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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整整100周年。美国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指出：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亚于一场革命。积极促使清廷下诏宣布废除科举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次署两江总督。担任湖广总督18年，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编练新军。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授体仁阁大学士。从戊戌变法废除八股，20世纪初兴办学堂，到最后完全废除科举，张之洞功不可没。
“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制度创新”，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有深远影响，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也起过示范作用。科举取士使中国人产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但也形成了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过，科举使优秀人才都挤身唯一的仕途，失去了多元的选择。所以，当考试原则在西方推行并成为建立近代国家有效机制时，科举制度却日益成为国人走向近代社会的束缚，不能因应近代中国的大变局而出现严重危机。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将改革科举视为救国强国的重大举措。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康有为抨击科举是“千年之弊俗”，梁启超痛斥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并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余人签名上书，请求光绪帝下诏停试八股。
张之洞积极主张改革科举，提倡新式教育。他对科举的弊端深有了解，曾对梁启超说，“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在《劝学篇》中又强调“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还专门写了《变科举》一章，指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并提出了改革科考内容、调整考试顺序的具体方案，即乡、会试依旧为三场，第一场试本国历史政治，第二场试五洲各国之政，第三场试四书五经。1898年7月4日，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这是一个变通方案，虽还有保守的色彩，但考虑到八股取士的长期影响，采取渐进的、非一步到位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7月19日，光绪诏准张之洞变通方案。两个月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夭折，清廷宣布恢复科举旧制。
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并行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逃亡西安的慈禧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01年1月下诏变法。此时张之洞也联络同僚，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大办新式教育。他主持起草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就涉及改革科举，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劝出国留学。申明改革“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建议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并行。武科立即废除，军事人才由军事学堂培养；文科则改变考试内容，分科递减，逐步废除(即科举名额逐科减少，学堂名额逐步增多，十年之后，生员、举人和进士便都出身于学堂)。之所以采取分科递减的办法，主要是考虑到给不能进入学堂的生员、举人以出路，减少改革的阻力。
1901年8月29日清廷诏令，自第二年起，乡试会试一律废八股，试策论；永远停止武科，并再次重申了张之洞所提出的科举改革方案。12月，又宣布各级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和进士的科名出身，但对分科递减之议不予表态。清廷担心废除科举将“失士人之心”，因而迟疑不决。
1902年底，张之洞与袁世凯在南京会晤，商议废科举之事。两人还讨论了如何为旧的生员、举人寻求出路的问题，相约联衔会奏。1903年3月13日，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参与，会同山东巡抚周馥、湖广总督端方等奏请分科递减科举名额，并提出了解决原有生员、举人出路的方案，军机大臣王文韶等人反对。两个月后，张之洞奉旨入京觐见，管学大臣张百熙和另一位管学大臣荣庆联衔奏请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制订学堂章程，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奉旨组织人员，参照日本学制，拟订学堂章程，经过三个月起草，七易其稿，完成《奏定学堂章程》，朝廷批准颁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新学制，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制度的蓝本。
在京期间，张之洞还为科举减额之事积极活动。政务处八位王大臣经张之洞疏通说服，七位表示支持，只有王文韶仍不同意。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建议从丙午(1906年)科起，乡、会试中额每科分减三分之一，三科减尽即停止乡、会试；岁考学额每次减四分之一，减尽即停止岁考；批驳所谓废科举、兴学堂就会使“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的责难。由于多数大臣支持，分科递减之法终于被采纳，并宣布自丙午科开始实行，但仍强调要等“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
“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新学制的颁布虽然促进了学堂的发展，但科举人仕仍然被视为“正途”，对士人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学堂的学生依然以应试科举为目标，不安心学堂课程的学习。张之洞感到科举一日不废，则学堂一日不能大兴，决意尽快废除科举以发展学堂。恰在此时，顽固反对废除科举的王文韶因年老体衰离开了军机处，张之洞即与袁世凯及湖南巡抚端方商议立停科举之事，由袁世凯拟奏，张之洞修改定稿。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端方及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在众多封疆大吏的请求下，9月2日清廷颁布谕旨：“着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科举制度至此最终废除。《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一文评价废除科举制度的意义：“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确立，杜绝了士人以人仕做官为取向的传统路径，导致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社会的解体，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最显著的变化，便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而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1903年，全国共有新式学堂769所，学生31428人；1905年，增加到3277所，258873人；1909年更增加到58117所，1639641人。新型知识分子或投身军事活动，或经营工商企业，或从事自由职业，由此带来了社会职业的多元选择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也促进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广泛传播。
张之洞坚持学堂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但他很快发现，废除科举后，学堂的推广和西学的盛行，不但没有为“中学为体”注入强心剂，反而引起了“中学”的衰微。张之洞观察到“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还出现“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故，专用新词”的风气。据说有一次某部员在呈文中使用了“公民”一词，张之洞见后竟然“裂稿抵地”，深恶痛绝。又一次，见某员拟稿中使用了日本名词，便顿足怒斥：“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员也回敬一句：“‘名词’亦日本名词。”晚年的张之洞“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但对新政新学“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他虽然提倡建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但最终还是无法扭转“中学”衰微的局面。
科举时代人们都主张“好男不当兵”，废除科举后却有不少知识青年参加新军，并在革命思潮影响下投身反清革命。就以张之洞长期经营的湖北地区来说，“秀才当兵”成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辛亥老人陈孝芬回忆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的读书分子只得另谋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大批进步知识青年加入新军，既提高了军队的文化素质，也促进了军队向革命转化。据当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统计，湖北新军共约15000人，革命党人就有近2000人，同情革命的约4000多人；而首先发难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共有400人，革命党人就有300人。正是这样一支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一结果当然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的张继煦称之为“种豆得瓜”。孙中山先生也曾说：“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次署两江总督。担任湖广总督18年，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编练新军。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授体仁阁大学士。从戊戌变法废除八股，20世纪初兴办学堂，到最后完全废除科举，张之洞功不可没。
“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制度创新”，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有深远影响，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也起过示范作用。科举取士使中国人产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但也形成了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过，科举使优秀人才都挤身唯一的仕途，失去了多元的选择。所以，当考试原则在西方推行并成为建立近代国家有效机制时，科举制度却日益成为国人走向近代社会的束缚，不能因应近代中国的大变局而出现严重危机。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将改革科举视为救国强国的重大举措。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康有为抨击科举是“千年之弊俗”，梁启超痛斥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并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余人签名上书，请求光绪帝下诏停试八股。
张之洞积极主张改革科举，提倡新式教育。他对科举的弊端深有了解，曾对梁启超说，“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在《劝学篇》中又强调“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还专门写了《变科举》一章，指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并提出了改革科考内容、调整考试顺序的具体方案，即乡、会试依旧为三场，第一场试本国历史政治，第二场试五洲各国之政，第三场试四书五经。1898年7月4日，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这是一个变通方案，虽还有保守的色彩，但考虑到八股取士的长期影响，采取渐进的、非一步到位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7月19日，光绪诏准张之洞变通方案。两个月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夭折，清廷宣布恢复科举旧制。
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并行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逃亡西安的慈禧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01年1月下诏变法。此时张之洞也联络同僚，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大办新式教育。他主持起草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就涉及改革科举，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劝出国留学。申明改革“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建议改革科举与兴办学堂并行。武科立即废除，军事人才由军事学堂培养；文科则改变考试内容，分科递减，逐步废除(即科举名额逐科减少，学堂名额逐步增多，十年之后，生员、举人和进士便都出身于学堂)。之所以采取分科递减的办法，主要是考虑到给不能进入学堂的生员、举人以出路，减少改革的阻力。
1901年8月29日清廷诏令，自第二年起，乡试会试一律废八股，试策论；永远停止武科，并再次重申了张之洞所提出的科举改革方案。12月，又宣布各级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合格给予贡生、举人和进士的科名出身，但对分科递减之议不予表态。清廷担心废除科举将“失士人之心”，因而迟疑不决。
1902年底，张之洞与袁世凯在南京会晤，商议废科举之事。两人还讨论了如何为旧的生员、举人寻求出路的问题，相约联衔会奏。1903年3月13日，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参与，会同山东巡抚周馥、湖广总督端方等奏请分科递减科举名额，并提出了解决原有生员、举人出路的方案，军机大臣王文韶等人反对。两个月后，张之洞奉旨入京觐见，管学大臣张百熙和另一位管学大臣荣庆联衔奏请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制订学堂章程，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奉旨组织人员，参照日本学制，拟订学堂章程，经过三个月起草，七易其稿，完成《奏定学堂章程》，朝廷批准颁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新学制，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制度的蓝本。
在京期间，张之洞还为科举减额之事积极活动。政务处八位王大臣经张之洞疏通说服，七位表示支持，只有王文韶仍不同意。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建议从丙午(1906年)科起，乡、会试中额每科分减三分之一，三科减尽即停止乡、会试；岁考学额每次减四分之一，减尽即停止岁考；批驳所谓废科举、兴学堂就会使“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的责难。由于多数大臣支持，分科递减之法终于被采纳，并宣布自丙午科开始实行，但仍强调要等“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
“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新学制的颁布虽然促进了学堂的发展，但科举人仕仍然被视为“正途”，对士人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学堂的学生依然以应试科举为目标，不安心学堂课程的学习。张之洞感到科举一日不废，则学堂一日不能大兴，决意尽快废除科举以发展学堂。恰在此时，顽固反对废除科举的王文韶因年老体衰离开了军机处，张之洞即与袁世凯及湖南巡抚端方商议立停科举之事，由袁世凯拟奏，张之洞修改定稿。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端方及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在众多封疆大吏的请求下，9月2日清廷颁布谕旨：“着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科举制度至此最终废除。《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中国振兴之新纪元》一文评价废除科举制度的意义：“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确立，杜绝了士人以人仕做官为取向的传统路径，导致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社会的解体，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最显著的变化，便是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而形成新型知识分子群。1903年，全国共有新式学堂769所，学生31428人；1905年，增加到3277所，258873人；1909年更增加到58117所，1639641人。新型知识分子或投身军事活动，或经营工商企业，或从事自由职业，由此带来了社会职业的多元选择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也促进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广泛传播。
张之洞坚持学堂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但他很快发现，废除科举后，学堂的推广和西学的盛行，不但没有为“中学为体”注入强心剂，反而引起了“中学”的衰微。张之洞观察到“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还出现“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故，专用新词”的风气。据说有一次某部员在呈文中使用了“公民”一词，张之洞见后竟然“裂稿抵地”，深恶痛绝。又一次，见某员拟稿中使用了日本名词，便顿足怒斥：“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员也回敬一句：“‘名词’亦日本名词。”晚年的张之洞“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但对新政新学“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他虽然提倡建立“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但最终还是无法扭转“中学”衰微的局面。
科举时代人们都主张“好男不当兵”，废除科举后却有不少知识青年参加新军，并在革命思潮影响下投身反清革命。就以张之洞长期经营的湖北地区来说，“秀才当兵”成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辛亥老人陈孝芬回忆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的读书分子只得另谋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贫寒子弟则投入新军。”大批进步知识青年加入新军，既提高了军队的文化素质，也促进了军队向革命转化。据当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统计，湖北新军共约15000人，革命党人就有近2000人，同情革命的约4000多人；而首先发难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共有400人，革命党人就有300人。正是这样一支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一结果当然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的张继煦称之为“种豆得瓜”。孙中山先生也曾说：“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