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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国际职业教育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特色。刘晓及其研究团队撰著的《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行为机制、治理模式与制度创新》，在校企合作研究的总体把握上，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融合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及校企合作的治理研究上，均有所创新突破。是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新成果。
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行为机制;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30-0073-04
收到刘晓寄来的新著《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行为机制、治理模式与制度创新》（以下简称“刘著”），并希望我能写一篇书评，欣然允命。一是刘晓是我熟悉和敬佩的年轻学者;二是他承担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几个省部级项目，基本都是围绕校企合作展开，研究生的硕士论文也多是与此相关;三是因为他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领域深耕多年，出版了系列成果。2015年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2017年的《从边缘到中心——职业教育办学中利益相关者行为机制研究》《职业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研究》;加上2019年推出的这本新著，这样的节奏和速率让人敬佩。
许是受到这一领域成果甚多的压力，以至于长期浸淫其中的著者也变得有些惶惑和心虚。正如他在“代序”开篇自嘲的那样，“校企合作？这么老的一个话题还有人去写？市面上关于校企合作的书和论文都泛滥了。”这样的自嘲背后意蕴不外：一是触碰这个似乎老旧的话题，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是要承受饱受谴责的压力的;二是似乎暴露了研究者缺乏发现新研究话题的创新能力，有些技穷;三是会形成对研究者选择这一论域进行研究的干扰，造成人为的、不必要的困惑甚至惶恐。
我们认为，一种研究是否老化陈旧，并不取决于时间，而是取决于其价值和解决程度;并不取决于研究者众多，成果太滥，而是取决于成果质量和是否创新;并不取决于该不该研究，而是取决于研究的怎样及实践成效。正如著者指出：“从研究的角度讲，一个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研究却‘悬而未决’的命题，无外乎如下几种可能：一是这个命题太重要，重要到谁也绕不过去;二是这个命题太难，难到谁也无法解决。”校企合作就是这样“太重要”和“太难”的命题。因其“太重要”，就值得不断研究、深入研究，这与命题老旧、时间长短无关;因其“太难”，难到至今无法解决，突破不利，就更应该用“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的精神去解决问题;因其实践成效不理想，就更应该锁定初心，努力创新，有所作为。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究者众和成果太滥，如果成果多是低水平重复的东西，根本构不成对你创新冲高的影响，只能成为你的“垫脚石”。还有研而弥难的现实困境，更为参与研究的人预留了突破空间和创新余地，为常研常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这就是校企合作研究存在的理由，它倒逼我们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拾级而上，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超越和创新突破。所以考量研究与否及其价值的核心在于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品质，“刘著”就是这样的创新之著。
一、对校企合作研究总体把握的创新
对校企合作研究的总体把握，是考量研究者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站位高度、视野广度、把握深度、透视远度的一种衡量和检验。这样的整体把握在本书中体现为对职业教育趋势之变的澄明，对阶段划分的洞明，以及对方法对策的彰明。
（一）趋势之变的澄明
校企合作研究发展变化的趋势：“其一，由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走向产教融合;其二，政府角色由主导向推动转变;其三，企业角色由参与者向重要主体转变。”
由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走向产教融合。这是从中观的校企合作和微观的工学结合，向宏观的产教融合转变，这一转变的目的，在于“搭建部门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架构，将校企合作从职业教育内部延伸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整体制度安排，推动职业教育从发展理念向制度供给落地。”可见产教融合诉求是职业教育走向宏观、走向整合、走向大职教理念的一种应然趋势。
政府角色由主导向推动转变。2002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明确提出：“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原则。由“主导”到“推动”，体现了定位由越位向归位转变，职能由主导向推动转变，角色由政府闲不住的手向讓位于市场需求导向转变，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推动学校面向社会需求办学，增强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企业角色由参与者向重要主体转变。“参与者”的定位是一种松散的、弹性的要求，它是造成校企合作“合而不作为、合而谋自利、合而两张皮”[1]以及“校热企冷”的根本因由，也是“深化产教融合”始终深化不起来，停留在虚融合、浅融合甚至假融合层面的症结所在。所以必须向重要主体转变，改变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办学主体非自明的遮蔽状态，正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一条要求的“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第三条也要求“校企合作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这一趋势之变的研判完全符合校企合作的应然走向，是很有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一种点醒和引领。
（二）阶段划分的洞明
“刘著”认为，校企合作研究“在1994-2001年这一阶段，更多的研究者集中在对校企合作实践探索和经验提炼方面，探讨了校企合作的重要性，主要解决求生存的问题。在2002-2010年这一阶段，围绕推进校企合作的制度化，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思考，主要解决的是规范发展的问题。在2011年至今的这一阶段，基于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发现运行机制、长效机制、体制机制等成为高频词，可知研究者更加注重校企合作内外部利益协调，探讨破解校企合作困境的策略和更好发展问题。”这样的划分基于实证考察和研究文章词频分析等，其所梳理出的研究演进脉络符合职业教育的研究进路和客观实际。 （三）方法对策的彰明
校企合作研究突破难题是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突破的关键在于方法的彰明。正如著者强调：“校企合作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历史性难题，越发觉得将其视为一个‘问题领域’更有助于在事实上、层面上窥探校企合作研究的发展动向。”为此，著者给出了“破解校企合作难题呼唤跨界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系统性催生多种研究范式，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的复杂性亟待聚集深化研究内容”的对策。显然，跨界协同研究、多元系统研究、聚集深化研究，的确是突破难题的应对之道和创新智慧。
二、对理论与实践融合研究的特色创新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校企合作研究如果出自“经院派”之手，很容易偏理论而少案例、轻实证，写得空泛玄虚而不接地气;如果是实践经验丰富者的研究，又很可能是偏经验实操总结而缺乏理论高度。“刘著”较好地克服了这种“两张皮”的偏颇，使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从理论视角看，这是源自一批有才华的博士、硕士生导师担纲的研究，他们凭借很好的学养，用“人力资本、资源依赖、利益相关者论、布迪厄场域等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来审视校企合作的现状与困境，并试图分析建构校企合作的良好理论机制和决策运用模型”，很好地将理论熔铸于校企合作研究的实践中，彰显了扎实的理论功力和底蕴。从实践角度看，这个研究团队的学者多是大学、教研机构、高职院校的教师，他们熟悉教育，沉浸于校企合作实践中，又经常参与外出调研、企业参观、研讨会议等，对校企合作面上的情况、点上的问题、体上的症结，有着较为深透的了解，加之善于思考、深于研究、勤于实践，所以能够将理论的精华熔铸于实践之中，将实践的智慧升华为理论成果。例如，本书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即任何组织团体个人等都不能完全拥有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而且也不需要全部拥有。但必须有能力通过合作，共享这些资源。否则就会造成发展的制约和“硬伤”。对职业教育而言，学校和企业都拥有彼此所不具有的关键资源。如学校的高素质人力资源、高水平技术资源，企业的实训资源、高技能师资资源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就是共享不同异质资源而双赢发展的过程。所以“整合教育资源、深化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着力点”。
本书还从“共享环境：校企资源整合缺乏有效氛围;共享广度：校企资源共享面有待拓宽;共享深度：校企资源融合共享浮于表面;共享机制：校企资源共享尚未形成有效流动”的问题切入，从校企资源的“人力、物力、信息、财力四大资源”的分类入手，分析四种不同资源合作的现实状况，并提出了如何获得、怎样合作、何以共享的对策和方法，是运用理论审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很好的融合创新。
三、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创新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人们常提，但责任背后的理论机理是什么却鲜有论述。“刘著”用一章的篇幅予以阐释，应当说是对这一问题研究和阐释较为深透的创新之说。
（一）运用多元理论阐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理和机理
任何研究的深度和理论品质源于学理的支撑和透视，本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就是如此。从关系契约理论来审视，按照麦克尼尔的观点，关系契约是人或组织与社会的相互联结而构成的各种关系。关系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构成的一种关系共同体，它是“一种由未来关系所维系的非正式协议”，它没有签订的合同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硬约束，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构成了一种隐性的软约束，是一种非承诺性前提下靠契约精神维系的责任共在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广义的互助同构关系。如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一种关系契约。这种关系契约和责任取向要求“参与者不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兼顾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并站在更高层次进行合理统筹，以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从人的双重属性假设理论看，基于关系契约视角，企业的主体假设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作为“经济人”，天生的逐利性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必要考量，是它的本质属性和生存法则。作为“社会人”，它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具有明显的公益特征，因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有益于促进社会公益性价值实现。结论是企业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两种身份属性，应当权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因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履行社会责任，也不能一味追求社会效益而把企业搞砸。
从利益主体承担的办学成本看，职业院校是办学的实施单位，“学生和国家分别以学费和政府拨款的形式分担了教育成本，唯有企业仅仅付出‘成品’的使用费，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才培养过程‘生产费用’，应该说是不太合理的。”或者说，它是搭了职业教育的便车，享用了“免费的午餐”。若按照戴维斯提出的著名的“责任铁律”，即“商人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的社会权力相称”来看，企业在享受社会给予的权力或收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企业的教育责任即协助职业院校共同完成人才培养任务”，显然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企业必须承担的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社会责任的理由和依据，具有创新意义。
（二）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落实的系统对策
基于多元理论和分析论证，著者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行之有效的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对策。“首先，制定标准规范，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实践指南。一是制定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會责任的标准，二是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纂指标，三是赋予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自主权。其次，强化责任意识，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内生动力。一是深化参与职业教育责任意识，二是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体系，三是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制。再次，完善政策激励，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完善利益驱动机制，二是优化利益补偿机制，三是健全外部治理机制。最后，盘活行业资源，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行业环境。一是加大政策倾斜，分类引导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二是加强行业指导，充分发挥资源协调功能;三是优化服务水平，畅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 四、对校企合作治理的研究创新
职业教育演化和发展规律表明：往大说，其发展是一国之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相互作用和选择的结果;往小说，也是职业教育内部各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多元主体博弈必然涉及治理。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趋势而兴起的一种权利运行模式，也是实现公共管理效益最大化的优化管理方式。尤其是对具有跨界属性和整合本质的职业教育而言，任一单一部门都无法解决其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问题，必须走向治理，才能联袂利益主体，聚合资源力量，突破管理的制约与困境，实现创新发展[2]。
本书对治理研究的创新在于：它从职业教育的本质目标——技能形成的视角来审视职业教育的治理，认为“职业教育治理是通过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有效干预技能形成过程，协调技能供需，夯实技能基础，奖励技能获取”而实现的。马库斯也认为：技能形成制度是一种基于产业制度和教育制度之间的制度，是两者的交叉。菲利普·布认为，技能的独特性是“它以产业部门和教育部门集体合作的方式培养技能;它培养一种国家层面、集体层面的能力;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合作的概念，它表达的是一种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合作的理念”[3]。宏观地看，技能形成是教育与经济、产业与教育、教育与职业之间相互联结的纽带，技能形成离不开产教融合的大环境和校企合作的协同培养。这就必然要涉及政行企校的协同治理。实现这样的治理，“一是去中心化，即打破政府作为单一办学主体从而抑制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积极性的现实障碍，企业、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成为技能治理的行为主体。二是协同合作，即多方利益主体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建立伙伴关系和协调网络，将多个治理主体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刘著”还进一步从治理目的的角度提出，“校企合作的治理目的是要在投资和管理上尽快打破政府办学‘单一化’的格局，进行‘多元化’选择，核心内容就是要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机构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这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途径。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由各利益相关方自主参与，基于自主合作的符合共同利益的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基于上述不难看出，从技能形成理论和实践角度，论述校企合作的多元治理，是本书的一种独辟蹊径的创新研究。
值得赘言的是，刘晓及其研究团队所取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系列科研成果，代表着职业教育科研新生代的崛起，他们充满后劲底蕴和爆发张力，是职教领域科研的生力军。他们热爱职教、才思过人，富有担当精神和职教情怀，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研究实践和科研的舞台上能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参 考 文 献
[1]張健.职业教育的澄明与守望[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49-50.
[2]张健.管理与治理辨[J].职教通讯，2018（10）：1.
[3]和震，李玉珠，魏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创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8.
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行为机制;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30-0073-04
收到刘晓寄来的新著《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行为机制、治理模式与制度创新》（以下简称“刘著”），并希望我能写一篇书评，欣然允命。一是刘晓是我熟悉和敬佩的年轻学者;二是他承担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几个省部级项目，基本都是围绕校企合作展开，研究生的硕士论文也多是与此相关;三是因为他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领域深耕多年，出版了系列成果。2015年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2017年的《从边缘到中心——职业教育办学中利益相关者行为机制研究》《职业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研究》;加上2019年推出的这本新著，这样的节奏和速率让人敬佩。
许是受到这一领域成果甚多的压力，以至于长期浸淫其中的著者也变得有些惶惑和心虚。正如他在“代序”开篇自嘲的那样，“校企合作？这么老的一个话题还有人去写？市面上关于校企合作的书和论文都泛滥了。”这样的自嘲背后意蕴不外：一是触碰这个似乎老旧的话题，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是要承受饱受谴责的压力的;二是似乎暴露了研究者缺乏发现新研究话题的创新能力，有些技穷;三是会形成对研究者选择这一论域进行研究的干扰，造成人为的、不必要的困惑甚至惶恐。
我们认为，一种研究是否老化陈旧，并不取决于时间，而是取决于其价值和解决程度;并不取决于研究者众多，成果太滥，而是取决于成果质量和是否创新;并不取决于该不该研究，而是取决于研究的怎样及实践成效。正如著者指出：“从研究的角度讲，一个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研究却‘悬而未决’的命题，无外乎如下几种可能：一是这个命题太重要，重要到谁也绕不过去;二是这个命题太难，难到谁也无法解决。”校企合作就是这样“太重要”和“太难”的命题。因其“太重要”，就值得不断研究、深入研究，这与命题老旧、时间长短无关;因其“太难”，难到至今无法解决，突破不利，就更应该用“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的精神去解决问题;因其实践成效不理想，就更应该锁定初心，努力创新，有所作为。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究者众和成果太滥，如果成果多是低水平重复的东西，根本构不成对你创新冲高的影响，只能成为你的“垫脚石”。还有研而弥难的现实困境，更为参与研究的人预留了突破空间和创新余地，为常研常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这就是校企合作研究存在的理由，它倒逼我们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拾级而上，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超越和创新突破。所以考量研究与否及其价值的核心在于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品质，“刘著”就是这样的创新之著。
一、对校企合作研究总体把握的创新
对校企合作研究的总体把握，是考量研究者对事物的认知程度、站位高度、视野广度、把握深度、透视远度的一种衡量和检验。这样的整体把握在本书中体现为对职业教育趋势之变的澄明，对阶段划分的洞明，以及对方法对策的彰明。
（一）趋势之变的澄明
校企合作研究发展变化的趋势：“其一，由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走向产教融合;其二，政府角色由主导向推动转变;其三，企业角色由参与者向重要主体转变。”
由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走向产教融合。这是从中观的校企合作和微观的工学结合，向宏观的产教融合转变，这一转变的目的，在于“搭建部门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架构，将校企合作从职业教育内部延伸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整体制度安排，推动职业教育从发展理念向制度供给落地。”可见产教融合诉求是职业教育走向宏观、走向整合、走向大职教理念的一种应然趋势。
政府角色由主导向推动转变。2002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明确提出：“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原则。由“主导”到“推动”，体现了定位由越位向归位转变，职能由主导向推动转变，角色由政府闲不住的手向讓位于市场需求导向转变，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推动学校面向社会需求办学，增强职业教育体系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企业角色由参与者向重要主体转变。“参与者”的定位是一种松散的、弹性的要求，它是造成校企合作“合而不作为、合而谋自利、合而两张皮”[1]以及“校热企冷”的根本因由，也是“深化产教融合”始终深化不起来，停留在虚融合、浅融合甚至假融合层面的症结所在。所以必须向重要主体转变，改变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办学主体非自明的遮蔽状态，正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一条要求的“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第三条也要求“校企合作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这一趋势之变的研判完全符合校企合作的应然走向，是很有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一种点醒和引领。
（二）阶段划分的洞明
“刘著”认为，校企合作研究“在1994-2001年这一阶段，更多的研究者集中在对校企合作实践探索和经验提炼方面，探讨了校企合作的重要性，主要解决求生存的问题。在2002-2010年这一阶段，围绕推进校企合作的制度化，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思考，主要解决的是规范发展的问题。在2011年至今的这一阶段，基于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发现运行机制、长效机制、体制机制等成为高频词，可知研究者更加注重校企合作内外部利益协调，探讨破解校企合作困境的策略和更好发展问题。”这样的划分基于实证考察和研究文章词频分析等，其所梳理出的研究演进脉络符合职业教育的研究进路和客观实际。 （三）方法对策的彰明
校企合作研究突破难题是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突破的关键在于方法的彰明。正如著者强调：“校企合作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历史性难题，越发觉得将其视为一个‘问题领域’更有助于在事实上、层面上窥探校企合作研究的发展动向。”为此，著者给出了“破解校企合作难题呼唤跨界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系统性催生多种研究范式，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的复杂性亟待聚集深化研究内容”的对策。显然，跨界协同研究、多元系统研究、聚集深化研究，的确是突破难题的应对之道和创新智慧。
二、对理论与实践融合研究的特色创新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校企合作研究如果出自“经院派”之手，很容易偏理论而少案例、轻实证，写得空泛玄虚而不接地气;如果是实践经验丰富者的研究，又很可能是偏经验实操总结而缺乏理论高度。“刘著”较好地克服了这种“两张皮”的偏颇，使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从理论视角看，这是源自一批有才华的博士、硕士生导师担纲的研究，他们凭借很好的学养，用“人力资本、资源依赖、利益相关者论、布迪厄场域等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来审视校企合作的现状与困境，并试图分析建构校企合作的良好理论机制和决策运用模型”，很好地将理论熔铸于校企合作研究的实践中，彰显了扎实的理论功力和底蕴。从实践角度看，这个研究团队的学者多是大学、教研机构、高职院校的教师，他们熟悉教育，沉浸于校企合作实践中，又经常参与外出调研、企业参观、研讨会议等，对校企合作面上的情况、点上的问题、体上的症结，有着较为深透的了解，加之善于思考、深于研究、勤于实践，所以能够将理论的精华熔铸于实践之中，将实践的智慧升华为理论成果。例如，本书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即任何组织团体个人等都不能完全拥有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而且也不需要全部拥有。但必须有能力通过合作，共享这些资源。否则就会造成发展的制约和“硬伤”。对职业教育而言，学校和企业都拥有彼此所不具有的关键资源。如学校的高素质人力资源、高水平技术资源，企业的实训资源、高技能师资资源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就是共享不同异质资源而双赢发展的过程。所以“整合教育资源、深化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着力点”。
本书还从“共享环境：校企资源整合缺乏有效氛围;共享广度：校企资源共享面有待拓宽;共享深度：校企资源融合共享浮于表面;共享机制：校企资源共享尚未形成有效流动”的问题切入，从校企资源的“人力、物力、信息、财力四大资源”的分类入手，分析四种不同资源合作的现实状况，并提出了如何获得、怎样合作、何以共享的对策和方法，是运用理论审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很好的融合创新。
三、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创新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人们常提，但责任背后的理论机理是什么却鲜有论述。“刘著”用一章的篇幅予以阐释，应当说是对这一问题研究和阐释较为深透的创新之说。
（一）运用多元理论阐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理和机理
任何研究的深度和理论品质源于学理的支撑和透视，本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就是如此。从关系契约理论来审视，按照麦克尼尔的观点，关系契约是人或组织与社会的相互联结而构成的各种关系。关系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构成的一种关系共同体，它是“一种由未来关系所维系的非正式协议”，它没有签订的合同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硬约束，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构成了一种隐性的软约束，是一种非承诺性前提下靠契约精神维系的责任共在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广义的互助同构关系。如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一种关系契约。这种关系契约和责任取向要求“参与者不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兼顾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并站在更高层次进行合理统筹，以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从人的双重属性假设理论看，基于关系契约视角，企业的主体假设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作为“经济人”，天生的逐利性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必要考量，是它的本质属性和生存法则。作为“社会人”，它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具有明显的公益特征，因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有益于促进社会公益性价值实现。结论是企业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两种身份属性，应当权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因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履行社会责任，也不能一味追求社会效益而把企业搞砸。
从利益主体承担的办学成本看，职业院校是办学的实施单位，“学生和国家分别以学费和政府拨款的形式分担了教育成本，唯有企业仅仅付出‘成品’的使用费，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才培养过程‘生产费用’，应该说是不太合理的。”或者说，它是搭了职业教育的便车，享用了“免费的午餐”。若按照戴维斯提出的著名的“责任铁律”，即“商人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他们的社会权力相称”来看，企业在享受社会给予的权力或收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企业的教育责任即协助职业院校共同完成人才培养任务”，显然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企业必须承担的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社会责任的理由和依据，具有创新意义。
（二）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落实的系统对策
基于多元理论和分析论证，著者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行之有效的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对策。“首先，制定标准规范，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实践指南。一是制定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會责任的标准，二是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纂指标，三是赋予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自主权。其次，强化责任意识，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内生动力。一是深化参与职业教育责任意识，二是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体系，三是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制。再次，完善政策激励，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完善利益驱动机制，二是优化利益补偿机制，三是健全外部治理机制。最后，盘活行业资源，为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提供行业环境。一是加大政策倾斜，分类引导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二是加强行业指导，充分发挥资源协调功能;三是优化服务水平，畅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 四、对校企合作治理的研究创新
职业教育演化和发展规律表明：往大说，其发展是一国之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相互作用和选择的结果;往小说，也是职业教育内部各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多元主体博弈必然涉及治理。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趋势而兴起的一种权利运行模式，也是实现公共管理效益最大化的优化管理方式。尤其是对具有跨界属性和整合本质的职业教育而言，任一单一部门都无法解决其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问题，必须走向治理，才能联袂利益主体，聚合资源力量，突破管理的制约与困境，实现创新发展[2]。
本书对治理研究的创新在于：它从职业教育的本质目标——技能形成的视角来审视职业教育的治理，认为“职业教育治理是通过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有效干预技能形成过程，协调技能供需，夯实技能基础，奖励技能获取”而实现的。马库斯也认为：技能形成制度是一种基于产业制度和教育制度之间的制度，是两者的交叉。菲利普·布认为，技能的独特性是“它以产业部门和教育部门集体合作的方式培养技能;它培养一种国家层面、集体层面的能力;它一开始就是一种合作的概念，它表达的是一种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合作的理念”[3]。宏观地看，技能形成是教育与经济、产业与教育、教育与职业之间相互联结的纽带，技能形成离不开产教融合的大环境和校企合作的协同培养。这就必然要涉及政行企校的协同治理。实现这样的治理，“一是去中心化，即打破政府作为单一办学主体从而抑制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积极性的现实障碍，企业、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成为技能治理的行为主体。二是协同合作，即多方利益主体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建立伙伴关系和协调网络，将多个治理主体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刘著”还进一步从治理目的的角度提出，“校企合作的治理目的是要在投资和管理上尽快打破政府办学‘单一化’的格局，进行‘多元化’选择，核心内容就是要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机构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这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然途径。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由各利益相关方自主参与，基于自主合作的符合共同利益的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基于上述不难看出，从技能形成理论和实践角度，论述校企合作的多元治理，是本书的一种独辟蹊径的创新研究。
值得赘言的是，刘晓及其研究团队所取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系列科研成果，代表着职业教育科研新生代的崛起，他们充满后劲底蕴和爆发张力，是职教领域科研的生力军。他们热爱职教、才思过人，富有担当精神和职教情怀，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研究实践和科研的舞台上能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参 考 文 献
[1]張健.职业教育的澄明与守望[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49-50.
[2]张健.管理与治理辨[J].职教通讯，2018（10）：1.
[3]和震，李玉珠，魏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创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