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窑瓯器话茶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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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瓯窑是指分布于温州瓯江流域的青瓷窑址,也指古代瓯窑生产的青瓷瓷器,因瓯江和温州的简称“瓯”而得名。瓯窑创烧于东汉中晚期,是浙江乃至中国最早的青瓷窑口之一,是越窑系中一个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青瓷窑口,目前已知的古窑址就有200多处。古代瓯窑的窑火从东汉经三国吴、西晋、六朝一直连续燃烧到唐宋时期,薪火相传越千年,随着瓯江上游龙泉青瓷和相邻闽北黑釉建盏的异军突起而渐趋衰落。瓯窑之瓯,不但是地域学概念,而且也是我国古窑中唯一的器物学概念,即瓯器,其中包括饮茶之器(茶瓯)和饮酒之器(酒瓯)。唐宋时期的“茶瓯”曾在浙南闽北大放异彩,并与中国的茶文化和唐诗宋词息息相关。
  说文解字“瓯”与“盏”
  “瓯”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只在篆书中出现。瓯本是形声字,如温州三代时分别称瓯、沤、欧,遂成温州简称,其字义是指陶制“瓦器”(《广韵》)和容器,“今俗谓盌深者为瓯”(《正韵》),故“瓯”亦指代陶瓷并引申为国土,“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南史·朱异传)。成书于战国的《荀子·大略》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这里的“瓯”和“臾”都是指陶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将“瓯”解释为小盆,意为一种容器。在饮茶之俗兴起之前,瓯是饮酒之器,如永嘉太守、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之孙“超宗既坐,饮酒数瓯”(《南齐书·谢超宗传》)。金文中表达饮酒之器的“盏”字非常象形,就是“浅”下一“皿”,表示浅而小的杯子。篆文将“浅”改“王”(斜玉)旁,喻示这浅而小的杯子是用玉石做的,并用来指代酒杯,故《说文解字》将“盏”解释为“玉爵”。爵,饮酒之器也。盏,古代亦写作醆、琖,如苏轼“别时酒醆照灯花,知我归期渐有涯”,柳永“画堂歌管深深处,难忘酒琖花枝”。福建建盏的窑具或垫饼上也常见“进琖”款识。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南朝时,江南已有饮茶之风,到了唐开元年间(713-741),茶文化由南向北传播并实现全民喝茶“总动员”。饮器“瓯”与“盏”,也因饮茶之风的兴起而发生使用功能的分化,即“盏”仍以酒器为主,指代“酒盏”,如唐刘禹锡的“琥珀盏烘疑漏酒,水晶帘莹更通风”,杜甫的“但恐银河落,宁辞酒盏空”。在文物学上,金杯玉盏也是大唐王朝的标配,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就藏有唐代花瓣形白玉盏。而“瓯”则以茶器为主,是“茶瓯”的简称,以青瓷最为常见。唐代陆羽《茶经》的茶器条目中提到:“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即茶瓯以越窑系青瓷为好。唐代瓯窑有一爆款茶器,就叫“玉璧瓯”,敞口,斜壁,以底足似玉璧而得名。从盛唐开始,大量与饮茶有关的唐诗,都离不开“瓯”与“茶瓯”。
   唐诗宋词皆吟瓯
  盛唐时期,第一个将“茶瓯”写入唐诗的可能是李华的《云母泉诗》:“泽药滋畦茂,气染茶瓯馨。”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也在诗中吟道:“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此外还有李嘉祐等“桂楫闲迎客,茶瓯对说诗。”
  中唐以瓯入诗者甚众,如孟郊(751-814)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裴度的“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王建的“各自具所须,竹笼盛茶瓯”,姚合的“我来持茗瓯,日屡此来尝”。元和时的三位诗人李涉、刘叉和萧祜也都曾以“瓯”入茶诗:“山上朅来采新茗……越瓯遥见裂鼻香”“不为双井水,满瓯泛泛烹春茶”“甘瓜剖绿出寒泉,碧瓯浮花酌春茗”。
  中唐及整个唐代,吟“瓯”最多的诗人是白居易(772-846),如“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客迎携酒榼,僧待置茶瓯(双鱼酒榼是北宋瓯窑的常见产品)”“烟香封药龟,泉冷洗茶瓯”“泉憩茶数瓯,岚行酒一酌”“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瓯泛茶如乳,台粘酒似饧”“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而且一日三瓯茶是必须的,早茶“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官舍》)”;午茶“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何处堪避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食后》)”;晚茶“桃根知酒渴,晚送一瓯茶(《营闲事》)”。
  写过“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一千古名句的晚唐诗人陆龟蒙,还曾与皮日休以《茶瓯》为题吟诗唱和。李德裕、崔涯、朱庆余、李群玉等也都有“瓯”诗。唐末乾宁二年(895)前后被征辟为永嘉县令的崔道融,曾高歌“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天”“闲钓江鱼不钓名,瓦瓯斟酒暮山青”,可见崔县令最喜欢大“瓯”喝酒,无愧“东瓯散人”之号。当然,《全唐诗》里也有以茶碗、茶盏为茶器的,但却只有寥寥几例,如嗜茶的白居易“酒渴春深一碗茶”“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由此可见,唐代的茶器以瓯和茶瓯为主,并以越州青瓷茶瓯为尚,“青则益茶”,偶见北方白瓷,“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白居易)。换言之,唐人不会用玉盏喝茶,这太奢侈了,但用瓯喝酒,用碗喝茶,可以有。
  宋人诗词里,以瓯为茶器,以盏为酒器仍是常态,如苏轼“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欧阳修“一饮百盏不言休,酒酣思逸语更遒”。但随着遍地窑工下夕烟、饮茶方式的改良和大宋朝对番邦纳贡的增多,金杯玉盏已成珍稀之品,瓷盏大量出现,并成为一种新的茶器,其中最出名者,非闽北黑釉建盏莫属,并取代青瓷成为宋代的流行茶器。建盏产自瓯宁县(民国后改称建瓯)水吉,建盏,其实就是建瓯、茶瓯,并有“兔毫瓯”“毫瓯”之称,因为建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兔毫纹窑变釉(日本的国宝茶器曜变天目盏,就是建盏之一种)。如北宋福建茶人蔡襄《茶录》中的试茶诗“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苏轼“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南宋陆游“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陆放翁习惯以“瓯”为茶器:“更作茶瓯清絕梦,小窗横幅画江南”“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未死人生谁料得,会来携客试茶瓯”“活眼砚凹宜墨色,长毫瓯小聚茶香”。就连宋徽宗斗茶也用茶瓯“上春精择建溪芽……捧瓯相近比琼花”。温州人自然也爱用“瓯”喝茶,如北宋泉州知州王十朋“三宿灵峰不为禅,茶瓯随分结僧缘”,南宋冒死捡拾帝骸的林景熙“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玉碗建溪茶”。    托盏盏托本是瓯
  唐宋时期的茶瓯是一种什么样的器物呢?我觉得既有单一的茶碗、茶器,如玉璧瓯、建盏(茶瓯),也包括组合式茶器。这类茶器由上下两部分组合而成,上部是一个盏,下部是一个托,合起来叫托盏(从下往上叫),如国家博物馆藏出土于福州的南朝青瓷托盏(图1);或者叫盏托(从上往下叫),如首都博物馆藏辽代越窑青瓷盏托(图2)。尽管名称或语序不一样,但在器物形态上并无实质性的不同,都是由一盏一托“两件套”组合而成的茶器。换言之,托盏和盏托这种组合式茶器,就是茶瓯或瓯的文物学名称。
  既然是组合式器物,自然有分有合。分开来,上部的盏还是盏,是一个独立的、使用功能明确的器物,可作饮器、盛器,如建盏。根据其形态、容量、功用和习惯,也可以称之为杯、碗、瓯。分开来,下部的托,虽然不是一个独立意义的器物,但其辅佐功能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用来搁置茶瓯(建盏)、酒杯的一个托盘。只是这种托盘的形状、材质会有所不同,有的高,有的矮;有的朴素,有的花哨;有的实心,有的中空;材质除瓷的以外,还有金银、玻璃和漆器等。这种辅佐性的托,其实就是茶托,如国家博物馆的唐代银鎏金茶托(图3),但也常常被叫做盏托,意为搁盏的托子、托盘,瓯窑就有不少这类产品,如温州藏友胡一皓的隋至唐早期莲瓣纹青瓷盏托(图4)、叶朱光的五代青瓷盏托(一对,图5)、温州博物馆出土于118医院工地的宋代酱釉盏托(图6)等。温州南塘街出土的五代至北宋越窑盏托更是精美绝伦,呈花瓣形而且还有精致的划花纹饰,足显当年主人的富贵才情。
  不但上下组合的茶器叫盏托、单个的茶托子叫盏托,而且上下粘合在一起的组合式茶器也叫盏托,如瑞安博物馆1989年出土于塘下凤山南朝梁天监九年(510)砖墓中的瓯窑青釉盏托(图7)、宁波博物馆的唐代越窑荷叶盏托(图8)。可见,叫盏托的至少有三种器物,辅佐性的盏托、上下“两件套”的盏托和上下粘合成一体的盏托。当然,后两种器物,也有人称之为托盏。百度盏托和托盏,出来的器物图片几乎都是一样的,且以“两件套”组合器物为主。百度百科对“托盏”的解释是茶船、茶托,也就是辅佐性的搁置茶盏的托盘。而百度汉语对“盏托”的解释则是配套使用的茶盏和托盘,指的是组合式茶器。
  那么,如何在名称上区分和理解这种异物同名和同物异名问题呢?似乎只能跟着感觉走,如浙江省博物馆有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东晋德清窑黑釉组合式器物,一个叫盏托,一个叫托盏,区别在于前者是分体的,后者是粘接成一体的。无独有偶,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南朝瓯窑托盏(图9),与前述瑞安凤山出土的南朝瓯窑盏托,彼此器型、时代、窑口完全一样,却分别称之为托盏和盏托。国家博物馆为了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这是一种带托茶器的信息,甚至有意将名称明朗化,如北宋白釉花式带托盏和唐代长沙窑青白釉绿彩瓷带托茶盏等。
  由此可见,六朝、唐宋时期常见的茶器“瓯”或“茶瓯”不乏上下组合的“两件套”,即今人所称之盏托、托盏及“延展名”带托盏等。其实,从古人对容器的命名上来说,无论是饮器或盛器,都采用简洁明了的单名法,如碗、盘、碟、杯、盅、壶、盆等。即使是器型繁复的青铜器,也是一字以蔽之,如鼎、簋、盉、爵、盨、豆、卣、斝等,组合型器具也不例外,如“甗”,就是由“甑”和“鬲”组合而成。秦汉时只喝酒,不喝茶,饮器只有觚、爵、觞(耳杯)。唐代流行饮茶,故唐人将饮茶之器称为“瓯”,不论其器型如何变化,单体的还是组合的抑或粘合的,都可以“瓯”称之。换言之,今人所称之盏托或托盏,原本就是茶器“瓯”或“茶瓯”。
  文献学之茶器“瓯”
  茶器“瓯”,从文献学上讲,应始于西晋。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神异记》载,余姚人虞洪在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入山采茗,遇道士丹丘子,被要求“他日有瓯犠之余,乞相遗也”。所谓“瓯(容器)犠(柄杓)之余”,即剩茶之意。而“瓯”作为容器名在文献中出现,时间更早,西汉杨雄(前53-19)《方言》在论及各地容器时,曾两次提到瓯:小盎,“谓之升瓯”;大甂,“谓之瓯”,这也是东汉许慎将“瓯”认作“小盆”的文獻学依据。更早的战国时期的“流丸止于瓯臾”之说,其中的瓯、臾,“皆瓦器也”(唐杨倞《荀子注》),引申为地面凹陷不平,“流丸自向瓯臾止,但笑蚍蜉撼树狂”(清梁章钜)。可见,“瓯”是一个很古老的容器、陶器名称,也是一个跟饮茶有关的器物名称。在饮茶之习尚未风行的南朝时期,“瓯”也可以是酒器,“饮酒数瓯”。唐代,饮茶之风大盛,茶瓯便堂而皇之地成为饮茶之器,如唐代文学家皮日休的《茶具十咏》就有“茶瓯”之属,并以越窑系青瓷瓯最宜茶(《茶经》)。
  “盏”本是玉制酒器,“爵用玉琖乃彫”(《礼记·明堂位》),酒器玉盏不但在文献中的实际应用时间比“酒瓯”要晚得多,且似只见于唐代,如元稹《饮致用神曲酒三十韵》“雕鐫荆玉盏,烘透内丘缾”;韩语《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横飞玉盏家山晓,远蹀金珂塞草春”,而且作为茶器,“茶盏”也罕有古文献记录,除偶见于唐诗诗题之中外(如福建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主要见于宋人诗词。宋词中虽常见以“盏”指代茶器,却少见名词“茶盏”,茶器“盏”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量词出现,如张抡“忙中一盏建溪茶”,白玉蟾“相逢一盏赵州茶”。换言之,作为茶器名称,茶瓯比茶盏的应用历史要悠久得多,也普遍得多。
  瓯或茶瓯,作为组合式茶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从文献学上讲,应该是唐代,尽管文物学上“瓯”的出现要远早于此。唐李匡乂《资暇集》:“茶托子,始建中(780-783),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可见,茶托的出现是为了避免茶汤烫手且样式“百状”。茶器“瓯”在唐代正式登堂入室,并在文物学和文献学上相映成辉,唐诗里经常吟诵的“瓯”和“茶瓯”,就不乏这种可以避免茶汤烫手的组合式茶器。
  “盏托”一词始于北宋,指的就是茶瓯,如司马光《书仪》载:“主人主妇帅执事者诣祭所,于每位设蔬果各于卓子南端,酒盏、匕筯、茶盏托、酱楪……”《水浒传》第四回“只见行童托出茶来,茶罢,收了盏托。”由于盏的本意是玉盏、酒盏,故仿茶器盏托的样式设计、生产的组合式酒器,也不少见。为了区分酒器与茶器之别,宋人便将组合式酒器称之为“台盏”,并明确指出“台盏亦始于盏托,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 宋程大昌《演繁露·托子》),其实,台盏就是酒瓯。可见,作为组合式茶器的代名词,正宗的名称应该是“盏托”,而非“托盏”,“托盏”是误会和附会的结果,也许是为了区别于辅佐性的“盏托”而有意为之,即辅佐性的茶托叫“盏托”,一盏一托组合的茶器叫“托盏”,以示二者之别。台盏下部的托,有人叫“盏托”,也有人叫“杯托”。台盏是一种有仪式感的高级酒具,如《辽史·礼志三》:“ 宋使祭奠弔慰仪……大使近前跪,捧臺琖(台盏),进奠酒三,教坊奏乐,退,再拜。”今人也有将台盏称为“杯盏”者。契丹皇室贵族不但对酒器台盏很看重,对茶器盏托也非常宝贝,如辽圣宗萧贵妃墓中出土的越窑青瓷盏托都镶有银釦口,非同一般(图10)。   “盏托”一词在宋代的出现和流行,应该与宋代的饮茶方式从唐代的煮茶法改为点茶法,且盛行斗茶之风有关。斗茶斗的是茶汤的汤色(以白为胜)和汤花“咬盏”程度,“茶色白,宜黑盏”(宋蔡襄《茶录》),黑釉建盏应运而生。由于建盏口大底小,有的呈斗笠状,重心不稳,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盏托将盏托住,而闽北建窑只产盏,不产托,于是,各窑口便纷纷生产“盏托”,作为建盏的配套产业链,于是乎,辅佐性的“盏托”便成了组合式茶器“盏托”的代名词,这应该就是宋代以“盏托”指代组合式茶器、茶瓯的历史背景。宋代出现“茶盏”“建盏”“盏托”之称,还可能与“瓯”字太生僻,除浙南闽北(瓯越、闽越)等地仍保留古汉语中“瓯”器的称呼外,时人多不知“瓯”为何物,便以通俗的“盏”替代古涩的“瓯”有关。在各个窑口竞相为建盏配套生产盏托的同时,温州的漆器盏托以其传热慢、不易碎、质量轻、离产地近等优势,脱颖而出,大受青睐,这也许正是宋代温州漆器产业蓬勃发展并居全国鳌头的市场背景,以致两宋的皇城都少不了温州漆铺,如汴京宣德楼前御街上有“温州漆器什物铺”;临安“平津桥沿河布铺、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碗器……食托、青白瓷器瓯”。杭州、闽北等地,也都有温州漆器盏托的出土记录(图11),温州信河街工地出土的黑漆盏托甚至还镶有银边(图12)。漆器盏托一直盛行于元明清,如明初永嘉宫廷画家谢庭循据白居易诗意绘制《香山九老图》,朱漆盏托就处于醒目位置,以契合白乐天以瓯饮茶之嗜好,只是唐代似没有漆器盏托的文献与文物的记录,尽管中国漆器的应用历史与玉器一样久远。
  文物学之茶器“瓯”
  从文物学角度讲,茶器瓯在东晋、南朝时就已出现,其雏形当源自于汉代、西晋的盘盏、杯盘和耳杯盘,如1972年出土于温州西廓红庵山的西晋瓯窑青瓷耳杯盘明器,呈一盘二杯的造型(图13)。浙江博物馆藏两晋越窑青瓷杯盘则是一盏一托组合的茶器、茶瓯和盏托的原型。
  南朝乃至两晋时期,药茶和粥茶的兴起,促进了茶瓯的制作与发展,而且器物的容量相对较大,如瑞安塘下出土的南朝瓯窑盏托和笔者早年购藏的东晋越窑青釉盏托,上部的盏都相当大。这一时期的茶瓯,南方各青瓷窑口都有生产,如南朝洪州窑莲瓣纹盏托,2017年初在香港佳士得拍出17.5万元的高价。前述國博的南朝青瓷托盏,就出土于福州。南朝的盏托不但有青瓷的,也有金属的,如贵州平坝曾出土两件带盖的铜盏托。六朝的青瓷盏托,以上下粘合成一体式的茶器居多。
  唐至五代的茶瓯,既有单一的玉璧瓯,也有组合式的,后者除普通的青瓷外,还有金银器、玻璃器和秘色瓷,如唐代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玻璃茶具(茶瓯)和宁波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窑(秘色瓷)荷花形盏托;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可出国展览的五代秘色瓷莲花盏托。可见,用组合式的茶瓯饮茶,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在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和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就都绘有组合式的茶器、茶瓯。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套出土的唐代石质茶器、茶具(图14),其中就有组合式的茶瓯和单一的盏托(茶托)。由于“瓯”字太生僻,唐代民间也会将茶瓯、茶碗称之为茶盏,如唐代“黑石号”沉船上满载的长沙窑出口产品,其中就有一件在碗底用褐彩书写了“荼(茶)盏子”三字,以突出其茶器之“地位”。宋人命名的酒器“台盏”,在五代时就已有实物出土,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吴越国银“台盏”(图15),纹饰花样非常繁缛,当属宫廷高端酒器。
  宋代的组合式茶器盏托,以瓷器为主,几乎所有的窑口,包括五大名窑都有生产,瓯窑也不例外,而且器型有所创新,如温州瓯窑学会胡嗣雄藏北宋瓯窑茶瓯(盖盏,图16)、温州瓯窑学会藏友邵晨芳收藏的五代至北宋瓯窑茶瓯(盖盏,图17),精美程度,难有匹敌。受闽北建盏的影响,与福建毗邻的温州、泰顺等地,在南宋时期还模仿建窑生产了许多黑釉茶盏、茶瓯,堪称古代“瓯窑”最后的华丽乐章,温州南塘街工地就有不少这类黑釉茶器面世。宋人对酒器台盏(酒瓯)和茶器盏托(茶瓯)的形态、功能区分是很清楚的,台盏的托盘中心高高凸起呈台状,底部往往有高脚,而盏托的托盘多呈盘碟状,中心是下凹的或中空的。宋徽宗《文会图》里对此有非常直观的图解(图18),文人雅士围坐的桌子上,摆放的都是酒器台盏(酒瓯),而画面下方童子仆人正在点茶的则是茶器盏托(茶瓯),且盏托之托全是漆器。后世缺少宋人的严谨,以致盏托、托盏混淆,盏托、台盏不分,以致出现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混乱。如果根据古人最初的器物学定义和今人对器物使用功能上的区分,茶器为瓯,酒器为盏,或者盏托曰茶瓯,台盏曰酒瓯(图19),可能就没有这么复杂和混乱了。
  明清时期,饮茶方式改为泡茶、冲茶法,茶器亦随之而变,青瓷、黑釉全面让位给景德镇白瓷、青花,茶器除了与茶瓯类似的盖碗以外,风头最劲的就是紫砂壶了,更由于文物话语权的北移,南方的“瓯”与“茶瓯”渐渐淡出饮茶人的语境,器物学和考古学上的瓯器和茶瓯也被“盏托”和“托盏”取而代之,“瓯”声渐远。
  早在西晋时期,“瓯”就代表着茶器,并得到六朝时期出土的大量实物所印证。唐代随着饮茶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茶器“瓯”在文献学和文物学上相互辉映,尤以唐诗中大量出现的“瓯”和“茶瓯”最为耀眼。宋代因黑釉建盏异军突起,为茶器建盏配套的“盏托”生产盛极一时,以致原本作为搁置建盏的盏托,成了组合式茶器(茶瓯)的代名词,而相应的组合式酒器(酒瓯)则被命名为“台盏”,以示区别茶器盏托。后人由于不清楚宋人对茶器盏托的“定义”,或许为了区别辅佐性的盏托(茶托子),便有意识地将“两件套”组合式茶器“盏托”更名为“托盏”,从而出现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混乱。为了准确传达“托盏”是茶器的概念,便出现“带托盏”“带托茶盏”等衍生的名称,以致有悖中国传统的容器命名的“单名法”。其实,凡古瓷茶器,无论是单一的还是组合式的,皆可以“瓯”名之,称之为“瓯”或“茶瓯”,盏托托盏皆是瓯。茶器为瓯,酒器为盏;盏托曰茶瓯,台盏曰酒瓯。这正是:“千年瓯窑有瓯器,盏托托盏本是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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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著名的山水画家,杨夏林在漫长而又繁忙的绘画创作和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古今山水画的传统,并充分结合了西洋画里的有益部分,创造出有别于他人的“杨家样”山水画法,并以此表现中国的山山水水。  本文就重点介绍杨夏林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所作的武夷山题材系列山水画。当时,杨夏林多次带领学生进入武夷山区进行教学写生,他告诉学生,山水画写生即“师造化”的过程,它不是简单地对自然景观进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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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山国,是北方游牧民族白狄族鲜虞部在河北境内建立的“千乘之国”,它曾经强盛一时,与韩、赵、魏、燕四国共同称王。《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中山“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在已经发掘的中山王族墓中,出土了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遗存,很好地诠释了这段记载。其中,中山成公墓和墓出土的青铜灯具造型生动、结构科学、工艺精湛、纹饰丰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风韵,是战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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