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鮑曼的说法，后现代人是流浪者，也是观光客，总之是朝圣者的后裔。流浪者没有定居之地，一张张票根展开为流动的家园
　　用隐喻来写照现代生活与现代人类境遇，社会理论从此就不再晦涩，不再玄远，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真正将现代性以至于后现代性理论赋予极端视像性的社会理论家，是刚刚过世的波兰裔英国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鲍曼的现代性理论，扎根于当代境遇下人类生命体验，其理论呈现染上了诗意的浓情重彩，将20世纪的道德悲剧投射到人类未来的图景中。
　　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但其中蕴含着余韵悠长的古典而神秘的美。超越对现代生活表象的感受，瓦雷里将波德莱尔忧郁的眼神视为欧洲精神危机的征兆。疯癫紊乱、矛盾重重以及出其不意，被普遍地认为是现代生活的常态。
　　生于波兰南部贫民窟且目击“二战”欧洲犹太人深重灾难的鲍曼，自然忧患更深、悲情更炽、苦痛更甚。可是他将“现代性”描写得那么轻灵与流动。他设问：难道现代性不是一个从起点就已经开始“液体化”的进程吗？液体化进程，让世界上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甚至边沁的“全景监狱”、马克斯·韦伯的“铁制牢笼”都无奈于这种水银泻地般的侵蚀。传统瓦解，神话式微，宗教不再具有将人心维系在一起的力量，艺术的灵韵淡灭而哀歌涌流，一切事物褪去令人膜拜的面纱而赤裸裸地展示在公共空间。
　　破碎的世界与破碎的生活，激发了现代人征服破碎、寻求救赎的破碎策略。既然世界破碎了，那就尽量在破碎的世界发现隐秘的诗意。既然生活破碎了，那就奋力享用破碎生活之中短暂的圆满。既然世界不再令人着迷，那就行走在荒漠一般的世界，像朝圣者一样生活。尘世生活的意义将通过浪迹天涯来体验，将异乡当故乡，以故乡为归宿，赋无形为有形，给碎片以整体，给倒影以魅力。
　　然而，这个世界对朝圣者的后裔并不友好。万里西风瀚海沙。尼采说，荒漠的女儿歌唱，荒漠无限延伸。在沙漠里行走，感觉一点也不惬意。远方一无所有，将什么留给同样遥远的未来？埃德蒙德·雅比斯写道：你，朝圣者，在荒漠之中寻找身份，却落得个踪迹全无，隐名埋姓，唯一的自由，乃是沉默的自由，沉默地顺服的自由。永恒游走在液化的世界上，生存的核心策略，不是建构身份，而是逃避自由。因为自由就是最铁定的限制。人类行动并没有因为铁定的限制而显得倒错和怪异，相反恰恰是人类行动借以发生而渴望定位的世界变得日益倒错而且怪异。
　　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弗里德里希的《云山雾海漫游人》，就是朝圣者的后裔、后现代人的先驱，以及鲍曼“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喻象。云雾弥漫的山崖之巅站着一位年轻的浪游人，他面朝一片苍茫的背景，背对着看画的观众。我们观众永远也无法知道，这幅苍茫风景是令他欣喜还是令他忧惧。
　　我们只知道他在沉思默想，在用心体验自然浩淼无垠的生命给予他灵魂的激荡。画面上那个青年浪游者虽然主宰了风景，但他传达的情绪是个体毫无意义。背向观者而凝望深空的浪子，象征着浪漫主义者对于物质社会的幻灭之情以及对人际关系的规避之意。人间最怨是孤单，孤单是身份的破碎以及丧失同整个人类存在的关联。然而，后现代似乎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我们都不得不成为云山雾海浪游人，惆怅、渺茫，但充满了对无限、神性的慕悦，因慕悦而忧郁成疾。
　　按照鲍曼的说法，后现代人是流浪者，也是观光客，总之是朝圣者的后裔。流浪者没有定居之地，一张张票根展开为流动的家园。浪子没有家园，所以永远是陌生人。纵使到家犹是客，迢迢归路无尽头。观光客总在路上，远行也是归家。不像流浪者四处为家，观光客总有一个家，或者说想有一个家。家是一个丢盔弃甲和刻露心思之所，可是回归在刹那，转身更天涯。无论是流浪者，还是观光客，都无法拒绝担负起对他人的责任。他人可以是陌生的异邦人，也可以是熟悉的亲人。担负起对他人的责任，人就能获得一种稳定的家园感。
　　这种家园感，乃是在轻盈、流动的现代生活境遇之中获得一种稳靠的安慰。枯叶在风中颤抖，优美旋律在空中荡漾，少女的红晕，婴儿的啼哭，都会让人实在地感到归向了家园。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