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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对戏说历史有狂热爱好的叶代，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戏说归戏说，但如果你想要真正深入地去理解历史，并且进而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那么不能什么都按照当代的陈词滥调来硬套。
奥利弗·斯通2004年年推出的史诗巨片《亚历山大大帝》票房惨败，评论界也是骂声一片。
这个电影究竟是不是差到这种程度?
我怀着好奇心——当然，也怀着对那个拍出过《野战排》和《天生杀人狂》的家伙的敬意——跑去看了这电影。我的结论是：它的票房惨败绝对理由充足，因为它想说的太多了，多到一般观众完全应接不暇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大帝》确实不能算一部成功的电影。但像如今的电影评论界那样，把它批得一无是处，那只证明了一点：评论界，至少美国的电影评论界，已经被一只无形的意识形态之手所握住。他们宁可坐在沙发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为《辛德勒的名单》(在它上映10周年的时候，又被拿出来肉麻地吹捧了一番)这样“政治正确”的平庸之作而感动，也懒得去翻掘表面杂乱、实际上也有很多话想说的奥利弗·斯通。
在我看来，奥利弗·斯通，这个一向“政治挂帅”的大导，在这部电影里依然一如既往，不断戏谑着今天的美国政治和生活方式。
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战争，被奥利弗·斯通描绘得根本就是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的古代翻版。事实上，那个覆灭在亚历山大大帝手中的古波斯帝国，它的疆域，恰恰西到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东到巴克特里亚——中国古籍中的“大夏”，也就是今天阿富汗北部。筹备了10年的奥利弗·斯通在这样的时刻推出他的《亚历山大大帝》，我觉得不是偶然的。看到亚历山大大帝为了追杀人流士三世，而在沙漠和群山里打了3年游击，我实在忍俊不禁。那不是活脱脱的布什追杀拉登和萨达姆吗?
我们回头再谈这个话题。可以先来谈谈让评论界如此不满的同性恋问题。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和他童年伙伴、后来最重要的将领之一赫菲斯提昂有某种类似同性恋的亲密关系；众所还周知，那个时代的希腊、马其顿——以至后来的罗马帝国，同性恋是一种正常关系，基督教兴起后才“发配”给这种关系以罪孽深重的地位。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以给同性恋歌功颂德为时髦的时候，人们原是希望大胆的奥利弗·斯通可以借此为同性恋大大张目的。可他偏不，他总是要和人们以为的东西作对。评论家说他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一层偏好欲说还羞、语焉不详，犹犹豫豫一笔糊涂账。可在我看来，奥利弗·斯通根本就没打算去反映他们心目中的现代美国方式的“同性恋”，他要做的，就是适当地还历史一个真实：是的，那个时代的希腊，同性的亲密关系确实是很普遍的，但它不是建立在现代的以“性欲”为十心的那种狭隘的“性关系”基础上的，毋宁说，古代希腊的“同性恋”，是建立在对勇气、力量和英雄气概这些“男性气质”的共同信仰基础之上的，它甚至可以和今天狭隘的“性关系”完全无关，而只需要在一种相互倾慕和钦佩的眼神中达到至高的快乐，就像人与神交流的那种快乐(请注意多神信仰的古希腊，人和神之间的界限远不如基督教以后那么泾渭分明，亚历山大本人还活着的时候，差不多就被当作神了)。
所以，让评论家们很不习惯的，其实是：在一个对戏说历史有狂热爱好的时代，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戏说归戏说，但如果你想要真正深入地去理解历史，并且进而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那么不能什么都按照当代的陈词滥调来硬套。古希腊的同性恋跟当代美国的同性恋完全不是一码事，硬套不是弱智，就是居心叵测；同样，实际上，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的那场大决战，也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战争全然不同。
关键在于，今天的战争是基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战争，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还远远没有民族国家一说——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在那个时代，王朝的观念要比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得多。一个伟大的王朝，统治着一片地域，这个地域上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民族，但只要王朝足够伟大，民族从来不会想要“独立”。因为在那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王朝的繁荣，它的文化、经济、军事力量，是维系民族生存的根本，离开了王朝，单个的“纯粹”的民族(有没有这样的民族本身都是疑问)的生存步履维艰。
亚历山大是以一个先进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王朝的名义，向一个虽然无比庞大，但是奢靡腐朽的王朝宣战。请注意这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侵略”问题，因为这是在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之前。在整个亚欧大陆的西半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谁拥有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谁就是当然的帝王，因为只有他才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只用4万人，就能一次又一次打败大流士的百万大军、在短短10年里建立起一个跨三洲的大帝国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战争中，亚历山大始终坚持的一点——也是史书上公认的——是：自治的原则。亚历山大心中有一个世界，他也要去征服这个世界，但他征服的目的，并不是要占有(像1000多年以后蒙古所做的那样)。他征服的目的，是要让所有人过得一样好，所以他和“蛮族”结亲，在第一时刻把治理权还给所有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前提只是：要吸收希腊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和我们古代中国那些雄才伟略的帝王们颇有相似之处，他们要的都是“天下”(张艺谋在《英雄》里反复纠缠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单调无力的艺术手法)。他们都不是要占有“天下”，而是要“为万世开太平”，让“天下”在自己先进文化的感化下变得更加“升平”。相对而言，“世界”观念的“话语权”，其历史其实要比我们所熟悉的“民族”观念悠久得多。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而希腊、罗马、汉唐的“世界”，却绵延数千年。
如果说，这样的理想，还有什么狭隘的地方，那么就在于：他们缺少一种反思，而把本民族(广义的民族)的某种理想想当然地当作全人类的“应当”。他们的“天下”还不是真正的“天下”，而只是王朝或者广义的民族眼中的“天下”。他们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但是那个世界，却更多地是不自觉的“民族的世界”。
把视线拉近。近现代的历史经过了300年民族主义的“亢奋期”，世界被民族国家的观念所主宰，唯一真正世界性的事件，是大多数民族国家被卷入进去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人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代民族主义是“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康德)的温床；或许确如康德所说，尽管这些“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它们，没有私欲横流的大爆发，“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但是康德对这种代价的宽容是有限度、有目标的，他指出：“所有的战争就都是要——尽管这并不是人的目标，但却是大自然的目标——建立起国家与国家的新关系的反复尝试，并且是要通过摧毁或者至少是瓦解一切国家来形成新的共同体；然而这些新的共同体，或者是在其自身之内或者是在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变得无法维持，于是就必须再度经受新的类似的革命。直到最后，部分地是由于内部有公民宪法的可能最好的安排，部分地是由于外部有共同的约定和立法，人们才会犹如一架自动机那样地建立起来能够维持其自身的、就像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来。”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尝试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了吗?至少有一些希望。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想。如康德所设想的，这个时代，应该是世界，是共同体优先的时代，民族国家虽然仍然维持着它的形象，但它已经必须作出调整。它将不再处于过去300年那个习以为常的轴心位置，而变成只是“世界的民族”，是世界这个轴心下的一个治理单位。这是从民族国家，向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理想的复归，但不是单纯的复归，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复归，是从“民族的世界”，到“世界的民族”；
当然，这只不过是我所看见的一缕曙光，甚至可能是因为我很想看见，才被我看见的。因此我想最后再引用康德的一段话：
“我们的后代将如何着手来掌握再过几百年之后我们所可能遗留给他们的那一份历史重担呢?毫无疑问，他们对最古老的时代——有关那些时代的文献可能是早就佚失了——将仅仅是从使他们感兴趣的那种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是从各个民族和各个政体在世界公民的观点之下所已经成就的或已经失败的都是些什么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进行评价的。让我们就把视线放到这上面来吧， 同时也让各个国家的首脑以及他们手下人员的荣誉心把他们自己摆到唯一能够给他们带来最遥远的后世的崇敬与怀念的那种办法上面来吧!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载《历史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版)
奥利弗·斯通2004年年推出的史诗巨片《亚历山大大帝》票房惨败，评论界也是骂声一片。
这个电影究竟是不是差到这种程度?
我怀着好奇心——当然，也怀着对那个拍出过《野战排》和《天生杀人狂》的家伙的敬意——跑去看了这电影。我的结论是：它的票房惨败绝对理由充足，因为它想说的太多了，多到一般观众完全应接不暇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大帝》确实不能算一部成功的电影。但像如今的电影评论界那样，把它批得一无是处，那只证明了一点：评论界，至少美国的电影评论界，已经被一只无形的意识形态之手所握住。他们宁可坐在沙发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为《辛德勒的名单》(在它上映10周年的时候，又被拿出来肉麻地吹捧了一番)这样“政治正确”的平庸之作而感动，也懒得去翻掘表面杂乱、实际上也有很多话想说的奥利弗·斯通。
在我看来，奥利弗·斯通，这个一向“政治挂帅”的大导，在这部电影里依然一如既往，不断戏谑着今天的美国政治和生活方式。
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战争，被奥利弗·斯通描绘得根本就是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场战争的古代翻版。事实上，那个覆灭在亚历山大大帝手中的古波斯帝国，它的疆域，恰恰西到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东到巴克特里亚——中国古籍中的“大夏”，也就是今天阿富汗北部。筹备了10年的奥利弗·斯通在这样的时刻推出他的《亚历山大大帝》，我觉得不是偶然的。看到亚历山大大帝为了追杀人流士三世，而在沙漠和群山里打了3年游击，我实在忍俊不禁。那不是活脱脱的布什追杀拉登和萨达姆吗?
我们回头再谈这个话题。可以先来谈谈让评论界如此不满的同性恋问题。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和他童年伙伴、后来最重要的将领之一赫菲斯提昂有某种类似同性恋的亲密关系；众所还周知，那个时代的希腊、马其顿——以至后来的罗马帝国，同性恋是一种正常关系，基督教兴起后才“发配”给这种关系以罪孽深重的地位。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以给同性恋歌功颂德为时髦的时候，人们原是希望大胆的奥利弗·斯通可以借此为同性恋大大张目的。可他偏不，他总是要和人们以为的东西作对。评论家说他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一层偏好欲说还羞、语焉不详，犹犹豫豫一笔糊涂账。可在我看来，奥利弗·斯通根本就没打算去反映他们心目中的现代美国方式的“同性恋”，他要做的，就是适当地还历史一个真实：是的，那个时代的希腊，同性的亲密关系确实是很普遍的，但它不是建立在现代的以“性欲”为十心的那种狭隘的“性关系”基础上的，毋宁说，古代希腊的“同性恋”，是建立在对勇气、力量和英雄气概这些“男性气质”的共同信仰基础之上的，它甚至可以和今天狭隘的“性关系”完全无关，而只需要在一种相互倾慕和钦佩的眼神中达到至高的快乐，就像人与神交流的那种快乐(请注意多神信仰的古希腊，人和神之间的界限远不如基督教以后那么泾渭分明，亚历山大本人还活着的时候，差不多就被当作神了)。
所以，让评论家们很不习惯的，其实是：在一个对戏说历史有狂热爱好的时代，有人站出来，告诉大家，戏说归戏说，但如果你想要真正深入地去理解历史，并且进而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那么不能什么都按照当代的陈词滥调来硬套。古希腊的同性恋跟当代美国的同性恋完全不是一码事，硬套不是弱智，就是居心叵测；同样，实际上，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的那场大决战，也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战争全然不同。
关键在于，今天的战争是基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战争，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还远远没有民族国家一说——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在那个时代，王朝的观念要比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得多。一个伟大的王朝，统治着一片地域，这个地域上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民族，但只要王朝足够伟大，民族从来不会想要“独立”。因为在那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王朝的繁荣，它的文化、经济、军事力量，是维系民族生存的根本，离开了王朝，单个的“纯粹”的民族(有没有这样的民族本身都是疑问)的生存步履维艰。
亚历山大是以一个先进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王朝的名义，向一个虽然无比庞大，但是奢靡腐朽的王朝宣战。请注意这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侵略”问题，因为这是在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之前。在整个亚欧大陆的西半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谁拥有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谁就是当然的帝王，因为只有他才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只用4万人，就能一次又一次打败大流士的百万大军、在短短10年里建立起一个跨三洲的大帝国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战争中，亚历山大始终坚持的一点——也是史书上公认的——是：自治的原则。亚历山大心中有一个世界，他也要去征服这个世界，但他征服的目的，并不是要占有(像1000多年以后蒙古所做的那样)。他征服的目的，是要让所有人过得一样好，所以他和“蛮族”结亲，在第一时刻把治理权还给所有那些被征服的民族，前提只是：要吸收希腊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和我们古代中国那些雄才伟略的帝王们颇有相似之处，他们要的都是“天下”(张艺谋在《英雄》里反复纠缠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单调无力的艺术手法)。他们都不是要占有“天下”，而是要“为万世开太平”，让“天下”在自己先进文化的感化下变得更加“升平”。相对而言，“世界”观念的“话语权”，其历史其实要比我们所熟悉的“民族”观念悠久得多。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情，而希腊、罗马、汉唐的“世界”，却绵延数千年。
如果说，这样的理想，还有什么狭隘的地方，那么就在于：他们缺少一种反思，而把本民族(广义的民族)的某种理想想当然地当作全人类的“应当”。他们的“天下”还不是真正的“天下”，而只是王朝或者广义的民族眼中的“天下”。他们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但是那个世界，却更多地是不自觉的“民族的世界”。
把视线拉近。近现代的历史经过了300年民族主义的“亢奋期”，世界被民族国家的观念所主宰，唯一真正世界性的事件，是大多数民族国家被卷入进去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人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代民族主义是“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康德)的温床；或许确如康德所说，尽管这些“本身确实是并不可爱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它们，没有私欲横流的大爆发，“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但是康德对这种代价的宽容是有限度、有目标的，他指出：“所有的战争就都是要——尽管这并不是人的目标，但却是大自然的目标——建立起国家与国家的新关系的反复尝试，并且是要通过摧毁或者至少是瓦解一切国家来形成新的共同体；然而这些新的共同体，或者是在其自身之内或者是在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变得无法维持，于是就必须再度经受新的类似的革命。直到最后，部分地是由于内部有公民宪法的可能最好的安排，部分地是由于外部有共同的约定和立法，人们才会犹如一架自动机那样地建立起来能够维持其自身的、就像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来。”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尝试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了吗?至少有一些希望。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想。如康德所设想的，这个时代，应该是世界，是共同体优先的时代，民族国家虽然仍然维持着它的形象，但它已经必须作出调整。它将不再处于过去300年那个习以为常的轴心位置，而变成只是“世界的民族”，是世界这个轴心下的一个治理单位。这是从民族国家，向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理想的复归，但不是单纯的复归，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复归，是从“民族的世界”，到“世界的民族”；
当然，这只不过是我所看见的一缕曙光，甚至可能是因为我很想看见，才被我看见的。因此我想最后再引用康德的一段话：
“我们的后代将如何着手来掌握再过几百年之后我们所可能遗留给他们的那一份历史重担呢?毫无疑问，他们对最古老的时代——有关那些时代的文献可能是早就佚失了——将仅仅是从使他们感兴趣的那种观点出发，也就是说是从各个民族和各个政体在世界公民的观点之下所已经成就的或已经失败的都是些什么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进行评价的。让我们就把视线放到这上面来吧， 同时也让各个国家的首脑以及他们手下人员的荣誉心把他们自己摆到唯一能够给他们带来最遥远的后世的崇敬与怀念的那种办法上面来吧!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载《历史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