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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造就影像，影像折射时代；工业化催生了工业摄影，工业摄影记录了工业化历史。黑白的、彩色的，胶片的、数码的，专业的、业余的，冷峻的、温馨的，工业摄影师用光影搭建出一个时光隧道，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物某一人，生动而珍贵。
有人说钢铁是静物拍摄的最佳对象，它表面粗粝、冰冷，却经历了最火热的淬炼。除却这个缘由，一个人潜心拍摄钢铁，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出生便打上了钢铁之印。
这就是康成明。
康成明在鞍钢工作了31年，在他眼中，鞍钢就像一座工业博物馆。父亲1951年进鞍钢。母亲则是鞍钢的后勤服务人员。康成明在鞍山有名的新华楼长大，那儿是鞍钢的职工和家属住宅区。小时候，每隔十天八天，他都跟大人去鞍钢的澡堂子洗个舒服的热水澡，跟小伙伴追着运煤的火车跑……儿时的记忆，构成了康成明拍摄影像的基础——情结。
专注于工业摄影的人多有这种情结。他们拍摄的可能是冷冰冰的机器、挥汗如雨的脊背，表达的则是对工业发展的赞叹、对劳动者的歌颂。这在2015年10月，中国工业博物馆内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工业摄影展上得到了充分印证——超过一半的参展作者是来自一线的普通职工。他们和康成明一样，穿着工作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跑遍了工厂的每个角落，与工友们热聊，了解项目流程、进展……这些是游走在工厂外的摄影人没有的财富。他们拍出了高铁呼啸飞驰、盾构机穿石破土，定格下他们眼中的最美和最珍贵。
在康成明的观感中，这些最美和最珍贵不断变化。传统工业影像中，多是炉火燃烧与钢花四溅构造出的壮观。现代化的连铸机让悄无声息、红中透黄的钢水沿着结晶器慢慢流淌，慢慢结晶成不同尺寸的钢坯。曾经用油画般浓郁的色调，让炉花和钢花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康成明更倾向用黑白影调，凸显钢铁工业逝去的时光……
那一组“鞍钢老高炉群改造”的纪实照片，反映了鞍钢淘汰落后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建设节能环保型钢铁企业时期取得的成效。当时，康成明用的是佳能G6小数码相机来记录，像素只有720万，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午休时间拍摄，“光影效果不是很理想。”很多摄影师的作品都带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尽管如此，当一幅幅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炉身已锈迹斑斑，炉管道和炉衬已黑白分明，却依然挺拔耸立高炉群跃至眼前时，当施工者冒严寒、战酷暑，建设新高炉的真实场景尽收眼底时，观者依旧会为这组承载钢铁记忆的工业遗产而慨叹。
有这样记忆和情结的摄影人，在鞍钢有很多，李宝权、刘铁良、周睿……他们的根在工厂。他们珍惜工业摄影的原生态供给——工厂，虽然业余，却因热爱而持久。
有一次，康成明看见一个工人端着饭盒看书，他抢拍下来。有工友说：“这样才对，你不能光为了画面有冲击力，就老拍满脸汗珠，满身油污，露大白牙的工人。”
拍摄工人是康成明的最爱。
鞍钢的全国劳模邢贵彬过去有个“毛病”，就是不愿意照相，他说自己不上相。康成明花时间去接近他，观察他，琢磨他，不声不响地选择最好的角度，抓拍了他状态最好的瞬间。那张照片出来后，邢贵彬连连说好。他一见到康成明，就会报告那张照片的最新际遇：康兄，那张照片被做成党课电子教件，上了鞍钢大屏幕；成明，那张照片进了鞍钢宣传图册……
“不是我水平有多高，而是我了解鞍钢，了解现场，与被拍摄者有共同语言，心灵相通，没有距离时，片子就好拍。”拍时代楷模李超时，因为两个人都是搞设备管理的，交流起来特别默契，谈着谈着，康成明就捕捉到了李超眼里的喜悦、自信，举起相机一个咔嚓，就有了李超的“通片”。通片从通稿中演化而来，这张照片不知被用了多少次。
工业的发展和劳作的规范，壮大了工业摄影爱好者队伍。胶片也好，高清数码相机也罢，硬件的变迁，从未让这群人停止对工业摄影的思考，且还愈发深刻。
已从鞍钢退休的李宝权，也是工人出身的摄影师。他拍摄了一系列矿山新貌及新时代矿工形象的照片。“这些照片要表现的是对矿山发展前景的思考，对矿工的人文关怀及他们崭新的精神风貌。”李宝权认为工业摄影应该是最有人文的艺术。无论劳动者，还是工厂、机器，都是有生命的，也都是有激情的。
德国的贝歇夫妇以持续拍摄德国境内及欧洲其他国家正在消失的工业建筑而著称，他们对拍摄对象的表现是客观冷静、精确克制的，但主观上有许多有趣的认知，“这些水塔也有脸，你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够辨认”、“拍提升井架就像拍一条鱼”，或者“水塔和水塔也有区别，有的像踩着高跷的夜壶，有的像穿着演出服的小丑”。
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铮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我个人认为，对优秀的、重要的中外摄影家及其创作，既可以从摄影的美学角度加以讨论，也应该从文明论的高度与角度来讨论。只能被从狭义的摄影美学角度讨论的作品，是停留于外在形式层面上的优秀。”
巴西摄影师萨尔加多的作品就多是在双重角度下工业摄影史中的经典。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材，他都坚持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来拍摄、记录。
1980年代，萨尔加多看到5万名淘金者衣衫褴褛，挤在一个巨大的土坑中，背着沉甸甸的矿土，踩着摇晃的木梯上下，随时有摔死的可能。这张照片震撼人心，让人感觉“摄影者正以温柔的方式、最佳的构图和最美的光线，抚摸着那些在困境中蠕动挣扎的人们。”他用7年时间走遍了乌克兰的钢铁厂、古巴的甘蔗田、玻利维亚的锡矿、印度的煤矿、中国上海的自行车厂等有大量体力劳动存在的地方，拍摄照片集结成《劳动者，工业时代即将消逝的形象》，成为考察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和规律的重要文献之一。
有了思考，镜头便不一样。康成明、李宝权等业余摄影人以“图说新国企”为主题拍摄的工业摄影作品，就由只注重场景记录，转向人文关怀和工业精神提炼，由只注重诠释工业结构美，转向对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业化发展模式、路径选择的思考。未来，这些作品亦可能成为考察中国国企转型的历史依据。
如果说康成明们的相机有情结，萨尔加多的相机有人道，中国摄影师卢广和美国著名纪实摄影家列维·海因的相机则是有责任，他们的摄影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目的，就是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
卢广是一位有争议的摄影师。他来自民间，没有任何背景和资金，他拍摄的每张照片，后期都会用软件处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获得广泛认可。卢广花数年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拍摄的《开发与污染》，获得了2015年荷赛长期拍摄题材三等奖。作品呈现了中国工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污染，以此唤醒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他说：“我们拿着相机不仅仅是娱乐，还可以帮助很多人，解决很多问题。”
摄影自诞生以来，有无数事例证明，其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意义。1908年，美国纪实摄影家列维·海因深入到工厂、矿井，在窄小危险的环境中，用藏在饭盒里的相机，拍摄下童工在恶劣条件下劳作的场景。这些照片以及当时国家童工委员会的努力，童工的状况得到了发表，并且最终迫使美国国会立法，禁止聘用童工。
为了拍摄建造帝国大厦的工人，当时已56岁的列维·海因不顾危险，站在悬吊于高空的篮子里，寻找最佳拍摄角度。
当时，没人出高价购买列维·海因的照片，他和早年的很多拍摄对象一样，在贫困中去世，但美国国家档案局储藏了他大约2000幅作品。
这些摄影师，以公民之名，构成了社会最大的广角镜头，推进推进再推进……工
有人说钢铁是静物拍摄的最佳对象，它表面粗粝、冰冷，却经历了最火热的淬炼。除却这个缘由，一个人潜心拍摄钢铁，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出生便打上了钢铁之印。
这就是康成明。
康成明在鞍钢工作了31年，在他眼中，鞍钢就像一座工业博物馆。父亲1951年进鞍钢。母亲则是鞍钢的后勤服务人员。康成明在鞍山有名的新华楼长大，那儿是鞍钢的职工和家属住宅区。小时候，每隔十天八天，他都跟大人去鞍钢的澡堂子洗个舒服的热水澡，跟小伙伴追着运煤的火车跑……儿时的记忆，构成了康成明拍摄影像的基础——情结。
专注于工业摄影的人多有这种情结。他们拍摄的可能是冷冰冰的机器、挥汗如雨的脊背，表达的则是对工业发展的赞叹、对劳动者的歌颂。这在2015年10月，中国工业博物馆内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工业摄影展上得到了充分印证——超过一半的参展作者是来自一线的普通职工。他们和康成明一样，穿着工作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跑遍了工厂的每个角落，与工友们热聊，了解项目流程、进展……这些是游走在工厂外的摄影人没有的财富。他们拍出了高铁呼啸飞驰、盾构机穿石破土，定格下他们眼中的最美和最珍贵。
在康成明的观感中，这些最美和最珍贵不断变化。传统工业影像中，多是炉火燃烧与钢花四溅构造出的壮观。现代化的连铸机让悄无声息、红中透黄的钢水沿着结晶器慢慢流淌，慢慢结晶成不同尺寸的钢坯。曾经用油画般浓郁的色调，让炉花和钢花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康成明更倾向用黑白影调，凸显钢铁工业逝去的时光……
那一组“鞍钢老高炉群改造”的纪实照片，反映了鞍钢淘汰落后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建设节能环保型钢铁企业时期取得的成效。当时，康成明用的是佳能G6小数码相机来记录，像素只有720万，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午休时间拍摄，“光影效果不是很理想。”很多摄影师的作品都带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尽管如此，当一幅幅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炉身已锈迹斑斑，炉管道和炉衬已黑白分明，却依然挺拔耸立高炉群跃至眼前时，当施工者冒严寒、战酷暑，建设新高炉的真实场景尽收眼底时，观者依旧会为这组承载钢铁记忆的工业遗产而慨叹。
有这样记忆和情结的摄影人，在鞍钢有很多，李宝权、刘铁良、周睿……他们的根在工厂。他们珍惜工业摄影的原生态供给——工厂，虽然业余，却因热爱而持久。
有一次，康成明看见一个工人端着饭盒看书，他抢拍下来。有工友说：“这样才对，你不能光为了画面有冲击力，就老拍满脸汗珠，满身油污，露大白牙的工人。”
拍摄工人是康成明的最爱。
鞍钢的全国劳模邢贵彬过去有个“毛病”，就是不愿意照相，他说自己不上相。康成明花时间去接近他，观察他，琢磨他，不声不响地选择最好的角度，抓拍了他状态最好的瞬间。那张照片出来后，邢贵彬连连说好。他一见到康成明，就会报告那张照片的最新际遇：康兄，那张照片被做成党课电子教件，上了鞍钢大屏幕；成明，那张照片进了鞍钢宣传图册……
“不是我水平有多高，而是我了解鞍钢，了解现场，与被拍摄者有共同语言，心灵相通，没有距离时，片子就好拍。”拍时代楷模李超时，因为两个人都是搞设备管理的，交流起来特别默契，谈着谈着，康成明就捕捉到了李超眼里的喜悦、自信，举起相机一个咔嚓，就有了李超的“通片”。通片从通稿中演化而来，这张照片不知被用了多少次。
工业的发展和劳作的规范，壮大了工业摄影爱好者队伍。胶片也好，高清数码相机也罢，硬件的变迁，从未让这群人停止对工业摄影的思考，且还愈发深刻。
已从鞍钢退休的李宝权，也是工人出身的摄影师。他拍摄了一系列矿山新貌及新时代矿工形象的照片。“这些照片要表现的是对矿山发展前景的思考，对矿工的人文关怀及他们崭新的精神风貌。”李宝权认为工业摄影应该是最有人文的艺术。无论劳动者，还是工厂、机器，都是有生命的，也都是有激情的。
德国的贝歇夫妇以持续拍摄德国境内及欧洲其他国家正在消失的工业建筑而著称，他们对拍摄对象的表现是客观冷静、精确克制的，但主观上有许多有趣的认知，“这些水塔也有脸，你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够辨认”、“拍提升井架就像拍一条鱼”，或者“水塔和水塔也有区别，有的像踩着高跷的夜壶，有的像穿着演出服的小丑”。
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铮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我个人认为，对优秀的、重要的中外摄影家及其创作，既可以从摄影的美学角度加以讨论，也应该从文明论的高度与角度来讨论。只能被从狭义的摄影美学角度讨论的作品，是停留于外在形式层面上的优秀。”
巴西摄影师萨尔加多的作品就多是在双重角度下工业摄影史中的经典。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题材，他都坚持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来拍摄、记录。
1980年代，萨尔加多看到5万名淘金者衣衫褴褛，挤在一个巨大的土坑中，背着沉甸甸的矿土，踩着摇晃的木梯上下，随时有摔死的可能。这张照片震撼人心，让人感觉“摄影者正以温柔的方式、最佳的构图和最美的光线，抚摸着那些在困境中蠕动挣扎的人们。”他用7年时间走遍了乌克兰的钢铁厂、古巴的甘蔗田、玻利维亚的锡矿、印度的煤矿、中国上海的自行车厂等有大量体力劳动存在的地方，拍摄照片集结成《劳动者，工业时代即将消逝的形象》，成为考察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和规律的重要文献之一。
有了思考，镜头便不一样。康成明、李宝权等业余摄影人以“图说新国企”为主题拍摄的工业摄影作品，就由只注重场景记录，转向人文关怀和工业精神提炼，由只注重诠释工业结构美，转向对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业化发展模式、路径选择的思考。未来，这些作品亦可能成为考察中国国企转型的历史依据。
如果说康成明们的相机有情结，萨尔加多的相机有人道，中国摄影师卢广和美国著名纪实摄影家列维·海因的相机则是有责任，他们的摄影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目的，就是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
卢广是一位有争议的摄影师。他来自民间，没有任何背景和资金，他拍摄的每张照片，后期都会用软件处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获得广泛认可。卢广花数年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拍摄的《开发与污染》，获得了2015年荷赛长期拍摄题材三等奖。作品呈现了中国工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污染，以此唤醒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他说：“我们拿着相机不仅仅是娱乐，还可以帮助很多人，解决很多问题。”
摄影自诞生以来，有无数事例证明，其作品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意义。1908年，美国纪实摄影家列维·海因深入到工厂、矿井，在窄小危险的环境中，用藏在饭盒里的相机，拍摄下童工在恶劣条件下劳作的场景。这些照片以及当时国家童工委员会的努力，童工的状况得到了发表，并且最终迫使美国国会立法，禁止聘用童工。
为了拍摄建造帝国大厦的工人，当时已56岁的列维·海因不顾危险，站在悬吊于高空的篮子里，寻找最佳拍摄角度。
当时，没人出高价购买列维·海因的照片，他和早年的很多拍摄对象一样，在贫困中去世，但美国国家档案局储藏了他大约2000幅作品。
这些摄影师，以公民之名，构成了社会最大的广角镜头，推进推进再推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