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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构成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武士则是日本古代社会的重要倚仗力量。这二者皆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日本武士阶层为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都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创造了无数文化荟萃，锻炼出特有的文化内涵。通过对这二者在文化视野下的鉴赏比较，我们可以一窥这二个民族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机制，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日本武士；中国士大夫；比较；文化
一、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阶层，统称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介于统治者和庶民之间的一个独特的知识阶层。
最初它是指征战沙场的武士。春秋战国时期，士不完全是战争工具，他们成为侍奉诸侯贵族的管理阶层，担任各种官职。汉朝发明了一项独特的考试，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三国时代，士人阶层涌现了更多传奇性的人物，著名如诸葛亮等军事家和关羽、张飞等武将。两晋南北朝及隋唐大力起用士人階层，对内增强国力，对外开疆拓土。宋代尊崇文士治国。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士人少有被委以重任。明代与宋代类似，代之以日趋庞大的官僚士大夫集团。清元两代类似，皆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政权。
二、古代日本的武士阶层
在日本，“武士”作为特定身份的武士产生于 8 世纪并。10 世纪至 12 世纪出现了武士集团。朝廷公开承认其合法性，并借助武士维护社会秩序。平安时代后期，朝廷公开起用武士，形成 “文”令从京都朝廷出、“武”令由镰仓幕府下的二元政治结构。德川家康于 1603 年实现统一，长久地冻结了武力，武士不可能再用疆场上的功名实现自身价值。但是，武士作为武士的主体身份没有改变，还要以武力实现自身价值。而外在战争环境的缺失，逼迫武士转入主体内在的观念战争实现自身价值。正是这种观念战争确立了日本武士道的真正基础。
三、士人与武士的比较
（一）士大夫与武士的共性
1.相同的文化土壤，相近的价值观
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有渊源，因此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有很多相似的价值观。
中国的士人文化注重“义”。士人将忠君爱国视为最高精神追求，这是儒家社会的最高信条之一。在无法兼顾家庭与事业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忠，在封建社会的家天下观念中，忠贞者受到人们甚至敌人的景仰，而变节者则会遗臭万年。日本武士为了自身和后代在武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要时不惜生命来效忠，“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为主君忠诚赴死的武士人人称颂，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曾辅佐足利义满将军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所著竹马抄，训诫子弟，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份”。[1]
2.作为优势文化垂范于社会
中国士人主要目在于为主君出谋划策，在为君主献身的过程中寻求自身价值。他们奠定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化传统体系的基本格局：儒家文化-上层文化的主体与武侠文化-大众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抗衡与影响的基本模式。日本的武士发展了武士道。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最初是以武士的行动为基点，逐步发展成武士群体的一种行为习惯，并随着武士成为统治阶级，这种行为习惯进一步内化为观念和精神。
3.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武士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作为主宰历史的重要阶层，从文化的“硬性”角度来看，武士道已经消亡了，但如果从文化的“软性”角度来看，武士道的文化因子已经扩散到整个日本民族。武士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方式长期留存，武士道这种精神因素将伴随着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影响后世。在中国，士大夫除了在政治建树方面高低有别，在文化人格上也各有自己的建树，他们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作为人文精华遗留下来，影响着中华大地上的人民。
（二）士大夫与武士的差异
1.身份
中国的士人早期以封建主和幕僚居多，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则演变为社会管理阶层，主要是通过科举选拔考试来取得官员身份的，武士身份一般是因战功得来而世袭的。
隋唐以后中国的士人必须经过长期系统儒家经典的学习，并通过选拔考试脱颖而出才能获得文官身份，越到后来越偏重于文士的范畴。从这样一种制度产生的文化，势必带有一种封闭的、保守的文化，其文化精神也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精神。[2]
而日本武士的身份取得与晋升跟战功休戚相关，通过战争来实现地位的攀升和财富的积累，带有开放进取的特质，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血腥野蛮的痕迹。
2.价值观
武士和士大夫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我们发现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3]
武士道论者推崇纯粹彻底的觉悟死，认为这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一方面叫人无条件地服从死亡，另一方面又为了个人野心肆意地取人性命。[4]
中国的原始儒学提倡的士人之道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况，《臣道篇》[M]）中国士人很早就明了“天下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的道理，这让中国士人勇猛而不失理智，强悍而不忘仁义。
3.文化影响
成也武士道精神，败也武士道精神。日本历史上长期的战乱，使得各位大名深信拥有实力才是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今天，日本武士的后代，又屡屡闹出靖国神社问题、重整军备、海外派兵等不和谐声音时，曾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又隐隐生出担忧。然而，同是武士出身的中国的士大夫与日本的尚武理念确是渐行渐远。
四、总结
中国士大夫与日本武士封建政治体制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捍卫者和践行者，时代的精英，民族精神载体和解读其民族文化的钥匙和捷径，有很强的跨文化可比性。两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却大相径庭，武士和士大夫的文化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中国的古代文明曾经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汉唐时代文明更是冠绝世界，但后期士大夫却日渐衰微，让中华民族一度陷入西方列强的爪牙下。日本武士引领其民族精神一再把外在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实现了振兴，中国的士人精神也应在比较中继承发展。总言之，对武士和士大夫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娄贵书.《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79
[2]高小岩，吴中平.《从士人、武士的对比看中日文化差异》.衡水学院学报，2008年第 6 期，第117页
[3]季红.《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101页
[4]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5、77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
关键词：日本武士；中国士大夫；比较；文化
一、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阶层，统称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介于统治者和庶民之间的一个独特的知识阶层。
最初它是指征战沙场的武士。春秋战国时期，士不完全是战争工具，他们成为侍奉诸侯贵族的管理阶层，担任各种官职。汉朝发明了一项独特的考试，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三国时代，士人阶层涌现了更多传奇性的人物，著名如诸葛亮等军事家和关羽、张飞等武将。两晋南北朝及隋唐大力起用士人階层，对内增强国力，对外开疆拓土。宋代尊崇文士治国。元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士人少有被委以重任。明代与宋代类似，代之以日趋庞大的官僚士大夫集团。清元两代类似，皆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政权。
二、古代日本的武士阶层
在日本，“武士”作为特定身份的武士产生于 8 世纪并。10 世纪至 12 世纪出现了武士集团。朝廷公开承认其合法性，并借助武士维护社会秩序。平安时代后期，朝廷公开起用武士，形成 “文”令从京都朝廷出、“武”令由镰仓幕府下的二元政治结构。德川家康于 1603 年实现统一，长久地冻结了武力，武士不可能再用疆场上的功名实现自身价值。但是，武士作为武士的主体身份没有改变，还要以武力实现自身价值。而外在战争环境的缺失，逼迫武士转入主体内在的观念战争实现自身价值。正是这种观念战争确立了日本武士道的真正基础。
三、士人与武士的比较
（一）士大夫与武士的共性
1.相同的文化土壤，相近的价值观
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有渊源，因此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有很多相似的价值观。
中国的士人文化注重“义”。士人将忠君爱国视为最高精神追求，这是儒家社会的最高信条之一。在无法兼顾家庭与事业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忠，在封建社会的家天下观念中，忠贞者受到人们甚至敌人的景仰，而变节者则会遗臭万年。日本武士为了自身和后代在武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要时不惜生命来效忠，“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为主君忠诚赴死的武士人人称颂，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曾辅佐足利义满将军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所著竹马抄，训诫子弟，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份”。[1]
2.作为优势文化垂范于社会
中国士人主要目在于为主君出谋划策，在为君主献身的过程中寻求自身价值。他们奠定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化传统体系的基本格局：儒家文化-上层文化的主体与武侠文化-大众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抗衡与影响的基本模式。日本的武士发展了武士道。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最初是以武士的行动为基点，逐步发展成武士群体的一种行为习惯，并随着武士成为统治阶级，这种行为习惯进一步内化为观念和精神。
3.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武士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作为主宰历史的重要阶层，从文化的“硬性”角度来看，武士道已经消亡了，但如果从文化的“软性”角度来看，武士道的文化因子已经扩散到整个日本民族。武士的生活方式及思想方式长期留存，武士道这种精神因素将伴随着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影响后世。在中国，士大夫除了在政治建树方面高低有别，在文化人格上也各有自己的建树，他们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并作为人文精华遗留下来，影响着中华大地上的人民。
（二）士大夫与武士的差异
1.身份
中国的士人早期以封建主和幕僚居多，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则演变为社会管理阶层，主要是通过科举选拔考试来取得官员身份的，武士身份一般是因战功得来而世袭的。
隋唐以后中国的士人必须经过长期系统儒家经典的学习，并通过选拔考试脱颖而出才能获得文官身份，越到后来越偏重于文士的范畴。从这样一种制度产生的文化，势必带有一种封闭的、保守的文化，其文化精神也是一种知识分子文化精神。[2]
而日本武士的身份取得与晋升跟战功休戚相关，通过战争来实现地位的攀升和财富的积累，带有开放进取的特质，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血腥野蛮的痕迹。
2.价值观
武士和士大夫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我们发现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3]
武士道论者推崇纯粹彻底的觉悟死，认为这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一方面叫人无条件地服从死亡，另一方面又为了个人野心肆意地取人性命。[4]
中国的原始儒学提倡的士人之道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况，《臣道篇》[M]）中国士人很早就明了“天下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的道理，这让中国士人勇猛而不失理智，强悍而不忘仁义。
3.文化影响
成也武士道精神，败也武士道精神。日本历史上长期的战乱，使得各位大名深信拥有实力才是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今天，日本武士的后代，又屡屡闹出靖国神社问题、重整军备、海外派兵等不和谐声音时，曾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又隐隐生出担忧。然而，同是武士出身的中国的士大夫与日本的尚武理念确是渐行渐远。
四、总结
中国士大夫与日本武士封建政治体制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捍卫者和践行者，时代的精英，民族精神载体和解读其民族文化的钥匙和捷径，有很强的跨文化可比性。两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却大相径庭，武士和士大夫的文化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中国的古代文明曾经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汉唐时代文明更是冠绝世界，但后期士大夫却日渐衰微，让中华民族一度陷入西方列强的爪牙下。日本武士引领其民族精神一再把外在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实现了振兴，中国的士人精神也应在比较中继承发展。总言之，对武士和士大夫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娄贵书.《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79
[2]高小岩，吴中平.《从士人、武士的对比看中日文化差异》.衡水学院学报，2008年第 6 期，第117页
[3]季红.《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101页
[4]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5、77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