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写三门峡移民史，作家谢朝平被陕西警方抓起来，在舆论压力下，关了二十九天后释放。没多久，广东顺德北滘中学高三语文教师袁磊，因发表网络小说《在东莞》，被警方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带走，并被刑拘。袁磊的妻子说，《在东莞》记述了东莞桑拿行业，是一部现实批判性质的小说，不涉及色情。
　　这两件事影响很大，拨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很快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现在尚不清楚《在东莞》是否包含色情内容，无论如何，即使有些，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既然古今中外大量优秀文学名著就时常出现色情内容，又何必苛责一部供现代人看的网络小说呢？作家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不能把“涉黄”、“色情”当成侵害公民文化权利的大棍子。公民文化权利是第一位的，扫黄是第二位的，不能打着“扫黄”的旗号滥用权力打打杀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文学、艺术作品即使有一些色情内容，也谈不上犯罪。《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近来，各地扫黄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地方把性工作者用绳子栓起来游街，有的地方“公示”嫖客和性工作者名单，有的地方给性工作者家庭写信，有的地方随意关停网站造成大量企业被迫将域名空间转移境外，有的地方滥施刑罚判决过重……其实，扫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天然正当性，不能用侵权的办法扫黄。事实表明，扫黄也需要根据时代的进步转变思路，既需要坚持扫黄，减少淫秽物品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又需要正视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给“黄”以适度宽容。过犹不及，不分时代、不分人群、不分场合、不分手段的“严打”既不合乎法治精神，也不是务实办法，落实到基层往往会变成创收和侵权行为，不利经济发展、人民就业与社会安定。几十年前的思路和办法的确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是需要深入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媒体还有报道，当地警方透露“袁磊所写的网络小说引起了东莞警方的注意，该小说传播影响较大，损害了东莞的形象，已经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认为小说损害当地形象，实际是主观想像。事实是：记述某个地方的色情现象，并不损害这个地方的形象。日本、美国、北欧的色情现象最多，色情杂志、色情网站、色情电影均为合法，色情文化也是一大产业，美国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世界闻名，但人家的形象却不赖；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色情现象几乎绝迹，它的形象却很糟。一个地方的形象如何，取决于这个地方的道德风尚、环保水平和人权保障程度，跟色情现象没有多少关系。公民以言论、小说、故事、漫画、影视等给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批评、描绘、嘲讽、影射，都是无妨的、正当的；只有包容这些批评、描绘、嘲讽、影射，才能体现一地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良好的自由保障与法治管理，才会增进城市的魅力，提升地方的形象。相反，因言治罪作为一种不文明、不开化、不宽容的蒙昧主义行为，才是最损害本地形象的，甚至会让投资者和优秀人才望而却步，有几个脑子正常的人愿意长期呆在一个写小说、发帖子就可能被逮捕的地方呢？退一步说，就算小说损害了城市的“形象”，也是合法的，应当保障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自然人才有名誉权，一个城市及这个城市的公权机关，都不是自然人，根本没有名誉权，无权因为一篇文章的批评而惩罚作者。
　　脸上飞来一只小虫，聪明人轻轻摇摇头，小虫自然就跑了，愚蠢的人却抡起巴掌使劲拍自己的脸，结果虫子没碰着，却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打歪了。不容忍“异端”言论或文化，就像抡起巴掌打自己脸的人，只能是自毁形象。在言论自由环境下，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本书的影响再大，也是局部的、有限的；而抓作者、关媒体，影响却是全国性的、全球性的，全中国的、全世界的媒体和人民都在盯着。就算言论有点负面影响，但压制言论自由行为比言论本身产生的坏影响要大百倍、千倍、万倍。言论自由是当今人类社会最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惩罚作者或媒体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几乎所有的因言治罪，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舆论焦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官员越敏感，旁观者越觉得小题大做、荒诞可笑。
　　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谢朝平”这样一个作家，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在东莞》这样一部小说，公权机关动手抓人，作者和作品反而一夜出名了。根据百度指数的统计，“在东莞”这个词语在百度的搜索量从够不上统计到一下子飙升到每天六万。压制或者禁止言论，激发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好奇心，被压制的作家、作品反而会成人们争相寻找的对象。从给作者戴上手铐的时刻起，警方已经开始为作者和作品做起了免费广告，这往往是压制者没有想到的。
　　面对各种批评，高明的领导者心态坦然，能以积极的态度看问题，把批评视为改进工作、倾听民声的手段；二流的领导者，即使不高兴，也能容忍，做到低调处理；而愚蠢的领导者，觉得面子受到损害，拍案而起，让公安抓人，甚至美其名曰”专政”。殊不知，抓人、因言治罪的事件本身就是具有火爆效果的新闻素材，抓人者会遭到千夫所指，丢尽脸面。
　　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但使人腐败，还使人愚蠢。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侵害公民言论自由的事件，是因为一些官员的权力不受约束、不受监督，成了无法无天、“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小霸王。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一些官员失去了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情感，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社会。类似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保障言论自由，仅靠教育官员“有雅量”是远远不够的。权力只要不受制约，缺乏刚性的监督机制，即使原来很聪明、很优秀的官员，也会变得闭塞、狭隘、暴戾、专断和愚蠢。
　　压制言论自由、侵犯公民权利，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亵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遗毒，应当严肃批评。政府官员、公权机关需要充分认识到因言治罪的高度敏感性、巨大负面影响力和诸多后遗症，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宜采取谨慎、低调、宽容、克制的态度，这也是政治文明的价值基础，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当然，就像我们的社会在享受便捷的航空服务的同时，也必须承受小概率的空难一样，在享受言论自由好处的同时，也必须承受言论自由所带来的少量负面问题。任何一个健康社会的文化现象都是多姿多彩的，对待社会中的观念、言论、文化现象，应当采取正面引导、春风化雨的办法，由人民自由评论、自我教育，不能动用公权乱加批判，更不能动用公权随便抓人。文化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和评判文化现象，这种衡量和评判无不是主观的、片面的、局限的，即使官员也不例外，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和超脱。官员可以有自己的好恶，但不能运用手中权力把个人好恶强加给他人。如果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如果懂得维护公民文化自由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和神圣使命，这类因言治罪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没那么多折腾了，这样社会才会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