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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制度，并提出了“在2020年将实现1亿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的目标。这是在今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但不少专家认为，这个美好的愿景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农民工落户城市
从“不敢想”到“不太想”
今年50岁的胡军，再过10年就要退休了，他打算退休后就回河南信阳老家养老。胡军是河南省信阳市某村的村民，虽然已经在北京摸爬滚打工作了10年多，但是也没能在北京买下一套住房。“现在是有资格买房，但是房价高得还是买不起。”
住房买不起，解决户口对他而言更是天方夜谭。《意见》提出在特大城市建立积分落户制度，也没能燃起他对拥有北京户口的希望。
“即便是北京实行积分落户制度，也轮不到我头上。北京的消费水平太高了，尤其是房价。”胡军告诉记者，拥有北京户口主要是为孩子考学，其他方面对他都不重要，“我已经在老家买了两套房，等工作到60岁就可以告老还乡了。”
这是目前60后、70后大多数农民工境遇的一个缩影。
据四川统计局今年年初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目前有93.7%的四川进城务工人员表示习惯城市生活，但明确愿意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只有10.7%。“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更有优势”是不愿转户的首要原因，选择比例为51.6% 。而“养老得不到解决（选择比例50.4%）”“住房没有保障（选择比例44.4%）”“失业或找不到工作（选择比例38.5%）”则是进城务工人员对转为城镇户口后最担心的三大问题。
这个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暨人的城镇化”会议上表示，农民工要真正实现市民化至少有三步，第一步是就业转移到城镇。“这一步是我国过去30年城镇化的模式，只进城就业，不进城定居”。第二步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愿意和有能力落户的人拿到城市户口，在城市落户。“这一步在我国才刚刚开始”。第三步是推动清除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这一步需要更长时间，而要实现真正文化上的融合需要一代人。”杨伟民说。
“90后”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识特别强
张霞长得很清秀，鹅蛋脸、大眼睛，说话声音柔美好听。1992年出生的她，在自己20岁时从四川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北京。她一直说自己“很幸运”。
如她所言，2012年刚来北京，经亲戚介绍，就找到了一份传媒公司的工作，如今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现在她已经从最初来北京时一个羞怯的小姑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跟客户洽谈广告的业务经理。
张霞在北京的生活日益精彩：“我不想再回老家了，希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不是出来了吗？我现在还年轻，希望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北京积分落户的政策标准。”
《意见》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积分落户成为张霞的希望。
像张霞这样的新农民工群体，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称其为“90后”农民工。他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上表示，“90后”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识特别强，他们和“70后”农民工不一样，“‘70后’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家里盖房，找老婆结婚，女的是为了嫁妆。现在‘90后’新农民工大部分人不准备回去，都想尽可能地留在城市。”徐匡迪说。
但是，新的户籍政策对于这些“漂”在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的“90后”新农民工敞开的门并不很大。
《意见》提出的“积分落户制度”标准看似简单，主要是“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设置积分分值，但是在“积分落户制度”细则没有出台前，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怎么落实。
张霞说，如果仅仅按照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这几个简单的标准，她在北京待够一定年限，落户北京肯定不成问题，“估计不会这么简单，像我这样条件的人在北京满大街都是，北京可能容纳这么多人吗？估计还会有别的更为苛刻的条件。”
即便这样，张霞还是想留在北京，不愿回到几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
农民工大城市难落户
中小城市成鸡肋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各个省会城市，几乎集中了当地最优势的教育、医疗等资源，这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工资水平高。相对而言，中小城市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工资水平也比较低。两相比较，大城市显然更具吸引力。但这也使得这些城市的环境受到巨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然认为，现行的户籍改革方案提出要限制特大城市发展，放开中小城镇，“其实内地的中小城市已经放开了，但是没有人去。大城市已经有很多流动人口进去了，如果要强行赶走外来人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的大城市要直面流动人口或者是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表示，目前中小城市户口已经放开，但并不能成为新一轮新型城镇化最艰巨任务的承担者，“现在最难完成城镇化的是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据叶裕民提供的数字，目前中国有8000万人跨省流动，其中有4000多万人在前十大城市，2600万人在京沪深三市，“没有这些外来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城镇化，也没有这些城市的现代化”。
中国的城镇化，接下来的道路该怎么走？8月31日，在中国城市研究领域首个高层次多学科集成新型智库——“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仪式上，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等人把脉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
但不少专家认为，这个美好的愿景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农民工落户城市
从“不敢想”到“不太想”
今年50岁的胡军，再过10年就要退休了，他打算退休后就回河南信阳老家养老。胡军是河南省信阳市某村的村民，虽然已经在北京摸爬滚打工作了10年多，但是也没能在北京买下一套住房。“现在是有资格买房，但是房价高得还是买不起。”
住房买不起，解决户口对他而言更是天方夜谭。《意见》提出在特大城市建立积分落户制度，也没能燃起他对拥有北京户口的希望。
“即便是北京实行积分落户制度，也轮不到我头上。北京的消费水平太高了，尤其是房价。”胡军告诉记者，拥有北京户口主要是为孩子考学，其他方面对他都不重要，“我已经在老家买了两套房，等工作到60岁就可以告老还乡了。”
这是目前60后、70后大多数农民工境遇的一个缩影。
据四川统计局今年年初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目前有93.7%的四川进城务工人员表示习惯城市生活，但明确愿意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只有10.7%。“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更有优势”是不愿转户的首要原因，选择比例为51.6% 。而“养老得不到解决（选择比例50.4%）”“住房没有保障（选择比例44.4%）”“失业或找不到工作（选择比例38.5%）”则是进城务工人员对转为城镇户口后最担心的三大问题。
这个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暨人的城镇化”会议上表示，农民工要真正实现市民化至少有三步，第一步是就业转移到城镇。“这一步是我国过去30年城镇化的模式，只进城就业，不进城定居”。第二步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愿意和有能力落户的人拿到城市户口，在城市落户。“这一步在我国才刚刚开始”。第三步是推动清除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这一步需要更长时间，而要实现真正文化上的融合需要一代人。”杨伟民说。
“90后”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识特别强
张霞长得很清秀，鹅蛋脸、大眼睛，说话声音柔美好听。1992年出生的她，在自己20岁时从四川的一个小山村来到北京。她一直说自己“很幸运”。
如她所言，2012年刚来北京，经亲戚介绍，就找到了一份传媒公司的工作，如今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现在她已经从最初来北京时一个羞怯的小姑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跟客户洽谈广告的业务经理。
张霞在北京的生活日益精彩：“我不想再回老家了，希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不是出来了吗？我现在还年轻，希望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北京积分落户的政策标准。”
《意见》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积分落户成为张霞的希望。
像张霞这样的新农民工群体，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称其为“90后”农民工。他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上表示，“90后”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识特别强，他们和“70后”农民工不一样，“‘70后’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家里盖房，找老婆结婚，女的是为了嫁妆。现在‘90后’新农民工大部分人不准备回去，都想尽可能地留在城市。”徐匡迪说。
但是，新的户籍政策对于这些“漂”在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的“90后”新农民工敞开的门并不很大。
《意见》提出的“积分落户制度”标准看似简单，主要是“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设置积分分值，但是在“积分落户制度”细则没有出台前，没有人知道究竟会怎么落实。
张霞说，如果仅仅按照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这几个简单的标准，她在北京待够一定年限，落户北京肯定不成问题，“估计不会这么简单，像我这样条件的人在北京满大街都是，北京可能容纳这么多人吗？估计还会有别的更为苛刻的条件。”
即便这样，张霞还是想留在北京，不愿回到几千里之外的农村老家。
农民工大城市难落户
中小城市成鸡肋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各个省会城市，几乎集中了当地最优势的教育、医疗等资源，这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工资水平高。相对而言，中小城市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工资水平也比较低。两相比较，大城市显然更具吸引力。但这也使得这些城市的环境受到巨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然认为，现行的户籍改革方案提出要限制特大城市发展，放开中小城镇，“其实内地的中小城市已经放开了，但是没有人去。大城市已经有很多流动人口进去了，如果要强行赶走外来人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的大城市要直面流动人口或者是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表示，目前中小城市户口已经放开，但并不能成为新一轮新型城镇化最艰巨任务的承担者，“现在最难完成城镇化的是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据叶裕民提供的数字，目前中国有8000万人跨省流动，其中有4000多万人在前十大城市，2600万人在京沪深三市，“没有这些外来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就没有中国的城镇化，也没有这些城市的现代化”。
中国的城镇化，接下来的道路该怎么走？8月31日，在中国城市研究领域首个高层次多学科集成新型智库——“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仪式上，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等人把脉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