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没有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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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我24岁,已经在一家水泥厂当了七年的工人,可是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同样激动得彻夜难眠。上大学是人生多么美好的愿望啊!可惜在这之前,我们这批意气风发、渴望知识、渴望学习的年轻人却被无情地阻挡了。
  可以说,在恢复高考前,我们的命运和前途,从来就不由自己掌握。恢复高考是我们的命运和前途由自己摆布的第一次机会,我的激动可想而知。但激动过后,我又不得不理智清醒地看到,高考如同一座高峰橫亘在我面前。因为大学已经十年未招考了,被耽搁而又渴望上大学的青年少说也有上千万,而在这上千万的青年中,我这一届初中生又是上学最少的,要想考上大学,无疑难上加难。
  我的很多同伴都在激动一阵后理智地放弃了,而我却心有不甘,非要冲一下。我立即写信回家,叫在省城的哥哥帮我找复习资料。哥哥在回信中劝我选择放弃,我却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参加高考。当我拿到复习资料后,确实感到了困难,高中的数学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简直像天书,根本看不懂;而高中语文中的古文修辞对我来说也是似懂非懂;我们这里又是三线工厂,远离城市,没有老师辅导;离高考仅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只有选择放弃数学,专门复习我看得懂的历史地理。
  白天,我还要当我的电焊工,爬高上低,累得精疲力竭;晚上,我就抖擞精神,找个安静的地方坚持复习。就这样鏖战了两个月。
  其实一走出考场,我就知道自己落榜了。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仍然保持着那份激情,那份进取的心。因为通过高考,我明白,自己的命运从此可以通过拼搏进取去改变。此后,我每天晚上照样自学,只是改变了方向,开始自学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
  从80年代起,我创作的文学作品开始见诸报刊。1985年,我因文艺创作上的成绩,被作为文艺人才调到了市群众艺术馆。1987年,我加入了作家协会。1990年,获得“全国自学成才”证书。之后,我还出版了几部著作,并被聘为一家杂志社的主编。
  我想,我的任何成就都源于我参加的那一次高考。高考没有失败者,我因此而成为新征程的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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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在我工作的医院,发生了一件温暖人心的事,令我至今难忘。  那天上午,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搀扶着一个四十多岁、双目失明的妇女走进眼科门诊。小姑娘说:“大夫,俺妈两眼从小就看不见,去过好几家医院,医生都说时间太长没法治了。俺从报纸上看到咱医院为很多人治好了眼病,所以把俺妈领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治。”经检查,病人患有双眼先天性白内障。我对小姑娘说:“手术摘除白内障后能恢复部分视力,最起码
东北人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四十多年前,17岁的我下乡到黑龙江兵团,“傻小子”火力再壮也没能抵御住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北大荒落下了病根。  1969年年底開荒建点。帐篷不够用,我们就住“地窨子”。那地窨子一人来深,在齐胸高的位置搭起大通铺,炕席下铺些草。知青没有狍子皮、狗皮的褥子,只有从关内家里带来的棉被褥,抗寒根本不管用。地窨子中间有个大油桶做的炉子,一劈四瓣的桦树柈子烧得噼啪
我参加高考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生活的山区农村,尽管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可农户还未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物资依然匮乏,生活相对困难。作为农村孩子,若想改变命运,最好的出路就是考上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成为名副其实拿工资的“公家人”。  高考前的一个多月,进入全面复习的紧张阶段。每天早晨4点半我就准时到校参加跑步锻炼,然后开始两小时的晨读,各科任课教师轮流辅导我们。夜自习一般在家里进行
日前,我在菜市场买菜,与我们厂人事科科长老杜邂逅,不由得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  那是“文革”中的事情。我所在企业的“造反派”以“保皇派”的罪名把我从生产科长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勒令我到装卸队劳动改造。  当时,我刚四十出头,身强力壮,难得重回生产一线,倒也满不在乎。与我一同被赶到装卸队的还有财务科长大老王、人事科长老杜、党支部书记祁明礼。他们都年长于我,其中祁书记已年过半百。  大概是1
1980年,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高考已经粗具规模,考试科目是五门半,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各100分。由于那时候刚刚从“四人帮”耽误的年代过来,所以大家的文化基础并不好,英语就更别说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水平,英语折合算分,就是考试分数乘以30%计入总分。  从小,我就不是一个努力的孩子。上课下课,都不让家长和老师省心,幸好那时不流行陪读,否则我那好动和好说的个性,非得让我屁股开花不可。高考前
1970年,我被调到公社写材料。一天,我陪同党委书记张志柏下村检查秋种进度和质量。  下午,我们到山上,社员们正在刨地、耕地。见了我们,谈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淡。“同志,检查来啦?这样干行吧?”像是领工的只说了这么一句。打过招呼,又接着干自己的了。社员们刨的刨、耕的耕,不再跟我们说话。我觉得,我们同社员中间好像隔着一层膜。我们觉得有点尴尬,张书记看看我:“有镢,咱们也刨吧。”说着顺手递给我一把镢:
意志消沉  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回乡当了两年多农民。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农民,因为我对种地总也提不起兴趣。我成天想的是,怎样脱离家乡那块黄土地,到别的地方去生活。我不敢奢望一定到城市里去,心想只要挪挪窝儿就可以。  若是我从来没有外出过,走出去的心情不会那么急切。在1966年秋冬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当年15岁的我,先后到了北京、武汉、长沙、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在湘潭过了元旦,在上海过了春节
1946年秋,我所在的部队从武汉转去洛阳。列车在郑州火车站停了下来,据说要在这里停好长时间。我见对面铁轨上停着一辆铁皮车,车上好像也是当兵的,便走了过去,想问问他们是何部队,准备开拔到哪里。  等我走近把头探进车门,听见里面一片叽里呱啦的声音,才明白这些是日本人。我习惯性地退了一步,掏出枪来。里面一个日本人忙用中国话跟我解释,原来他们是日本投降后主动放下武器的日本兵,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将他们遣送回国
一日上午,监门的小窗门突然打开,露出警察的半个脸孔,问监房里有谁能画画。坐在我对面的周声振老头立即抢着回答:“有!沈博爱这里画了一列火车。”于是那列在草纸上飞驰的火车就从小窗口飞驰而出。那警察把火车带走,“啪”,关上了小窗门。  第二天上午监门打开了,警察叫我出监。口气不凶,凭感觉不会是惹出祸来。来到一个亭子里,一个叫什么班长的,把桌上的一张大纸摊开后对我说:现在要画一个评比竞赛栏,左边竖格写评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有了病,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医院诊治,而是想方設法寻找一些偏方去治疗。这样的做法并非讳疾忌医,而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那个年代,有些偏方的确经济又实用,所谓“偏方治大病”,有时的确也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在胶东地区,当时有一种常见病,俗称“鬼疹疙瘩”,学名荨麻疹。这是一种以风团表现为主的过敏性皮肤病,疾病发作时甚痒,每日可发作一至数次,给病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家的一些邻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