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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的“虹影·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收录的《凌叔华小说花之寺》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凌叔华小说主题变化的形成。从早期聚焦于闺阁中女性的情感波澜到关注时代女性的命运，最后的聚焦点落脚于儿童题材创造。凌叔华展示了五四时期女性独特的女性世界。其中既有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又有通过儿童视角来观察女性的生存状态。这也正是凌叔华不同于同时期女作家最独特的写作价值。
20世纪末，由柯灵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名为“虹影·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的丛书，其中选编了，20世纪上半叶独具特色的女作家作品。“虹影”丛书对五四新文化时期在女性文学方面有着巨大贡献和成就的女作家进行拾遗补缺，对她们的小说创作进行审美的选择与真实的展现，同时也为后世文学爱好者提供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阅读欣赏视线。这套书的编选原则是以不同的作者为纲，以抽样选取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的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编选展示。在此书的编者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盡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译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正是基于编者学术化和审美化的特点，笔者将对选入《凌叔华小说花之寺》中的作品进行细读与文本分析，试图发现凌叔华小说创作的主题变化与其独特的“女性世界”。
一、《花之寺》：闺阁中的情感波澜
在凌叔华的所有成就中，带给她社会名誉与流传百世的主要还是她的文学创作;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赢得一席之地、足以体现她独特创作风格的是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因此她也被许多评论家称为闺阁派作家。
收入《花之寺》一集中的作品，是凌叔华的早期之作。其作品大多是以细腻恬淡的笔触描写高门巨族中的闺阁女性枯寂的灵魂和忧郁的情感。这些富家小姐的人生境遇中没有艰辛困苦的生活磨难，没有尖锐惨烈的命运悲剧，她们的日子过得像如暖阳光下平静淡然的湖水，没有一丁点风浪与暗涌。“高门巨族”四个大字犹如横空竖起的坚固堡垒，为他们营造了一个和谐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似乎，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如意，免不了微风吹起时的一番涟漪。这由来便是情爱萌动的美好青春遭到残酷现实的无情压碾。
《绣枕》以独特巧妙的艺术构思，通过一个绣枕的前后命运差别之大，暗喻了女主人倍加珍视的美好情感遭到无情践踏与抛弃的事实。女主人公保守封闭的心态和自我意识的缺乏，表现在对待爱情的盲目付出，最后的结局不免让人深感悲哀。《吃茶》中的主人公芳影，面对留学归来的王先生绅士的行为举止时，不禁暗自心动与芳心自许。所以，当她收到王先生结婚请柬时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芳影极度羞愧冷却后的长久悲哀才更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凌叔华真实地刻画出了这类女性尴尬、无奈的现实处境和悲哀、痛苦的心理状态。《酒后》描写一个酒后的日常生活片段，借着朦胧微醉的奇妙状态，女主人想要“kiss”心仪已久但彼此都有家室的子仪。这种长久积压于心胸的真实情感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才敢表露。《春天》是一篇含蓄、富有诗意的作品。作品中，在春天这一特定季节，生病的霄音在缤纷的色彩和婉转的音乐的影响下，唤起了对君健的思念。在提笔问候时，丈夫静一的出现，结束了这场情绪复苏的念头。
凌叔华笔下的婚姻爱情，新旧女性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她们都无法拥有这份完满与美好。《花之寺》中的燕倩通过写封情书来秘密地与丈夫进行约会，为沉闷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意外与幽默，但是长久的沉寂婚姻又应该如何打发？男性意识主导的传统婚姻背后的深层思考与悲哀无奈，不会因为燕倩的自身觉醒和主动把握得以改变。
《花之寺》在题材上表现安逸、闲适生活中的女性情感状态。作者虽深刻地揭示出这份“无法满足”是受到封建思想所禁锢所压抑，对传统社会中男权意识进行了批判，但与当时风云巨变的大时代与社会底层普遍的女性生存命运相比，似乎有些是酒足饭饱后的自怨自艾，顾影自怜。
二、《女人》：时代中的女性命运
凌叔华并非只写闺阁生活，其创作风格更非囿与一格、凝滞不变。小说集《女人》是对大时代背景中其他阶层女性不幸的生存境遇的展示与同情。从小说集《花之寺》到《女人》题材表现范围的扩大显露了凌叔华稳步的发展变化和思想认识的成熟。
作品《小刘》中，小刘在婚姻生活中重新堕落为男性的附庸，为平庸的丈夫和缺乏教养的孩子奉献余生，渐渐地失去了学生时代的光彩与魅力。婚后生养的负担与家庭事物的折磨使小刘面容黄廋、身体虚弱，一幅憔悴病态的模样。作品通过小刘的变化，表现了世俗社会中婚姻生活对女性的束缚与摧残，深刻揭示出妇女解放的艰巨性。《杨妈》反映了底层妇女的不幸命运。杨妈十五岁便结了婚，婚后长期经受着婆婆姑太的刁难、丈夫的欺辱毒打、先后怀了四胎只留住了一个儿子。而这唯一的儿子在婆婆的溺爱和丈夫的纵容之下，堕落不孝、不知踪影。
凌叔华对她们的刻画无不带有着悲悯和同情的心态，同时也混合着一定的讽刺与批判。这些女人们的生存困苦、精神迷茫是令人心疼的，但她们自身思想的平庸与麻木也是实实在在的。凌叔华从女性的角度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反映与考察，她让读者看到了女人如何在落后的传统社会中被抛弃、被折磨的凄凉景象，同时又将笔触延伸到女人世界中碰触女人思想认知的阴暗与无知，具有一定的批判性。
年轻时的小刘彰显其青春活力、出类拔萃个性的具体行为体现为，她欺辱报复同是社会弱者但想改变命运的太太媳妇;杨妈对于不孝儿子的容忍与付出、对于野蛮姑太的肆意欺压只是一味的顺受;《病》中的主人公玉如，面对巨额的治病费用，她隐瞒了所有人选择去做伪画来获取不义之财。《李先生》短短的篇幅，表现了学监李先生的一日一隅，人们无法知道她经历过什么大的情感创伤与现实遭遇，但当她看到学生穿着艳丽、打扮时尚的回家过周末时，她内心阴暗的想法及言语的旁敲侧击，暴露出她的性格缺陷。李先生在收到同事朋友发来的满月、结婚请帖的信件时，对这些本可以充实、打发无聊周末的邀请，表现出的尽是顾虑与负担。甚至面对家庭聚餐，他也因过度焦虑最后不欢而散。 以上几篇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其中作者不仅对现实社会中妇女命运进行了真实的反映，也对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传统女性所秉持的庸俗、愚昧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凌叔华小说花之寺》中编选了小说集《女人》中的4篇，数量很少，这与凌叔华在这类题材创作的数量本身有限有关，但仅是这寥寥数篇，对凌叔华的文学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小哥儿俩》：成熟的儿童小说创作
收入《小哥儿俩》集中的作品，代表凌叔华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其中关于儿童视角的小说创作，堪称精品之作。这部小说集在题材上由女性小说创作转向儿童小说，这一转变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对“五四”儿童发现的响应，西方儿童观的引入，给中国思想先驱的启示与影响。另外，离不来凌叔华自身的儿童情缘。《小哥儿俩》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麻烦。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正因为此，凌叔华的儿童形象不是表面上的形式，而是真正走进了儿童的内心。凌叔华的儿童小说是真正从孩子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现象，以孩子的心理揣摩世间人事，用孩子天真活泼的口吻叙事、以消解成人世界的复杂与不易。
《小哥儿俩》描绘了天真、可爱的大乖、二乖两兄弟的日常生活一隅，无不充满了美好、温暖的感情色彩。两个可爱的小家伙盼来了七叔叔带来的小鹦鹉，兴奋地忘记了吃饭，像模像样地给鹦鹉当起了老师。而面对喜欢看的“穿着闪闪亮的花袍。头上戴的满是颤巍巍的大绒线冠子，两眼瞪大了才喊一声黄天霸——台下大家立刻就喝彩，那是多么好玩！”，他们决定先去看戏。回家时发现鹦鹉已经被大黑猫给吃了，他们大哭过后便要寻找黑猫报仇。大乖的“报仇去，不报仇不算好汉”，二乖也像模像样的“报仇去，不报仇不好看”，把孩子的幼稚与童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看到箱子里藏着的一堆小猫儿，滚圆的小脑袋，小红鼻子同一张一闭的小扁嘴时，小哥儿俩高兴地忘记了报仇的事。多么像猴子下山故事中的天性未泯的小猴子，搬了玉米，便要去摘桃子，摘了桃子又要去追兔子，可爱的形象令人欢喜动容。
《搬家》是凌叔华儿童小说的一篇代表之作。小说将小主人公枝子的视角及感受同大人成熟、世故的心态想法进行对照展开，可以看出作者对真实、自然、童趣的小孩子的美好天性赞美与褒奖。往日年岁里，枝子与四婆的温情与陪伴，面对枝子即将要搬往北京时，四婆沉重的难过与枝儿天真的不舍，很符合不同年龄的人物心理特征。枝儿最喜欢的圆滚滚的大花鸡，因为带不走的缘故，毫不犹豫地送到了四婆家，而心爱的大花鸡在成年人眼中就是拿錢也买不到的极好的美味食物。在阿三的随口嘟噜中，四婆意识到应该给枝子做最后一顿美味，将大花鸡做成了鸡肉，让枝儿尝到这美味。知道事实后，枝儿因为不理解四婆深沉的爱意而大肆哭闹，这是应该的。但整部作品没有丝毫的悲伤基调，小孩子和大人世界的意识冲突在所难免，所幸的是在凌叔华的儿童小说中塑造的都是一群真实、善良的人物。
对于儿童小说的书写，无不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好奇、热爱和孩子般的纯真幻想，有幽默、智慧、不同寻常的容忍以及对生灵的深切同情。无论盛放这份美好的是新与旧的社会，只要是好的，是适合这份天真、美好、快乐、活泼的天性温床的，凌叔华都接受。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们对于旧时代的绝然反叛与否定，凌叔华的这一认识无疑是真实、深刻的。
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25年到1935年这十年之间。作者从一开始对女性闺阁状态及情感波澜的关注，到对社会变革中底层女性生存处境的反映，从对“自我”的内在反省开始转向对外部现实环境的体察反思，意味着作家凌叔华思想认知的成熟与深刻的人生体悟。在这一转变中，凌叔华的笔触始终停驻在女性世界中，以女人为描写对象，以女人的生活景象为文本依托。从创作题材上看，凌叔华还有一批儿童小说。而凌叔华的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视角所关注之人、背景所涉及之处往往将笔触延伸到了女人环绕的女性世界。“女性世界”为“孩子们”营造特定的现实环境与文本背景。正如苏雪林说的：“叔华的作品，可说是百分之百女性的。”
如果将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按照人物的年龄进行罗列，可以发现这些不同的年龄阶段可以串联起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写照。从儿童小说中的小丫头系列《一件喜事》《八月节》中的枝儿、凤儿到描写时代巨变中的年轻女性形象，比如《吃茶》《绣枕》中的闺门小姐、《花之寺》《春天》中的新女性，她们同样对情感生活充满了向往，又具有着年轻女性的惆怅、感伤。作品《女人》《小刘》中的女人已步入中年，面对的更多是现实生活的琐屑、无意义。她们渐渐归于生活的洪流之中，淹没其中。而动乱年代中，女人的晚年命运则可能是《杨妈》中杨妈的颠沛流离、无所依托。
凌叔华用温柔细腻的笔触勾勒了时代巨变中成长起来的女人的一生，从懵懂无知的丫头到青春欲动的女性再到经历沧桑的女人。随着岁月流逝，似乎环境变了，心态变了，天真稚嫩与敏感惆怅已不复存在，但性格因素中的某些特征是随着生命体质的存在一直不变的，如婉顺、温良与软弱的个性。因此，凌叔华成功地勾勒了一类只属于她的女人们的一生岁月。
20世纪末，由柯灵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名为“虹影·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的丛书，其中选编了，20世纪上半叶独具特色的女作家作品。“虹影”丛书对五四新文化时期在女性文学方面有着巨大贡献和成就的女作家进行拾遗补缺，对她们的小说创作进行审美的选择与真实的展现，同时也为后世文学爱好者提供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阅读欣赏视线。这套书的编选原则是以不同的作者为纲，以抽样选取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的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编选展示。在此书的编者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盡管丛书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只能入选中短篇小说，我们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入选作家的创作轨迹，注意搜集其公认的代表作和未结集但成就甚高的译文。对已有全集或文集行世的大家名家，我们也注重纳入体现其女性创作特点的作品，以显示与众不同的编选视线。”正是基于编者学术化和审美化的特点，笔者将对选入《凌叔华小说花之寺》中的作品进行细读与文本分析，试图发现凌叔华小说创作的主题变化与其独特的“女性世界”。
一、《花之寺》：闺阁中的情感波澜
在凌叔华的所有成就中，带给她社会名誉与流传百世的主要还是她的文学创作;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赢得一席之地、足以体现她独特创作风格的是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因此她也被许多评论家称为闺阁派作家。
收入《花之寺》一集中的作品，是凌叔华的早期之作。其作品大多是以细腻恬淡的笔触描写高门巨族中的闺阁女性枯寂的灵魂和忧郁的情感。这些富家小姐的人生境遇中没有艰辛困苦的生活磨难，没有尖锐惨烈的命运悲剧，她们的日子过得像如暖阳光下平静淡然的湖水，没有一丁点风浪与暗涌。“高门巨族”四个大字犹如横空竖起的坚固堡垒，为他们营造了一个和谐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似乎，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如意，免不了微风吹起时的一番涟漪。这由来便是情爱萌动的美好青春遭到残酷现实的无情压碾。
《绣枕》以独特巧妙的艺术构思，通过一个绣枕的前后命运差别之大，暗喻了女主人倍加珍视的美好情感遭到无情践踏与抛弃的事实。女主人公保守封闭的心态和自我意识的缺乏，表现在对待爱情的盲目付出，最后的结局不免让人深感悲哀。《吃茶》中的主人公芳影，面对留学归来的王先生绅士的行为举止时，不禁暗自心动与芳心自许。所以，当她收到王先生结婚请柬时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芳影极度羞愧冷却后的长久悲哀才更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凌叔华真实地刻画出了这类女性尴尬、无奈的现实处境和悲哀、痛苦的心理状态。《酒后》描写一个酒后的日常生活片段，借着朦胧微醉的奇妙状态，女主人想要“kiss”心仪已久但彼此都有家室的子仪。这种长久积压于心胸的真实情感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才敢表露。《春天》是一篇含蓄、富有诗意的作品。作品中，在春天这一特定季节，生病的霄音在缤纷的色彩和婉转的音乐的影响下，唤起了对君健的思念。在提笔问候时，丈夫静一的出现，结束了这场情绪复苏的念头。
凌叔华笔下的婚姻爱情，新旧女性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她们都无法拥有这份完满与美好。《花之寺》中的燕倩通过写封情书来秘密地与丈夫进行约会，为沉闷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意外与幽默，但是长久的沉寂婚姻又应该如何打发？男性意识主导的传统婚姻背后的深层思考与悲哀无奈，不会因为燕倩的自身觉醒和主动把握得以改变。
《花之寺》在题材上表现安逸、闲适生活中的女性情感状态。作者虽深刻地揭示出这份“无法满足”是受到封建思想所禁锢所压抑，对传统社会中男权意识进行了批判，但与当时风云巨变的大时代与社会底层普遍的女性生存命运相比，似乎有些是酒足饭饱后的自怨自艾，顾影自怜。
二、《女人》：时代中的女性命运
凌叔华并非只写闺阁生活，其创作风格更非囿与一格、凝滞不变。小说集《女人》是对大时代背景中其他阶层女性不幸的生存境遇的展示与同情。从小说集《花之寺》到《女人》题材表现范围的扩大显露了凌叔华稳步的发展变化和思想认识的成熟。
作品《小刘》中，小刘在婚姻生活中重新堕落为男性的附庸，为平庸的丈夫和缺乏教养的孩子奉献余生，渐渐地失去了学生时代的光彩与魅力。婚后生养的负担与家庭事物的折磨使小刘面容黄廋、身体虚弱，一幅憔悴病态的模样。作品通过小刘的变化，表现了世俗社会中婚姻生活对女性的束缚与摧残，深刻揭示出妇女解放的艰巨性。《杨妈》反映了底层妇女的不幸命运。杨妈十五岁便结了婚，婚后长期经受着婆婆姑太的刁难、丈夫的欺辱毒打、先后怀了四胎只留住了一个儿子。而这唯一的儿子在婆婆的溺爱和丈夫的纵容之下，堕落不孝、不知踪影。
凌叔华对她们的刻画无不带有着悲悯和同情的心态，同时也混合着一定的讽刺与批判。这些女人们的生存困苦、精神迷茫是令人心疼的，但她们自身思想的平庸与麻木也是实实在在的。凌叔华从女性的角度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反映与考察，她让读者看到了女人如何在落后的传统社会中被抛弃、被折磨的凄凉景象，同时又将笔触延伸到女人世界中碰触女人思想认知的阴暗与无知，具有一定的批判性。
年轻时的小刘彰显其青春活力、出类拔萃个性的具体行为体现为，她欺辱报复同是社会弱者但想改变命运的太太媳妇;杨妈对于不孝儿子的容忍与付出、对于野蛮姑太的肆意欺压只是一味的顺受;《病》中的主人公玉如，面对巨额的治病费用，她隐瞒了所有人选择去做伪画来获取不义之财。《李先生》短短的篇幅，表现了学监李先生的一日一隅，人们无法知道她经历过什么大的情感创伤与现实遭遇，但当她看到学生穿着艳丽、打扮时尚的回家过周末时，她内心阴暗的想法及言语的旁敲侧击，暴露出她的性格缺陷。李先生在收到同事朋友发来的满月、结婚请帖的信件时，对这些本可以充实、打发无聊周末的邀请，表现出的尽是顾虑与负担。甚至面对家庭聚餐，他也因过度焦虑最后不欢而散。 以上几篇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其中作者不仅对现实社会中妇女命运进行了真实的反映，也对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传统女性所秉持的庸俗、愚昧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凌叔华小说花之寺》中编选了小说集《女人》中的4篇，数量很少，这与凌叔华在这类题材创作的数量本身有限有关，但仅是这寥寥数篇，对凌叔华的文学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小哥儿俩》：成熟的儿童小说创作
收入《小哥儿俩》集中的作品，代表凌叔华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其中关于儿童视角的小说创作，堪称精品之作。这部小说集在题材上由女性小说创作转向儿童小说，这一转变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对“五四”儿童发现的响应，西方儿童观的引入，给中国思想先驱的启示与影响。另外，离不来凌叔华自身的儿童情缘。《小哥儿俩》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麻烦。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正因为此，凌叔华的儿童形象不是表面上的形式，而是真正走进了儿童的内心。凌叔华的儿童小说是真正从孩子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现象，以孩子的心理揣摩世间人事，用孩子天真活泼的口吻叙事、以消解成人世界的复杂与不易。
《小哥儿俩》描绘了天真、可爱的大乖、二乖两兄弟的日常生活一隅，无不充满了美好、温暖的感情色彩。两个可爱的小家伙盼来了七叔叔带来的小鹦鹉，兴奋地忘记了吃饭，像模像样地给鹦鹉当起了老师。而面对喜欢看的“穿着闪闪亮的花袍。头上戴的满是颤巍巍的大绒线冠子，两眼瞪大了才喊一声黄天霸——台下大家立刻就喝彩，那是多么好玩！”，他们决定先去看戏。回家时发现鹦鹉已经被大黑猫给吃了，他们大哭过后便要寻找黑猫报仇。大乖的“报仇去，不报仇不算好汉”，二乖也像模像样的“报仇去，不报仇不好看”，把孩子的幼稚与童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看到箱子里藏着的一堆小猫儿，滚圆的小脑袋，小红鼻子同一张一闭的小扁嘴时，小哥儿俩高兴地忘记了报仇的事。多么像猴子下山故事中的天性未泯的小猴子，搬了玉米，便要去摘桃子，摘了桃子又要去追兔子，可爱的形象令人欢喜动容。
《搬家》是凌叔华儿童小说的一篇代表之作。小说将小主人公枝子的视角及感受同大人成熟、世故的心态想法进行对照展开，可以看出作者对真实、自然、童趣的小孩子的美好天性赞美与褒奖。往日年岁里，枝子与四婆的温情与陪伴，面对枝子即将要搬往北京时，四婆沉重的难过与枝儿天真的不舍，很符合不同年龄的人物心理特征。枝儿最喜欢的圆滚滚的大花鸡，因为带不走的缘故，毫不犹豫地送到了四婆家，而心爱的大花鸡在成年人眼中就是拿錢也买不到的极好的美味食物。在阿三的随口嘟噜中，四婆意识到应该给枝子做最后一顿美味，将大花鸡做成了鸡肉，让枝儿尝到这美味。知道事实后，枝儿因为不理解四婆深沉的爱意而大肆哭闹，这是应该的。但整部作品没有丝毫的悲伤基调，小孩子和大人世界的意识冲突在所难免，所幸的是在凌叔华的儿童小说中塑造的都是一群真实、善良的人物。
对于儿童小说的书写，无不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好奇、热爱和孩子般的纯真幻想，有幽默、智慧、不同寻常的容忍以及对生灵的深切同情。无论盛放这份美好的是新与旧的社会，只要是好的，是适合这份天真、美好、快乐、活泼的天性温床的，凌叔华都接受。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们对于旧时代的绝然反叛与否定，凌叔华的这一认识无疑是真实、深刻的。
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25年到1935年这十年之间。作者从一开始对女性闺阁状态及情感波澜的关注，到对社会变革中底层女性生存处境的反映，从对“自我”的内在反省开始转向对外部现实环境的体察反思，意味着作家凌叔华思想认知的成熟与深刻的人生体悟。在这一转变中，凌叔华的笔触始终停驻在女性世界中，以女人为描写对象，以女人的生活景象为文本依托。从创作题材上看，凌叔华还有一批儿童小说。而凌叔华的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视角所关注之人、背景所涉及之处往往将笔触延伸到了女人环绕的女性世界。“女性世界”为“孩子们”营造特定的现实环境与文本背景。正如苏雪林说的：“叔华的作品，可说是百分之百女性的。”
如果将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按照人物的年龄进行罗列，可以发现这些不同的年龄阶段可以串联起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写照。从儿童小说中的小丫头系列《一件喜事》《八月节》中的枝儿、凤儿到描写时代巨变中的年轻女性形象，比如《吃茶》《绣枕》中的闺门小姐、《花之寺》《春天》中的新女性，她们同样对情感生活充满了向往，又具有着年轻女性的惆怅、感伤。作品《女人》《小刘》中的女人已步入中年，面对的更多是现实生活的琐屑、无意义。她们渐渐归于生活的洪流之中，淹没其中。而动乱年代中，女人的晚年命运则可能是《杨妈》中杨妈的颠沛流离、无所依托。
凌叔华用温柔细腻的笔触勾勒了时代巨变中成长起来的女人的一生，从懵懂无知的丫头到青春欲动的女性再到经历沧桑的女人。随着岁月流逝，似乎环境变了，心态变了，天真稚嫩与敏感惆怅已不复存在，但性格因素中的某些特征是随着生命体质的存在一直不变的，如婉顺、温良与软弱的个性。因此，凌叔华成功地勾勒了一类只属于她的女人们的一生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