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7年，佛罗伦萨的画家菲里皮诺·里皮先生接了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作品中一切人物，须由画家亲自完成。”
　　——您会想：这不是废话么？
　　——还真不是。欧洲艺术家，也都是生意人，还是鹭鸶腿里劈出四两肉的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批量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意大利大师里，师父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的名，所见多有。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488年，大师吉兰达约就遇到过这事：有个14岁学徒的爹上门来，理直气壮跟他要钱，吉大师却生不起气，老实支付了薪酬：为啥呢？因为那学徒才华横溢，名唤米开朗琪罗。
　　话说回来，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刁；雇主也不能笨了，就须与艺术家斗智斗勇，订好协议，别被破了闷子，绕了弯子。北方画家，还要惨一点：荷兰那会儿是世俗社会，画家面对的不是意大利的教廷，而是新贵阶级、地主大众，那算起钱来更抠搜：比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画里十六人每人付一百荷兰盾，其中领头两位各付二百，合计一千八百盾。但伦勃朗画完了，人家嫌不好，对付账推三阻四，到最后到手也零零星星。
　　晚年倫勃朗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画历史场面《克劳迪斯的密谋》，接了一千盾；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四分之一的金额，因为市政府嫌难看；后来市政府找了个德国画家另外补了幅，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了，钱当然是照单全部索要回来的——你敢不还？市政府也是你欺骗得了的？
　　真不易！相比起来，中国画家呢？
　　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唐朝宰相，名垂天下，声闻后世。但他遇到过一回事：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划船玩儿，看见好看的鸟儿，就让学士们歌咏，召阎立本来画画。外头就嚷了：“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当时的官位是主爵郎中，一头大汗地跑来，趴在池旁边，调色作画，抬头看看座上宾客，难过极了。回去了，对儿子说：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
　　唐宋之际，为宫廷画画的诸位，多少都经历类似命运。不为宫廷画画的呢？也有。
　　八大山人朱耷，出了名的不羁。都说他老人家去跟贩夫走卒玩儿，乐意随手画几笔；达官贵人来求画，反而不允，潇洒得一塌糊涂。然而17世纪末，南京的黄研旅却托一个中间人给朱耷带了十二张纸，以及一笔所谓“倾囊中金为润”的钱，一年后，朱耷寄回了十二册页。
　　这里的“润”字，别小看：后来画家们报价，都用这个字，“润例”。
　　个性潇洒的大画家石涛，跟人写信，讨价还价过润例的问题：十二屏风的画作要二十四两银子，但十二通景屏风却要五十两银子。郑板桥公开挂过润例，一幅中尺寸挂轴四两银子——而他老人家1748年说过，年景好时，一年卖画能有上千两。那显然已经不是闲来画着玩了：得是专业投入，才能有这产量。
　　但画家大多是读书人，君子不言利嘛。所以一般来说，订购画作，得有个中间人，把那些铜臭味十足的事儿抹过去。委托人得了画，画家得了钱，而且宾主尽欢，留了面子。许多时候，甚至画作的酬劳不是钱，而是人情或实物。比如，唐伯虎就被请去苏州富商家里同吃同住，画完之后，拿到了古董铜器与丝绸做酬劳——这就是作为一个宾客的姿态，比单是拿钱，要风雅多啦。
　　最微妙的例子是：清朝一位女士缪嘉蕙，她不止是以画换功名而已，实际上她所画的，都被慈禧拿去署名赏大臣了——没错，她就是个枪手。但考虑到三品服色，宫廷富贵，大概也是历史上最富贵的枪手了。
　　（武鑫鑫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