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应该是东方人对“考试”有特殊的迷恋和执着。要讲东方人这么计较儿女的竞争力，多半还是拜大中华科举之赐，远溯至少自唐以降，科举就是平民晋身、打破门第的最重要管道，从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望子女成龙凤的依据，就是榜单上的一个名字。
　　说来好笑，封建时代，读书所为不过跻身庙堂，服务皇帝老子；如今封建王朝早灭了百年，挤破头考第一，不过为了进名校；至于进了名校，人生能否就此成功达阵，不是权力大就是赚钱多？一时半刻显然难以论定，但绝大多数父母都相信，名校是人生成功的阶梯，相对可让人生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再不济，先不问日后成功与否，至少在这一个人生阶段，当父母的还拿得出儿女的成绩骄其乡邻，以示教养有方。
　　于是乎，每到考季两岸都有各种怪现象。台湾即使教育改革二十年，依旧突破不了名校迷思，家长学生老师对考试方法、成绩比序模式锱铢必较，过去争的是大学，今年争的还有高中。
　　说起二十年台湾教育改革史，端的是涕泗纵横笑泪不断。比方说，当年教改第一要务就是别让孩子有扛不动的升学压力，目标就是广设大学，配套是废除技职教育，结果从专科到职校在数年内纷纷“升格”为学院或大学。曾有连续数年大学录取率超过百分之百，缺乏技职训练的低素质大学生，出了校门连找工作都难。而少子化趋势明确之后更惨，不少私立大学招生无以为继，如今面临退场压力。夸张的是，废除联招改为学测之后，学生以甄试或申请入学，各种学科补习之外，补习班还加一项“面试补习”。
　　再比方说，要多元教育，拒绝单一课纲，于是有了“九年一贯，多元课纲”，这不打紧，每到修课纲时节，政客吵得比家长学生还凶，政客的手伸入教科书，叫学生读左不是读右不是，唯一的好处是：台上的官员换届比教科书重编还快，学生从此不必再背各政府机关的“长”都是谁了。
　　十年前，民间发表《终结教改白皮书》，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消灭明星高中”，可想而知，所谓“明星高中”大不乐意，自认子弟成绩在前的家长也不乐意；五年前，民间发起“我要十二年国教”大游行，吵了五年，终于今年上路。国中应届毕业生以“会考”成绩填志愿，从考前到考后，争议没一天消停，发榜在即，家长们还是追着“教育部长”、各县市首长抗议、陈情，就怕子弟进不了好学校。
　　算一算，台湾政治开放后二十七年中的十一位“教育部长”，没有一位是名气冠全台的建中毕业，勉强搭得上“明星高中”的只有四位。家长骂起人来彪悍得叫人无处躲，“就这等人才领航出这样的纰漏！”领导人都台大的可以了吧？家长照骂，“就是台大误台！”上不是下不是。
　　从教育还看得出台湾的南北差距。一场会考下来，哭天抢地的都是北台湾的家长，中南部没听什么杂音。就像多元入学，让孩子学各项才艺以增加入学申请竞争力的也是台北为重，套句我儿女的话说：“在台北念书会得神经病。”他们自小在中台湾成长，进入国中前我公平询问：“有没有兴趣到台北念书？”一男一女答案都一样。
　　论家庭经济状况，让他们学点才艺不是问题，儿子自小相对聪颖，老师要他学钢琴，他学了两年，觉得无聊，不理老师千求万托，说停就停；女儿学的是小提琴，两年不到，她这么问我，“你每星期陪我练琴，你听我鬼拉琴不难受吗？我自己都受不了，说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女儿说的是实话，没这音乐天赋，强己所难的确大可不必。
　　九年一贯课程实施时女儿刚入学，我慌得完全看不懂入学、升学说明，儿子女儿调侃我，“考试填志愿的是我们，你不必懂。”我常以己度之，如果家长笨一点，儿女会不会更有主见也更能适应频频变动的考试与升学方式？
　　在大陆有“高考父母”，非要街坊邻居配合自己高考的孩子；在台湾也有“街头大妈”，在电视机前看着大妈们哭天抢地呼喊，“孩子都要崩溃了！”心中既同情又为她难堪，她怎么会这么不解事？青春期的孩子事事别扭，分数未必会让他们崩溃，看到自己的娘当众说自己会崩溃，这才是叫人抓狂到崩溃的事。
　　不论高中或大学，十来岁的孩子，人生长久得很，苹果乔布斯和脸书的扎克伯格，进了名校大学又如何，念着无聊就休学，不休学还未必闯得出事业一片天。换到大陆或台湾，孩子进了名校还休学，不是又要哭天抢地？迷恋第一、迷恋明星，只要涉及分数，很难心平气和，大人劝不来，只能劝孩子，“分数是自己的，人生也是自己的，万万不可跟着爸妈犯傻。”人生第一步，先得学会做自己，完全不必在考试升学这件事上与众人争慌。
　　夏珍
　　（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时报周刊社长，现任风传媒总主笔；曾出版《宋楚瑜中兴纪事》等13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