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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在其词学观中一方面认同小词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认同苏轼诗词一体的观念。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是如何协调这看似矛盾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他的理论是如何指导他的实践的，这是正确认识山谷词的关键所在。
一
山谷的词学观有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
关于山谷作词的情况，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徽宗宣和五年癸卯—1123)中载有相关资料，其中写道：
法云秀关西人。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堕恶道。”师曰：“若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为罪恶之由，吾恐非至堕恶道而已。”鲁直颔之，自是不复作词曲。
这里记载的“自是不复作词曲”恐怕有些不合事实，但可以看出道人法秀对山谷词学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他的话恰如当头棒喝，使山谷从词乃“空中语耳”的看法中猛醒过来，认识到艺术作品的社会影响之所在，但山谷并未完全认同法秀道人的看法，他在《小山集序》中讲到。
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虽然，彼富贵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当市购千金。家求善本，曰“独不得与叔原同时”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腥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酰毒而不悔，是则叔原之罪也哉!
这里，山谷指出了文学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找到了开脱自己的借口。从这里可以看出，法秀道人的话对山谷的词学观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放弃作小词。在山谷的观念中，词的一个功能就是用来“使酒玩世”的。
山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与苏轼过从甚密。谈笑无间。特别是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年，旧党人士重新返朝廷之后，他与张耒、晁补之同游苏门。苏轼的词学观对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以其此间所作[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可略见一斑。山谷又对苏轼于黄州时所作[卜算子]有如下评语：“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这段话中山谷对苏词的誉美之辞溢于言表。由此可见，苏轼的“以诗为词”对山谷有非常大的影响。
山谷亦有“词诗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之说，能将诗词等量齐观，并将之付诸实践。
山谷又曾在《小山词序》中写道：“(宴几道)独戏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错，能动摇人心。”可以看出山谷对以诗为词的完全肯定。
山谷虽然肯定以诗为词的作词法，将词与诗等量齐观，但他并没有放弃创作小词。崇宁三年甲申，其时已年近花甲之年的他，创作的[蓦山溪](稠花乱蕊)、(鸳鸯翡翠)，[阮郎归](盈盈娇女)这些词依然饶有情致。因此，山谷对词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有学者指出：“黄庭坚是具备这时期词各种特质的词人”。“黄庭坚就是这样一方面承认词是‘艳歌小词’，主张词不过是‘空中语’，而另一方面又把词看作与诗同格，是表述‘心中事’的言志之物。”这些话很好地概括了黄庭坚对词的态度。
二
在山谷“以诗为词”、“诗词一体”的理论指导下，在语言上。他将诗的句法引入词中。他善于以诗的句法入词，且对仗工稳。读来琅琅上口。如[逍遥乐]中“花色枝枝争好。鬓丝年年渐老”：[水调歌头]中“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评后一句“直是古诗”。这样对仗工稳的句子在山谷词中并不少见。
山谷词中也有较多化用前人诗句或文句入词的现象。如：山谷[雨中花]中“乐事赏心易散。良辰美景难得”，化用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再如[西江月]一词“断送一生唯有，破除万事无过”，前一句由唐韩愈《遣兴诗》中“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而来。后一句则出自韩愈《赠郑兵曹诗》中“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蓦山溪]中“娉娉袅袅，恰近十三余”及其中“只恐晚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均化用自唐杜牧作品。前一句出自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后一句出自杜牧《叹花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等等。
在语言上，他将诗的句法引入了词中并化用诗句文句入词，但他却没有将他在词中经常使用俗字的做法引入诗歌创作。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云：“黄山谷词多用俳语，杂以俗谚，多可笑之句。”这种现象在黄庭坚的诗中却是没有的。
山谷通过语言上的努力，虽然使得词这种文体与诗在形式上有所接近。但他并没有象苏轼那样从更多的角度去改变词这种文体。苏轼以诗为词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以题序、典故及诗句入词，更体现在对词境的突破上。从而使词境与诗境渐趋一致。
李泽厚先生认为：“所谓‘词境’，也就是通过长短不齐的句型，更为具体、更为细致、更为集中地刻画抒写出某种心情意绪。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一首(或一阕)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意微妙，它经常是通过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阔大的‘诗境’”这里指出了词境与诗境在营造方法上与情感色彩上的不同。
相对而言，黄庭坚词作能突破词境的并不多，仅有寥寥可数的几首。如[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瑶草一何碧)有突破词境的表现，同时体现出较明显的苏轼影响的痕迹，但是他的绝大部分词作则表现出文人词或疏旷或雅致以及民间词清新活泼的词境。在词境的营造这一点上，黄庭坚是有所坚持的，他顺应了词体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人化、案头化的趋势，但这更多地体现在语言运用等外部形式方面的变化，而未能触及本质。
山谷虽然接受诗词一体的观念，但他在有些内容的表达上却绝不将诗词等同起来。山谷可以将诗中赠友、怀人等主体感情色彩较浓的内容引入词中，却从来不将词中艳情、闺音等内容用诗来表达。正如张秉权先生所说：“山谷论及男女之情的诗歌绝无仅有。稍有关系的，大致都能从俗世的爱恋中跳出来，升华到另一个层次。”(P103)如山谷《戏答陈季常黄州山中连理松枝二首》：
故人折松寄千里，想听万壑风泉音。谁言五髹苍烟雨，犹作人间儿女心。
老松连枝亦偶然，红紫事退独参天。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
张秉权先生指出：“这两首所写的是极 有浪漫气味的连理松枝，中间更用上金沙滩头马郎荡妇的故事，可见他绝不是个古板的人。然而，他却能将惹人遐思的连理松枝，归摄于佛理之中，以为是‘随俗暂婵娟’的‘偶然’，于是，尘俗的缠绵便被提升到一个净化的层次。”这是山谷在诗中的情形，而在词中，他则毫无顾忌地大写特写艳情内容，如山谷于嘉祜五年庚子所作[画堂春]一首：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乱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消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这是山谷早年的一首词作，词风相当香软，山谷词中[少年心](心里人人)、[鼓笛令](见来便觉情于我)、[昼夜乐](夜深记得临歧语)、[千秋岁](世间好事)均是这类作品。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山谷对于词之为体并不能与诗完全等同起来。
三
历来评者对山谷词褒贬不一。
李清照在其《词论》中有：“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宴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宴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女有瑕。价自减半矣。”
这里，李清照能切中肯綮地指出黄庭坚知词别是一家的状况，并将他与宴叔原、贺方回、秦少游等相提并论，可见黄庭坚于词体把握得还是相当到位的。但李清照又能指出他在语言运用方面的问题，此评于黄庭坚是相当准确且精当的。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这是从词境方面着眼对山谷词的肯定。
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有：“余常与文友论词。谓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宴、秦、黄。花间绮琢处，於诗为靡，而於词，则如古锦纹理，自有黯然异色。欧、宴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也看到山谷于词境方面所作的努力。
后人多以为黄庭坚词不如秦观词远甚。清彭孙通《金粟词话》有：“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不及秦甚远，犹高之视史，刘之视辛，虽齐名一时，而优劣自不可掩。”清钱裴仲《雨华盒词话》“秦、黄并誉，冤哉。”这些论者多指责山谷词中用俗字、俗语及包含艳词的情况，这些都只是看到山谷词的表面之瑕。不能做到准确、全面、深入的评价。
如何对山谷词做出客观的评判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从山谷本身对词所持有的观点及他的创作实践来看，山谷虽然认同了苏轼诗词一体的观念，但是从他的实际创作中不难发现，他只是从形式上对词有所改变，并没有使这种理论更深入地指导他的创作。他接受了象苏轼那样对于词从形式上的革新，但他没能象苏轼那样使这种革新走得更远，从而保留了词在当时词坛中雅俗之辨、婉豪之辨、词之入乐与否的辨背景下所固有的区别于诗的特质。
由此也可以看出山谷的词学思想其实更应该算做是保守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他赞同苏轼的诗词一体的观念就将二者的词风归为一类。他的词更多呈现出的是词的传统风貌，理解了这一点，将更有助于我们对黄庭坚整个词风及他对于词坛的贡献的把握：山谷词风更多地体现出早期文人词所特有的清隽、委婉的特色，以及词本身的大众化、娱乐化的倾向。他对于词坛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响应了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并做出了适当的实践，在对词体地位的提升上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是伟大的，那么，能够推动这种创造性继续向高峰发展的作家也是不容忽视的。黄庭坚作为继苏轼之后文坛的又一大家，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词体发展做出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
一
山谷的词学观有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
关于山谷作词的情况，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徽宗宣和五年癸卯—1123)中载有相关资料，其中写道：
法云秀关西人。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堕恶道。”师曰：“若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为罪恶之由，吾恐非至堕恶道而已。”鲁直颔之，自是不复作词曲。
这里记载的“自是不复作词曲”恐怕有些不合事实，但可以看出道人法秀对山谷词学观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他的话恰如当头棒喝，使山谷从词乃“空中语耳”的看法中猛醒过来，认识到艺术作品的社会影响之所在，但山谷并未完全认同法秀道人的看法，他在《小山集序》中讲到。
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虽然，彼富贵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当市购千金。家求善本，曰“独不得与叔原同时”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腥儒。晚悟裙裾之乐，鼓之舞之，使宴安酰毒而不悔，是则叔原之罪也哉!
这里，山谷指出了文学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找到了开脱自己的借口。从这里可以看出，法秀道人的话对山谷的词学观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放弃作小词。在山谷的观念中，词的一个功能就是用来“使酒玩世”的。
山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与苏轼过从甚密。谈笑无间。特别是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年，旧党人士重新返朝廷之后，他与张耒、晁补之同游苏门。苏轼的词学观对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以其此间所作[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可略见一斑。山谷又对苏轼于黄州时所作[卜算子]有如下评语：“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这段话中山谷对苏词的誉美之辞溢于言表。由此可见，苏轼的“以诗为词”对山谷有非常大的影响。
山谷亦有“词诗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之说，能将诗词等量齐观，并将之付诸实践。
山谷又曾在《小山词序》中写道：“(宴几道)独戏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错，能动摇人心。”可以看出山谷对以诗为词的完全肯定。
山谷虽然肯定以诗为词的作词法，将词与诗等量齐观，但他并没有放弃创作小词。崇宁三年甲申，其时已年近花甲之年的他，创作的[蓦山溪](稠花乱蕊)、(鸳鸯翡翠)，[阮郎归](盈盈娇女)这些词依然饶有情致。因此，山谷对词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有学者指出：“黄庭坚是具备这时期词各种特质的词人”。“黄庭坚就是这样一方面承认词是‘艳歌小词’，主张词不过是‘空中语’，而另一方面又把词看作与诗同格，是表述‘心中事’的言志之物。”这些话很好地概括了黄庭坚对词的态度。
二
在山谷“以诗为词”、“诗词一体”的理论指导下，在语言上。他将诗的句法引入词中。他善于以诗的句法入词，且对仗工稳。读来琅琅上口。如[逍遥乐]中“花色枝枝争好。鬓丝年年渐老”：[水调歌头]中“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评后一句“直是古诗”。这样对仗工稳的句子在山谷词中并不少见。
山谷词中也有较多化用前人诗句或文句入词的现象。如：山谷[雨中花]中“乐事赏心易散。良辰美景难得”，化用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再如[西江月]一词“断送一生唯有，破除万事无过”，前一句由唐韩愈《遣兴诗》中“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而来。后一句则出自韩愈《赠郑兵曹诗》中“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蓦山溪]中“娉娉袅袅，恰近十三余”及其中“只恐晚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均化用自唐杜牧作品。前一句出自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后一句出自杜牧《叹花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等等。
在语言上，他将诗的句法引入了词中并化用诗句文句入词，但他却没有将他在词中经常使用俗字的做法引入诗歌创作。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云：“黄山谷词多用俳语，杂以俗谚，多可笑之句。”这种现象在黄庭坚的诗中却是没有的。
山谷通过语言上的努力，虽然使得词这种文体与诗在形式上有所接近。但他并没有象苏轼那样从更多的角度去改变词这种文体。苏轼以诗为词的观念不仅体现在以题序、典故及诗句入词，更体现在对词境的突破上。从而使词境与诗境渐趋一致。
李泽厚先生认为：“所谓‘词境’，也就是通过长短不齐的句型，更为具体、更为细致、更为集中地刻画抒写出某种心情意绪。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一首(或一阕)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意微妙，它经常是通过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阔大的‘诗境’”这里指出了词境与诗境在营造方法上与情感色彩上的不同。
相对而言，黄庭坚词作能突破词境的并不多，仅有寥寥可数的几首。如[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瑶草一何碧)有突破词境的表现，同时体现出较明显的苏轼影响的痕迹，但是他的绝大部分词作则表现出文人词或疏旷或雅致以及民间词清新活泼的词境。在词境的营造这一点上，黄庭坚是有所坚持的，他顺应了词体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人化、案头化的趋势，但这更多地体现在语言运用等外部形式方面的变化，而未能触及本质。
山谷虽然接受诗词一体的观念，但他在有些内容的表达上却绝不将诗词等同起来。山谷可以将诗中赠友、怀人等主体感情色彩较浓的内容引入词中，却从来不将词中艳情、闺音等内容用诗来表达。正如张秉权先生所说：“山谷论及男女之情的诗歌绝无仅有。稍有关系的，大致都能从俗世的爱恋中跳出来，升华到另一个层次。”(P103)如山谷《戏答陈季常黄州山中连理松枝二首》：
故人折松寄千里，想听万壑风泉音。谁言五髹苍烟雨，犹作人间儿女心。
老松连枝亦偶然，红紫事退独参天。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
张秉权先生指出：“这两首所写的是极 有浪漫气味的连理松枝，中间更用上金沙滩头马郎荡妇的故事，可见他绝不是个古板的人。然而，他却能将惹人遐思的连理松枝，归摄于佛理之中，以为是‘随俗暂婵娟’的‘偶然’，于是，尘俗的缠绵便被提升到一个净化的层次。”这是山谷在诗中的情形，而在词中，他则毫无顾忌地大写特写艳情内容，如山谷于嘉祜五年庚子所作[画堂春]一首：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乱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消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这是山谷早年的一首词作，词风相当香软，山谷词中[少年心](心里人人)、[鼓笛令](见来便觉情于我)、[昼夜乐](夜深记得临歧语)、[千秋岁](世间好事)均是这类作品。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山谷对于词之为体并不能与诗完全等同起来。
三
历来评者对山谷词褒贬不一。
李清照在其《词论》中有：“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宴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宴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女有瑕。价自减半矣。”
这里，李清照能切中肯綮地指出黄庭坚知词别是一家的状况，并将他与宴叔原、贺方回、秦少游等相提并论，可见黄庭坚于词体把握得还是相当到位的。但李清照又能指出他在语言运用方面的问题，此评于黄庭坚是相当准确且精当的。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这是从词境方面着眼对山谷词的肯定。
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有：“余常与文友论词。谓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宴、秦、黄。花间绮琢处，於诗为靡，而於词，则如古锦纹理，自有黯然异色。欧、宴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也看到山谷于词境方面所作的努力。
后人多以为黄庭坚词不如秦观词远甚。清彭孙通《金粟词话》有：“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不及秦甚远，犹高之视史，刘之视辛，虽齐名一时，而优劣自不可掩。”清钱裴仲《雨华盒词话》“秦、黄并誉，冤哉。”这些论者多指责山谷词中用俗字、俗语及包含艳词的情况，这些都只是看到山谷词的表面之瑕。不能做到准确、全面、深入的评价。
如何对山谷词做出客观的评判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从山谷本身对词所持有的观点及他的创作实践来看，山谷虽然认同了苏轼诗词一体的观念，但是从他的实际创作中不难发现，他只是从形式上对词有所改变，并没有使这种理论更深入地指导他的创作。他接受了象苏轼那样对于词从形式上的革新，但他没能象苏轼那样使这种革新走得更远，从而保留了词在当时词坛中雅俗之辨、婉豪之辨、词之入乐与否的辨背景下所固有的区别于诗的特质。
由此也可以看出山谷的词学思想其实更应该算做是保守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他赞同苏轼的诗词一体的观念就将二者的词风归为一类。他的词更多呈现出的是词的传统风貌，理解了这一点，将更有助于我们对黄庭坚整个词风及他对于词坛的贡献的把握：山谷词风更多地体现出早期文人词所特有的清隽、委婉的特色，以及词本身的大众化、娱乐化的倾向。他对于词坛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响应了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并做出了适当的实践，在对词体地位的提升上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是伟大的，那么，能够推动这种创造性继续向高峰发展的作家也是不容忽视的。黄庭坚作为继苏轼之后文坛的又一大家，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词体发展做出的贡献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