充分消化和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为国内企业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熊胜蓝.浅谈心理学范畴的教育心理学的贡献与局限性[J]. 学理论，2011，（12）.
[2] 刘素凤.泉州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J].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1，（02）.
[3] 郭向阳. 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02）.
[4] 刘得胜、黄泽先. 信息冲击曲线和A+H股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高技术产业；技术溢出
作者简介：成长群（1975-），山东广饶人，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教育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830.39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文根据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FDI的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假设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规模、类型和进入东道国的强度都是影响技术溢出深度和广度的因素。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一）建立研究模型
参考菲德尔于1982年提出的研究模型和思路，从整体上将我国的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外资和内资，并且在模型中为每个部门的相关生产引入一个函数。研究对比外资影响内资生产的相关函数，从能测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为中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二）计量方法与样本选取的说明
由于高技术行业在中国起步较晚，官方公布行业统计数据的年度不长，本文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变量设计与属性范围
在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这3个变量中有关外资企业的变量，其采用三资企业的相关数值来表示，有关内资企业变量的具体数值由总行业该变量的数值与外资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之差来代表。对于变量相关数据的筛选方面，我们对于产出，用“工业增加值”来代表。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新增固定资产”来表示。对于劳动投入，我们用“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来代表。
三、统计检验及结果分析
我们拟把外资从规模、类型以及进入东道国的强度三个方面来考虑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分类标准的选择上，用内资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所占行业的比重、外资企业出口交货值所占比重、外资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分别来表征。把65个样本分为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大组和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小组、外资企业市场寻求和市场导向组、外资企业进入强度小组和进入大组。三组数据以考察不同类型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以期对我国现阶段高技术产业有选择地引进外资提出一些相應的建议。
我们对相关分组的变量函数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规模差距小的分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163，t统计值为1.779，通过深入研究模型函数，发现在10%的水平上效果和影响最为显著，这也就是说外资注入量每增加1%，内资部门的产值就能增加约16.3%。而在内外企规模差距较大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22，但从统计意义上看并不显著。这说明，企业规模差是影响溢出效应有无的关键因素，换而言之就是说规模差距越小时，FDI越能对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原因可能是：在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较小的情况下，外资企业规模扩大以后，生产技术、加工工艺、生产效率和生产管理等相应地也会提高，在竞争的压力下，内资企业为了在将来的竞争市场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也会通过关联效应、示范效应、模仿效应等途径，在提高自己竞争力的同时获得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样，外资企业发挥着一种“促进剂”的作用。如果内外企业规模差距较大，则会由于外商企业凭借自身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明显优势，从而在短期内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这样的结果不但不利于溢出效应的发生，对国内企业自身的发展和提高也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例如外资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能够吸引和挖走大量相关人才，通过技术优势占用资源等，这都会直接对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造成直接的影响，放缓国内企业的发展速度。因而，总体溢出效应还不明显。
从类型上讲，FDI的两种类型——市场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结果表明，在按照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进行的分组中，在市场寻求型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133，t统计值为1.747，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资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内资部门产出增加0.133个百分点。由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外资企业的类型也是溢出效应产生与否的影响因素。如果外资企业是市场寻求型时，FDI才对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原因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外资企业更注重的是我国国内市场，生产的产品主要在我国国内销售，对国内企业竞争压力比较大，竞争也比较激烈。而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关联效应、示范效应、模仿效应以及中学效应（Learningby watching）更好地获得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而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企业，主要看重的是我国丰(下转86页)(上接118页)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外，把我国更多地当成一个装配和加工基地。因此，对国内市场冲击较小，与国内企业交互较少，相应地技术溢出也较少。
在按照外资企业进入强度进行的分组中，在强度较小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098，t统计值为-0.067。表明外资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内资部门产出增加0.098个百分点。而在技术差距大的组内，外资变量前的系数为-0.067，外资的进入对国内企业有一个阻碍的作用，但从统计意义上看并不显著。我们可知，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强度是影响溢出效应产生的一个因素，并且当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强度较小时，FDI才对内资企业才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上面的回归结果表明，从统计意义上看还并不显著，这种竞争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与否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竞争有利于内资企业发现自身管理经验和技术方面的不足，内资企业会主动地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努力缩小与外资之间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溢出效应的产生。而与外资企业进入强度较小的内资企业，一方面，竞争压力也很大，但由于缺乏学习的可操作性和自身技术的限制，学习主动性不够或学习能力差。另一方面，内资企业由于技术水平相比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来说还比较落后，内资企业追赶无望，而且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未能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四、结论
本文应用Feder （1982）的经典模型，运用2006年到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3个三级码行业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文章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按的技术、规模、类型和进入东道国强度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深度和广度的因素。针对实证检验的结果，拟对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深度和加强溢出效应的广度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应该结合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有选择的引进，而不是盲目地、单一地追求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大的规模。相对于把我国当成装配和加工基地的出口导向型外企来说，我们更应该吸引溢出深度和广度较大的市场寻求型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加强和提高本国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使其能够充分消化和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为国内企业获取外资的溢出效应积极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熊胜蓝.浅谈心理学范畴的教育心理学的贡献与局限性[J]. 学理论，2011，（12）.
[2] 刘素凤.泉州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J].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1，（02）.
[3] 郭向阳. 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02）.
[4] 刘得胜、黄泽先. 信息冲击曲线和A+H股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研究[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