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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部支持广州市拆迁、改造“城中村”，只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诉求：“要拆村屋，先治村官!”
2010年8月13日，广州一家报纸抢先发出的一则当天消息令全城关注：“为推动亚运工程——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今天凌晨，天河区组织对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工程建设范围内的5174平方米冼村集体物业实施清拆。在拆除过程中，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现场的国土、城管、公安等部门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耐心劝解，最后依法拆除了该物业……”
接到现场目击市民的举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立即赶赴广州冼村及拆迁现场进行深入调查。调查发现，在天河区拆除冼村集体物业遭遇暴力阻挠的表象之下，其实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冼村人并非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所谓的“钉子村”、“钉子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广州市拆迁、改造“城中村”，只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诉求：“要拆村屋，先治村官!”
无独有偶。据本刊记者了解，在广州市，因为村官问题而令城市拆迁陷入僵局的可能并非冼村一处，其他一些“城中村”对村官的不满和投诉近期也愈演愈烈。先查村官，有问题的再治村官，恐怕是广州城中村拆迁改造要过的一道坎。
针对“暴力阻挠”的清拆行动
对于“8·13”冼村事件，天河区委宣传部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没有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之后宣传部通过电子邮件给了本刊记者一份书面答复，答复首先明确“此次清拆行动是依法进行的”。
该份答复声称：“2010年5月，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已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也依据协议将补偿款全部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冼村公司必须于5天内拆除该地物业交地，但村公司在随后的几次拆除过程中，遭受一些人员的阻挠，并有村民长期聚集在该物业内，导致建筑物无法拆除，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施工也无法开展。为加快推进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8月10日冼村村公司贴出告示，告知村民该物业已被征收，款项已补偿到位，近日将组织拆除，要求村民于8月12日上午8时将摆放在该地的物品、车辆等搬走。8月12日晚，天河区依法开展了此次清拆行动。”
该答复称：“在8月12日至13日清拆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冼村东北侧集体物业拆除过程中，现场的国土、城管和拆迁人员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导致拆迁方两名人员被打伤、三台钩机受损。报警后，天河区公安分局出动警力到场维持秩序，最后依法拆除该物业。”
针对天河区委宣传部的答复，知情的冼村老村民们说：“既然是村集体物业，村民就应该有权知道，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究竟籽多少补偿款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可是，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此前一直不愿公布具体的款项金额，令许多村民产生不信任感和抵触情绪，阻挠拆迁的责任不能全都推在那些村民身上。”
一位冼姓村民用手机拍下了强拆的主要过程，他一边指着录像，一边对本刊记者解释：12日晚上8时左右，城管、保安、防暴警察就开始在冼村小学集合，很有秩序，一个排坐一起，说话声音也很小，晚上灯光昏暗，这些人员只是偶尔用几个手电筒照一下，也不怎么走动。村民们在对面的冼村市场里聚集着，不时传出口号声、锣鼓声以示抗议。
13日零时刚过，防暴警察开始出动了，一排一排地前进，行动迅速而整齐，对讲机里喊着“面向群众，面向群众”，往马路对面的冼村市场开始冲锋，冲了两三次，都被对面的村民用石块砸了回来。3时左右，防暴队员又从几个方向发起了一次冲锋，大型钩机先是从市场东面将围墙推倒，之后又在北面推倒了一处围墙，紧接着，防暴队员就拥了进去。人员清场之后，钩机又开了进去，将市场内的铁棚屋成片成片地捣毁，到清晨基本结束。
村民们阻挠拆迁另有说法
14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8·13”事件现场——冼村旧市场，发现这里数百米长的围墙已经被推倒，市场内数千平方米的铁棚和建筑也已被夷为平地，瓦砾成堆，一片狼藉，十几个施工人员不停地举起大锤子，用力敲打一些混凝土块，旁边有一些中老年人从敲碎的混凝土块中把钢筋和铁皮收集起来，运上车推走，他们说这些废物还能拿去卖点钱。
冼村的村民们此时已不敢靠近这个市场，他们都聚集在东侧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榕树旁有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平常显示村里的公告，这时的屏幕正亮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情况通报”，公示12日晚至13日凌晨因阻挠拆迁被刑事拘留的14个村民名单，随着名单一一列出，村民们都在小声议论着。当看到“冼章到，男，1933年生”时，村民们都唏嘘不已。
“清拆行动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些老人天天都在市场那里静坐，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并没有过激的行为。”村民冼大勇(化名)回答本刊记者的疑问，“他们就是希望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
从2009年8月19日开始，为争取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村民们习惯叫“村委会”)公开集体资产、集体物业的收益，冼村村民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申诉、上访、静坐和游行活动。
“他们都是很理性地在维权，以前，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激或者暴力的行为，在前往街道、区政府、市政府的申诉、上访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影响政府办公、公共交通和社会秩序，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村里公开财务，让他们知道自己村集体的资产状况，自己村集体物业的收益还有多少。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应该拥有知情的权益。”冼大勇说。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至今都没有公开村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公司主要领导称明细账目是‘商业秘密’，村民无权过问。”冼大勇忿忿不平地说，“村集体经济实行的是股份制，符合条件的村民都是股东，你应该给股东一个清楚的交待，至少要向股东代表公开。”
冼大勇介绍说，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向街道和区里强烈抗议，今年5月份，公司主要领导才带着几个村民代表在市区转了一圈，坐在中巴车上指指点点，说这里是公司投资的项目，说那里是公司与外方合作的物业，但是一问到具体的收支情况，这位公司领导便缄默无语。
“公司应付了事的态度，让许多村民更加气愤。”冼大勇说，“这让更多的村民开始怀疑，失去信心，一些村民忍无可忍，才不断去市场静坐阻挠施工，他们完全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寄希望向市政工程施压，让市政府來管一管这帮‘村官’，并让账簿公开。”
正在褪去光环的“钻石村”
冼村许多村民，特别是那些年过半百的老村民，为何如此执著地要让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呢?据本刊记者调查，这其中还有另一层原因。
2009年年中，广州市已经传出许多“城中村”面临拆迁的消息。在冼村，有 关部门派出的一批人员开始深入村屋摸查情况、测量房屋以及阳台、飘台的面积。“都已经传了很久了，看样子广州市这回要动真格了!”村民们心里都在嘀咕着，顿时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冼村村民一般分为三类人群，一类是外出工作或经商，这些人的收入高，生活殷实；另一类是自己空置的房屋出租，这些人的收入稳定，生活也不错；第三类是年老体迈或者是临时工，缺乏稳定的工作收入，基本依赖村集体的股份分红。“‘城中村’拆迁对第三类人群的心理打击最大”。一位退休的村干部分析说道。
那一阵子，村民老卢接连几天都没睡好，随着自己年近60岁，很多活已经干不了了，又没有空屋出租，常年来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在村里的股份分红。然而一想到分红，不禁唉声叹气起来——他在冼村里虽然算是“顶股”(40股以上，属股份较多的村民)，但是每股的分红10多年都没有变，300元一股，一年才能分红12000多元，加上自己的小孩5股(1500元)，折算每个月一家的生活费只有1125元。
其实，像老卢这样的家庭，在冼村为数不少，并不是外界想象那般过着“包租公”、“包租婆’的生活，他们的日常开支基本依赖村集体股份的分红。面临“城中村”拆迁的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福利分配上。这才是老村民如此关心村集体经济、关心村集体财务明细账目的真正原因。这位老干部进一步解释说，当然，其他村民也是关心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毕竟这也与他们的股份分红有关。
“问题的关键是，这么多年来，冼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发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这里有没有人为的因素，我们暂且不谈，但看一看这个村里公开的数据，1995年冼村股份改革时村集体资产总值为2.3748亿元，2009年12月31日村集体资产总值为5.801亿元，增值1.44倍。”这位老干部客观地分析道，“1995年至今正是冼村所处天河区、珠江新城经济发展最快、地价物价升值最快的时期，冼村拥有多片自留发展用地，也一直在与周边的商业、服务业等地产、物业项目合作开发，但是冼村集体资产增值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这自然会令外界难以理解，也令冼村村民难以理解。”
老干部回忆起当年冼村号称“广东第一富村”时的辉煌，他说：冼村之“富”是因为过去的“光环”——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冼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尤以养猪业发达，1981年全村私人大规模养猪，1983年，媒体广为报道冼村养猪事迹。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广州城市迅速向东扩展，冼村的耕地至1994年底全部被征用完毕，冼村人“洗脚上田”，发展乡镇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一批人外出务工，一批人建新房出租。村里大规模建房是在90年代初期，当时为了解决村民居住问题，村里填了部分鱼塘作为宅基地，批给社员建房子，至2007年，村中民房已从60年前的667间增加到2152间。村民盖的房4--7层不等，由于楼高、间距小，形成街巷狭窄，有“一线天”和“握手楼”之称。村民盖的都是传统农村式房屋结构，与周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形成反差，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村民加盖的小楼有空置的，就会放租出去，由于房租便宜，又靠近工作场所，城里的白领和打工仔都选择在这里租屋，由此，房屋租赁收入成了冼村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
“冼村之‘富’还因为地理位置的‘光环’——地处广州新城市的中轴线上，地处广州CBD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黄金地段，与该村合作开发的商业、服务业等地产、物业项目都是市民心目中赫赫有名的，如海涛酒店、春都酒店、维家思广场、丰兴广场、保利心语、尚东美御等，商业价值极高，寸土寸金。”老干部感慨而言，“可惜，这个‘钻石村’，如今却在褪去耀眼的光环。以村民股份分红为例，冼村已被周围的石牌、杨箕、谭村、林和等拉开差距，排名天河区倒数第二!”
一批不再被村民信任的“村官”
“如果有一個让大家放心的村集体经济领导班子，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可以让村民有保障，那么城中村改造拆迁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改造、拆迁对未来村民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有利。”冼村几个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向本刊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但是在冼村，令村民们支持改造拆迁的这个前提条件似乎并不存在。多年以来，相当数量的村民对村官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他们通过调查访问、搜集证据，形成了一篇又一篇控诉村官涉嫌违法违纪的材料，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上访。
“这已经是村民们爆发的第三次上访”高潮了，尤以这次持续时间最长、行动表现最为激烈。冼四海(化名)回忆道，1994年间，因众多冼村村民向天河区区政府上访投诉村委财务有问题，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准备到冼村查账，就在此时，财务主管卢焕成突然失踪，第二天晚上，村委财务室又“碰巧”起火，室内的财务账簿被烧得一干二净，冼村村民的上访活动因无法查证而告终。
“第二次上访高潮是在2000年7～8月，因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征地，黄埔大道、金穗路、猎德路三条路涉及冼村208户村民房屋需要拆迁，部分村民开始上访反映村委会财务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派了一个调查组，但未查出结果。
冼四海说，从去年8月19日至今是冼村村民掀起的第三次“上访”高潮，其实这次申诉主要是为了让村里公开财务，公开村官的个人资产。“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村官们也不愿意做到，你让我们怎么信任这些村官呢?!”
冼四海还以照片作为证据举报：今年7月8日晚11时，当几十名上访的冼村村民从广州市政府门口出来之后，就在吉祥路遭到一大批不明身份的人士围堵殴打。冼四海还反映，冼村的上访村民经常遭到打击报复和恐吓，有的村民在上访后几天就被派出所叫去“问话”；冼村村民、前省人大代表卢华埠因多次带头检举、揭发村官涉嫌违法犯罪，其亲属就遭到报复伤害，2000年10月，也就是市、区派工作组到冼村查账期间，卢华埠的亲侄在回家路上被三四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断一条大腿骨。卢华埠已经过世七年多，他当年弥留之际曾对家人和村民说：“我唯一遗憾和心痛的是，无良村官还在逍遥法外，我希望在我死之后，哪一天无良村官受到法律制裁时，千万别忘记到我的坟上烧一炷香，让我在九泉之下的灵魂能得到安息!”说完后就断气了，村民说，他死时眼睛还是张开着的。
2009年8月7日，一位村民代表通过广州市信访局市长电子信箱，代表冼村3000多名有选举权的村民，控告冼村村委及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7个村委委员，请求依法撤换其职务，并依法查处其涉嫌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这份举报材料反映了村支部书记任人唯亲，村委会及村有关企业单位的领导或主管人员，有90％以上都是这个书记的亲属，冼村 召开所谓的“村委会议”“党支部会议”“股东大会”，实质上就是村支部书记的家庭会议。举报材料还列举了冼村在与周边合作的地产、商业和服务业等工程项目中，一类是涉嫌以极低的价格发包给村官的亲属或朋友，然后再以市场价或者高价转租从中牟利；另一类由村官亲属或朋友垄断冼村的各项工程的发包权和承包权，抬高价格谋取私利。
“我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我们是不会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向本刊记者投诉道，村里今年3月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注册资金仅50万元，公司股东只有一个，是村官作为法人的獨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位村民还反映，这个村官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孝儿子，老父亲有病也不给治，任其在家里的阳台上风吹雨淋，他的斑斑劣迹许多村民都知道，这样的村官、这样的公司，凭什么与我们全村1900多户村民签订安置协议，万一这个村官出了问题或者这个公司出了问题，谁来保障我们迁出后3年半时间的利益。
在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村民反映村官的问题，为何这些村官还像“不倒翁”一般屹立不倒呢?一位知情者举报的一件事例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说，1999年投入使用的冼村农贸市场，经营铺位有550个，而公开出租的只有190个，且全是位置较差的铺位，而位置较好的铺位已被提前“预订”，因众多党员群众不满，村官为了暂平民愤，不得不公开铺位情况，这时人们才知道，那360个好铺位已经孝敬”给了天河区政府、沙河镇、天河工商所等部门的重要官员。另一位知情者还举报，在冼村繁华的步行街上，当年建起了三幢8层楼、号称这条街最漂亮的房子，除了两幢是村官为自己和“兄弟”留的之外，还有一幢是为当时的区领导留下的。
按照广州市的规划部署，在今年亚运会召开前，广州将完成猎德、冼村、林和、杨箕、琶洲、小新塘、棠下(白云)、萧岗、三元里9个城中村的清拆工作。
广州市土地中心主任、“三旧”改造办常务副主任丁强今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旧”改造特别是老城区连片改造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该区域的居民“要不要改造”的意愿。根据广州市今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旧城更新改造要进行两轮事前征询：第一轮主要征询改造区域居民意愿，同意改造的户数比例要达到90％以上，才能启动改造，第二轮则是对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征询，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相关协议的居民户数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才能具体实施拆迁。如果同意的户数达不到规定比例，改造计划就会暂时搁置。
在冼村，拆迁、改造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其实并不取决于村官或者是上层政府官员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村民对于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如果村官真有问题而不被查处，无疑会令拆迁改造陷入僵局。
2010年8月13日，广州一家报纸抢先发出的一则当天消息令全城关注：“为推动亚运工程——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今天凌晨，天河区组织对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工程建设范围内的5174平方米冼村集体物业实施清拆。在拆除过程中，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现场的国土、城管、公安等部门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耐心劝解，最后依法拆除了该物业……”
接到现场目击市民的举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立即赶赴广州冼村及拆迁现场进行深入调查。调查发现，在天河区拆除冼村集体物业遭遇暴力阻挠的表象之下，其实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冼村人并非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所谓的“钉子村”、“钉子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广州市拆迁、改造“城中村”，只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诉求：“要拆村屋，先治村官!”
无独有偶。据本刊记者了解，在广州市，因为村官问题而令城市拆迁陷入僵局的可能并非冼村一处，其他一些“城中村”对村官的不满和投诉近期也愈演愈烈。先查村官，有问题的再治村官，恐怕是广州城中村拆迁改造要过的一道坎。
针对“暴力阻挠”的清拆行动
对于“8·13”冼村事件，天河区委宣传部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没有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采访，之后宣传部通过电子邮件给了本刊记者一份书面答复，答复首先明确“此次清拆行动是依法进行的”。
该份答复声称：“2010年5月，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已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也依据协议将补偿款全部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冼村公司必须于5天内拆除该地物业交地，但村公司在随后的几次拆除过程中，遭受一些人员的阻挠，并有村民长期聚集在该物业内，导致建筑物无法拆除，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施工也无法开展。为加快推进新光快速路北延线黄埔大道匝道的建设，8月10日冼村村公司贴出告示，告知村民该物业已被征收，款项已补偿到位，近日将组织拆除，要求村民于8月12日上午8时将摆放在该地的物品、车辆等搬走。8月12日晚，天河区依法开展了此次清拆行动。”
该答复称：“在8月12日至13日清拆新光快速路北延线冼村东北侧集体物业拆除过程中，现场的国土、城管和拆迁人员遇到了少数人员的暴力阻挠，导致拆迁方两名人员被打伤、三台钩机受损。报警后，天河区公安分局出动警力到场维持秩序，最后依法拆除该物业。”
针对天河区委宣传部的答复，知情的冼村老村民们说：“既然是村集体物业，村民就应该有权知道，天河区国土房管分局究竟籽多少补偿款支付给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可是，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此前一直不愿公布具体的款项金额，令许多村民产生不信任感和抵触情绪，阻挠拆迁的责任不能全都推在那些村民身上。”
一位冼姓村民用手机拍下了强拆的主要过程，他一边指着录像，一边对本刊记者解释：12日晚上8时左右，城管、保安、防暴警察就开始在冼村小学集合，很有秩序，一个排坐一起，说话声音也很小，晚上灯光昏暗，这些人员只是偶尔用几个手电筒照一下，也不怎么走动。村民们在对面的冼村市场里聚集着，不时传出口号声、锣鼓声以示抗议。
13日零时刚过，防暴警察开始出动了，一排一排地前进，行动迅速而整齐，对讲机里喊着“面向群众，面向群众”，往马路对面的冼村市场开始冲锋，冲了两三次，都被对面的村民用石块砸了回来。3时左右，防暴队员又从几个方向发起了一次冲锋，大型钩机先是从市场东面将围墙推倒，之后又在北面推倒了一处围墙，紧接着，防暴队员就拥了进去。人员清场之后，钩机又开了进去，将市场内的铁棚屋成片成片地捣毁，到清晨基本结束。
村民们阻挠拆迁另有说法
14日上午，本刊记者来到“8·13”事件现场——冼村旧市场，发现这里数百米长的围墙已经被推倒，市场内数千平方米的铁棚和建筑也已被夷为平地，瓦砾成堆，一片狼藉，十几个施工人员不停地举起大锤子，用力敲打一些混凝土块，旁边有一些中老年人从敲碎的混凝土块中把钢筋和铁皮收集起来，运上车推走，他们说这些废物还能拿去卖点钱。
冼村的村民们此时已不敢靠近这个市场，他们都聚集在东侧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榕树旁有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平常显示村里的公告，这时的屏幕正亮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情况通报”，公示12日晚至13日凌晨因阻挠拆迁被刑事拘留的14个村民名单，随着名单一一列出，村民们都在小声议论着。当看到“冼章到，男，1933年生”时，村民们都唏嘘不已。
“清拆行动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些老人天天都在市场那里静坐，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并没有过激的行为。”村民冼大勇(化名)回答本刊记者的疑问，“他们就是希望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
从2009年8月19日开始，为争取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村民们习惯叫“村委会”)公开集体资产、集体物业的收益，冼村村民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申诉、上访、静坐和游行活动。
“他们都是很理性地在维权，以前，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激或者暴力的行为，在前往街道、区政府、市政府的申诉、上访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影响政府办公、公共交通和社会秩序，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村里公开财务，让他们知道自己村集体的资产状况，自己村集体物业的收益还有多少。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应该拥有知情的权益。”冼大勇说。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至今都没有公开村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公司主要领导称明细账目是‘商业秘密’，村民无权过问。”冼大勇忿忿不平地说，“村集体经济实行的是股份制，符合条件的村民都是股东，你应该给股东一个清楚的交待，至少要向股东代表公开。”
冼大勇介绍说，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向街道和区里强烈抗议，今年5月份，公司主要领导才带着几个村民代表在市区转了一圈，坐在中巴车上指指点点，说这里是公司投资的项目，说那里是公司与外方合作的物业，但是一问到具体的收支情况，这位公司领导便缄默无语。
“公司应付了事的态度，让许多村民更加气愤。”冼大勇说，“这让更多的村民开始怀疑，失去信心，一些村民忍无可忍，才不断去市场静坐阻挠施工，他们完全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寄希望向市政工程施压，让市政府來管一管这帮‘村官’，并让账簿公开。”
正在褪去光环的“钻石村”
冼村许多村民，特别是那些年过半百的老村民，为何如此执著地要让村里公开集体财务的明细账目呢?据本刊记者调查，这其中还有另一层原因。
2009年年中，广州市已经传出许多“城中村”面临拆迁的消息。在冼村，有 关部门派出的一批人员开始深入村屋摸查情况、测量房屋以及阳台、飘台的面积。“都已经传了很久了，看样子广州市这回要动真格了!”村民们心里都在嘀咕着，顿时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冼村村民一般分为三类人群，一类是外出工作或经商，这些人的收入高，生活殷实；另一类是自己空置的房屋出租，这些人的收入稳定，生活也不错；第三类是年老体迈或者是临时工，缺乏稳定的工作收入，基本依赖村集体的股份分红。“‘城中村’拆迁对第三类人群的心理打击最大”。一位退休的村干部分析说道。
那一阵子，村民老卢接连几天都没睡好，随着自己年近60岁，很多活已经干不了了，又没有空屋出租，常年来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在村里的股份分红。然而一想到分红，不禁唉声叹气起来——他在冼村里虽然算是“顶股”(40股以上，属股份较多的村民)，但是每股的分红10多年都没有变，300元一股，一年才能分红12000多元，加上自己的小孩5股(1500元)，折算每个月一家的生活费只有1125元。
其实，像老卢这样的家庭，在冼村为数不少，并不是外界想象那般过着“包租公”、“包租婆’的生活，他们的日常开支基本依赖村集体股份的分红。面临“城中村”拆迁的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福利分配上。这才是老村民如此关心村集体经济、关心村集体财务明细账目的真正原因。这位老干部进一步解释说，当然，其他村民也是关心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毕竟这也与他们的股份分红有关。
“问题的关键是，这么多年来，冼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发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优势，这里有没有人为的因素，我们暂且不谈，但看一看这个村里公开的数据，1995年冼村股份改革时村集体资产总值为2.3748亿元，2009年12月31日村集体资产总值为5.801亿元，增值1.44倍。”这位老干部客观地分析道，“1995年至今正是冼村所处天河区、珠江新城经济发展最快、地价物价升值最快的时期，冼村拥有多片自留发展用地，也一直在与周边的商业、服务业等地产、物业项目合作开发，但是冼村集体资产增值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这自然会令外界难以理解，也令冼村村民难以理解。”
老干部回忆起当年冼村号称“广东第一富村”时的辉煌，他说：冼村之“富”是因为过去的“光环”——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冼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尤以养猪业发达，1981年全村私人大规模养猪，1983年，媒体广为报道冼村养猪事迹。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广州城市迅速向东扩展，冼村的耕地至1994年底全部被征用完毕，冼村人“洗脚上田”，发展乡镇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一批人外出务工，一批人建新房出租。村里大规模建房是在90年代初期，当时为了解决村民居住问题，村里填了部分鱼塘作为宅基地，批给社员建房子，至2007年，村中民房已从60年前的667间增加到2152间。村民盖的房4--7层不等，由于楼高、间距小，形成街巷狭窄，有“一线天”和“握手楼”之称。村民盖的都是传统农村式房屋结构，与周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形成反差，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村民加盖的小楼有空置的，就会放租出去，由于房租便宜，又靠近工作场所，城里的白领和打工仔都选择在这里租屋，由此，房屋租赁收入成了冼村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
“冼村之‘富’还因为地理位置的‘光环’——地处广州新城市的中轴线上，地处广州CBD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黄金地段，与该村合作开发的商业、服务业等地产、物业项目都是市民心目中赫赫有名的，如海涛酒店、春都酒店、维家思广场、丰兴广场、保利心语、尚东美御等，商业价值极高，寸土寸金。”老干部感慨而言，“可惜，这个‘钻石村’，如今却在褪去耀眼的光环。以村民股份分红为例，冼村已被周围的石牌、杨箕、谭村、林和等拉开差距，排名天河区倒数第二!”
一批不再被村民信任的“村官”
“如果有一個让大家放心的村集体经济领导班子，村集体经济的分红可以让村民有保障，那么城中村改造拆迁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改造、拆迁对未来村民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有利。”冼村几个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向本刊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但是在冼村，令村民们支持改造拆迁的这个前提条件似乎并不存在。多年以来，相当数量的村民对村官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他们通过调查访问、搜集证据，形成了一篇又一篇控诉村官涉嫌违法违纪的材料，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上访。
“这已经是村民们爆发的第三次上访”高潮了，尤以这次持续时间最长、行动表现最为激烈。冼四海(化名)回忆道，1994年间，因众多冼村村民向天河区区政府上访投诉村委财务有问题，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准备到冼村查账，就在此时，财务主管卢焕成突然失踪，第二天晚上，村委财务室又“碰巧”起火，室内的财务账簿被烧得一干二净，冼村村民的上访活动因无法查证而告终。
“第二次上访高潮是在2000年7～8月，因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征地，黄埔大道、金穗路、猎德路三条路涉及冼村208户村民房屋需要拆迁，部分村民开始上访反映村委会财务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派了一个调查组，但未查出结果。
冼四海说，从去年8月19日至今是冼村村民掀起的第三次“上访”高潮，其实这次申诉主要是为了让村里公开财务，公开村官的个人资产。“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村官们也不愿意做到，你让我们怎么信任这些村官呢?!”
冼四海还以照片作为证据举报：今年7月8日晚11时，当几十名上访的冼村村民从广州市政府门口出来之后，就在吉祥路遭到一大批不明身份的人士围堵殴打。冼四海还反映，冼村的上访村民经常遭到打击报复和恐吓，有的村民在上访后几天就被派出所叫去“问话”；冼村村民、前省人大代表卢华埠因多次带头检举、揭发村官涉嫌违法犯罪，其亲属就遭到报复伤害，2000年10月，也就是市、区派工作组到冼村查账期间，卢华埠的亲侄在回家路上被三四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断一条大腿骨。卢华埠已经过世七年多，他当年弥留之际曾对家人和村民说：“我唯一遗憾和心痛的是，无良村官还在逍遥法外，我希望在我死之后，哪一天无良村官受到法律制裁时，千万别忘记到我的坟上烧一炷香，让我在九泉之下的灵魂能得到安息!”说完后就断气了，村民说，他死时眼睛还是张开着的。
2009年8月7日，一位村民代表通过广州市信访局市长电子信箱，代表冼村3000多名有选举权的村民，控告冼村村委及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7个村委委员，请求依法撤换其职务，并依法查处其涉嫌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这份举报材料反映了村支部书记任人唯亲，村委会及村有关企业单位的领导或主管人员，有90％以上都是这个书记的亲属，冼村 召开所谓的“村委会议”“党支部会议”“股东大会”，实质上就是村支部书记的家庭会议。举报材料还列举了冼村在与周边合作的地产、商业和服务业等工程项目中，一类是涉嫌以极低的价格发包给村官的亲属或朋友，然后再以市场价或者高价转租从中牟利；另一类由村官亲属或朋友垄断冼村的各项工程的发包权和承包权，抬高价格谋取私利。
“我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我们是不会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向本刊记者投诉道，村里今年3月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注册资金仅50万元，公司股东只有一个，是村官作为法人的獨资有限责任公司。这位村民还反映，这个村官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不孝儿子，老父亲有病也不给治，任其在家里的阳台上风吹雨淋，他的斑斑劣迹许多村民都知道，这样的村官、这样的公司，凭什么与我们全村1900多户村民签订安置协议，万一这个村官出了问题或者这个公司出了问题，谁来保障我们迁出后3年半时间的利益。
在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多村民反映村官的问题，为何这些村官还像“不倒翁”一般屹立不倒呢?一位知情者举报的一件事例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说，1999年投入使用的冼村农贸市场，经营铺位有550个，而公开出租的只有190个，且全是位置较差的铺位，而位置较好的铺位已被提前“预订”，因众多党员群众不满，村官为了暂平民愤，不得不公开铺位情况，这时人们才知道，那360个好铺位已经孝敬”给了天河区政府、沙河镇、天河工商所等部门的重要官员。另一位知情者还举报，在冼村繁华的步行街上，当年建起了三幢8层楼、号称这条街最漂亮的房子，除了两幢是村官为自己和“兄弟”留的之外，还有一幢是为当时的区领导留下的。
按照广州市的规划部署，在今年亚运会召开前，广州将完成猎德、冼村、林和、杨箕、琶洲、小新塘、棠下(白云)、萧岗、三元里9个城中村的清拆工作。
广州市土地中心主任、“三旧”改造办常务副主任丁强今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旧”改造特别是老城区连片改造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该区域的居民“要不要改造”的意愿。根据广州市今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旧城更新改造要进行两轮事前征询：第一轮主要征询改造区域居民意愿，同意改造的户数比例要达到90％以上，才能启动改造，第二轮则是对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征询，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相关协议的居民户数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才能具体实施拆迁。如果同意的户数达不到规定比例，改造计划就会暂时搁置。
在冼村，拆迁、改造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其实并不取决于村官或者是上层政府官员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村民对于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如果村官真有问题而不被查处，无疑会令拆迁改造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