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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国际禁毒日前夕,广州市黄埔海关首次披露,该海关去年在“109”系列特大毒品走私案中查获走私海洛因1033.36公斤,是新中国禁毒史上查获走私海洛因数量最大的案件。中国海关总署于6月25日在广东虎门将这批毒品全部销毁。
多年来,对于如何更好地处理缴获的毒品存有争议。部分禁毒与医药领域专家呼吁改变毒品处理方式,并探讨毒品还原为止痛药造福国民的可能性。
公安部禁毒局禁毒专家王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缴获的毒品,过去基本上都是销毁,焚烧毒品固然表明我们阻击毒祸的决心,但简单的销毁可能引起环境污染。此外,毒品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其另一面是稀缺的药品,销毁造成极大的浪费。”
销毁惹争议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禁毒形势日渐严峻,缴获的毒品数量巨大。王刚介绍说,中国通常采用的毒品处理方式是在“6·26”国际禁毒日期间,各地集中销毁毒品,群众敲锣打鼓,领导出席表态对禁毒工作的重视,通过此种方式一方面达到消灭毒品的目的,另一方面表明决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
集中销毁在中国有深远的历史传统。1839年6月3日,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将收缴的鸦片在广东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至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
虎门销烟成为中国打击毒品的历史性事件。巧合的是,当年销烟结束的翌日即6月26日正好是后来设立的国际禁毒日。
与虎门销烟采用石灰水和鸦片反应发生碱解作用不一样,此后的集中销毁一般采用焚烧的方式,浓烟滚滚,对环境造成污染。据武汉市公安局毒品检测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高小平的研究,如果焚烧是在一个大的四周有看台的体育场中进行,由于“盆地效应”,受害面将会更大。
导致毒品上瘾的一种渠道就是通过“烟”。据王刚透露,在焚烧过程中,一些经常参加焚烧民警的身体甚至会受到伤害。
几年前,浙江警方在东海海域一走私船上缴获逾一吨冰毒,如何处理这批毒品成为困扰警方的棘手问题。“冰毒不像鸦片这类毒品,可以用火焚烧,这么多的毒品处理起来就有困难。”王刚说。
不处理就意味着要封存。“但毒品的保存成本巨大,要有专门的保存场所,监控设施,严密的守护。”王刚表示,“毒品的保存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守银行金库更难,钱丢了还只是经济损失,毒品丢了后果就不堪设想。”
销毁也同样如此。必须保证毒品被充分、有效、安全地处理掉,否则就可能留下后患。这种背景下,如何安全地处理毒品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后,高小平领衔的武汉市公安局毒品检测中心研究出了销毁液态冰毒新方法,通过了公安部禁毒局“液态冰毒无害化处理的科研项目”九省市专家组的鉴定。这项技术也被官方评价为“填补我国一项空白”。
成果出来了,代价却颇大。王刚说,为了将这批毒品处理掉,光研究成本就高达数十万元。但这种方式,已经是目前各方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
毒品?药品?
有争议的还不只销毁方式。一般公众的看法是毒品祸国殃民,应该彻底销毁。但在相关领域的专家看来,毒品的本质属性是药物,其原材料甚至成品本身都是资源,销毁是浪费资源。
王刚认为,由于历史上鸦片肆虐,公众对毒品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宁左勿右。毒品的药用价值被长期忽略或者对其使用保持额外警惕。
“外国没有毒品这个词,在英文中它和药品是同一个词drug。我们的毒品概念,在国外就是违法滥用的药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主任韩济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对毒品的认识有着历史包袱,其实外国人也害怕滥用,但中国人对此的感受更为强烈。”
在医药专家看来,任何药品的滥用都可能造成危害,只是毒品由于其成瘾的特点,危害程度更大,但如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吗啡等阿片药物却是不可替代的止痛良药,并被广泛应用于疼痛医学领域。
疼痛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痛苦。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成年人患有慢性疼痛。而晚期癌痛更是直接影响着人的尊严。
上世纪60年代受周恩来总理之托,韩济生开始从事疼痛医学研究。韩老回忆起周总理膀胱癌扩散后的情形,“癌痛非常痛苦,使用吗啡、杜冷丁等止痛药非常有效。但由于这类药品与毒品的关系,周总理拒绝使用,强忍着出汗都不使用。”
这种疼痛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王刚说,一些戎马一生的老将军晚年受癌痛折磨,有人甚至用念毛主席语录的方式来对抗疼痛。
由于对成瘾的担忧,家属不愿使用阿片类止痛药。医生对使用这类药物也心有余悸,害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规定。
对这类药物的严格管制亦导致许多医院无法充分提供止痛药。北京大学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陆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尽管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有很大改善,但在偏远地区,想得到药物仍然存在困难。
据统计,中国医用吗啡2001年和2002年人均消耗量为0.16毫克和0.195毫克,而发达国家两年人均消耗量都超过了24毫克。从总量上讲,中国每年消耗的止痛药只有日本的二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
有观点认为,这似乎可以说明,中国中、重度疼痛的患者并未得到充分的止痛治疗。也有人认为,供应不足是止痛药未能充分使用的重要因素。由于这类药品滥用将可能导致成瘾,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对其生产、运输、制作等严格控制。目前在全球仅有中国、印度等六个合法种植生产罂粟的基地,止痛药的生产直接受此影响与调控。
毒品还原冲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知,中国国内唯一合法种植罂粟的基地在甘肃,隶属甘肃农垦集团。由于罂粟的代号为“100”,这个基地对外又称“100号信箱”或“100号基地”。罂粟为止痛药的原料之一,国内制药厂生产止痛药的原料多数来自这里。这个基地的产量直接关系到中国止痛药的生产情况。
几年前,王刚到这个基地调研。“我们发现这个基地的产量在下降,由于连续多年采用纯天然的方式种植,这里的土壤在退化,罂粟的高度比当年矮了不少。”王刚表示,他们的想法是能否将基地挪一个地方,以恢复产量。但目前看来,似乎很难做到。
在药品的稀缺性与毒品销毁造成浪费的双重背景下,毒品还原问题被提出来。
据王刚透露,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一家著名的制药企业就提出毒品还原,当时也有个别专家参与讨论过,但由于观念太超前,赞同的声音并不多。
此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禁毒形势日渐严峻,每年收缴的毒品总量也日渐增长,毒品还原又被一些民间人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对此事推动最积极的是一家全球知名的香港公司。其旗下一家投资公司的戴姓负责人早年任教于浙江大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并与若干高层官员保持良好私人关系。
这位戴姓负责人建议中央拿出政策来支持毒品还原技术的研究,所有资金均由港方企业承担。其时,戴提出具体建议:交通上提供专列押运与看守上提供武警保护,并在合适的地方提供方便研究与安保的场地。
据知情人透露,此后戴专门就此制作书面报告,并提交至某部委负责人。由于涉及诸多复杂问题,此事不了了之。
但毒品还原的推动并未就此中断。由于止痛药原材料的稀缺,一旦毒品能通过法律渠道合法还原为药品,不仅将给止痛药提供新的药源,其巨大的商业价值也被人看好。
王刚回忆,21世纪以来,就有多位温州老板就毒品还原一事向其咨询可行性,意图在此领域有所斩获。但此后均未有下文。
在学术界,对于毒品还原尽管没有形成主流声音,却一直存在。早在1999年,高小平在《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撰文质疑毒品销毁,并在文中提出“可否将海洛因回收为吗啡,将冰毒还原为麻黄素,重新用做药原料”的观点。
高小平引用1996年全球阿片药物的医疗使用量数据,认为我国癌症疼痛者由于“成瘾恐惧”和药品供应方面的问题不能正常得到药物以减轻痛苦。
他同时认为,合法生产吗啡占用耕地和劳力的做法值得商榷,提出将“每年缴获的成吨海洛因变废为宝,成为生产镇痛药物、镇咳药物或者其他类似结构药物的原料”。
实际上,在公安部禁毒部门内部,对毒品的资源价值的认识亦有微妙转变。公安部禁毒部门曾下发通知,建议各地减少销毁防止浪费,但要求严格封存管理。据了解,目前的销毁行动中,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销毁的其实是替代品,收缴的毒品被各地警方以谨慎态度加以封存。
但由于毒品集中封存需要押运和巨额看护费用,长期封存并非良策。作为药品,一旦过了有效期,药用价值即丧失殆尽。专家认为,对于毒品的销毁与封存,相关部门亦处于左右为难之中。
难题交织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2009年报告中明确提出,“各国政府需要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其人民充分获得阿片类镇痛药。麻管局再次请所有有关国家政府查明国内任何阻碍充分利用阿片类镇痛药治疗疼痛的障碍,并按照世卫组织的相关建议,采取措施改善用于医疗目的的麻醉药品供应。”
相关人士认为,将毒品还原正是充分获得阿片类镇痛药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由于此构思涉及人们对于毒品的观念、法律与政策、利益分配等诸多因素,目前仍无法判断其走向。
技术问题被认为是毒品还原的难题之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存在大量的假药品和假毒品,要对毒品本身进行筛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国外的毒品制造者通常遵守一套它自身的规则,不同地方生产的毒品有不同的标志,很少有假货,只要查到一批,一看标记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源头。”王刚笑称,“中国的毒品市场混乱不堪,假毒品非常多,侦查起来毫无线索可言,自然也增加还原的难度。”
陆林对此保持乐观,“从原理上说,将毒品变成药品,不存在技术障碍。有些毒品比如吗啡本身就具有镇痛的作用,可以作为药物的原料。”
王刚亦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技术虽难,但不是主要问题,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早就采用毒品还原技术,将毒品、半成品还原成对社会有用的资源。要正确理性地认识毒品,首先得解决观念上的问题,正确认识其药用价值,这样才能使得药物真正造福公众。
目前公众对于止痛药成瘾仍然心有余悸。对此,韩济生表示,“正常人使用这类麻醉药,会产生欣快的感觉并且成瘾。但痛苦的人却只能止痛,谈不上欣快的感觉。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会成瘾,有一个万分之一的几率,但不能因为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可能成瘾就放弃这种方式。”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安全监督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药监部门也在推动这些药品的使用,以减轻患者的病痛,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用药量已经涨了几十倍,尽管现在还很少,但增长很快。
这位官员说,目前医生和家属都存在观念的误区,不愿意主动使用这类药物。担心患者成瘾后自己被告上法庭的观念也在医生中存在。王刚亦表示,在实践中存在由于在处方药中使用这类药物而触犯刑律的案例。
上述药监局官员表示,“毒品还原问题,为目前联合国以及国内相关法律所禁止。毒品收缴后不能再买卖是一种共识。为保证原材料的供给,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每年都会提供足够12个月的生产储备。”
这意味着,从法律和一系列药物管制的具体制度上如何给予毒品还原以合法身份,目前仍无明朗态势。
更为现实的是,一旦毒品还原被列入议事日程,采取何种体制建造工厂,投资与利润如何分配,毒品通过何种机制从非法品变为合法原料,如何监管等都是复杂的难题。★
多年来,对于如何更好地处理缴获的毒品存有争议。部分禁毒与医药领域专家呼吁改变毒品处理方式,并探讨毒品还原为止痛药造福国民的可能性。
公安部禁毒局禁毒专家王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于缴获的毒品,过去基本上都是销毁,焚烧毒品固然表明我们阻击毒祸的决心,但简单的销毁可能引起环境污染。此外,毒品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其另一面是稀缺的药品,销毁造成极大的浪费。”
销毁惹争议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禁毒形势日渐严峻,缴获的毒品数量巨大。王刚介绍说,中国通常采用的毒品处理方式是在“6·26”国际禁毒日期间,各地集中销毁毒品,群众敲锣打鼓,领导出席表态对禁毒工作的重视,通过此种方式一方面达到消灭毒品的目的,另一方面表明决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
集中销毁在中国有深远的历史传统。1839年6月3日,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将收缴的鸦片在广东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至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
虎门销烟成为中国打击毒品的历史性事件。巧合的是,当年销烟结束的翌日即6月26日正好是后来设立的国际禁毒日。
与虎门销烟采用石灰水和鸦片反应发生碱解作用不一样,此后的集中销毁一般采用焚烧的方式,浓烟滚滚,对环境造成污染。据武汉市公安局毒品检测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高小平的研究,如果焚烧是在一个大的四周有看台的体育场中进行,由于“盆地效应”,受害面将会更大。
导致毒品上瘾的一种渠道就是通过“烟”。据王刚透露,在焚烧过程中,一些经常参加焚烧民警的身体甚至会受到伤害。
几年前,浙江警方在东海海域一走私船上缴获逾一吨冰毒,如何处理这批毒品成为困扰警方的棘手问题。“冰毒不像鸦片这类毒品,可以用火焚烧,这么多的毒品处理起来就有困难。”王刚说。
不处理就意味着要封存。“但毒品的保存成本巨大,要有专门的保存场所,监控设施,严密的守护。”王刚表示,“毒品的保存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守银行金库更难,钱丢了还只是经济损失,毒品丢了后果就不堪设想。”
销毁也同样如此。必须保证毒品被充分、有效、安全地处理掉,否则就可能留下后患。这种背景下,如何安全地处理毒品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后,高小平领衔的武汉市公安局毒品检测中心研究出了销毁液态冰毒新方法,通过了公安部禁毒局“液态冰毒无害化处理的科研项目”九省市专家组的鉴定。这项技术也被官方评价为“填补我国一项空白”。
成果出来了,代价却颇大。王刚说,为了将这批毒品处理掉,光研究成本就高达数十万元。但这种方式,已经是目前各方能够接受的最好办法。
毒品?药品?
有争议的还不只销毁方式。一般公众的看法是毒品祸国殃民,应该彻底销毁。但在相关领域的专家看来,毒品的本质属性是药物,其原材料甚至成品本身都是资源,销毁是浪费资源。
王刚认为,由于历史上鸦片肆虐,公众对毒品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宁左勿右。毒品的药用价值被长期忽略或者对其使用保持额外警惕。
“外国没有毒品这个词,在英文中它和药品是同一个词drug。我们的毒品概念,在国外就是违法滥用的药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主任韩济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对毒品的认识有着历史包袱,其实外国人也害怕滥用,但中国人对此的感受更为强烈。”
在医药专家看来,任何药品的滥用都可能造成危害,只是毒品由于其成瘾的特点,危害程度更大,但如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吗啡等阿片药物却是不可替代的止痛良药,并被广泛应用于疼痛医学领域。
疼痛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痛苦。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成年人患有慢性疼痛。而晚期癌痛更是直接影响着人的尊严。
上世纪60年代受周恩来总理之托,韩济生开始从事疼痛医学研究。韩老回忆起周总理膀胱癌扩散后的情形,“癌痛非常痛苦,使用吗啡、杜冷丁等止痛药非常有效。但由于这类药品与毒品的关系,周总理拒绝使用,强忍着出汗都不使用。”
这种疼痛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王刚说,一些戎马一生的老将军晚年受癌痛折磨,有人甚至用念毛主席语录的方式来对抗疼痛。
由于对成瘾的担忧,家属不愿使用阿片类止痛药。医生对使用这类药物也心有余悸,害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规定。
对这类药物的严格管制亦导致许多医院无法充分提供止痛药。北京大学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陆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尽管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有很大改善,但在偏远地区,想得到药物仍然存在困难。
据统计,中国医用吗啡2001年和2002年人均消耗量为0.16毫克和0.195毫克,而发达国家两年人均消耗量都超过了24毫克。从总量上讲,中国每年消耗的止痛药只有日本的二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
有观点认为,这似乎可以说明,中国中、重度疼痛的患者并未得到充分的止痛治疗。也有人认为,供应不足是止痛药未能充分使用的重要因素。由于这类药品滥用将可能导致成瘾,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对其生产、运输、制作等严格控制。目前在全球仅有中国、印度等六个合法种植生产罂粟的基地,止痛药的生产直接受此影响与调控。
毒品还原冲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知,中国国内唯一合法种植罂粟的基地在甘肃,隶属甘肃农垦集团。由于罂粟的代号为“100”,这个基地对外又称“100号信箱”或“100号基地”。罂粟为止痛药的原料之一,国内制药厂生产止痛药的原料多数来自这里。这个基地的产量直接关系到中国止痛药的生产情况。
几年前,王刚到这个基地调研。“我们发现这个基地的产量在下降,由于连续多年采用纯天然的方式种植,这里的土壤在退化,罂粟的高度比当年矮了不少。”王刚表示,他们的想法是能否将基地挪一个地方,以恢复产量。但目前看来,似乎很难做到。
在药品的稀缺性与毒品销毁造成浪费的双重背景下,毒品还原问题被提出来。
据王刚透露,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一家著名的制药企业就提出毒品还原,当时也有个别专家参与讨论过,但由于观念太超前,赞同的声音并不多。
此后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禁毒形势日渐严峻,每年收缴的毒品总量也日渐增长,毒品还原又被一些民间人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对此事推动最积极的是一家全球知名的香港公司。其旗下一家投资公司的戴姓负责人早年任教于浙江大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并与若干高层官员保持良好私人关系。
这位戴姓负责人建议中央拿出政策来支持毒品还原技术的研究,所有资金均由港方企业承担。其时,戴提出具体建议:交通上提供专列押运与看守上提供武警保护,并在合适的地方提供方便研究与安保的场地。
据知情人透露,此后戴专门就此制作书面报告,并提交至某部委负责人。由于涉及诸多复杂问题,此事不了了之。
但毒品还原的推动并未就此中断。由于止痛药原材料的稀缺,一旦毒品能通过法律渠道合法还原为药品,不仅将给止痛药提供新的药源,其巨大的商业价值也被人看好。
王刚回忆,21世纪以来,就有多位温州老板就毒品还原一事向其咨询可行性,意图在此领域有所斩获。但此后均未有下文。
在学术界,对于毒品还原尽管没有形成主流声音,却一直存在。早在1999年,高小平在《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撰文质疑毒品销毁,并在文中提出“可否将海洛因回收为吗啡,将冰毒还原为麻黄素,重新用做药原料”的观点。
高小平引用1996年全球阿片药物的医疗使用量数据,认为我国癌症疼痛者由于“成瘾恐惧”和药品供应方面的问题不能正常得到药物以减轻痛苦。
他同时认为,合法生产吗啡占用耕地和劳力的做法值得商榷,提出将“每年缴获的成吨海洛因变废为宝,成为生产镇痛药物、镇咳药物或者其他类似结构药物的原料”。
实际上,在公安部禁毒部门内部,对毒品的资源价值的认识亦有微妙转变。公安部禁毒部门曾下发通知,建议各地减少销毁防止浪费,但要求严格封存管理。据了解,目前的销毁行动中,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销毁的其实是替代品,收缴的毒品被各地警方以谨慎态度加以封存。
但由于毒品集中封存需要押运和巨额看护费用,长期封存并非良策。作为药品,一旦过了有效期,药用价值即丧失殆尽。专家认为,对于毒品的销毁与封存,相关部门亦处于左右为难之中。
难题交织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2009年报告中明确提出,“各国政府需要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其人民充分获得阿片类镇痛药。麻管局再次请所有有关国家政府查明国内任何阻碍充分利用阿片类镇痛药治疗疼痛的障碍,并按照世卫组织的相关建议,采取措施改善用于医疗目的的麻醉药品供应。”
相关人士认为,将毒品还原正是充分获得阿片类镇痛药的重要渠道之一。但由于此构思涉及人们对于毒品的观念、法律与政策、利益分配等诸多因素,目前仍无法判断其走向。
技术问题被认为是毒品还原的难题之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存在大量的假药品和假毒品,要对毒品本身进行筛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国外的毒品制造者通常遵守一套它自身的规则,不同地方生产的毒品有不同的标志,很少有假货,只要查到一批,一看标记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源头。”王刚笑称,“中国的毒品市场混乱不堪,假毒品非常多,侦查起来毫无线索可言,自然也增加还原的难度。”
陆林对此保持乐观,“从原理上说,将毒品变成药品,不存在技术障碍。有些毒品比如吗啡本身就具有镇痛的作用,可以作为药物的原料。”
王刚亦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技术虽难,但不是主要问题,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早就采用毒品还原技术,将毒品、半成品还原成对社会有用的资源。要正确理性地认识毒品,首先得解决观念上的问题,正确认识其药用价值,这样才能使得药物真正造福公众。
目前公众对于止痛药成瘾仍然心有余悸。对此,韩济生表示,“正常人使用这类麻醉药,会产生欣快的感觉并且成瘾。但痛苦的人却只能止痛,谈不上欣快的感觉。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会成瘾,有一个万分之一的几率,但不能因为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可能成瘾就放弃这种方式。”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安全监督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药监部门也在推动这些药品的使用,以减轻患者的病痛,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用药量已经涨了几十倍,尽管现在还很少,但增长很快。
这位官员说,目前医生和家属都存在观念的误区,不愿意主动使用这类药物。担心患者成瘾后自己被告上法庭的观念也在医生中存在。王刚亦表示,在实践中存在由于在处方药中使用这类药物而触犯刑律的案例。
上述药监局官员表示,“毒品还原问题,为目前联合国以及国内相关法律所禁止。毒品收缴后不能再买卖是一种共识。为保证原材料的供给,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每年都会提供足够12个月的生产储备。”
这意味着,从法律和一系列药物管制的具体制度上如何给予毒品还原以合法身份,目前仍无明朗态势。
更为现实的是,一旦毒品还原被列入议事日程,采取何种体制建造工厂,投资与利润如何分配,毒品通过何种机制从非法品变为合法原料,如何监管等都是复杂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