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石库门弄堂里也住过老外，不过那时称之为“外国人”。我小时候就见过。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住在同一条弄堂6号里的一个外国老头。他又矮又胖，挺着个大肚子，秃顶，看上去有点像当今以色列的沙龙。他总是身着一套旧西装，深居简出，有几分神秘。听大人们说，他是“白俄”，十月革命后逃亡到中国的。不过这老头对孩子挺友善。那时弄堂里常有一群孩子疯玩，见他走过便会拥上去围着他，伸手向他要面包吃。他手中若是正好有面包，便会一片一片分给他们，像于孔乙己分茴香豆似的；若是两手空空，他会让孩子吊在他的肘弯上，一手一个，原地转两圈，逗得那些孩子快乐地尖声叫喊。我常在一旁看着，从不去讨面包，却有些羡慕那些吊肘弯的小孩。他大概看出来了，有一次示意我过去，把我吊起来飞了几圈。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这个老头挺可爱。然而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记得是国庆十周年的那天清早，我被弄堂里一阵异乎寻常的骚动声惊动，打开窗户往下一看，弄堂里站了好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还有很多居民，他们都在向弄堂内张望，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同时又在议论着什么。我好奇地趴在窗口，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几个警察押着一个人从支弄里拐出来了。走近一看，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不是那个外国人吗?他衣衫不整，步履踉跄，耷拉着脑袋，双手被反铐在身后。押解的警察中有一人用手捂着耳朵，那里淌着血。事后听说，警察逮捕他时他拒不开门；警察破门而入时他从门背后突然用水果刀向警察刺去，刺破了一个警察的耳根。他究竟是什么人呢?我很纳闷。过了很久我从张贴在弄堂墙上的布告中得知，他被判刑了，罪名好像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是从布告上犯人的地址上确认的。
　　4号里也住着一个“老外”。那是个又瘦又小的女子，听说她是土耳其人。那女人头发像干稻草，身材干瘪，一点儿也不像我在画报上看到的外国美女，这让我很失望。她嫁给一个中国人，还带来她的大儿子，以后又和中国丈夫生了两个儿子。弄堂里的人分别管她三个儿子叫“大外国人”、“中外国人”、和“小外国人”。那时候“大外国人”大约十七八岁，正当风华。与她妈妈完全不同，他长得极其英俊：白皙皮肤，金黄卷发，鼻子像希腊雕塑那般完美，再加上蓝眼睛、长睫毛和挺拔的身材，现代女孩子一定会惊呼：帅呆了!他进出弄堂目不旁视，现在想来就是所谓的“酷”。“中外国人”则又是另一番模样：浓密而卷曲的黑头发，黑眼睛加上黝黑的皮肤，结实的五短身材，看上去像个阿拉伯人。“小外国人”和我同年，也很漂亮。尤其是那头柔软的金发和又长又密又翘的睫毛，让人想起朱自清所说的“天之骄子”。那个土耳其女人会讲几句汉语，与邻里相处十分客气。记得我有一次在倒垃圾时遇到她，她微笑着对我说，“你好。”我还小，有点不知所措。“文革”开始前后，大外国人忽然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听说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中外国人后来顶替退休的父亲进了一家市级医院当门卫。小外国人在学校停课后学起了吹号，无论是闷热的夏晚还是酷冷的冬夜，弄堂里都会响起那时断时续的沉闷圆号声。以后我去了农场，关于这家人的记忆就此中断。“文革”结束回到家中，那女人已带着大小儿子回了土耳其(大儿子被放回来了)，二儿子则结了婚在中国长住。
　　除此之外，我们那里的石库门弄堂还住过印度人，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他们在解放前就来上海谋生，多在提篮桥监狱当狱警。我们这一带印度人不少，我住的地方还有一座印度教堂呢。我们弄堂口开了一家小酒店。那些印度人经常三五成群地来这里喝酒，他们个个人高马大，头上盘着白布，身上穿着宽大的袍子，脸上满是络腮胡子。坐下后，他们边喝酒边叽里哇拉地说些谁也不懂的话，有时连比带划地与老板娘开玩笑。下酒菜无非是花生米、豆腐干和酒店门口挑担小贩案上的猪头肉、牛杂碎。回去时，他们通常还要沽上酒带走。偶尔也会有女人和小孩来酒店。年轻的印度女子身后总是拖着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子，身材婀娜，浓眉大眼，肩上斜披着一片薄纱，很是好看。结过婚的印度女人多很胖，像只大水桶。印度小孩皮肤虽黑，但眼睛很大，且黑白分明，男孩像小拉兹女孩象小丽达，非常可爱。我那时经常瞒过母亲在酒店门口看这些印度人，充满好奇。六十年代初，中印边境开战，那些印度人陆续回国，小酒店里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那座印度教堂后来成了一所民办小学。
　　那时住石库门弄堂的外国人大概不会很有钱。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也都该有一段自己的人生故事吧?只是我们无从知道。每当想起儿时记忆中的外国人，我常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