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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
创造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属性。创造活动的开展必定有赖于既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文化是社会环境中的主要构成部分，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意识和观念，如自然观、世界观、价值取向等。社会文化对创造活动的影响看似无形，但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和传播媒介，形成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环绕于个体周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创造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创造性。美国心理学家S·阿瑞提认为：“天才的潜在性要比天才的实际出现更为众多，教育工作者应该寻找能够激活潜在性的各种方法。某种文化环境比其他文化环境更能够促进创造性的发展，这种能较好地促进创造性发展的文化环境和这种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时代，可以称为‘创造基因’”。很显然，如果社会文化珂；境不包含有“创造基因”，那么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即便拥有天才般的创造潜能，也将是无济于事。
生产力是一种物质文化，农业社会的创造活动与工业社会的创造活动，无论在创造目标上、还是在创造方法和水平上都是不同的。工业社会的创造活动与信息社会的创造活动也是不同的。蒸气机与电的发明构成了工业社会创造活动的主线，而微电子、信息技术及生物领域的革命却成为信息社会创造活动的主要领地。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创造活动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和兴奋点，这种决定力量就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尊重权威”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可是科学世界却告诉我们，“只要有理由就可以做出批评和接受批评”。创造性社会文化环境要求人们“崇尚科学’而不是“尊重权威”。“权威”并不代表科学，有些权威甚至代表落后和愚昧。
民主与自由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民主与思想上的自由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回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哪个时期思想禁锢，哪个时期的创造活动就受到极大的制约，人们的创造性就会受到极大压制；哪个时期的思想自由，哪个时期的创造活动就活跃，创造性人才涌现就多，创造性成果也就多。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科技发展史表明，思想的自由对于人类的创造活动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产生科学的思考方法的必要条件，思想的自由促进了崇尚探索和研究风气的形成，推动了知识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二、组织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
相对于社会环境而言，组织环境是中观层面上的环境概念。美国心理学家索里·特尔福德认为，“创造性是由主体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社会气氛’，即‘创造性环境’培养出来的”。组织结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组织能否高效地运转，影响到组织成员创造性的发挥。“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反比关系决定了两种基本的管理组织结构形态：扁平结构形态和锥型结构形态。”扁平结构的优点在于较大的管理幅度，使得主管人员的权力得以分散，组织规模也由于结构形态的变化而化大为小，主管对下属不可能控制得过多过死，从而有利于下属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发挥。锥型结构的缺点就在于过多的管理层次使得权力过于集中在上层主管手中，较大的组织规模和过于严格的职责范围可能使各层主管感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相对渺小，从而影响创造性的发挥。
阿玛贝尔(Amabile)和坎特尔(Kanter)是组织创新理论的卓越研究者。在他们看来，有利于创造活动开展的组织环境应该是：“具有整体性的结构；强调多样性；在组织内外有多元性结构联系；具有相互交叉的区域；具有集体荣誉感和对个人潜力的信任感；强调合作氛围及团队精神”。因此，有机的组织结构、对创造认同的组织文化，包括领导氛围、对创造活动给予奖励的机制、对组织成员进行创造力培养的培训制度等就成为构成创造性组织环境的重要因素。管理创新理论所推崇“学习型组织”，其实就是从中观层面上来实施对创造活动环境的优化工作。如果一个人身处的组织是一种有机统一的、高度柔软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充满学习气氛的环境，那么创造活动的开展就会变得顺理成章。
三、团队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
团队环境是从微观层面研究环境对创造活动影响的又一视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在接受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专访时这样说道：“你所在的学术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如何工作。”在他看来卓越成就的取得与自己所工作的团队环境息息相关，他说：“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研究上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富有挑战的、有进取心的、优越的环境。你身边是一群很有能力的同事，如果你做出蠢事和错事，他们会让你感到一阵困窘，但他们同样也很愿意在他们许诺的事情上帮助你，因此这是一个对人非常有帮助的环境。”协作(团队)性、交流意识、自由性、紧迫感是构成创造性团队环境的主要内容。
随着人类从小科学时代迈入大科学时代，家庭作坊式的个人创造活动已经被群体创造活动所取代。据美国科学家朱克曼的统计，1901年至1972年共有286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如果分别以25年为间断来看，1901～1925年，合作获奖者占41％；1926～1950年，合作获奖者占65％：1951～1975年，合作获奖者更占79％，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交流与协作是相伴而行的，在学术活动中学会交流符合创造力开发的信息激励原理。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说：“贝尔实验室在固体理论方面有一群非常出色的科学家。就实验室的组织方式而言，他们并没有这样一个理论群体，但这些理论家的办公室非常接近，因此他们可以相互交谈，但却向不同实验组汇报自己的研究。因此，理论和实验在那里有非常紧密的相互联系，绝大多数论文都由理论研究者和实验人员共同完成。”
“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事实上，在我国创造性团队环境的自由性还远远不够，在谈及“是什么制约了中国科研的发展”这个问题时，美国加州大学浦慕明教授认为：“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的多。而且负面的评语不总是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过度的礼貌和虚伪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维持儒家式规范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单位是有害的。”
营造一个“在困境中孕育创造力”的团队环境对所有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吴瑞认为：“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总有一种‘必要的紧迫感’，使得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所面临的科学问题。”设定一个有“紧迫感”团队环境，从理论上讲也符合创造力开发的压力原理，当然这种紧迫感应当是适度的。
以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事实上，在创造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各层次环境因素的作用往往总是重叠在一起的。社会环境、组织环境和团队环境对创造活动的促进和制约，往往是以一种合力的形式出现，只是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同。创造学研究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目的就是要设定一个有利于创造活动开展的创造性社会环境、创造性组织环境和创造性团队环境。
创造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属性。创造活动的开展必定有赖于既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文化是社会环境中的主要构成部分，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意识和观念，如自然观、世界观、价值取向等。社会文化对创造活动的影响看似无形，但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和传播媒介，形成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环绕于个体周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创造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创造性。美国心理学家S·阿瑞提认为：“天才的潜在性要比天才的实际出现更为众多，教育工作者应该寻找能够激活潜在性的各种方法。某种文化环境比其他文化环境更能够促进创造性的发展，这种能较好地促进创造性发展的文化环境和这种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时代，可以称为‘创造基因’”。很显然，如果社会文化珂；境不包含有“创造基因”，那么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即便拥有天才般的创造潜能，也将是无济于事。
生产力是一种物质文化，农业社会的创造活动与工业社会的创造活动，无论在创造目标上、还是在创造方法和水平上都是不同的。工业社会的创造活动与信息社会的创造活动也是不同的。蒸气机与电的发明构成了工业社会创造活动的主线，而微电子、信息技术及生物领域的革命却成为信息社会创造活动的主要领地。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创造活动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和兴奋点，这种决定力量就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尊重权威”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可是科学世界却告诉我们，“只要有理由就可以做出批评和接受批评”。创造性社会文化环境要求人们“崇尚科学’而不是“尊重权威”。“权威”并不代表科学，有些权威甚至代表落后和愚昧。
民主与自由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民主与思想上的自由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回顾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哪个时期思想禁锢，哪个时期的创造活动就受到极大的制约，人们的创造性就会受到极大压制；哪个时期的思想自由，哪个时期的创造活动就活跃，创造性人才涌现就多，创造性成果也就多。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科技发展史表明，思想的自由对于人类的创造活动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产生科学的思考方法的必要条件，思想的自由促进了崇尚探索和研究风气的形成，推动了知识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二、组织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
相对于社会环境而言，组织环境是中观层面上的环境概念。美国心理学家索里·特尔福德认为，“创造性是由主体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社会气氛’，即‘创造性环境’培养出来的”。组织结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组织能否高效地运转，影响到组织成员创造性的发挥。“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反比关系决定了两种基本的管理组织结构形态：扁平结构形态和锥型结构形态。”扁平结构的优点在于较大的管理幅度，使得主管人员的权力得以分散，组织规模也由于结构形态的变化而化大为小，主管对下属不可能控制得过多过死，从而有利于下属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发挥。锥型结构的缺点就在于过多的管理层次使得权力过于集中在上层主管手中，较大的组织规模和过于严格的职责范围可能使各层主管感到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相对渺小，从而影响创造性的发挥。
阿玛贝尔(Amabile)和坎特尔(Kanter)是组织创新理论的卓越研究者。在他们看来，有利于创造活动开展的组织环境应该是：“具有整体性的结构；强调多样性；在组织内外有多元性结构联系；具有相互交叉的区域；具有集体荣誉感和对个人潜力的信任感；强调合作氛围及团队精神”。因此，有机的组织结构、对创造认同的组织文化，包括领导氛围、对创造活动给予奖励的机制、对组织成员进行创造力培养的培训制度等就成为构成创造性组织环境的重要因素。管理创新理论所推崇“学习型组织”，其实就是从中观层面上来实施对创造活动环境的优化工作。如果一个人身处的组织是一种有机统一的、高度柔软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充满学习气氛的环境，那么创造活动的开展就会变得顺理成章。
三、团队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
团队环境是从微观层面研究环境对创造活动影响的又一视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在接受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专访时这样说道：“你所在的学术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如何工作。”在他看来卓越成就的取得与自己所工作的团队环境息息相关，他说：“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研究上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富有挑战的、有进取心的、优越的环境。你身边是一群很有能力的同事，如果你做出蠢事和错事，他们会让你感到一阵困窘，但他们同样也很愿意在他们许诺的事情上帮助你，因此这是一个对人非常有帮助的环境。”协作(团队)性、交流意识、自由性、紧迫感是构成创造性团队环境的主要内容。
随着人类从小科学时代迈入大科学时代，家庭作坊式的个人创造活动已经被群体创造活动所取代。据美国科学家朱克曼的统计，1901年至1972年共有286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如果分别以25年为间断来看，1901～1925年，合作获奖者占41％；1926～1950年，合作获奖者占65％：1951～1975年，合作获奖者更占79％，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交流与协作是相伴而行的，在学术活动中学会交流符合创造力开发的信息激励原理。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说：“贝尔实验室在固体理论方面有一群非常出色的科学家。就实验室的组织方式而言，他们并没有这样一个理论群体，但这些理论家的办公室非常接近，因此他们可以相互交谈，但却向不同实验组汇报自己的研究。因此，理论和实验在那里有非常紧密的相互联系，绝大多数论文都由理论研究者和实验人员共同完成。”
“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事实上，在我国创造性团队环境的自由性还远远不够，在谈及“是什么制约了中国科研的发展”这个问题时，美国加州大学浦慕明教授认为：“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的多。而且负面的评语不总是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过度的礼貌和虚伪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维持儒家式规范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单位是有害的。”
营造一个“在困境中孕育创造力”的团队环境对所有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吴瑞认为：“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总有一种‘必要的紧迫感’，使得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所面临的科学问题。”设定一个有“紧迫感”团队环境，从理论上讲也符合创造力开发的压力原理，当然这种紧迫感应当是适度的。
以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事实上，在创造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各层次环境因素的作用往往总是重叠在一起的。社会环境、组织环境和团队环境对创造活动的促进和制约，往往是以一种合力的形式出现，只是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同。创造学研究环境对创造活动的影响目的就是要设定一个有利于创造活动开展的创造性社会环境、创造性组织环境和创造性团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