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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焦波把爹娘从农村带向世界，实现了“用镜头留住俺爹俺娘”的初衷，他的摄影作品感动了无数人。
今天，焦波用一部纪录片，从一个村庄里发现中国。近日，由焦波导演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获得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2013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金红棉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真实记录沂源县杓峪村一年内生活变迁的纪录片，真实展现了当代农村的面貌。
被一部纪录片改变的村庄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愈演愈烈，书写乡村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重视，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们越走越远，回望最原初的起点，那个村庄，它依旧在历史深处等着我们，当我们回去，却发现村庄早已不是先前的样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焦波拿出了一部《乡村里的中国》。
母亲去世后，焦波提前退休，在淄博老家种树。“我有很重的乡村情结，也想找个机会去了解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的。”
这一次，焦波选择沂源县杓峪村。这个村子共有167户人家，大约五百多人，不贫不富。刚进村那会儿，摄制组就和村民约法三章，“随时可以用摄像机记录”。不到一个月，村民们就已经对眼前随时出现的镜头习以为常了。
焦波带去了三台摄像机，几乎全天候盯住村里的三户人家：文化人杜深忠家、大学生杜滨才家、村支书张自恩家。“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拍，但纪录片还是要有故事，盯一家的风险太大，最后选择盯三家。”焦波解释，这三家正好代表了村里的文化线、政治线和情感线，有典型意义。
对于杓峪村的未来，纪录片火了之后，这个村庄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焦波说：“我只能说，想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有的地方成了旅游区，开发了之后照张相都跟你要钱，这些东西我控制不了。”
一些改变已经悄然发生，淄博当地的一家企业在杓峪村建起“乡村书屋”，让村民有好书看，焦波也找来了投资，为村里修了四条路。
焦波这次拍摄没有选择他出生的村子“天津湾”，“我们那个村子，已经不像十年前的时候了。那个村子离城市比较近，已经开始比较富裕了，老百姓也不是拍《俺爹俺娘》时候的状态了。如果你现在去拍，他们会问你，你拍这个干吗？你会拿去挣钱吗？”
许多业内人士对该片表示盛赞。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张艺谋的恩师司徒兆敦教授更是指出：“纪录片不追求短暂的即时性，而是追求永恒。《乡村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的成果。”
文化人杜深忠：我对土地没有感情
我们从焦波的三组主人公的故事，切入乡村。
焦波第一次上门，满脸沟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笔练书法。焦波说明来意：想拍部记录村里人生活的片子。杜深忠的妻子张兆珍放下手里的活计：“拍戏？俺这一辈子就是战争戏！”
她向焦波埋怨丈夫“头顶火炭不觉热”，家里这么穷，他却总想着看书写字弹曲儿。“没钱买宣纸，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写。”
杜深忠把脖子一扭：“焦老师你看，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
焦波心里的弦被猛地一拨，“这话太有艺术感觉了！”眼前这位兄弟，内心对美何其敏锐。焦波明白，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杜深忠和妻子的矛盾，不正是农民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的矛盾吗？
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拍杜深忠。
2012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三，立春。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挂上“村儿电影社”的牌子，拍摄正式开始。
片中，杜深忠多次表达过对土地的失望。他辛苦一年收获七千三百来斤苹果，却只挣了七八千元。他对同村人慨叹：“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
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
“土地能给予农民什么？一年几千块钱收入，说实在的，对得起他们么？”焦波理解，杜深忠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是“爱之深，恨之切”。杜深忠很在意这片青山热土。看到村民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他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
杜深忠一直梦想拥有一把琵琶，“听到琵琶动静心里就舒服”，并最终咬牙到城里花690元买了一把，对妻子撒谎说是490元。后来发现真相的妻子火了：“你为这个家庭想吗？谁没有鞋？谁没有棉袄？……你想吗？”“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杜深忠争辩道。
村支书张自恩：干一年支书，就赚了一肚子酒
张自恩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至今。他工作热忱，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张自恩表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生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记录下了整个村庄的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
一晚，张自恩在山上呆坐了几个小时后，跑去敲焦波的门。见到焦波，这个粗鲁大汉眼泪刷地掉下来。“焦老师，我里里外外不是人……”当时，政府已对村中账目审查多次，并未发现问题，但村民却认为“上面有人包庇张自恩”。
焦波相信张自恩的为人：“他为村里争取项目，经常提着自家的鸡蛋去送礼。”
面对矛盾，张自恩有时会骂脏话，但在焦波看来，这才是村干部的真实状态：“你总不能要求他坐下来讲马列主义吧！”他认为，中国有无数张自恩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高大全，但充满想把工作干好的“正能量”。“张自恩的烦恼，道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难点。” 该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时，一段情节让部分西方观众感到不解：过年时，张自恩提着礼品，去给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拜年。
“冲突还没解决，怎么就准备皆大欢喜过年了？”一位法国人问焦波。焦波告诉他：“这就是中国人，再大的事，年总是要过的。”
年轻一代的两种人生：知识改变命运、人肉换猪肉
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村里年轻一代的命运，则是该片的另一条主线。
杜滨才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是父亲唯一的骄傲。
而对于家，杜滨才的感情是复杂的。片中他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也同样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眼下，毕业后的杜滨才如愿在济南一家旅游公司担任导游，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天南地北的见识。
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学读电子商务的儿子杜海龙毕业后能在城里谋份体面差事，“以知识换命运”。
片中一个长镜头，记录下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
“我们总是被教育要热爱土地，但我对这土地一点也热爱不起来，守在这里是无奈！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年年劳作，所得甚少，为什么我们要全力供你读书，就是想让你摆脱土地的束缚。”
“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焦波和学生们在镜头后屏息凝神。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影片之外，杜海龙并未完全按照父亲期望的轨迹生活。明年夏天毕业的杜海龙不想应聘“铁饭碗”，反而和五个同学合伙创业，在微信上开了一个卖水果的电商平台——“微果坊”，为聊城师生提供线上订购服务，生意不错。
“虽然现在‘微果坊’还刚起步，但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大做强。”谈起梦想，杜海龙像父亲一样执著，尽管父亲对他“毕业卖果子”的选择并不理解。
不同于杜滨才、杜海龙，现实中多数乡村青年还是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年轻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幼子指着墓坑好奇发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本文参考《中国青年报》、《长江商报》、《南方都市报》等）
今天，焦波用一部纪录片，从一个村庄里发现中国。近日，由焦波导演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获得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2013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金红棉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真实记录沂源县杓峪村一年内生活变迁的纪录片，真实展现了当代农村的面貌。
被一部纪录片改变的村庄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愈演愈烈，书写乡村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重视，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们越走越远，回望最原初的起点，那个村庄，它依旧在历史深处等着我们，当我们回去，却发现村庄早已不是先前的样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焦波拿出了一部《乡村里的中国》。
母亲去世后，焦波提前退休，在淄博老家种树。“我有很重的乡村情结，也想找个机会去了解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的。”
这一次，焦波选择沂源县杓峪村。这个村子共有167户人家，大约五百多人，不贫不富。刚进村那会儿，摄制组就和村民约法三章，“随时可以用摄像机记录”。不到一个月，村民们就已经对眼前随时出现的镜头习以为常了。
焦波带去了三台摄像机，几乎全天候盯住村里的三户人家：文化人杜深忠家、大学生杜滨才家、村支书张自恩家。“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拍，但纪录片还是要有故事，盯一家的风险太大，最后选择盯三家。”焦波解释，这三家正好代表了村里的文化线、政治线和情感线，有典型意义。
对于杓峪村的未来，纪录片火了之后，这个村庄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焦波说：“我只能说，想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有的地方成了旅游区，开发了之后照张相都跟你要钱，这些东西我控制不了。”
一些改变已经悄然发生，淄博当地的一家企业在杓峪村建起“乡村书屋”，让村民有好书看，焦波也找来了投资，为村里修了四条路。
焦波这次拍摄没有选择他出生的村子“天津湾”，“我们那个村子，已经不像十年前的时候了。那个村子离城市比较近，已经开始比较富裕了，老百姓也不是拍《俺爹俺娘》时候的状态了。如果你现在去拍，他们会问你，你拍这个干吗？你会拿去挣钱吗？”
许多业内人士对该片表示盛赞。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张艺谋的恩师司徒兆敦教授更是指出：“纪录片不追求短暂的即时性，而是追求永恒。《乡村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的成果。”
文化人杜深忠：我对土地没有感情
我们从焦波的三组主人公的故事，切入乡村。
焦波第一次上门，满脸沟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笔练书法。焦波说明来意：想拍部记录村里人生活的片子。杜深忠的妻子张兆珍放下手里的活计：“拍戏？俺这一辈子就是战争戏！”
她向焦波埋怨丈夫“头顶火炭不觉热”，家里这么穷，他却总想着看书写字弹曲儿。“没钱买宣纸，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写。”
杜深忠把脖子一扭：“焦老师你看，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
焦波心里的弦被猛地一拨，“这话太有艺术感觉了！”眼前这位兄弟，内心对美何其敏锐。焦波明白，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杜深忠和妻子的矛盾，不正是农民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的矛盾吗？
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拍杜深忠。
2012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三，立春。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挂上“村儿电影社”的牌子，拍摄正式开始。
片中，杜深忠多次表达过对土地的失望。他辛苦一年收获七千三百来斤苹果，却只挣了七八千元。他对同村人慨叹：“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
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
“土地能给予农民什么？一年几千块钱收入，说实在的，对得起他们么？”焦波理解，杜深忠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是“爱之深，恨之切”。杜深忠很在意这片青山热土。看到村民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他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
杜深忠一直梦想拥有一把琵琶，“听到琵琶动静心里就舒服”，并最终咬牙到城里花690元买了一把，对妻子撒谎说是490元。后来发现真相的妻子火了：“你为这个家庭想吗？谁没有鞋？谁没有棉袄？……你想吗？”“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杜深忠争辩道。
村支书张自恩：干一年支书，就赚了一肚子酒
张自恩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至今。他工作热忱，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张自恩表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生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
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记录下了整个村庄的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
一晚，张自恩在山上呆坐了几个小时后，跑去敲焦波的门。见到焦波，这个粗鲁大汉眼泪刷地掉下来。“焦老师，我里里外外不是人……”当时，政府已对村中账目审查多次，并未发现问题，但村民却认为“上面有人包庇张自恩”。
焦波相信张自恩的为人：“他为村里争取项目，经常提着自家的鸡蛋去送礼。”
面对矛盾，张自恩有时会骂脏话，但在焦波看来，这才是村干部的真实状态：“你总不能要求他坐下来讲马列主义吧！”他认为，中国有无数张自恩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高大全，但充满想把工作干好的“正能量”。“张自恩的烦恼，道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难点。” 该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时，一段情节让部分西方观众感到不解：过年时，张自恩提着礼品，去给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拜年。
“冲突还没解决，怎么就准备皆大欢喜过年了？”一位法国人问焦波。焦波告诉他：“这就是中国人，再大的事，年总是要过的。”
年轻一代的两种人生：知识改变命运、人肉换猪肉
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村里年轻一代的命运，则是该片的另一条主线。
杜滨才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是父亲唯一的骄傲。
而对于家，杜滨才的感情是复杂的。片中他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也同样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眼下，毕业后的杜滨才如愿在济南一家旅游公司担任导游，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天南地北的见识。
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学读电子商务的儿子杜海龙毕业后能在城里谋份体面差事，“以知识换命运”。
片中一个长镜头，记录下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
“我们总是被教育要热爱土地，但我对这土地一点也热爱不起来，守在这里是无奈！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年年劳作，所得甚少，为什么我们要全力供你读书，就是想让你摆脱土地的束缚。”
“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焦波和学生们在镜头后屏息凝神。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影片之外，杜海龙并未完全按照父亲期望的轨迹生活。明年夏天毕业的杜海龙不想应聘“铁饭碗”，反而和五个同学合伙创业，在微信上开了一个卖水果的电商平台——“微果坊”，为聊城师生提供线上订购服务，生意不错。
“虽然现在‘微果坊’还刚起步，但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大做强。”谈起梦想，杜海龙像父亲一样执著，尽管父亲对他“毕业卖果子”的选择并不理解。
不同于杜滨才、杜海龙，现实中多数乡村青年还是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年轻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幼子指着墓坑好奇发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本文参考《中国青年报》、《长江商报》、《南方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