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下午，阳光炙热，倪文东老师带领山东金石书法考察组到达位于济宁市汶上县的水牛山和宝相寺，并对这里的摩崖石刻作品和碑刻作品进行考察。
　　水牛山又叫太白山，因李白曾游览于此地而命名；其形似卧着的水牛，又名卧牛山。考察组到达水牛山脚下，所见之山并不高大，也并未如传说的形似水牛。山体左侧明显向里凹于右侧，如果说右侧山体为未经开采的状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左侧山体沿一平面已经被分块被切割。考察组为了上山，先要走一段长约200米的上坡路，而坡路右侧，还有一条车辆压出来的土路，目所能及处，有一石亭。在如此荒凉之处，水牛山如今得以保存且仍有盛名，原因如下：一是历史原因——南北朝时期，县城东北三十里的水牛山清凉寺是香火旺盛的文殊菩萨道场，与五台山清凉寺属同一时期开山，历史久远；二是水牛山所存摩崖石刻作品——北齐《文殊般若碑》和水牛山摩崖石刻等有重要价值。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文殊般若碑》已经被移至中都博物馆，但水牛山摩崖石刻仍留于此地，与石刻右侧石洞一起被铁栅栏保护起来，观者要登几级台阶才能近距离观看（见图1）。被刻山体呈垂直状，且被打磨得很平，石刻作品纵2米左右，横1.5米左右，右上残缺一角，切面呈三角形，左下被挖，挖面呈长方形。水牛山摩崖石刻所刻内容为一段佛经文字，字大近尺，右上因残缺一角而丢失一字，左下被挖处是否有款尚待查证。

　　《文殊波若碑》（见图3、图4）高2米，宽70厘米，厚15厘米。上部分碑额中间雕刻佛龛，龛中造像为文殊菩萨持跏趺坐，左右两旁各有一侍者，佛龛两侧分别为“文殊”和“般若”，字高约15厘米，宽约20厘米；下部分为《文殊般若经》正文，共10行，行三十字，共297字，字大约5厘米，文中无纪年，清代孙星衍在《环宇访碑录》中认为北齐末，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定为西晋人书，近代孙方若在《校碑随笔》中支持隋人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书法史——南北朝卷》通过对其风格的分析，定为北齐、北周年间出品。清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评价此碑：“平情而论，原非隶法，出以丰腴，具有灵和之致，不堕寒俭之习耳。”通过观察，此碑形态和笔法已经脱离隶书较远，从碑刻本身来看，其用笔圆润，虽已有楷书之转折提按，亦与圆厚之捺脚共存，个别字如“无”字第二横起笔处多加一竖向笔画，“边”字、“量”字为异写字，“安”字为篆书写法等，其余无大异处。值得一提的是，单就碑额文字中的捺脚而言，似乎为多笔写就，因为末端有明显分叉，《中国书法史——南北朝卷》作者刘涛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书写者书法水平不高，不具有书写擘窠大字的能力，又刻意模仿邻近的铁山、尖山、葛山的大字隶书刻经”，结果是“怪模怪样”。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如果我们综合整块碑来看，碑文并未出现像碑额之分叉捺脚的情况，且二者风格统一，似为一人所书。那么仅碑额出现分叉捺脚我们不妨做尝试性推断，即书写者和刻工并非一人，书者先将碑额大字笔画中心位置定下来，而由刻工去扩充外部轮廓；或者刻工根据刻石经验，首先用三笔来确定笔画中心、笔画轮廓，加快刻石进度，最后刻完却忘记将捺脚整合圆曲；再者或是书写者用的书写工具本身分叉，而刻工书法水平低，以为这是字本身的形态，不知连属。据资料知，《文殊波若碑》碑侧亦有文字，虽漫漶不清，可见其多记载羊氏家族情况，字体大小不等，书写风格自由烂漫，较之正文活泼生动。历代对《文殊波若碑》的评价较多，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将《文殊般若碑》列入妙品“《般若碑》与《南康简王》《始兴忠武》四碑比肩，真可为四渎通流于后世矣”。包世臣在《论书十二绝》中说：“朱杨张贾是梁中、勃海荥阳势绍钟、更有贞民镌‘般若’，便齐李蔡起三峰。”又注：“实古今第一，真书石本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