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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有什么眼光，不过有双耳朵，身居北京，这几年小道消息所谓“谣言”听得多些。我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话的，说婊子是婊子，并非骂人，而是说了真话
楼适夷致黄源 1976年4月8日
你寄来雪兄（指冯雪峰——本刊编注）给包子衍书简，我收后匆匆一阅，摘了几条，本想交孩子带还给你（因为怕邮局见了这种文件式的东西，寄递麻烦），后来犹豫一下，还是留下重翻，才发现大有用处，决定再仔细研究研究。你大概全部都看过了，现在我对74年4月26日信中关于会见陈赓同志的记载补充一点：
鲁迅先生会见陈赓同志事，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参与过，是鲁迅纪念馆展出了一张小小的铅笔地图，一见似曾相识，才豁然记起32年秋间某日下午，曾陪同一位苏区来的负责同志去见鲁迅先生。这位同志原来就是陈赓。1953年出版的雪兄《回忆鲁迅》可能我当时也看过，并未想起，以后也再未重翻，早已忘掉。雪兄虽多年一起工作，日常相见，我们照例不谈往事。在纪念馆发觉后，也忘记同他谈了。现在他已去世，当然来不及了。我自己曾经参与这事情，只在偶然谈往事，和家人及一二老友谈过。现在见了雪兄给包子衍同志的信，知道有那么多人关心此事。我应该把亲与其事的一节尽追忆所及提供出来，也是后死的责任。
时间问题，我在《日记》上反复查过，不但没有记载，连先生所习惯用的暗示式的记载，也找不出来。但从当时所见陈赓同志所穿的衣服，至今还如在目前，是灰色的线呢（布料）单长衫，决不是热天所穿。雪兄谓夏秋之间或夏末，天气很热，不知是否记错了。我认为至少已入秋凉，才作此服装。我自己和鲁迅先生所穿衣服，则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那天没有下雨，但也没有太阳光，是一个清静的下午。会见事前事后情况，我当时本来也不知道，我相信雪兄的记录一定是正确的记忆。但我所记得的与雪兄有不大相同的地方，照例他的记忆我知道一向是好的，不会有大的出入，不知为什么与我所记不同，现在我就所记忆先谈一谈。
有一天，雪兄来找我，告诉我：“鲁迅先生要见一位苏区来的负责同志，他是来上海看病的，鲁迅先生有意写以红军为题材的小说，要请他谈谈。明天下午二时，朱镜我同志陪了他先到你的地方来，然后再由你陪同去先生家里。”我当然立刻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是不大直接上鲁迅先生家去的，从31年5月－33年9月这一段在上海工作期间，和鲁迅先生接触最多，但大都有事通过雪兄，或在内山书店见面，或在会议、宴会场合见面，直接去他家，前后总计不会超过五六次。因为为了先生的安全，像我们这种一天到处奔来奔去的人，说不准背后拖上“尾巴”，所以组织上只准极少几位同志去先生家。我因为去的次数少，所以这一次去还是记得的。
约定的时间，我在公益坊已关门的水沫书店前楼去等。朱镜我同志带来一位我并不相识的同志，穿的是上面所说的很朴素的服装，脸孔带有方型，有风霜之色，大约像一位乡村教师。照例已有约定，也不通名介绍，我说再请坐一会儿，他们说就走吧。于是由我同这位同志一起搭电车，朱镜我同志自行告别。从那里到先生家，只有三四站电车。我们即到了北川公寓三楼的先生寓所。先生已在家里等着，立即起来迎接我们，就说：“来啦。”我也说“来了！”那位同志也笑笑、点头，然后入座。那时也没有介绍通名，而且还不习惯握手的一套。
鲁迅先生请那位同志就坐在自己写字桌边的环臂椅上，自己则坐在旁边的藤椅上。我离开一点，在另一把有背的椅子上坐下。室内非常清静，没有别的人。我问：“许先生呢？”先生说：“她在看孩子。”后来直到晚饭时间，她也一直没有出来。
我把这些细节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两人的谈话，却已失去具体印象。当时没有习惯作记录，无论先生或我，都未笔记。只记得主要谈的是红军的战斗，而且谈得非常形象化，不是一般的概述，我在旁边听得入迷。我清楚记得那位同志谈到战斗场面，说白军最害怕的是进入肉搏，我军迫近敌人，大声喊杀，那时白军一听到那喊声，就吓得什么似的，纷纷缴枪投降了。听到这儿，先生插一句：
“就那么喊么？”
“就那么喊，这声音就吓得死人！”
那位同志这么一说，先生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一点，在我记忆中最为鲜明。谈了一个下午，当然还谈了许多，好像是讲了几个战役。不知谈到怎样一个章节，先生就立起来拿了一张纸，请那位同志，用铅笔画了一幅地势草图——就是后来我在鲁迅纪念馆看见的那一张（当然是复制品）。
记得除战争以外，先生还提了一些问题，大抵是关于群众生活和军民关系的，似乎还讲了几个具体的小故事，讲到一个老大娘掩护伤员的事，可是我后来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之，当时听得非常激动。先生那时坐在藤椅上凝神倾听的神情，则好像至今还在眼前。这藤椅是一把躺椅，是先生平时休息时使用的，要仰身躺下才舒服一些，可是我记得直到天有些黑，先生却一直危坐着，没有躺过一下。这也是记得清楚的。而谈话的具体细节，我几年来时时追忆，总是想不起来了，可能以后也难记清了。这晚上我们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许先生是不是在一起，已经记不清楚。但始终没有见到海婴，那是可以确定的，模糊的印象，他似乎有点感冒，一直在卧室里没有出来，其实他那时也不过三四岁，还小。吃晚饭是在一间很小的靠近厨房的屋子，小方台，平常的便饭，相当精致，但不像特地备办请客的样子，品种想不起，只记得开了一瓶陈年的三星斧头白兰地，不过三人都喝得很少。
饭后大概是七八点钟了。上海如在夏间，一般七点钟还很亮，但我们告辞出门时，天色已黑。这也可证明决非夏天。我同那位同志即在北川公寓门外分手，各自回去。以后与先生及雪兄之间，也再未谈过此事。
我这个记忆，和雪兄在《回忆鲁迅》及给包子衍同志的信，有显然不符的地方。我不知如何解释，似乎不像是同一回事，但看那张地势草图，又的确是同一位同志。解放后在报上见过陈赓的照相，也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年轻时的神貌，则为陈赓同志无疑。
在雪兄给包子衍信中，有“再约第二次见面事，我没有留下一点印象”的话。从这儿推想起来，我所陪同的一次，可能即雪兄已经完全忘记的第二次见面事。从夏秋印象的不同，可以说明此点。
这儿有许多老朋友要我好好回忆一下，我还是只能记得这一些，值不得写成一个材料。现在给你，写出这一点。我和包君不相识，他如需要，你可将此件寄他，但不必告他我是谁，只说有一位朋友如此回忆可也。
黄源致楼适夷 1976年10月23日
主席逝世，你决意回北京，我心里是“你回去做什么？！”但不料不到一个月，揪出“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
狄克即张春桥，已报道，我也问了林淡秋，他知道的，确是张。张当时是左联成员，林是左联常委，认识他的。张当时在编一个什么小报。他是国防文学派的人，我们六月（指1936年6月——本刊编注）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共63人）当然没有他。八月发表答徐懋庸信，十月鲁迅逝世，在治丧办事处的名单中，竟有此人，你说怪不怪？！我是办事处主持者之一，我不认识他，肖军也不会知道张即狄克（我们知道会排除他的），大概他通过左联人员的关系钻进来的，真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投机分子。四十年后才揪出来。你如细读《三月的租界》，鲁迅先生所刻画出来的狄克，和四十年后的张春桥真是一脉相承，可见先生所见之深刻了。
克希同志给我看你去年的信，说你有眼光，早提出拔去钉子，如今果然拔出钉子，除了大害。
我因为坐不下来，写信少了，你大概也有些兴奋，也少写信了。
拔去这钉子，小一点说，鲁编室也好过一点。
楼适夷致黄源1976年10月26日
二十三日给你信，二十五日得你二十三日来信。何司令说，我有眼光，其实我有什么眼光，不过有双耳朵，身居北京，这几年小道消息所谓“谣言”听得多些。我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话的，说婊子是婊子，并非骂人，而是说了真话。
这婊子（指江青——本刊编注）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贼（指林彪——本刊编注）一搭一档，胡说八道，横作横为，大家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两名黑秀才（指张春桥、姚文元——本刊编注）装扮极“左”面目，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已暴露不是好货。深忧这些人登台拜帅，人民决无生路，起先我给你的信中流露一些，后来觉得还是不写为妙，到杭州来是想对你痛痛快快谈一谈的，看你非常谨慎，只好欲说还休。
你这样谨慎当然是对的。我在家里也常常被黄炜（楼适夷夫人——本刊编注）刺儿，只好偷偷记在日记上。现在翻一翻，倒有意思了。例如天安门事件，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国会纵火案，我就有点相信。为什么我能相信，因为我看邪不胜正，有人怕总理，死了的总理他们也怕，压不住群众对总理的怀念，他们就动恶手（没有开枪，是钢铁公司用铁棍子打的，总指挥是流氓王洪文），这件事慢慢的总要搞清。对于张春桥，我切身还有一笔账。我的亲戚、黄炜的嫂子（在上海）是张春桥的亲戚，其姐夫为张的兄弟，可能知道些张叛变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揭露了他，从此这人没有消息，至今生死不明。此事我现已向组织揭发。希望能够昭雪。
还有聂绀弩，在“文革”中莫名其妙地被捕，还判处了无期徒刑，关在山西。现在明白，因为他骂了臭妖婆（指江青——本刊编注），现已释放，他妻子上山西接他去了。真是血债累累，罄竹难书。群众是有眼光的，天安门事件初日，广场上就有一张大字报，上面什么话也不说，只写了主席的一首诗“三打白骨精”，那是我亲眼见到的。黑帮生活的糜烂，简直闻所未闻，张、姚、迟群、于会泳等辈，是“六郎”、李莲英一流人物。六日晚被捕时，家里抄出了许多春宫与窑药，这还像什么话呢。
主席生前，早有英明的卓见，缜密的安排，天安门事件后，两个决定，华国锋任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早已摆好棋子，难怪他们也坐立不安了。张被捕时，抄出一首黑诗：“有感：去年一个一号文件，今年一个一号文件，来得猛，爬得高，垮得快，得意几何时？”而结果已成了夫子自道。“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心里一痛快，就不免啰啰嗦嗦，写了上面这些话。算是答复你二十三日的信。又，《鲁迅日记》平装本还未买到。别的话以后再说。
【编辑附记】
今年5月，是作家、翻译家、出版家黄源百年诞辰。黄源曾协助鲁迅编辑《译文》杂志，期间与鲁迅往来频繁，是鲁迅的忠实弟子。鲁迅对他有“江南才子”、“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的评价。黄源亦是屠格涅夫、高尔基等重要作家的作品的译者，是昆曲《十五贯》的改编者。
同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的楼适夷，与黄源有着相似的经历。楼早年为“左联”成员，曾参与过《前哨》等多种进步杂志的编辑，并与鲁迅、茅盾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多有交往。
楼黄二位的友情，持续近60年。上世纪30年代，当黄源得知楼适夷在狱中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即刻终止了自己翻译的同名译作的连载。楼适夷在1993年的一封信中写到：“讲句庸俗的话，一部《在人间》养了我一家老小几十年，直到今年又得了5000元，这就是黄源让稿的恩情。”两人的君子之交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次本刊选载的黄、楼通信中，楼适夷对引领陈赓造访鲁迅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追忆和描述，为研究鲁迅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另外两封往返信件，涉及张春桥、江青等人，对于梳理那段历史，把握其时文艺界对这些“两面派”、“投机分子”的态度，提供了佐证。
楼适夷致黄源 1976年4月8日
你寄来雪兄（指冯雪峰——本刊编注）给包子衍书简，我收后匆匆一阅，摘了几条，本想交孩子带还给你（因为怕邮局见了这种文件式的东西，寄递麻烦），后来犹豫一下，还是留下重翻，才发现大有用处，决定再仔细研究研究。你大概全部都看过了，现在我对74年4月26日信中关于会见陈赓同志的记载补充一点：
鲁迅先生会见陈赓同志事，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参与过，是鲁迅纪念馆展出了一张小小的铅笔地图，一见似曾相识，才豁然记起32年秋间某日下午，曾陪同一位苏区来的负责同志去见鲁迅先生。这位同志原来就是陈赓。1953年出版的雪兄《回忆鲁迅》可能我当时也看过，并未想起，以后也再未重翻，早已忘掉。雪兄虽多年一起工作，日常相见，我们照例不谈往事。在纪念馆发觉后，也忘记同他谈了。现在他已去世，当然来不及了。我自己曾经参与这事情，只在偶然谈往事，和家人及一二老友谈过。现在见了雪兄给包子衍同志的信，知道有那么多人关心此事。我应该把亲与其事的一节尽追忆所及提供出来，也是后死的责任。
时间问题，我在《日记》上反复查过，不但没有记载，连先生所习惯用的暗示式的记载，也找不出来。但从当时所见陈赓同志所穿的衣服，至今还如在目前，是灰色的线呢（布料）单长衫，决不是热天所穿。雪兄谓夏秋之间或夏末，天气很热，不知是否记错了。我认为至少已入秋凉，才作此服装。我自己和鲁迅先生所穿衣服，则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那天没有下雨，但也没有太阳光，是一个清静的下午。会见事前事后情况，我当时本来也不知道，我相信雪兄的记录一定是正确的记忆。但我所记得的与雪兄有不大相同的地方，照例他的记忆我知道一向是好的，不会有大的出入，不知为什么与我所记不同，现在我就所记忆先谈一谈。
有一天，雪兄来找我，告诉我：“鲁迅先生要见一位苏区来的负责同志，他是来上海看病的，鲁迅先生有意写以红军为题材的小说，要请他谈谈。明天下午二时，朱镜我同志陪了他先到你的地方来，然后再由你陪同去先生家里。”我当然立刻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是不大直接上鲁迅先生家去的，从31年5月－33年9月这一段在上海工作期间，和鲁迅先生接触最多，但大都有事通过雪兄，或在内山书店见面，或在会议、宴会场合见面，直接去他家，前后总计不会超过五六次。因为为了先生的安全，像我们这种一天到处奔来奔去的人，说不准背后拖上“尾巴”，所以组织上只准极少几位同志去先生家。我因为去的次数少，所以这一次去还是记得的。
约定的时间，我在公益坊已关门的水沫书店前楼去等。朱镜我同志带来一位我并不相识的同志，穿的是上面所说的很朴素的服装，脸孔带有方型，有风霜之色，大约像一位乡村教师。照例已有约定，也不通名介绍，我说再请坐一会儿，他们说就走吧。于是由我同这位同志一起搭电车，朱镜我同志自行告别。从那里到先生家，只有三四站电车。我们即到了北川公寓三楼的先生寓所。先生已在家里等着，立即起来迎接我们，就说：“来啦。”我也说“来了！”那位同志也笑笑、点头，然后入座。那时也没有介绍通名，而且还不习惯握手的一套。
鲁迅先生请那位同志就坐在自己写字桌边的环臂椅上，自己则坐在旁边的藤椅上。我离开一点，在另一把有背的椅子上坐下。室内非常清静，没有别的人。我问：“许先生呢？”先生说：“她在看孩子。”后来直到晚饭时间，她也一直没有出来。
我把这些细节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两人的谈话，却已失去具体印象。当时没有习惯作记录，无论先生或我，都未笔记。只记得主要谈的是红军的战斗，而且谈得非常形象化，不是一般的概述，我在旁边听得入迷。我清楚记得那位同志谈到战斗场面，说白军最害怕的是进入肉搏，我军迫近敌人，大声喊杀，那时白军一听到那喊声，就吓得什么似的，纷纷缴枪投降了。听到这儿，先生插一句：
“就那么喊么？”
“就那么喊，这声音就吓得死人！”
那位同志这么一说，先生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一点，在我记忆中最为鲜明。谈了一个下午，当然还谈了许多，好像是讲了几个战役。不知谈到怎样一个章节，先生就立起来拿了一张纸，请那位同志，用铅笔画了一幅地势草图——就是后来我在鲁迅纪念馆看见的那一张（当然是复制品）。
记得除战争以外，先生还提了一些问题，大抵是关于群众生活和军民关系的，似乎还讲了几个具体的小故事，讲到一个老大娘掩护伤员的事，可是我后来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之，当时听得非常激动。先生那时坐在藤椅上凝神倾听的神情，则好像至今还在眼前。这藤椅是一把躺椅，是先生平时休息时使用的，要仰身躺下才舒服一些，可是我记得直到天有些黑，先生却一直危坐着，没有躺过一下。这也是记得清楚的。而谈话的具体细节，我几年来时时追忆，总是想不起来了，可能以后也难记清了。这晚上我们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许先生是不是在一起，已经记不清楚。但始终没有见到海婴，那是可以确定的，模糊的印象，他似乎有点感冒，一直在卧室里没有出来，其实他那时也不过三四岁，还小。吃晚饭是在一间很小的靠近厨房的屋子，小方台，平常的便饭，相当精致，但不像特地备办请客的样子，品种想不起，只记得开了一瓶陈年的三星斧头白兰地，不过三人都喝得很少。
饭后大概是七八点钟了。上海如在夏间，一般七点钟还很亮，但我们告辞出门时，天色已黑。这也可证明决非夏天。我同那位同志即在北川公寓门外分手，各自回去。以后与先生及雪兄之间，也再未谈过此事。
我这个记忆，和雪兄在《回忆鲁迅》及给包子衍同志的信，有显然不符的地方。我不知如何解释，似乎不像是同一回事，但看那张地势草图，又的确是同一位同志。解放后在报上见过陈赓的照相，也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年轻时的神貌，则为陈赓同志无疑。
在雪兄给包子衍信中，有“再约第二次见面事，我没有留下一点印象”的话。从这儿推想起来，我所陪同的一次，可能即雪兄已经完全忘记的第二次见面事。从夏秋印象的不同，可以说明此点。
这儿有许多老朋友要我好好回忆一下，我还是只能记得这一些，值不得写成一个材料。现在给你，写出这一点。我和包君不相识，他如需要，你可将此件寄他，但不必告他我是谁，只说有一位朋友如此回忆可也。
黄源致楼适夷 1976年10月23日
主席逝世，你决意回北京，我心里是“你回去做什么？！”但不料不到一个月，揪出“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
狄克即张春桥，已报道，我也问了林淡秋，他知道的，确是张。张当时是左联成员，林是左联常委，认识他的。张当时在编一个什么小报。他是国防文学派的人，我们六月（指1936年6月——本刊编注）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共63人）当然没有他。八月发表答徐懋庸信，十月鲁迅逝世，在治丧办事处的名单中，竟有此人，你说怪不怪？！我是办事处主持者之一，我不认识他，肖军也不会知道张即狄克（我们知道会排除他的），大概他通过左联人员的关系钻进来的，真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投机分子。四十年后才揪出来。你如细读《三月的租界》，鲁迅先生所刻画出来的狄克，和四十年后的张春桥真是一脉相承，可见先生所见之深刻了。
克希同志给我看你去年的信，说你有眼光，早提出拔去钉子，如今果然拔出钉子，除了大害。
我因为坐不下来，写信少了，你大概也有些兴奋，也少写信了。
拔去这钉子，小一点说，鲁编室也好过一点。
楼适夷致黄源1976年10月26日
二十三日给你信，二十五日得你二十三日来信。何司令说，我有眼光，其实我有什么眼光，不过有双耳朵，身居北京，这几年小道消息所谓“谣言”听得多些。我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话的，说婊子是婊子，并非骂人，而是说了真话。
这婊子（指江青——本刊编注）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贼（指林彪——本刊编注）一搭一档，胡说八道，横作横为，大家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两名黑秀才（指张春桥、姚文元——本刊编注）装扮极“左”面目，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已暴露不是好货。深忧这些人登台拜帅，人民决无生路，起先我给你的信中流露一些，后来觉得还是不写为妙，到杭州来是想对你痛痛快快谈一谈的，看你非常谨慎，只好欲说还休。
你这样谨慎当然是对的。我在家里也常常被黄炜（楼适夷夫人——本刊编注）刺儿，只好偷偷记在日记上。现在翻一翻，倒有意思了。例如天安门事件，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国会纵火案，我就有点相信。为什么我能相信，因为我看邪不胜正，有人怕总理，死了的总理他们也怕，压不住群众对总理的怀念，他们就动恶手（没有开枪，是钢铁公司用铁棍子打的，总指挥是流氓王洪文），这件事慢慢的总要搞清。对于张春桥，我切身还有一笔账。我的亲戚、黄炜的嫂子（在上海）是张春桥的亲戚，其姐夫为张的兄弟，可能知道些张叛变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揭露了他，从此这人没有消息，至今生死不明。此事我现已向组织揭发。希望能够昭雪。
还有聂绀弩，在“文革”中莫名其妙地被捕，还判处了无期徒刑，关在山西。现在明白，因为他骂了臭妖婆（指江青——本刊编注），现已释放，他妻子上山西接他去了。真是血债累累，罄竹难书。群众是有眼光的，天安门事件初日，广场上就有一张大字报，上面什么话也不说，只写了主席的一首诗“三打白骨精”，那是我亲眼见到的。黑帮生活的糜烂，简直闻所未闻，张、姚、迟群、于会泳等辈，是“六郎”、李莲英一流人物。六日晚被捕时，家里抄出了许多春宫与窑药，这还像什么话呢。
主席生前，早有英明的卓见，缜密的安排，天安门事件后，两个决定，华国锋任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早已摆好棋子，难怪他们也坐立不安了。张被捕时，抄出一首黑诗：“有感：去年一个一号文件，今年一个一号文件，来得猛，爬得高，垮得快，得意几何时？”而结果已成了夫子自道。“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心里一痛快，就不免啰啰嗦嗦，写了上面这些话。算是答复你二十三日的信。又，《鲁迅日记》平装本还未买到。别的话以后再说。
【编辑附记】
今年5月，是作家、翻译家、出版家黄源百年诞辰。黄源曾协助鲁迅编辑《译文》杂志，期间与鲁迅往来频繁，是鲁迅的忠实弟子。鲁迅对他有“江南才子”、“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的评价。黄源亦是屠格涅夫、高尔基等重要作家的作品的译者，是昆曲《十五贯》的改编者。
同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的楼适夷，与黄源有着相似的经历。楼早年为“左联”成员，曾参与过《前哨》等多种进步杂志的编辑，并与鲁迅、茅盾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多有交往。
楼黄二位的友情，持续近60年。上世纪30年代，当黄源得知楼适夷在狱中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即刻终止了自己翻译的同名译作的连载。楼适夷在1993年的一封信中写到：“讲句庸俗的话，一部《在人间》养了我一家老小几十年，直到今年又得了5000元，这就是黄源让稿的恩情。”两人的君子之交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次本刊选载的黄、楼通信中，楼适夷对引领陈赓造访鲁迅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追忆和描述，为研究鲁迅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另外两封往返信件，涉及张春桥、江青等人，对于梳理那段历史，把握其时文艺界对这些“两面派”、“投机分子”的态度，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