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莉萍女士诚恳中带点无奈地对我说：“故事？我的生活里真的没有故事，治病和科研就是我的全部了。”
　　说完她手脚麻利地披上白大褂，手腕一转翻过表面，扫了眼时间，继续低下头来翻看昨夜患者们的病情记录。这时是星期五早晨8点。
　　曹莉萍是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早期干预科” 主任医师。“早期”二字并不意味着程度轻，而只是患病时间较短、大脑受到的损害尚不严重、行为也还算可控，所以治愈的可能性比长期患者要高得多。
　　脑科医院俗称“芳村精神病院”。“早期”病房位于院区“明爱楼”第三层。在这片被栏杆和铁门圈起的五百多平米里，年龄、病症、籍贯各异的四十多名患者或坐或卧、或呆望窗外或失魂游走。在这里，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对曹莉萍而言，这里却是她每一天的工作阵地，分分钟都像场无硝烟的战役。
　　“很多时候我都能听见秒针在滴答作响，一天要是有48个小时就好了。”她一边说，一边走向病区，开始了早晨的例行查房。
　　曹莉萍对她每一位患者的信息都可称得上了若指掌——病史、习惯、禁忌，一条条像她脑海当中的高级面孔识别系统，看到一张脸，资料就能自动跳到眼前。这有助于她开展“随时随地的心理治疗”。
　　同时，为了不让这个异常敏感的群体产生“被无视”的负面情绪，她还必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避免因为忽略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而导致他们病情恶化。
　　入院已一个月的吴伯，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以及轻微老年痴呆，此刻刚接受完磁共振治疗，正躺在病床上休息。头痛、幻听作为并发症，时常让这位老人觉得有谁在耳边絮絮叨叨地数落自己。曹莉萍俯下身来，花了大约10分钟询问他更换药物后的具体感受，同时查阅最新检测报告上的数据，五脏、糖尿、四肢是否肿胀，一点细微的变化或波动都不能放过。
　　离开吴伯的病房前，曹莉萍像是想起了什么。她回看一眼，眉头稍皱，对旁边的护士说：“他脚上袜子的颜色又不一样，已经一个星期没出现这种状况了，看来安理申（老年痴呆口服药）的剂量还不能减。”语气虽温和，却透出一丝严厉：“这种细节是万万不可忽略的。”
　　年轻的护士扭头瞄了一下吴伯的两只脚——从棉被底端露出不到一公分，她微吐了下舌头，面露愧色：“还真没注意到……”
　　迎面走来的小林，年仅15岁，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狂躁易怒，幻想父亲是毛泽东而自己是周恩来，稍有不遂便暴跳如雷、大打出手，熬干了家人的眼泪和心力。
　　在早期干预科，像这样的未成年人约占总病患数的35%，曹莉萍面对这些少年，会和他们谈起童年趣事、校园生活、曾经的暗恋对象、甚至去翻一翻他们所喜爱的那种“天外飞仙”的小说，从而更全面地剖解其是否包含了遗传、童年阴影、大脑基因突变等复杂的“致病因子”。
　　如今，入院大半月的小林，通过物理、心理的双管齐下，正坐在圆桌旁，边与父亲边谈笑边喝煲好的热汤。
　　曹莉萍曾不下一次嘱咐她所带的研究生们：“要把病人的情况摸得滚瓜烂熟，才能谈得上对症下药，你连他的‘症’都没搞清楚，怎么开药？怎么治疗？”
　　要说这种过人的洞察力与分析力，其实并非无迹可循，毕竟曹莉萍本科4年学的是鲜有人问津的“法医”专业。她因着迷于侦探小说而择此，是全班唯一的女生。毕业后又在西昌市公安局当了两年正儿八经的法医。
　　被问及转行的原因，曹莉萍哈哈一笑，总结出两个字：有趣。大学期间，精神病学是一门必修的小课程，当时华西医科大学这个科目的主讲教授是全国著名的精神科专家刘协和，他缜密的逻辑思维、对犯罪现场的还原与解析能力，无数次让曹莉萍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后来攻读硕、博，尽管身边的同学来来去去，她却坚守住了阵地。
　　在医学界有句话：金眼科银外科。而精神科呢？绝对属于被妖魔化最严重的那一类，“别说外行，就算是从医人员，大多数也都对我们这个科存在误解。”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平均每10万人之中才有一位精神科专业医师，而在美国，大约733人中就有一个。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不被重视，精神科医生的工资普遍比其他科同级别的医生要低三成左右，再加上外界对‘精神病’这3个字的有色眼镜，令精神科比其他任何部门都生存得更加艰难…”
　　人们的主要成见之一在于：成天和疯子相处，危险。
　　这种说法自然不是空穴来风。一个个病人看下来，半天很快过去，貌似波澜不惊，但每个精神科医生所面临的风险，其实就像海面下暗涌的洋流，翻滚不息。
　　曹莉萍从前在物质依赖科工作时，就遇到过因半夜吵闹着要出院被医生拒绝而大发脾气的戒毒者，她上前劝阻挨了一拳，眼镜被打碎，还好碎片没有扎到眼睛。院里另外一名护士，曾被患者用偷偷藏起来的玻璃一角给割了脖子，差点就伤及动脉，血流了一地……庆幸的是，这类伤害始终是极低概率事件。
　　头一次接受治疗的唐生曾是一家外企的高管，外人根本看不出他竟患重度抑郁已近二十年。谈起这期间苦极的内心，他始终咬紧牙关，颈上的青筋因情绪激动而凸起，奔腾的眼泪更是停不下来。“感觉很脆弱。”他说。
　　很多人都问过曹莉萍相同的问题：当你日复一日接受这些被患者吐出的“苦水”和“垃圾”，会不会自身也遭遇难以排解、甚至需要辅导的时候？但其实在精神科医生的眼中，“精神病”和胃病肝病高血压并无太大不同，不过是身体某一个器官出了毛病。“从更物理的层面看待，这就是我们和心理医生最大的区别。”
　　所以曹莉萍并没有被卷入唐生忧郁的黑洞，她只是递过一张纸巾、拍拍他的背脊，并在适当的时候插两句询问，脑子想的全是用哪一种治疗方法、多少量的米氮平或帕罗西汀（皆为抑郁症口服药）才更为适合。
　　四处奔波求医，却因小城市医生、设备水平低下，多次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诸如此类因地方精神科发展迟缓而“被耽误”的案例，实在比比皆是。在国内的绝大部分二线城市和县级市，都没有精神病专科医院，更落后的甚至在正规综合医院里都找不到像样的精神科。
　　曹莉萍手头上有这么几个数字：在每年的自杀人群中，80%-90%患有精神疾病。各类精神疾病的发病率约占17%。其中仅30%会选择就医，且这30%多数是行为异常到家人没办法了，才会被强制送到精神科。剩余的70%呢？几乎无人知晓。
　　如何让这70%意识到“哦，该去看病了”，并且怎么在他们来到你面前时，给予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曹莉萍觉得这正是“早期干预”所要做的。她时刻被无穷的紧迫感催逼着，如鲠在喉。
　　现在，曹莉萍的空闲时间几乎完全被“学术”占据：阅读专业书籍和写相关课题的论文到深夜。但因为是自己所钟爱的事情，所以她也乐此不疲。
　　对工作热忱至此，多少会被视为工作狂，她的自我评价却是：外表和头脑理性，内心却还是浪漫的。她偶尔会找间咖啡厅晒太阳，晚上在家里小酌一杯，陪陪先生和儿子，有时也会为了给大脑换个频道而看一两集韩剧。可是由于日渐繁忙，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娱乐，已经越来越少了。
　　天色渐暗，病区里的患者们正在和着《小苹果》乐曲跳集体舞，曹莉萍接了个电话，安排了工作交接事项。她将去欧洲出差，参加由世界精神病学会主办的研讨会。“希望能够申请到多一点的经费吧。要去社区和学校搞科普、要买新设备，还想给护士们涨点工资……哪哪哪都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