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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民间文化大典》以四川区域为对象，对其民间文化做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描述，尤其是在民间文化的分类中表现出很大的学术创新。《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出版，不仅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学科建设，而且也为推进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资源，从而为文化强国、强川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
四川;民间文化;学科建设;文化强国
当翻阅沉甸甸的《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后掩卷而思：文化强国离不开对根深叶茂、家喻户晓的民间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而作为文化学子系统的民间文化的学科建设、 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文旅融合发展的方针政策，离开民间文化可以说无从说起。所以《四川民间文化大典》是文化强国语境下中国文化学研究中的一大创新和硕果，更是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獻礼。
一
境外无“民间文化”一说，只有沿用至今的“folklore//folkloristics”，其意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外延包括风俗习惯、口传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等领域。该理论经当时的苏联进入中国时，学界将其分为两个门类即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钟敬文先生1990年出版的《话说民间文化》一书的“自序”写于1988年，序中说：“从30年代起（指20世纪30年代，引者注），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享用和继承的文化，并且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我曾经为一个教育刊物编辑了‘民间风俗文化专号’，计划刊行过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丛书。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1]。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岁月里，钟先生都一直认为他当年的想法是正确的。应该说，“民间文化”一词最先出自于钟敬文先生。钟敬文先生的《话说民间文化》一书是论文集，虽然其题名为《话说民间文化》，但里面仅有两篇文章的标题中有“民间文化”一词。在开初，作者是将民间文化称为“下层文化”的。钟先生在该文集中的序言里说：“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近来有些美籍华裔的同行，也赞成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术语的想法。”[2]由此可知，自钟敬文先生20世纪30年代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界再没有研究“民间文化”，因而再没有出现“民间文化”这个术语。继1990年出版的《话说民间文化》一书后，1991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论文集，从目录看全是研究民俗信仰内容的，且未见从形而上探索“民间文化”的文章。而且，以后出现的以“民间文化”为题名的著述，翻看其目录，多数也是由研究民俗的单篇论文构成的论文集，诸如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的《民间文化学新论》、巴蜀书社2006年出版的《民间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民间文化的多维视域》、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等著即是其例。其中的《民间文化学新论》中，有“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载体与象征系统”一文，但其内容重在民俗文化的存在形态，而不是探索什么是“民间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民间文化述论》一书，从其内容看，是对历代相关民俗事项的描述。总之，虽以“民间文化”为题名，但其内容或者是民俗事项的记述，或者是研究民俗的学术论文。其成果当然颇多，在此不赘述。
从文化学理论上研究民间文化的专著，据笔者所见，是万建中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化概论》。该著分为“理解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的生活意义”“生产贸易”“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游乐”“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信仰”“民间日常知识”“民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民间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等若干章。该著的“绪论”从形而上的视角研究了什么是“民间文化”，但从以后的目录构架及其内容呈现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相关“民俗学概论”对民俗的分类以及所涉及的对象内容。
总之，过去有关“民间文化”方面的著述，一类是研究民俗事项的学术论文集，一类是对民俗事项的描述，一类是对“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学问”的理论探索。这种理论探索的代表作笔者目前所见，一是钟敬文先生的《话说民间文化》;二是出于同一作者的《中国民间文化概论》和《民间文化的多维视域》。而且，检阅之前的“民间文化”著述方面的成果，基本上依照民俗学的框架以描述或研究对象。毫无疑问，自钟先生的《话说民间文化》开始以来，学界的相关探索，从大的方面说，是对文化学的新探索;从具体而言，则是中国特色“民间文化学”学科的探索，尤其是《话说民间文化》一书，可视为是我国“民间文化学”学科建立的奠基之作。
二
任何学科的研究，均离不开对研究对象概念的明确和对之所处于什么类别以及本身包括多少类别的定位即分类。当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有了主客体的认识后，便开始了对客体的分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客体的分类会体现出新的认知水平。比如，四川彝族在过去把世界上的生物分为四类，即根类、翅类、蹄类、掌类。就“民间文化”而言，钟先生当年认为民间文化“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它的范围很广泛，包括我们常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组织（如家族、村落及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3]至于民间文化在文化分类中所处的地位，按钟先生的说法是“底层文化”[4]。在《中国民间文化概论》一书中，对民间文化概念的定义有新的发展：“民间文化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祖祖辈辈共创和共享的文化传统……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形态，主要为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享用。”[5]而且作者强调民间文化之“民”与民俗之“民”意义完全一致，并对民间文化中的“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于作为文化子系统的民间文化在文化中的地位，直到《中国民间文化概论》一书，仍以为属于没有话语权因而需要保护的底层文化。对于民间文化的分类，如上所列共分为生产贸易、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游乐、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信仰、民间日常知识等十类。这可以说是最早对民间文化的具体分类，“民俗学概论”意味很浓。 人们为了通过名称而能识别物类，便于劳作和生活，很早就有了对客观对象“分类”的意识。比如在中国，因为认识到对客观对象进行分类的重要性，所以早在相关古籍文献中就有“分类”的术语：“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饫》。”[6]用现在的话来表述就是：虞舜在位期间，广泛测量自己的疆域，并将各地的物产分门别类，规定赋税。另外，还指导创作了《汩作》《九共》九篇、《槁》等舞乐，作为祭祀音乐。继《尚书》后，在古籍《尔雅》中把动物分为虫、鱼、鸟、兽 四个类别，其中虫包括大部分无脊椎动物;鱼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等低级脊椎动物及鲸和虾、蟹、贝类等;鸟是能飞的翅类;兽是蹄类哺乳动物。将约为西周的中国古代动物分类拿来与后来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六纲系统（1758年）比较，前者只少了两个纲（两栖纲和蠕虫纲）。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分类”，是指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对客观对象分别归类。
对于文化，按不同的依据有多种划分法，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等。钟先生以文化的阶层属性，分为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钟先生说，实践证明他当年拟用“民间文化”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7]由此可知，在钟先生看来，民俗学本来就是包括在民间文化内的。近几十年来，民俗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至于囊括了民间文化的全部事象;所以到了这种程度，民俗学与民间文化在外延上就可以划等号了，可以用“民俗”替代“民间文化”，以“民间文化学”替代“民俗学”。
三
《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策划构思于30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最终的编撰提纲上，将四川民间文化分为民间习俗、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文化遗存、民间工艺、民间科教、民间游艺等十个类别。其中“民间习俗”篇包括“社会民俗”“家庭家族民俗”“社团民俗”“物质民俗”“交通民俗”“商贸民俗”“礼仪民俗”“信仰民俗”等八个类别，部分类别又再分为若干子系统，基本覆盖了目前所见“民俗学概论”之类著述中对民俗的分类。所以，《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这种分类，是将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仅仅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类别出现的，而不是将民间美术、民间演艺等其他类别，包括在民俗学中，因此更加符合实际而表现出科学性。因为，民间文化中的不少事项只是一般的操作行为而没有“习俗”性质，更没有信仰成分，比如民间游艺中的一些项目、民间工艺中的一些项目、民间美术中的一些项目。所以，这种分类作为一种对民间文化的理性认识，将其作为文化学科中的一个子系统，超越了“民俗”范畴，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避免了囿于“民俗”而出现难以开拓创新的尴尬局面;对于文化的享用、特别是文旅融合发展、文创方面，则避免了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民俗信仰、习俗因素的担心，从而可直接从使用价值的视角开发、利用民间文化。钟先生认为民俗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所以打算用“民间文化学”术语代替“民俗学”术语。《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基于民间文化实际的分类，则避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
从以往对民俗和民间文化的认知看，因为学界对民俗的研究时间比较长久，形成了“民俗学”学科，所以定义也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多种;但一般认为民俗即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世代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学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时间比较短，对于其概念的定义，钟先生最初认为民间文化“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中国民间文化概论》一书中的定义为：“民间文化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祖祖辈辈共创和共享的文化传统……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形态，主要为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享用。”
从民俗学中关于民俗的定义和民俗的客观呈现可知，民俗产生于民间且是全民的，存在阶层性但无阶级性。按乌丙安先生的研究，在民俗文化的视域里，其文化主体是“俗民”。关于俗民：“一是，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他们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文化特色;二是，俗民负载所有民俗文化;三是，俗民不都是普通人，典型人物表现了民俗文化特色，同样也是俗民的个体。”所以，“‘俗民’是一个以文化的代表性界定的文化群体，它可以是群体社会，也可以是俗民中的个体，确定它的俗民属性，放在首位的是他的文化代表特色。只要他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民俗文化，就可能属于俗民的一员。”[8]所以民俗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上层官方”的领域中。很多民俗事项虽然在民间这个空间里属于民间文化，但作为一种民俗，它也在民间之外有所表现;所以它只能称为民俗而不能称作民间文化。比如在中国几乎各民族都过年节。无论是底层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一是过年节的时间相同;二是在过年节中祭祖也都是重要内容之一，所差异者只是因为经济实力不同，致祭品丰俭程度不同而已。旧时并不会出现底层群众腊月初五就过年，而上层阶层腊月三十才过年;“底层社会”过年祭祖，而“上层社会”则在过年时诅咒祖先的情况。除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外，凡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一家人，再穷，过年期间也是要祭祖的。而且，无论贫富，过年除夕都会吃“团年饭”，只是团年饭的丰俭程度有差异罢了。再如进入阶级社会后婚姻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民族群体，从统治阶层到民间底层群众几乎都没有婚姻自由，都受制于包办婚姻，从而使婚俗表现出全民性。再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表现孝道的相关习俗行为，不少也是具有全民属性的。但是一个民族群体于民间实行的民间文化，往往不会出现在精英阶层或统治上层中。一些生产工具以及制作这些生产工具的工艺，也只能出现于民间，不可能在上层社会中出现。在餐饮方面，有不少菜式菜品也只能作为民间文化而呈现于民间。比如，四川乐山马边县某乡村的“包谷粑”，就极具地方的与民间的特色，是人们慕名而往的一道美食。虽然今天在马边县仍有不少个人或餐馆制作这种“包谷粑”，但要使之超出当地“民间”这个空间范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带有地域性的民间美食，要运用当地的食材、当地的水才能达到原生态的效果，比如四川剑阁剑门关一带，以当地的黄豆和当地的水做的豆腐，可烹制出一百个以上的美味菜品;但将当地的黄豆或豆腐搬运到其他地方，做得再认真也不可能与剑门关一带的豆腐菜品媲美。有的穿戴服饰，也只有在特定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环境，甚至是一定的历史时期才存在，表现出鲜明的民间性。比如，游牧民族的服饰，凉山彝族的查尔瓦等，在使用电脑的工作环境、都市的一些实验室，现代工种（如飞行员等）就几乎没有人穿用了。所以，从民间文化与民俗的关系来看，凡是民俗事项，几乎都可视为民间文化范畴，只是因为民俗的全民性和民族性，有部分民俗事项超越了民间范畴，表现于上层社会而已。民间文化，其生存的空间乃在民间——即学界过去称谓的“社会底层”;但是其中的“民俗民间文化”，有部分超越了社会底层这个“民间空间”的范畴，如前述过年节、婚姻民俗、祭祖等即是。因此，“民俗”替代不了“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学”也是不能代替“民俗学”的。正因为如此，《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将“民间习俗”单列一篇，之后是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文化遗存、民间工艺、民间科教、民间游艺等的分类。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因而是比较科学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川民間文化大典》的分类中，除了民间习俗篇外，其他的各篇也并非与民俗无缘。从客观现实看，在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文化遗存、民间工艺、民间科教、民间游艺各篇中的有些项目也涉及民俗，尽管不是以民俗为主线主题。这在部分传说中可以看出，比如《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羌族白衣习俗”（第210页）即是其例。该例在《四川民间文化大典》中，处于“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之“传说”子系统中，主要是对黑水羌族穿着白衣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看，属于民间传说;但穿着白衣这种现象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衣饰穿着模式”而被赋于“习俗”的意趣。
总而言之，作为一门学科，“民间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文化强国的语境下，是应当深入研究的。在这方面，《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做了有益的尝试，是一种“天下先”的探索与贡献。
注释：
[1]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自序第2页。
[2]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第2-3页。
[3]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第19页。
[4]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层次，即属于统治阶级创造和享用的上层社会文化，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即中层文化，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即底层文化。
[5]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6]李明、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7]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第2-3页。
[8]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
罗曲：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者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唐林：西南民族大学讲师
《四川民间文化大典》以四川区域为对象，对其民间文化做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描述，尤其是在民间文化的分类中表现出很大的学术创新。《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出版，不仅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学科建设，而且也为推进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资源，从而为文化强国、强川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
四川;民间文化;学科建设;文化强国
当翻阅沉甸甸的《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后掩卷而思：文化强国离不开对根深叶茂、家喻户晓的民间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而作为文化学子系统的民间文化的学科建设、 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特别是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文旅融合发展的方针政策，离开民间文化可以说无从说起。所以《四川民间文化大典》是文化强国语境下中国文化学研究中的一大创新和硕果，更是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獻礼。
一
境外无“民间文化”一说，只有沿用至今的“folklore//folkloristics”，其意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外延包括风俗习惯、口传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等领域。该理论经当时的苏联进入中国时，学界将其分为两个门类即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钟敬文先生1990年出版的《话说民间文化》一书的“自序”写于1988年，序中说：“从30年代起（指20世纪30年代，引者注），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享用和继承的文化，并且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我曾经为一个教育刊物编辑了‘民间风俗文化专号’，计划刊行过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丛书。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1]。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岁月里，钟先生都一直认为他当年的想法是正确的。应该说，“民间文化”一词最先出自于钟敬文先生。钟敬文先生的《话说民间文化》一书是论文集，虽然其题名为《话说民间文化》，但里面仅有两篇文章的标题中有“民间文化”一词。在开初，作者是将民间文化称为“下层文化”的。钟先生在该文集中的序言里说：“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近来有些美籍华裔的同行，也赞成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术语的想法。”[2]由此可知，自钟敬文先生20世纪30年代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界再没有研究“民间文化”，因而再没有出现“民间文化”这个术语。继1990年出版的《话说民间文化》一书后，1991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化》论文集，从目录看全是研究民俗信仰内容的，且未见从形而上探索“民间文化”的文章。而且，以后出现的以“民间文化”为题名的著述，翻看其目录，多数也是由研究民俗的单篇论文构成的论文集，诸如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的《民间文化学新论》、巴蜀书社2006年出版的《民间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民间文化的多维视域》、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等著即是其例。其中的《民间文化学新论》中，有“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载体与象征系统”一文，但其内容重在民俗文化的存在形态，而不是探索什么是“民间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民间文化述论》一书，从其内容看，是对历代相关民俗事项的描述。总之，虽以“民间文化”为题名，但其内容或者是民俗事项的记述，或者是研究民俗的学术论文。其成果当然颇多，在此不赘述。
从文化学理论上研究民间文化的专著，据笔者所见，是万建中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化概论》。该著分为“理解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的生活意义”“生产贸易”“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游乐”“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信仰”“民间日常知识”“民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民间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等若干章。该著的“绪论”从形而上的视角研究了什么是“民间文化”，但从以后的目录构架及其内容呈现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相关“民俗学概论”对民俗的分类以及所涉及的对象内容。
总之，过去有关“民间文化”方面的著述，一类是研究民俗事项的学术论文集，一类是对民俗事项的描述，一类是对“民间文化”作为“一种学问”的理论探索。这种理论探索的代表作笔者目前所见，一是钟敬文先生的《话说民间文化》;二是出于同一作者的《中国民间文化概论》和《民间文化的多维视域》。而且，检阅之前的“民间文化”著述方面的成果，基本上依照民俗学的框架以描述或研究对象。毫无疑问，自钟先生的《话说民间文化》开始以来，学界的相关探索，从大的方面说，是对文化学的新探索;从具体而言，则是中国特色“民间文化学”学科的探索，尤其是《话说民间文化》一书，可视为是我国“民间文化学”学科建立的奠基之作。
二
任何学科的研究，均离不开对研究对象概念的明确和对之所处于什么类别以及本身包括多少类别的定位即分类。当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有了主客体的认识后，便开始了对客体的分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客体的分类会体现出新的认知水平。比如，四川彝族在过去把世界上的生物分为四类，即根类、翅类、蹄类、掌类。就“民间文化”而言，钟先生当年认为民间文化“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它的范围很广泛，包括我们常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组织（如家族、村落及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3]至于民间文化在文化分类中所处的地位，按钟先生的说法是“底层文化”[4]。在《中国民间文化概论》一书中，对民间文化概念的定义有新的发展：“民间文化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祖祖辈辈共创和共享的文化传统……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形态，主要为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享用。”[5]而且作者强调民间文化之“民”与民俗之“民”意义完全一致，并对民间文化中的“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于作为文化子系统的民间文化在文化中的地位，直到《中国民间文化概论》一书，仍以为属于没有话语权因而需要保护的底层文化。对于民间文化的分类，如上所列共分为生产贸易、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游乐、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信仰、民间日常知识等十类。这可以说是最早对民间文化的具体分类，“民俗学概论”意味很浓。 人们为了通过名称而能识别物类，便于劳作和生活，很早就有了对客观对象“分类”的意识。比如在中国，因为认识到对客观对象进行分类的重要性，所以早在相关古籍文献中就有“分类”的术语：“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饫》。”[6]用现在的话来表述就是：虞舜在位期间，广泛测量自己的疆域，并将各地的物产分门别类，规定赋税。另外，还指导创作了《汩作》《九共》九篇、《槁》等舞乐，作为祭祀音乐。继《尚书》后，在古籍《尔雅》中把动物分为虫、鱼、鸟、兽 四个类别，其中虫包括大部分无脊椎动物;鱼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等低级脊椎动物及鲸和虾、蟹、贝类等;鸟是能飞的翅类;兽是蹄类哺乳动物。将约为西周的中国古代动物分类拿来与后来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六纲系统（1758年）比较，前者只少了两个纲（两栖纲和蠕虫纲）。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分类”，是指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对客观对象分别归类。
对于文化，按不同的依据有多种划分法，如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等。钟先生以文化的阶层属性，分为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钟先生说，实践证明他当年拟用“民间文化”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7]由此可知，在钟先生看来，民俗学本来就是包括在民间文化内的。近几十年来，民俗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至于囊括了民间文化的全部事象;所以到了这种程度，民俗学与民间文化在外延上就可以划等号了，可以用“民俗”替代“民间文化”，以“民间文化学”替代“民俗学”。
三
《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策划构思于30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最终的编撰提纲上，将四川民间文化分为民间习俗、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文化遗存、民间工艺、民间科教、民间游艺等十个类别。其中“民间习俗”篇包括“社会民俗”“家庭家族民俗”“社团民俗”“物质民俗”“交通民俗”“商贸民俗”“礼仪民俗”“信仰民俗”等八个类别，部分类别又再分为若干子系统，基本覆盖了目前所见“民俗学概论”之类著述中对民俗的分类。所以，《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的这种分类，是将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仅仅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类别出现的，而不是将民间美术、民间演艺等其他类别，包括在民俗学中，因此更加符合实际而表现出科学性。因为，民间文化中的不少事项只是一般的操作行为而没有“习俗”性质，更没有信仰成分，比如民间游艺中的一些项目、民间工艺中的一些项目、民间美术中的一些项目。所以，这种分类作为一种对民间文化的理性认识，将其作为文化学科中的一个子系统，超越了“民俗”范畴，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避免了囿于“民俗”而出现难以开拓创新的尴尬局面;对于文化的享用、特别是文旅融合发展、文创方面，则避免了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民俗信仰、习俗因素的担心，从而可直接从使用价值的视角开发、利用民间文化。钟先生认为民俗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所以打算用“民间文化学”术语代替“民俗学”术语。《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基于民间文化实际的分类，则避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
从以往对民俗和民间文化的认知看，因为学界对民俗的研究时间比较长久，形成了“民俗学”学科，所以定义也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多种;但一般认为民俗即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世代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学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时间比较短，对于其概念的定义，钟先生最初认为民间文化“是广大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中国民间文化概论》一书中的定义为：“民间文化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祖祖辈辈共创和共享的文化传统……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一种处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形态，主要为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享用。”
从民俗学中关于民俗的定义和民俗的客观呈现可知，民俗产生于民间且是全民的，存在阶层性但无阶级性。按乌丙安先生的研究，在民俗文化的视域里，其文化主体是“俗民”。关于俗民：“一是，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他们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文化特色;二是，俗民负载所有民俗文化;三是，俗民不都是普通人，典型人物表现了民俗文化特色，同样也是俗民的个体。”所以，“‘俗民’是一个以文化的代表性界定的文化群体，它可以是群体社会，也可以是俗民中的个体，确定它的俗民属性，放在首位的是他的文化代表特色。只要他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民俗文化，就可能属于俗民的一员。”[8]所以民俗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上层官方”的领域中。很多民俗事项虽然在民间这个空间里属于民间文化，但作为一种民俗，它也在民间之外有所表现;所以它只能称为民俗而不能称作民间文化。比如在中国几乎各民族都过年节。无论是底层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一是过年节的时间相同;二是在过年节中祭祖也都是重要内容之一，所差异者只是因为经济实力不同，致祭品丰俭程度不同而已。旧时并不会出现底层群众腊月初五就过年，而上层阶层腊月三十才过年;“底层社会”过年祭祖，而“上层社会”则在过年时诅咒祖先的情况。除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外，凡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一家人，再穷，过年期间也是要祭祖的。而且，无论贫富，过年除夕都会吃“团年饭”，只是团年饭的丰俭程度有差异罢了。再如进入阶级社会后婚姻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民族群体，从统治阶层到民间底层群众几乎都没有婚姻自由，都受制于包办婚姻，从而使婚俗表现出全民性。再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表现孝道的相关习俗行为，不少也是具有全民属性的。但是一个民族群体于民间实行的民间文化，往往不会出现在精英阶层或统治上层中。一些生产工具以及制作这些生产工具的工艺，也只能出现于民间，不可能在上层社会中出现。在餐饮方面，有不少菜式菜品也只能作为民间文化而呈现于民间。比如，四川乐山马边县某乡村的“包谷粑”，就极具地方的与民间的特色，是人们慕名而往的一道美食。虽然今天在马边县仍有不少个人或餐馆制作这种“包谷粑”，但要使之超出当地“民间”这个空间范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带有地域性的民间美食，要运用当地的食材、当地的水才能达到原生态的效果，比如四川剑阁剑门关一带，以当地的黄豆和当地的水做的豆腐，可烹制出一百个以上的美味菜品;但将当地的黄豆或豆腐搬运到其他地方，做得再认真也不可能与剑门关一带的豆腐菜品媲美。有的穿戴服饰，也只有在特定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环境，甚至是一定的历史时期才存在，表现出鲜明的民间性。比如，游牧民族的服饰，凉山彝族的查尔瓦等，在使用电脑的工作环境、都市的一些实验室，现代工种（如飞行员等）就几乎没有人穿用了。所以，从民间文化与民俗的关系来看，凡是民俗事项，几乎都可视为民间文化范畴，只是因为民俗的全民性和民族性，有部分民俗事项超越了民间范畴，表现于上层社会而已。民间文化，其生存的空间乃在民间——即学界过去称谓的“社会底层”;但是其中的“民俗民间文化”，有部分超越了社会底层这个“民间空间”的范畴，如前述过年节、婚姻民俗、祭祖等即是。因此，“民俗”替代不了“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学”也是不能代替“民俗学”的。正因为如此，《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将“民间习俗”单列一篇，之后是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文化遗存、民间工艺、民间科教、民间游艺等的分类。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因而是比较科学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川民間文化大典》的分类中，除了民间习俗篇外，其他的各篇也并非与民俗无缘。从客观现实看，在民间文学、民间演艺、民间美术、民间餐饮、民间建筑、民间文化遗存、民间工艺、民间科教、民间游艺各篇中的有些项目也涉及民俗，尽管不是以民俗为主线主题。这在部分传说中可以看出，比如《四川民间文化大典》“羌族白衣习俗”（第210页）即是其例。该例在《四川民间文化大典》中，处于“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之“传说”子系统中，主要是对黑水羌族穿着白衣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看，属于民间传说;但穿着白衣这种现象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衣饰穿着模式”而被赋于“习俗”的意趣。
总而言之，作为一门学科，“民间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文化强国的语境下，是应当深入研究的。在这方面，《四川民间文化大典》做了有益的尝试，是一种“天下先”的探索与贡献。
注释：
[1]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自序第2页。
[2]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第2-3页。
[3]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第19页。
[4]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层次，即属于统治阶级创造和享用的上层社会文化，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即中层文化，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即底层文化。
[5]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6]李明、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7]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第2-3页。
[8]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
罗曲：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者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唐林：西南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