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理论创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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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开山之作往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詹姆斯·霍姆斯的《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可以说是翻译学文献中的开山之作。本文将追溯翻译学发展历史,论证《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的重要地位。并从研究领域、名称、学科分支三个维度剖析该书,以期完善翻译学理论构建,为新领域探究提供思路。
  关键词 《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 詹姆斯·霍姆斯 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6.11.068
  Abstract As a subject, the mountains often have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James Holmes'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be said to be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masterpiece.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from the research area, the name, the branch of discipline three dimensions to analyze the boo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new field of inquiry.
  Keyword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ames Holmes; translation studies
  詹姆斯·霍姆斯的《翻譯学的名称与性质》是翻译学文献中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的出现使得翻译的研究和翻译理论上的建设有了真正的开端。可以说,霍姆斯这里所做的是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说他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是因为自他以后关于翻译的理论研究才算正式出现;而说他的工作具有奠基性,是因为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日后翻译学研究的框架和研究范式正式地建立了下来,而后来的翻译学研究也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框架开展的。所以,霍姆斯可以被看作是翻译学的先驱和奠基人,而他的《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则可以说是翻译学文献中的开山之作。
  1 翻译的历史
  翻译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行业。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古希腊文和古希伯来文之间的互相转换,文艺复兴时期《圣经》被逐渐翻译为各个国家的民族语言。而随着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与国家的接触也愈发密切起来,这进一步激发了翻译的发展。到了近代,国际政治出现了重大的改变,随着国际会议与国际组织的不断增加,翻译的作用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在中国,最早的翻译大概始于东汉初年西域佛经的传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翻译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唐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翻译也在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虽然是民间的传说故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翻译的一些看法。
  而到了近代,由于外强的入侵和“开眼看世界”,翻译在中国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高度,在很多领域甚至成为了关键乃至核心的角色。而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强,翻译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著作,以“开启民智”,也在推动中国的变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翻译行业在人类历史里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一直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进行认真和严肃的研究。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的中期,詹姆斯·霍姆斯改变了人们这样的看法。他通过一篇《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确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这篇文章中,霍姆斯讨论了这个学科最为紧要的几个问题:学科创立的必要性,学科的名称以及学科的内容,及其分支学科。
  2学科的产生
  在文章的一开始,霍姆斯就向我们展示了他宏大的野心:“科学……往往通过发现新的未知领域而有所进步。”①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许许多多的新学科纷纷涌现。学术研究的领域仿佛一下子得到了很大的开拓。而接下来他又将对待这“未知领域”的方法分为了两类:一种是较为温和的,渐进的方式,通过引入其他已知领域中“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范式和模式”②来将这一未知领域纳入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成为“既定研究领域的一个合法分支”;另一种则是当上一种方法并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效果时,则会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产生一种张力,从而催“逐渐导致建立新的交流渠道”。第二种方法相对激进,然而更富有创造力。
  而霍姆斯的目的即是将我们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翻译。在霍姆斯看来,这个原先乏人问津的领域直到二战之后才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很多领域,包括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研究等等已知领域的学者试图实行上述的第一种方法,将这一学术的处女地纳入自己的版图。然而这种行为的失败又激发了翻译学建立新的交流渠道,进而形成自己的“学科乌托邦”。事实上,霍姆斯指出,翻译领域的“学科乌托邦”正在逐渐建构成形。同时,也有一些东西在阻碍着其发展。霍姆斯认为其中一个障碍是原有的交流渠道过于陈旧和局限。对于翻译的研究,需要建构新的交流渠道。而他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正是在于努力建构这样的一个新的交流渠道。
  3 名称的重要意义
  在霍姆斯看来,另外一个障碍看似琐碎,实则非常重要。霍姆斯为这门学科的名称提供了几种选择,包括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然而这些名字要么不容易理解,或者无法被人接受。霍姆斯又提出了一个名称:translation theory,他认为这个名称意义丰富,并且将会容纳更多的意义。为什么霍姆斯会采用“研究”(study)而没有采用上述一系列的词缀,将自己所将要建立的这一个学科冠名为“学”呢?   霍姆斯似乎并不喜欢在欧洲非常时髦,常用的给学科冠名的“-ology”词缀。霍姆斯解释为“纯粹主义者”和大学机构没有办法接受這样的称谓,不过看上去更是因为这个词缀出自古希腊文,与欧洲有着过于深厚的联系,而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霍姆斯本能上的予以排斥的结果。发凡于新大陆的学科似乎很少有使用“-ology”词缀的,而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看,也和传统的来自于欧洲的学科多有不同。似乎从名字上也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不同。
  另一个原因则是霍姆斯对于“学”的看法。霍姆斯认为能够被称为“学”的研究应当“达到准确、形式化并形成范式”的程度,“从而可以恰如其分被描写成一门科学”。霍姆斯还对关于翻译的研究是否能够成为这样一门科学进行了探讨。他对此抱有很大的怀疑,因此认为“翻译学”这一词不能用来命名关于翻译的研究。这一点也反映了二十世纪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化”的风潮。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努力改变自己,成为一个能够使用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论,从而被接受为一门“科学”。霍姆斯无意让翻译学成为这样的一个学科,但是在这里也表现出他也受到了这样一种风潮的影响。
  霍姆斯提出了“study”这一个词,他认为这个名称似乎“这个名称在所有可用的英语词语中似乎最恰当”。那么,翻译研究是什么呢?他引用了沃纳·科勒的文章,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描写:“翻译研究可以理解为所有将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作为基础和焦点的研究活动的一个共同的无所不包的名称。”③
  4 理论的分支
  接下来,霍姆斯根据翻译研究的主要目的——描写翻译行为和规范翻译行为将翻译研究分为了三类:描写翻译研究、翻译描写和翻译理论。
  作为一个以实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首先讨论的自然是描写翻译研究,主要有三种:以译文为中心的描写翻译研究、以功能为中心的描写翻译研究和以过程为中心的描写翻译研究。
  从对实务的描述性研究里自然会升华出研究理论来。霍姆斯认为,翻译理论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结果,结合相关领域和学科的有效信息,发展“可用于解释和预言翻译行为与翻译行为与翻译的现状和未来状况的规范、理论和模式。”然而,大多数的理论都不能满足“翻译理论”这一词所带来的要求,都被过度阐释,从而涵盖面过宽。真正能够承载“翻译理论”这个名称的理论往往只能涉及这个整体的一个或者几个方面,这些“部分的翻译理论”可以被分为六大类:媒介限定的翻译理论、领域限定的理论、级别限定的理论、文本类型限定的理论、时间限定的理论、问题限定的理论。“理论总是以多种方式被限定起来。”这种限定并不会降低理论的价值,反而正可以启示学者去建构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
  在关于翻译的应用领域的一些研究,即使用翻译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关于翻译的教学,主要是翻译人员培训;词典的编纂;翻译政策;翻译批评。在霍姆斯看来,使用翻译研究的这三个部分都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不能够与现有的翻译需求相匹配,而这是与使用翻译研究的目的相悖离的。通常情况下,应用研究,在这里即使用翻译研究往往总是处在研究链条较为靠后的位置。因此,这一部分的发展相对滞后并非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考虑到翻译学研究整体也并没有处在一个非常成熟和完善的状态中。这需要循序渐进。
  上文提到的翻译研究的三个分支:描写的、理论的和实用的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单向性的,即描写性的翻译研究为理论提供了基本数据,而理论的翻译研究的所得又可以应用到实用的翻译研究中去。另外,三者的关系又是辩证的,所以翻译研究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就必须同时关注这三个学科。
  在上述的三个学科分支以外,还有两个维度,霍姆斯之前没有提到过,而是在文章的末尾特意提了出来,一个是历史性的,即翻译研究史的领域,在翻译理论史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在描写性的和实用的翻译研究的研究史则还尚未有人涉足。还有一个则是方法论的维度,即关注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模式来进行研究,以及这个学科本身是如何构成的。在霍姆斯看来,自己的这篇文章却并非是开创之作,而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启发后人的讨论,或者说对于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审视,即“元讨论”。
  霍姆斯的《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不仅让我们能够简明扼要地一窥翻译研究领域的全貌,而且也为我们在从宏观上观察一个学科时提供一些启示。每个学科的建立,都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在很多的学科里,也许整个学科的建设和完善并非是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甚至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够完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学科范式、方法、分支会显得庞杂而晦暗不明。而霍姆斯的这篇文章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学科最为重要的部分:研究领域、名称、学科分支。当我们涉足新的领域时,我们也可以参考霍姆斯的这篇文章,把握这个领域最为关键的这三个维度。从而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来把握一个学科最为重要的架构。
  注释
  ① 迈克尔·马尔奇.科学中的文化发展.转引自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98.
  ② 若无特别注明,本文的引文均来自霍姆斯.翻译学的名称与性质.王广州,译.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98-411.
  ③ 沃纳·科勒.Ubersetzen, Ubersetzung und Ubersetzer, Zu schwedischen Symposien uver Probleme der Uberstzung.巴别塔,1971.17:311,引文第4页.转引自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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