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多部谍战片作为国庆60年纪念献礼,热播一时。现实中,若以1949年为界,将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的谍战分成在大陆的上半场及在台湾的下半场的话,上半场无疑中共大胜,下半场则是国民党大赢。
沈之岳:戴笠拉拢 潜入延安
1933年,沈之岳刚从浙江省临海回浦中学毕业,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党同学耳濡目染,沈之岳也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并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这种进步学生的姿态,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使他渐渐取得共产党组织的好感。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沈之岳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入狱。
这期间,戴笠从监狱秘密借提了不少有大学学历及“左倾”思想的年轻受刑人。他深知工人运动领袖多为“左派”青年或共产党员,而拉拢“左派”青年,一则可以“为我所用”,二则可以削弱共党工运力量。
戴笠见这位小同乡聪慧敏锐、少年老成,颇有好感,遂几次与之深谈,谓日寇压境,国难深重,蒋先生有意先安定团结内部,再全面抗战,建设富强国家,挽救人民于水火。几经攀谈,沈之岳终被戴笠说服,并加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行列,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组织,潜伏其间。
1937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顾忌犹深,认定中共是心腹大敌,而隐蔽战线仍为决定双方胜负的主战场。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遂命他深入延安,潜伏到共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
沈之岳以其在上海从事多年工运的辉煌成绩,还坐过国民党黑牢,加上又有复旦大学肄业的学历,并自修马列主义书刊等,堪称标准进步青年。因此,他提出的进入延安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迸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他精明干练、成绩优异,深受学校干部欣赏。
由于在抗大表现优异,沈之岳毕业后被毛泽东拔擢为秘书人员之一,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1938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中共方面分派干部到各地从事收编工作,沈之岳被分派到第三支队。
在新四军内,副军长项英曾经多次对沈之岳说,要多注意国民党特务乘虚而入,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沈之岳说:“我们组织这么严密,国民党特务别说进不来,就算进来了也起不了作用。”项英听后开怀大笑,连声说:“你这话很对!你这话很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项英遇害,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对此事,《戴雨农先生全集》也提及:“1941年1月,新四军抗不遵令北调……其所以不能如其它地区的无往不利而遭致失败,使他们的军长被捕,番号被撤销,就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正因为沈之岳传递了许多关于新四军的情报回重庆,该军的情况一直被国民党当局全盘掌握。
沈之岳何时结束其潜伏岁月?据他在1983年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某次,他推荐的敌后工作人员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返回重庆。沈之岳脱离共区回到重庆后,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嘉勉有加,时为1941年冬天。戴笠任命沈之岳为军统局科长。
蔡孝乾:变节投降重创组织
1949年和1950年之交,原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之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那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却无从乘胜追击,在岛内隐蔽战线的一场恶战中,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颠覆,几乎整锅端走。也正是这场胜仗让蒋氏父子得以在岛内站稳脚跟,保住他们最后一块根据地。
台湾地下党组织始于台湾光复。1945年8月,在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的同时,中共中央于延安决定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并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代号“老郑”)为负责人,派其入台。然而,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郑”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被一直在此守候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逮了个正着。之后,地下党潜伏人员中在国民党内军阶最高的吴石中将及联系人朱谌之也被捕。
1950年3月是地下党台湾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由于蔡孝乾叛变,省工委的重要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计梅真等人全部被抓获,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
据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形容,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其生活腐败,诱奸14岁的小姨子,侵吞1万美金工作经费,还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陈泽民指着蔡孝乾鼻子痛骂:“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其实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新关系。”
仅以保密局的特务所见,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的指控至少可以被部分证实。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领导的地下党时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踪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致命伤。谷正文称,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的斗争史说不定要改写。
相较于蔡孝乾的变节投降,中共地下党里也有许多威武不屈、至死不降的无名英雄。
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他逮捕的中共地下党中,他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张“威武不屈”。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回忆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回忆称,张志忠被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劝诫被捕同志坚不吐实。甚至蒋经国亲自劝降,张志忠依旧不动如山。蒋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吗?”张只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特务枪决。
1950年5月中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向与会干部宣称,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岛内第—波隐蔽战线斗争,地下党显然屈居下风。但是,贯穿整个上世纪50年代,地下党仍然屡仆屡起,从不放弃。汲取了蔡孝乾当年招摇过市的教训,党组织严令,从乡村到城区,禁止坐火车、汽车,不走公路、大路,专门走小路、夜路。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积极酝酿“反攻大陆”,几乎每年“双十节”都要举行阅兵大典。1957年5月6日,一位化名聂世民的地下党伪装成投奔国民党的“反共义士”,经由香港赴台湾。不料,在台活动两个月后,即被台湾保安司令部逮捕。据保安司令部侦讯记录显示,聂世民的工作任务是趁台湾“双十节”阅兵典礼时暗杀蒋介石或派驻台湾的美国高级官员。
虽然蔡孝乾、聂世民等人的任务彻底失败了,但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也是当年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对内对外不惜“扩大化清洗”的重要原因。
(摘自《参考消息》2010.3.9)B②
沈之岳:戴笠拉拢 潜入延安
1933年,沈之岳刚从浙江省临海回浦中学毕业,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党同学耳濡目染,沈之岳也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并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这种进步学生的姿态,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使他渐渐取得共产党组织的好感。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沈之岳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入狱。
这期间,戴笠从监狱秘密借提了不少有大学学历及“左倾”思想的年轻受刑人。他深知工人运动领袖多为“左派”青年或共产党员,而拉拢“左派”青年,一则可以“为我所用”,二则可以削弱共党工运力量。
戴笠见这位小同乡聪慧敏锐、少年老成,颇有好感,遂几次与之深谈,谓日寇压境,国难深重,蒋先生有意先安定团结内部,再全面抗战,建设富强国家,挽救人民于水火。几经攀谈,沈之岳终被戴笠说服,并加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行列,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组织,潜伏其间。
1937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顾忌犹深,认定中共是心腹大敌,而隐蔽战线仍为决定双方胜负的主战场。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遂命他深入延安,潜伏到共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
沈之岳以其在上海从事多年工运的辉煌成绩,还坐过国民党黑牢,加上又有复旦大学肄业的学历,并自修马列主义书刊等,堪称标准进步青年。因此,他提出的进入延安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迸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他精明干练、成绩优异,深受学校干部欣赏。
由于在抗大表现优异,沈之岳毕业后被毛泽东拔擢为秘书人员之一,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1938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中共方面分派干部到各地从事收编工作,沈之岳被分派到第三支队。
在新四军内,副军长项英曾经多次对沈之岳说,要多注意国民党特务乘虚而入,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沈之岳说:“我们组织这么严密,国民党特务别说进不来,就算进来了也起不了作用。”项英听后开怀大笑,连声说:“你这话很对!你这话很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项英遇害,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对此事,《戴雨农先生全集》也提及:“1941年1月,新四军抗不遵令北调……其所以不能如其它地区的无往不利而遭致失败,使他们的军长被捕,番号被撤销,就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正因为沈之岳传递了许多关于新四军的情报回重庆,该军的情况一直被国民党当局全盘掌握。
沈之岳何时结束其潜伏岁月?据他在1983年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某次,他推荐的敌后工作人员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返回重庆。沈之岳脱离共区回到重庆后,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嘉勉有加,时为1941年冬天。戴笠任命沈之岳为军统局科长。
蔡孝乾:变节投降重创组织
1949年和1950年之交,原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之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那时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却无从乘胜追击,在岛内隐蔽战线的一场恶战中,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颠覆,几乎整锅端走。也正是这场胜仗让蒋氏父子得以在岛内站稳脚跟,保住他们最后一块根据地。
台湾地下党组织始于台湾光复。1945年8月,在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的同时,中共中央于延安决定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并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代号“老郑”)为负责人,派其入台。然而,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郑”蔡孝乾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被一直在此守候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逮了个正着。之后,地下党潜伏人员中在国民党内军阶最高的吴石中将及联系人朱谌之也被捕。
1950年3月是地下党台湾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由于蔡孝乾叛变,省工委的重要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计梅真等人全部被抓获,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
据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形容,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后,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破口大骂,指其生活腐败,诱奸14岁的小姨子,侵吞1万美金工作经费,还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陈泽民指着蔡孝乾鼻子痛骂:“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其实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开展新关系。”
仅以保密局的特务所见,陈泽民、张志忠等人对蔡的指控至少可以被部分证实。
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领导的地下党时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踪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致命伤。谷正文称,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的斗争史说不定要改写。
相较于蔡孝乾的变节投降,中共地下党里也有许多威武不屈、至死不降的无名英雄。
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他逮捕的中共地下党中,他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张“威武不屈”。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回忆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回忆称,张志忠被关进保密局黑牢后,只要看见有同志被抓捕进来,就大叫“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劝诫被捕同志坚不吐实。甚至蒋经国亲自劝降,张志忠依旧不动如山。蒋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吗?”张只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特务枪决。
1950年5月中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向与会干部宣称,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岛内第—波隐蔽战线斗争,地下党显然屈居下风。但是,贯穿整个上世纪50年代,地下党仍然屡仆屡起,从不放弃。汲取了蔡孝乾当年招摇过市的教训,党组织严令,从乡村到城区,禁止坐火车、汽车,不走公路、大路,专门走小路、夜路。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积极酝酿“反攻大陆”,几乎每年“双十节”都要举行阅兵大典。1957年5月6日,一位化名聂世民的地下党伪装成投奔国民党的“反共义士”,经由香港赴台湾。不料,在台活动两个月后,即被台湾保安司令部逮捕。据保安司令部侦讯记录显示,聂世民的工作任务是趁台湾“双十节”阅兵典礼时暗杀蒋介石或派驻台湾的美国高级官员。
虽然蔡孝乾、聂世民等人的任务彻底失败了,但地下党的阴影始终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也是当年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对内对外不惜“扩大化清洗”的重要原因。
(摘自《参考消息》2010.3.9)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