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剥离于原初使用语境的譬喻，被一些经济学者看作是初学者-Kg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必经一课”的“破窗理论”，在作为机会成本的通俗导引并借以说明诸多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时，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遗漏和偏差。本文试图通过对“破窗理论”及其著名批评的分析，阐释机会成本在现实经济层面的时间维度和价值判断维度下的不对等现象，强调“讲故事”的方式在主流经济学传播过程中是存在局限的，譬喻置换尚需对现实经济的充分考量基础上的更加缜密的论证。
关键词：譬喻；置换；“破窗理论”；机会成本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5-0021-05
任何学过主流经济学的人，都不仅接触到基本的概念、曲线、公式和模型，还会接触到大量的譬喻。这些譬喻往往使初学者产生教科书中的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生活高度吻合的错觉。而事实上，其中大部分譬喻都是以一定的语境为背景和前提的。
一、“破窗理论”及其著名批评概述
“破窗理论”作为一个譬喻和批评的靶子，早见于法国19世纪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著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大意是一个顽童不小心打破了一家面包店的玻璃，邻居和围观者以“装玻璃的工人可以有活儿干了”来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且说装玻璃的人可以用这笔收入支付给其他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可以继续将所得收入再支付给更多的人。如此推论下去，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能使资金周转并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之后，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在其经济学科普读物《一课之师》中明确地将这个譬喻称为“破窗理论”。
当然，无论是巴斯夏还是亨利·黑兹利特，都否认顽童之举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巴斯夏认为围观者只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而亨利·黑兹利特也将类似的故事称为经济学上机会成本的“一课”，反驳说，面包店店主本可以用那笔钱去买套西装，但现在必须用来买玻璃，从而导致西装业者少了一笔生意，以此类推，社会将减少许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简言之，他们认为顽童打破玻璃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因为打破玻璃带动的经济效应是以另外一部分负效应为代价的，整个社会上的资源并没有增加。
巴斯夏以及亨利·黑兹利特对“破窗理论”的批评，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层开的，即能看到的一面与不能看到的一面在价值上是对等的，并且人们的经济行为不能偏离某种既定的逻辑和秩序。具体而言，面包店的店主如果不用这笔钱去买玻璃，就会去买西装或皮鞋等其他商品，从而排除其成为守财奴的可能，并将其消费性格锁定在经济理性逻辑的“正常人”的范围之内。
但实际上，任何单个人的经济行为都受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多样化的个人消费性格所决定的个人消费行为，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因此，在迥然不同的语境中，顽童的行为对社会经济到底是具有还是不具有激活的作用，答案并不惟一。如果再加上对“社会资源”外延的理解可能出现的偏差，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当然，巴斯夏和亨利·黑兹利特之所以没有纠缠于个体层面的细节而只是选取全部故事中的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并不是要探讨微观层面的问题。他们虽然不无可贵地发现了需求在微观层面的某种替代关系，但他们也不加区分和界定地将这种关系嫁接和置换到宏观层面。说到底，“破窗理论”的故事只是巴斯夏和亨利·黑兹利特所借助的譬喻。实质上，巴斯夏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亨利·黑兹利特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对“破窗理论”的批评，则在于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
二、“破窗理论”及其著名批评的其他“遗忘”
巴斯夏以及亨利·黑兹利特把破窗故事作为批评的靶子，是从剖析它所遗忘的方面着手的。巴斯夏说，破窗故事的当事方并非只有两个，除了代表消费者的面包店店主和代表生产者的玻璃工外，还有作为第三方的鞋匠(或别的行业的商人)隐藏在幕后。亨利·黑兹利特也重申大概相同的意思，指出围观者过两天就会看到一扇崭新的玻璃窗，但他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那套新的西装了。亨利·黑兹利特对“破窗理论”的批评，其实已经涉及到战争、税收、政府信贷、固定价格、节俭等大量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破窗理论”既已延伸到对宏观经济层面的解释，则探讨“破窗理论”，特别是在离开原初语境的条件下一以贯之地将其作为经济学入门的必不可少的“一课”，并借以说明种种当下的经济现象，就需要将视野范围再拓宽一些，关注和考虑到更多的看不到的“遗忘”。
1．被遗忘的传导机制
不论是破窗故事本身，还是巴斯夏和亨利·黑兹利特对它的批评，实际上都承认这样一种传导机制：不同行业之间收入的连锁传递能给社会带来许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惟一不同的是，前者以破窗的花费为初始启动，而后者则以西装的花费为初始启动。虽然故事的原创者和批评者都没有如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那样，以“乘数理论”表明初始消费与投资的增加能够带来国民收入总量若干倍的增加，但其叙述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出，连锁过程存在某种递增的雪球效应。
实际上，“破窗理论”还存在另一个被原创者和批评者都忽略的传导机制。具体而言，“破窗理论”的故事起始于顽童打破了玻璃，假如这种破坏行为确实给某一方带来收益，而破坏行为不仅未受任何责怪，还被给予充分理解甚至大加赞赏，那么整个事件实际就传递了另外的某种信息，顽童的无心之举，就可能演变为成人的故意所为，即人们有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破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在这种无序和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和蔓延。倘若这又与经济增长的“大善”下不存在任何“恶”的逻辑不期而遇，那么，顽童破窗的故事必然蕴含着另一种传导机制。在这种传导机制中，顽童的行为不仅可能在成人世界被模仿和复制，而且可能被放大和产生变异。
对于这被遗忘的可能的另一种传导机制，巴斯夏的一般性阐释似乎仍然有效，即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见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往往不被人注意到，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2．被遗忘的外在动力
整个破窗故事的原动力是顽童的破坏行为，但它并不是更换玻璃所带来的连锁效应的惟一动力源。事实上，除了无心之举和强制性指令这两种外在动力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既非源于意外也非源于政府的外在动力。
熊皮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作了如下阐述：“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它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 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因此，这种被遗忘的外在动力不仅可能表现为熊彼特称为“创造性破坏”的技术创新，也可能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的某种牵引的力量。尽管这样的外在动力并不是直接地强加给消费者，却终因可以间接地转化为消费者的自愿行为而不容忽视。
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和扩展自己产品的需求规模以增加收益，围绕这个目标所进行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观念的变革实际上从未间断过。在这种产能和需求规模的互动的双重膨胀过程中，许多产品的更换频率已悄然加快，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这样的做法，往往不违反任何既定的法律、规则和标准，并且因其一方面确实让一部分人享受到丰富的物质世界所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扩张的基本逻辑，因而一直以来获得了强力支持而畅行无阻。然而，从破窗故事的意义上说，这种被遗忘的外在动力，不仅可能取得与顽童打破玻璃同样的效果，而且还可能具有更强的力度，取得更大的效果。因而，它同样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的场景和参照系下显现正面的效应，而在另外的场景和参照系下则正相反。
3．被遗忘的贫困状态
面包店店主应该属于普通民众阶层，即使撇开极端富有的阶层只论及普通民众，破窗故事也遗漏了普通民众中存在的贫困状态。如果破窗发生在这样的贫困家庭中，大概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这个家庭没有任何可用以购买粮食之外的余钱来安装玻璃，只能在减少食物和忍受破窗两者中作选择；二是这个家庭不仅没有节余还负债累累，在生存瓶颈下丧失了任何的选择安装玻璃的可能性。总之，上述两种情况下，需求能够随意替代和可供选择的条件消失了。
由于经济学早已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间进行配置的科学，所以破窗故事的贫困状态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下被边缘化。然而，贫困状态之所以不能省略而需要给予关注，是因为它始终与繁华和富足如影相随。尽管这种状态在发达国家似乎已趋于稀有，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并不鲜见。并且，广义的破窗不仅可以是指有形物品的损失，也可以是医疗费和教育开支等各种服务费用的突然出现或不断上涨。这样说来，贫困状态可以被排除在破窗故事和著名的批评之外，却在目前没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
三、机会成本的不对等
机会成本实际上是—对孪生的概念，它在经济学课本中的定义，是指把—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生产另一种产品的产量的价值，例如，—块土地本来可以种小麦，结果种了大豆，那么，种大豆的机会成本就是本来可以种小麦而得的收益；反之，种小麦的机会成本就是本来可以种大豆而得的收益。当然，亨利·黑兹利特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用以批评政府的某些干预政策，以及其他的—些经济学者在面向大众层面作相关探讨时，对破窗故事的批评已被习惯地作为机会成本的通俗的例子，从而使得孪生的机会成本概念的实际内涵已经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般性描述：机会成本是互为看不见的、被放弃的选择。
亨利·黑兹利特强调，机会成本可以看不到却不能没有想到，他提醒人们应注意，当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支出时需要想到税负的相应增加，当要求政府奖励某个产业时需要想到另一个产业可能会相应萎缩等等。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在什么样的思维空间“想到”?是多维地考量日常经济活动，还是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单维的逻辑?(2)从人们的认知规律来讲，能够“想到”的最切实的经验来源，主要是自身的实践还是他人的劝说?(3)人们通过实践和对既有知识的扬弃，在更大的参照系和更多的维度下“想到”其他后果之后，为什么选择A而放弃B?
1．在时间维度下的考量
对于在选择与放弃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中国传统智慧早有回答——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通俗例子中的机会成本不是在一定货币金额下两厢对等的吗?因西装业者错失机会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不是刚好抵消顽童破窗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吗?看来，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学课本的定义，是有别于通常的成本概念的，它不是指初端的实际成本花费，而是指其对照物的终端收益。这样的定义并未排除种大豆和种小麦收益不等的可能性。而当这种单项的选择和放弃在亨利·黑兹利特那里被置换为序列的选择和放弃时，其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变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因此，无论是单项的还是序列的选择与放弃，能够相互对等和抵消应该只是多种可能中的一种。否则，机会成本若总是相互对等，选择与放弃之间也总是那么整齐对应的话，则人们的选择在更多的情况下就会要么采用掷骰子的方法，要么听任意外和偶然之力。显然，事实并非如此。熊彼特在阐释“创造性破坏”时指出，创新在加进时间维度后可以引致“特别利润”。这实际上揭示了实业家或投资者在决定一笔资金的去向之前就已经明了选择与放弃之间所存在的潜在差异，他们投资于A而不投资于B，是因为受到A的超额利润的吸引所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
2．在价值判断维度下的考量
从根本上说，有意识的选择应该是外延更广的概念，即它还涵盖那些不能单纯依从经济学理性选择尺度进行计算和权衡的范围。因此，同样需要提醒并有必要看到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及伦理观的价值判断的维度下，存在着在选择与放弃之间注定无法对等因而无须权衡而答案惟一的领域。换言之，对经济生活和实践中的许多细致层面的筛选，以价值判断的维度往往不能说是衡量尺度和标准的精细与进步，而只能说是计算和权衡的越界。尽管试图将更多的社会现象纳入经济学的理性逻辑已经成为部分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但遗憾的是，经济学单维逻辑下的解释力是有边界的，超出之后就难免凸显苍白和充满矛盾。由此，对一些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参照系下给出更具有现实说服力的解释。
例一，张掖市放弃黑河上游来水的60％。随着流入下游的黑河水逐年减少，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曾经水草丰美的黑河尾湖——东、西居延海，到20世纪末已成荒漠。为了遏止生态恶化，国务院早在2001年就决定实行黑河全流域统一调水，位于黑河中游的张掖市每年要将黑河上游来水的60％分给下游。于是，从2002年开始，张掖市对水资源实行了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创办了水市场并发展了节水农业，使过去习惯于采用大水漫灌方式的农民开始自觉实施分垄分块的节水灌溉方式。现在，居延海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恢复，额济纳旗的东居延海湖域面积已达到20多平方公里。如果按照经济学机会成本的视角，张掖市放弃60％上游来水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实际上，无论是多少，张掖市都不能拘泥于那个机会成本，否则不仅生态无法恢复，还会锁定了节 水型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节约用水运行机制的建立。
例二，内蒙古浑善达克自然封育4万亩退化草地。内蒙古浑善达克是京津地区的风沙源之一。在过去5年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与当地政府，在帮助牧民维持生计的前提下，将浑善达克腹地正篮旗的4万亩退化草地封育起来，放弃原来人工造林的做法，调整为人退、自然还草从而护士的措施，结果取得成功，青草现已长到1米高。实际上，造林工程成本很高且往往收效不大，但如果人们专注于放弃过度放牧和放弃造林的巨大的机会成本、受控于局部的利益驱动而忘记了改善土地沙漠化这个真正的目标，就不会找到、采取浑善达克的自然封育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甚至会迷失于利益链的恶性循环中。
例三，国家强制推行空调节能标准。来自深圳国美、苏宁、茂业百货和易好家华强店的数据表明，2005年7月份的空调销量大增。但在空调销量激增的市场上，高效节能空调的销售在电力紧张的背景下却遭遇尴尬局面，越节能高效的空调卖得越少，最高效节能的变频空调只占销售总量的10％左右。究其原因，高效节能比不过低价诱人。假如这样计算：一款一级节能空调标价2 999元，功率680W；另一款五级的售价为1388元，功率910W，二者差价1 611元，功率相差230W。按照居民用电每度0．68元计算，高效节能空调每小时可节约0．16元，抵消1 611元的差价需要运行近10070小时，若每天使用5小时，一年使用6个月(在深圳)，将近11年才可以把1611元收回，即在空调使用寿命只有8--10年的情况下，用到空调报废仍无法抵消差价。当消费者在既定的市场价格体系下的选择与放弃的理性并不能产生与节约能源的理性相一致的自觉行为时，或者是价格体系出了问题，或者是消费者的理性出了问题，或者是存在尚未引起关注和考量的方面，总之不能说这个社会在某种看似稳定的秩序中健康发展，因此势必催生另外的动力以求矫正——2005年9月1日起，国家强制推行空调节能标准，不符合标准的空调不能上市销售。
上述实例，既不符合从机会成本角度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的逻辑，也包含了亨利·黑兹利特所反对的政府干预。然而，这些实例中的相关方面的最终选择之所以无可辩驳，是因为这种选择植根于实践。无论是全流域统一调水、封育退化草地还是禁售非节能空调，都是人们通过真切的付出而做出的现实抉择。
四、譬喻置换中的局限
经济学譬喻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通俗表述和大众化传播，但它也和所有譬喻的使用一样是有局限的。一方面，譬喻往往很难与所要表述的理论甚至理念在逻辑上严谨地保持一致，像亨利·黑兹利特对破窗故事的批评中，就出现了把微观层面置换为宏观层面、把单项的选择置换为序列的选择的过程中所导致的初端实际成本和终端收益的模糊处理的偏差；另一方面，譬喻一旦脱离了当时的语境，也不能恰当地说明新的现实条件下引发的新的问题。
被誉为经济学大师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也有一个用以说明“贸易的好处”的经典的譬喻——“迈克尔·乔丹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曼昆以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的概念，说乔丹用2个小时，可以修剪完草坪，也可以拍一部运动鞋的电视商业广告赚到1万美元；而住在乔丹隔壁的小姑娘杰尼弗用4个小时，可以修剪完乔丹家的草坪，或在麦当劳店工作赚20美元。那么，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1万美元，而杰尼弗的机会成本是20美元。尽管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但杰尼弗在修剪草坪上有比较优势，因为她的机会成本低。结论是，乔丹不应修剪草坪而应去拍广告，他应该雇佣杰尼弗去修剪草坪，只要他支付给杰尼弗的钱大于20美元而低于1万美元，双方的状况都会更好。
在具有良好西方经济学素养的人们那里，这应该是一个能够说明“贸易的好处”的很恰当的例子。然而，笔者将这个经典的譬喻用作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课堂辅助讨论时，却遭遇尴尬和意外。学子们往往只是把“迈克尔·乔丹是否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当作一个普通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去探讨，因而在问题的背景无意中被拓宽的情况下，学子们的观点多样、结论各异。诸如：“是否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应由乔丹自己的意愿决定”；“亲自剪草或许可以使乔丹怀念起童年时光，获得超值体验”；“乔丹应该修剪草坪，因为他可以为剪草机制造商做广告”；“人不是赚钱的机器，对乔丹这样一个生活已经足够富足的明星来说，更应从感性方面去理解他”；“剪草过程也是家庭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什么都请别人做那还算什么生活?”“小姑娘杰尼弗除了修剪草坪和在麦当劳店工作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吗?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间去学点技能?”……这些未能落在曼昆本意上的结论和看法，一方面表明学子们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彰显学子们的想象力和思维触角难以局限于经济学既定的范围。
综上所述，经济学譬喻的使用，原则上不能是规模化和公理化的，而只能属于个性化和即时性的范畴，即它需要给人们留有感悟的空间，在与现实碰撞后，人们可以对它认可也可以对它不认可。否则，一味地迷信这种看似简便易行的方式，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实际上，经济学理论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并在其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派生了包括经济学譬喻在内的传播工具和方法。然而，当这个工具及其思想源泉的理论逐渐远离现实经济生活而演变为一种绝对理念甚至一种教义时，曾经精彩和令人信服的经济学譬喻便开始面临种种局限，并最终陷于重重矛盾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譬喻若要上升为新的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必须有一个再次与实际相结合的创造的过程，否则，只能沦为魔术师手中在光影配合下层示某个侧面的道具，不仅难以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行动指南，而且还会在理论根源日益脱离实际和传播日益大众化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面临破裂的命运。
关键词：譬喻；置换；“破窗理论”；机会成本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5-0021-05
任何学过主流经济学的人，都不仅接触到基本的概念、曲线、公式和模型，还会接触到大量的譬喻。这些譬喻往往使初学者产生教科书中的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生活高度吻合的错觉。而事实上，其中大部分譬喻都是以一定的语境为背景和前提的。
一、“破窗理论”及其著名批评概述
“破窗理论”作为一个譬喻和批评的靶子，早见于法国19世纪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著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大意是一个顽童不小心打破了一家面包店的玻璃，邻居和围观者以“装玻璃的工人可以有活儿干了”来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且说装玻璃的人可以用这笔收入支付给其他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可以继续将所得收入再支付给更多的人。如此推论下去，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能使资金周转并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之后，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在其经济学科普读物《一课之师》中明确地将这个譬喻称为“破窗理论”。
当然，无论是巴斯夏还是亨利·黑兹利特，都否认顽童之举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巴斯夏认为围观者只看到了能看见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看不见的一面。而亨利·黑兹利特也将类似的故事称为经济学上机会成本的“一课”，反驳说，面包店店主本可以用那笔钱去买套西装，但现在必须用来买玻璃，从而导致西装业者少了一笔生意，以此类推，社会将减少许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简言之，他们认为顽童打破玻璃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因为打破玻璃带动的经济效应是以另外一部分负效应为代价的，整个社会上的资源并没有增加。
巴斯夏以及亨利·黑兹利特对“破窗理论”的批评，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层开的，即能看到的一面与不能看到的一面在价值上是对等的，并且人们的经济行为不能偏离某种既定的逻辑和秩序。具体而言，面包店的店主如果不用这笔钱去买玻璃，就会去买西装或皮鞋等其他商品，从而排除其成为守财奴的可能，并将其消费性格锁定在经济理性逻辑的“正常人”的范围之内。
但实际上，任何单个人的经济行为都受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多样化的个人消费性格所决定的个人消费行为，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因此，在迥然不同的语境中，顽童的行为对社会经济到底是具有还是不具有激活的作用，答案并不惟一。如果再加上对“社会资源”外延的理解可能出现的偏差，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当然，巴斯夏和亨利·黑兹利特之所以没有纠缠于个体层面的细节而只是选取全部故事中的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并不是要探讨微观层面的问题。他们虽然不无可贵地发现了需求在微观层面的某种替代关系，但他们也不加区分和界定地将这种关系嫁接和置换到宏观层面。说到底，“破窗理论”的故事只是巴斯夏和亨利·黑兹利特所借助的譬喻。实质上，巴斯夏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亨利·黑兹利特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对“破窗理论”的批评，则在于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
二、“破窗理论”及其著名批评的其他“遗忘”
巴斯夏以及亨利·黑兹利特把破窗故事作为批评的靶子，是从剖析它所遗忘的方面着手的。巴斯夏说，破窗故事的当事方并非只有两个，除了代表消费者的面包店店主和代表生产者的玻璃工外，还有作为第三方的鞋匠(或别的行业的商人)隐藏在幕后。亨利·黑兹利特也重申大概相同的意思，指出围观者过两天就会看到一扇崭新的玻璃窗，但他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那套新的西装了。亨利·黑兹利特对“破窗理论”的批评，其实已经涉及到战争、税收、政府信贷、固定价格、节俭等大量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破窗理论”既已延伸到对宏观经济层面的解释，则探讨“破窗理论”，特别是在离开原初语境的条件下一以贯之地将其作为经济学入门的必不可少的“一课”，并借以说明种种当下的经济现象，就需要将视野范围再拓宽一些，关注和考虑到更多的看不到的“遗忘”。
1．被遗忘的传导机制
不论是破窗故事本身，还是巴斯夏和亨利·黑兹利特对它的批评，实际上都承认这样一种传导机制：不同行业之间收入的连锁传递能给社会带来许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惟一不同的是，前者以破窗的花费为初始启动，而后者则以西装的花费为初始启动。虽然故事的原创者和批评者都没有如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那样，以“乘数理论”表明初始消费与投资的增加能够带来国民收入总量若干倍的增加，但其叙述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出，连锁过程存在某种递增的雪球效应。
实际上，“破窗理论”还存在另一个被原创者和批评者都忽略的传导机制。具体而言，“破窗理论”的故事起始于顽童打破了玻璃，假如这种破坏行为确实给某一方带来收益，而破坏行为不仅未受任何责怪，还被给予充分理解甚至大加赞赏，那么整个事件实际就传递了另外的某种信息，顽童的无心之举，就可能演变为成人的故意所为，即人们有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破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在这种无序和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和蔓延。倘若这又与经济增长的“大善”下不存在任何“恶”的逻辑不期而遇，那么，顽童破窗的故事必然蕴含着另一种传导机制。在这种传导机制中，顽童的行为不仅可能在成人世界被模仿和复制，而且可能被放大和产生变异。
对于这被遗忘的可能的另一种传导机制，巴斯夏的一般性阐释似乎仍然有效，即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见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往往不被人注意到，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2．被遗忘的外在动力
整个破窗故事的原动力是顽童的破坏行为，但它并不是更换玻璃所带来的连锁效应的惟一动力源。事实上，除了无心之举和强制性指令这两种外在动力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既非源于意外也非源于政府的外在动力。
熊皮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作了如下阐述：“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它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 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因此，这种被遗忘的外在动力不仅可能表现为熊彼特称为“创造性破坏”的技术创新，也可能表现为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的某种牵引的力量。尽管这样的外在动力并不是直接地强加给消费者，却终因可以间接地转化为消费者的自愿行为而不容忽视。
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和扩展自己产品的需求规模以增加收益，围绕这个目标所进行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观念的变革实际上从未间断过。在这种产能和需求规模的互动的双重膨胀过程中，许多产品的更换频率已悄然加快，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这样的做法，往往不违反任何既定的法律、规则和标准，并且因其一方面确实让一部分人享受到丰富的物质世界所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资本扩张的基本逻辑，因而一直以来获得了强力支持而畅行无阻。然而，从破窗故事的意义上说，这种被遗忘的外在动力，不仅可能取得与顽童打破玻璃同样的效果，而且还可能具有更强的力度，取得更大的效果。因而，它同样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的场景和参照系下显现正面的效应，而在另外的场景和参照系下则正相反。
3．被遗忘的贫困状态
面包店店主应该属于普通民众阶层，即使撇开极端富有的阶层只论及普通民众，破窗故事也遗漏了普通民众中存在的贫困状态。如果破窗发生在这样的贫困家庭中，大概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这个家庭没有任何可用以购买粮食之外的余钱来安装玻璃，只能在减少食物和忍受破窗两者中作选择；二是这个家庭不仅没有节余还负债累累，在生存瓶颈下丧失了任何的选择安装玻璃的可能性。总之，上述两种情况下，需求能够随意替代和可供选择的条件消失了。
由于经济学早已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间进行配置的科学，所以破窗故事的贫困状态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下被边缘化。然而，贫困状态之所以不能省略而需要给予关注，是因为它始终与繁华和富足如影相随。尽管这种状态在发达国家似乎已趋于稀有，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并不鲜见。并且，广义的破窗不仅可以是指有形物品的损失，也可以是医疗费和教育开支等各种服务费用的突然出现或不断上涨。这样说来，贫困状态可以被排除在破窗故事和著名的批评之外，却在目前没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
三、机会成本的不对等
机会成本实际上是—对孪生的概念，它在经济学课本中的定义，是指把—定的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放弃的生产另一种产品的产量的价值，例如，—块土地本来可以种小麦，结果种了大豆，那么，种大豆的机会成本就是本来可以种小麦而得的收益；反之，种小麦的机会成本就是本来可以种大豆而得的收益。当然，亨利·黑兹利特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用以批评政府的某些干预政策，以及其他的—些经济学者在面向大众层面作相关探讨时，对破窗故事的批评已被习惯地作为机会成本的通俗的例子，从而使得孪生的机会成本概念的实际内涵已经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般性描述：机会成本是互为看不见的、被放弃的选择。
亨利·黑兹利特强调，机会成本可以看不到却不能没有想到，他提醒人们应注意，当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支出时需要想到税负的相应增加，当要求政府奖励某个产业时需要想到另一个产业可能会相应萎缩等等。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在什么样的思维空间“想到”?是多维地考量日常经济活动，还是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单维的逻辑?(2)从人们的认知规律来讲，能够“想到”的最切实的经验来源，主要是自身的实践还是他人的劝说?(3)人们通过实践和对既有知识的扬弃，在更大的参照系和更多的维度下“想到”其他后果之后，为什么选择A而放弃B?
1．在时间维度下的考量
对于在选择与放弃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中国传统智慧早有回答——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通俗例子中的机会成本不是在一定货币金额下两厢对等的吗?因西装业者错失机会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不是刚好抵消顽童破窗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吗?看来，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实际上，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学课本的定义，是有别于通常的成本概念的，它不是指初端的实际成本花费，而是指其对照物的终端收益。这样的定义并未排除种大豆和种小麦收益不等的可能性。而当这种单项的选择和放弃在亨利·黑兹利特那里被置换为序列的选择和放弃时，其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变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因此，无论是单项的还是序列的选择与放弃，能够相互对等和抵消应该只是多种可能中的一种。否则，机会成本若总是相互对等，选择与放弃之间也总是那么整齐对应的话，则人们的选择在更多的情况下就会要么采用掷骰子的方法，要么听任意外和偶然之力。显然，事实并非如此。熊彼特在阐释“创造性破坏”时指出，创新在加进时间维度后可以引致“特别利润”。这实际上揭示了实业家或投资者在决定一笔资金的去向之前就已经明了选择与放弃之间所存在的潜在差异，他们投资于A而不投资于B，是因为受到A的超额利润的吸引所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
2．在价值判断维度下的考量
从根本上说，有意识的选择应该是外延更广的概念，即它还涵盖那些不能单纯依从经济学理性选择尺度进行计算和权衡的范围。因此，同样需要提醒并有必要看到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及伦理观的价值判断的维度下，存在着在选择与放弃之间注定无法对等因而无须权衡而答案惟一的领域。换言之，对经济生活和实践中的许多细致层面的筛选，以价值判断的维度往往不能说是衡量尺度和标准的精细与进步，而只能说是计算和权衡的越界。尽管试图将更多的社会现象纳入经济学的理性逻辑已经成为部分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但遗憾的是，经济学单维逻辑下的解释力是有边界的，超出之后就难免凸显苍白和充满矛盾。由此，对一些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参照系下给出更具有现实说服力的解释。
例一，张掖市放弃黑河上游来水的60％。随着流入下游的黑河水逐年减少，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曾经水草丰美的黑河尾湖——东、西居延海，到20世纪末已成荒漠。为了遏止生态恶化，国务院早在2001年就决定实行黑河全流域统一调水，位于黑河中游的张掖市每年要将黑河上游来水的60％分给下游。于是，从2002年开始，张掖市对水资源实行了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创办了水市场并发展了节水农业，使过去习惯于采用大水漫灌方式的农民开始自觉实施分垄分块的节水灌溉方式。现在，居延海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步恢复，额济纳旗的东居延海湖域面积已达到20多平方公里。如果按照经济学机会成本的视角，张掖市放弃60％上游来水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实际上，无论是多少，张掖市都不能拘泥于那个机会成本，否则不仅生态无法恢复，还会锁定了节 水型社会管理的水平和节约用水运行机制的建立。
例二，内蒙古浑善达克自然封育4万亩退化草地。内蒙古浑善达克是京津地区的风沙源之一。在过去5年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与当地政府，在帮助牧民维持生计的前提下，将浑善达克腹地正篮旗的4万亩退化草地封育起来，放弃原来人工造林的做法，调整为人退、自然还草从而护士的措施，结果取得成功，青草现已长到1米高。实际上，造林工程成本很高且往往收效不大，但如果人们专注于放弃过度放牧和放弃造林的巨大的机会成本、受控于局部的利益驱动而忘记了改善土地沙漠化这个真正的目标，就不会找到、采取浑善达克的自然封育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甚至会迷失于利益链的恶性循环中。
例三，国家强制推行空调节能标准。来自深圳国美、苏宁、茂业百货和易好家华强店的数据表明，2005年7月份的空调销量大增。但在空调销量激增的市场上，高效节能空调的销售在电力紧张的背景下却遭遇尴尬局面，越节能高效的空调卖得越少，最高效节能的变频空调只占销售总量的10％左右。究其原因，高效节能比不过低价诱人。假如这样计算：一款一级节能空调标价2 999元，功率680W；另一款五级的售价为1388元，功率910W，二者差价1 611元，功率相差230W。按照居民用电每度0．68元计算，高效节能空调每小时可节约0．16元，抵消1 611元的差价需要运行近10070小时，若每天使用5小时，一年使用6个月(在深圳)，将近11年才可以把1611元收回，即在空调使用寿命只有8--10年的情况下，用到空调报废仍无法抵消差价。当消费者在既定的市场价格体系下的选择与放弃的理性并不能产生与节约能源的理性相一致的自觉行为时，或者是价格体系出了问题，或者是消费者的理性出了问题，或者是存在尚未引起关注和考量的方面，总之不能说这个社会在某种看似稳定的秩序中健康发展，因此势必催生另外的动力以求矫正——2005年9月1日起，国家强制推行空调节能标准，不符合标准的空调不能上市销售。
上述实例，既不符合从机会成本角度的经济学理性选择的逻辑，也包含了亨利·黑兹利特所反对的政府干预。然而，这些实例中的相关方面的最终选择之所以无可辩驳，是因为这种选择植根于实践。无论是全流域统一调水、封育退化草地还是禁售非节能空调，都是人们通过真切的付出而做出的现实抉择。
四、譬喻置换中的局限
经济学譬喻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通俗表述和大众化传播，但它也和所有譬喻的使用一样是有局限的。一方面，譬喻往往很难与所要表述的理论甚至理念在逻辑上严谨地保持一致，像亨利·黑兹利特对破窗故事的批评中，就出现了把微观层面置换为宏观层面、把单项的选择置换为序列的选择的过程中所导致的初端实际成本和终端收益的模糊处理的偏差；另一方面，譬喻一旦脱离了当时的语境，也不能恰当地说明新的现实条件下引发的新的问题。
被誉为经济学大师的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也有一个用以说明“贸易的好处”的经典的譬喻——“迈克尔·乔丹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曼昆以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的概念，说乔丹用2个小时，可以修剪完草坪，也可以拍一部运动鞋的电视商业广告赚到1万美元；而住在乔丹隔壁的小姑娘杰尼弗用4个小时，可以修剪完乔丹家的草坪，或在麦当劳店工作赚20美元。那么，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1万美元，而杰尼弗的机会成本是20美元。尽管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但杰尼弗在修剪草坪上有比较优势，因为她的机会成本低。结论是，乔丹不应修剪草坪而应去拍广告，他应该雇佣杰尼弗去修剪草坪，只要他支付给杰尼弗的钱大于20美元而低于1万美元，双方的状况都会更好。
在具有良好西方经济学素养的人们那里，这应该是一个能够说明“贸易的好处”的很恰当的例子。然而，笔者将这个经典的譬喻用作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课堂辅助讨论时，却遭遇尴尬和意外。学子们往往只是把“迈克尔·乔丹是否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当作一个普通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去探讨，因而在问题的背景无意中被拓宽的情况下，学子们的观点多样、结论各异。诸如：“是否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应由乔丹自己的意愿决定”；“亲自剪草或许可以使乔丹怀念起童年时光，获得超值体验”；“乔丹应该修剪草坪，因为他可以为剪草机制造商做广告”；“人不是赚钱的机器，对乔丹这样一个生活已经足够富足的明星来说，更应从感性方面去理解他”；“剪草过程也是家庭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什么都请别人做那还算什么生活?”“小姑娘杰尼弗除了修剪草坪和在麦当劳店工作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吗?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间去学点技能?”……这些未能落在曼昆本意上的结论和看法，一方面表明学子们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彰显学子们的想象力和思维触角难以局限于经济学既定的范围。
综上所述，经济学譬喻的使用，原则上不能是规模化和公理化的，而只能属于个性化和即时性的范畴，即它需要给人们留有感悟的空间，在与现实碰撞后，人们可以对它认可也可以对它不认可。否则，一味地迷信这种看似简便易行的方式，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实际上，经济学理论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并在其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派生了包括经济学譬喻在内的传播工具和方法。然而，当这个工具及其思想源泉的理论逐渐远离现实经济生活而演变为一种绝对理念甚至一种教义时，曾经精彩和令人信服的经济学譬喻便开始面临种种局限，并最终陷于重重矛盾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譬喻若要上升为新的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必须有一个再次与实际相结合的创造的过程，否则，只能沦为魔术师手中在光影配合下层示某个侧面的道具，不仅难以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行动指南，而且还会在理论根源日益脱离实际和传播日益大众化这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面临破裂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