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短篇小说《家》到长篇小说《茧》，张悦然始终致力于完成的不仅是从青春文学向严肃文学的转向，也是“80后”对历史的回应与书写。《大乔小乔》由代际的独特历史记忆入手，完成了其对于历史凝望和追索的尝试，将深刻的伦理思考与社会反思寓于复杂的亲缘关系书写中，借助对宏大历史的独特书写踏出了“80后”历史书写的更进一步。
　　关键词：张悦然 《大乔小乔》 历史记忆
　　一、庸俗家庭悲剧背后对体制和伦理的直击
　　《大乔小乔》聚焦的庸俗家庭悲剧背后隐藏的是“80后”作家对于代际历史碰触的尝试，借家庭与个体命运的悲剧展示对体制的反思和对相伴而生的伦理问题的思考，具有深刻的价值。
　　在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的时代，母亲意外怀孕且具有生理疾患，无法被及时引产而降生的许妍被姥姥拯救。但是女婴的存活引发悲剧的连锁效应，身为公办教师的父亲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失业并滑向酗酒的深渊，母亲与奶奶之间的互相埋怨让家庭中琐碎的争吵从未止息。父母对于现实困境的无力和对于寻求正义的执念让整个家庭陷入不断上访与不断失败的困境循环，并造成了乔琳、许妍姐妹的悲剧命运。
　　破败的家庭赋予了乔琳“奉献者”的身份，让她向囚鸟一样无法和初恋情人奔赴北京寻找新的生活，被许妍嫉妒、羡慕、想要替代的身份不过是将她困在泥泞中的枷锁；而许妍作为活生生的人，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却因为“不合法”的身份被无情地剥夺了人本应生而有之的生存权利，侥幸不死却被注射毒针而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由此引发的道德反思是深刻的，其中张悦然也在无声地追问着更无解的答案。对计划生育的反思始终是个无解的命题，我们也许还不足以回望、审视这个历史难题，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们正视它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以及对相伴而生的伦理问题的思考。
　　二、爱与妒交织的姐妹亲缘的复杂阐释
　　复杂的亲缘伦理始终是文学执着探寻的人性命题，复杂的亲缘关系中折射的是对人性终极命题的反问与追思。“姐妹关系”既包含着女性身为同性别群体的关系阐释，也包含着血缘产生的伦理关系，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曾呈现过二者及彼此扶持、关爱，又相互竞争乃至妒忌的复杂、难解的关系。
　　《大乔小乔》作为“复调”小说，其间穿插的姐姐乔琳与妹妹許妍之间的年少故事折射出了前者对后者无私的爱护和歉疚。许妍对姐姐的情感却蔚为复杂，对姐姐的爱中滋生着对姐姐“合法”的身份的隐性妒忌。即使成年后二者的社会身份发生了置换——美丽而特立独行的乔琳被父母的痛苦蚕食，成为商场的售货员并在怀孕之际遭到男友的抛弃，成为不折不扣的弱者；需要怜悯、保护的妹妹许妍在北京当上了电台的主持人，找到了出身富贵的男友，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成为保护的施予者。然而，许妍对乔琳身份的妒忌却从未消失。
　　出于这份妒忌，许妍始终有意无意地抢夺乔琳拥有的东西：北京、初恋男友，面对乔琳的求助袖手旁观，直到乔琳在生活的挤压下凋零，成功地完成身份的篡夺。但是如愿获取了乔琳身份的许妍并未获得幸福：“小时候的愿望是如此真挚和恐怖，被她一直揣在心里，缓缓向外界释放着毒素……乔琳不在了，她并不能走到阳光底下。她将永远留在阴影里。”[1]
　　张悦然形容自己在《大乔小乔》的创作中怀揣着“丰沛的善意”，在历史和社会的深层中其实蕴含着的是人物之间以爱救赎彼此的主题。也有论者指出《大乔小乔》是“《樱桃之远》的一个‘后文本’”，书写了姐妹之间亲缘的复杂性。[2]乔琳对妹妹的妒忌其实洞若观火，她的死亡是留给妹妹最后的爱意，赋予了妹妹“成为另一个人的机会”，也赋予了她救赎自己、救赎他人的可能。乔琳以死亡馈赠给许妍的不仅是“完全正义”的“唯一的女儿”的身份，将自己的孩子留给不孕的妹妹看顾更是补足了妹妹无法成为“母亲”的不足。而乔琳对许妍施与的爱意也被许妍传递给了乔琳的女儿，被“大乔”救赎的“小乔”成为女婴的救赎者，也化解了父母与许妍之间由怨恨产生的隔阂。虽然以“爱和牺牲”达成的彼此救赎带有理想化的意味，始终未变的成长主题依旧带有青春文学的影子，但是毕竟是“80后”在怎样与世界和解的角度做出的反思和尝试。此外，意料之外的身份置换始终是张悦然文中比较有趣的模式：《大乔小乔》中姐妹身份的置换；《家》中保姆和主人之间身份的置换；《天鹅旅馆》中绑架罪犯与保护者身份的置换等。
　　从文学青春到脱离青春文学向纯文学转型的起点《誓鸟》，重述与追问父辈历史的《茧》以及表达对当下社会光明与黑暗、快乐与痛苦的探寻的《我循着火光而来》。张悦然的创作无疑代表了“80后”创作的一个高度，她与霍艳等人向纯文学转型的历程体现出的恒常性及异质性都使她们的创作有发展的空间、期许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张悦然.大乔小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刘月悦.“后80后”的破茧之途：张悦然写作道路的转变[J].小说评论，2019（02）.
　　（作者简介：周珊伊，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