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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媒体发展很快，对外交的冲击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不好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一样多，它对外交构成的挑战和问题比它给外交带来的便利要多。其中，有四个挑战值得关注。
外交技术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被视作是一门语言的学问，英国外交学家萨道义把外交称作为用智慧和机智处理国际关系的学问。过去外交很注重对语言的训练，如何谈判、辩论、表达立场等，外交是一种智慧和机智。但是，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出现之后，外交就不仅依赖语言，更需要技术了，特别是熟练运用技术来增强语言效能的能力。就像治理国家一样，过去靠的是智慧，现在也得需要工程师了。从技术角度而言，新媒体对外交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不懂新媒体技术，在外交上是会失去主动权的，甚至会延误战机，吃败仗。因此，现在各国在考虑新媒体的外交意义时，更多的还是考虑技术方面的，也就是发布信息的技术提高了，能够更好地澄清事实、阐述政策，新媒体技术成为公共外交的一种实现方式，或者外交公众化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是，政府运用新媒体技术也有自己的规律，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办微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政府办微博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信息把握上要非常慎重。美国国务院也有类似的Dipnote的微博，中间有一个“雾谷飞鸿”的社区，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它办得好并不是政府办的，而是请了三个中国人，因为他们对中国人关注什么问题很清楚。总之，虚拟化的过程从技术上很简单，但是这一过程其实是极端化的过程，信息如果不极端的话，在微博上的发言如果没有棱角的话，就没有人关注。虽然不一定要娱乐化，但是必须是极端化的。所以，办微博时如何驾驭极端化是个问题。外交官的语言一般都是比较有弹性的、圆润的，说话留三分的，而微博则不同，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如何平衡官方立场的回旋余地和新媒体技术的极端化倾向，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外交互动化的挑战
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化更加迅捷、更加平等。在传统上，外交尽管也是职业外交官之间的互动，但总是有一定口径的，而且互动并不迅速。外交官往往第一次见面是探听虚实和亮明立场，真正的底牌是反复互动的结果，而且伴随着请示汇报、酝酿决策，中间环节非常多，效率也比较低。但是，新媒体交流是一种极其迅捷的沟通方式，微博是两分钟的事情，关注的是当下和未来，一旦没有及时回应，就会造成外交被动。在当今的新媒体空间，外交事务变得异常敏感，一些过去看上去不起眼的事件，在新媒体的鼓噪下，可能一下子就演化成一种潮水般的社会压力，如果不能在两分钟内对某一事实作出回应，将问题搞清楚，澄清视听，潮水般的网络炒作和信息叠加式的汇集，就会造成外交的被动。
与此同时，新媒体在释放了信息传播速度的同时，也释放了谣言等不正确信息的消极影响。政府运用新媒体服务外交的时候，既要加快传播速度，还要争取话语权和影响力。于是，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如何平衡短期的得势和长期的得理的问题。当然，政府微博首先要强调短期的得势，来了问题时首先要站得稳，占得优势，但是，短期的得势不一定意味着长期的得理，特别是在局势晦暗不明的时候，怎样才算是正确的回应，在当事人看来是很难判断的。对于新媒体中涌现出的问题，该不该回应，怎么回应，如何掌握尺度，对于政府运用新媒体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做到攻防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统一的口径，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更是影响信息化时代外交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外交民粹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是一个高度敏感和高度封闭的领域，外交部门的干部都恪守“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分外谨慎，一般老百姓也不大容易了解外交的内情。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梅特涅甚至明确说外交与普通百姓无关，是职业外交官的事情。然而，社交新媒体释放的是草根阶层对外交的热情，解放了草根参与外交的障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普通百姓了解外交事务的渠道畅通了，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普通百姓对国际事务的感受也增强了，利益冲击也在增大，比如南海事件、叙利亚事件、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都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因此，媒体解放的是草根，草根是非常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草根释放的能量使民众对外交的兴趣和热情急剧上升，这对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西方的民主理论研究表明，一个稳定的民主的投票率不能太高，不能超过50％，在民主化过程中，西方国家都谨慎地控制投票率，以巩固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微博解放了草根以后，在外交制度没有相应调整和改革的情况下，就必然产生了对政府外交的压力。特别是新媒体解放的不是公共舆论，而是大众舆论或者群众舆论，这种舆论带有很强的草根化倾向和民粹化倾向，很多人在新媒体领域讨论外交事务根本不是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信息化时代如何对此种外交民粹化的倾向进行管控，特别是如何与政府政策相配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外交公众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停留在少数社会精英的圈子中，只有处在国家领导人和非常高端位置上的才能涉足外交决策权。然而，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卷入外交事务的行为体越来越多。外交公众化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比如加拿大和挪威，他们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所有的议题都经过无数次的网上交流，在此基础上外交官员再起草政策方案。当然，这里说的网上交流的人群并不是所有人，首先是要有学者或者智库的相关人员进行分析和把握，之后再慢慢扩大到媒体领域和业界的精英阶层等，再然后扩大到那些对国家外交感兴趣的人群之中。
在此种外交社会化的趋势下，对于外交政策，有中央的意图，有民众的意图，这两种意图之间有一个落差，如何弥补这一落差，形成上下同欲的格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交小灵通”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说，外交向社会延伸是各国的趋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也曾倡议过外交官走出使领馆，走进社区，拿起话筒演讲，与当地民众交流。当然这些内容的实现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新媒体对外交的影响
新媒体进入外交领域后，对外交事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性的影响。新媒体提供了外交的新技术，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方面，外交借助于新媒体技术，加快了传统外交的交流速度，也推动了公众在外交领域中的参与。特别是“外交小灵通”的开通，对于激发公众对外交问题的热情具有很大的影响，来自普通网民中关心外交事务的粉丝聚集在“外交小灵通”周围，开始对舆论产生了影响。 二是社会的影响。就目前来看，“外交小灵通”对社会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特别是外交在如人人网、开心网、天涯社区等社会性媒体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外交部也要和这些机构建立起联系，通过一定的机制将它们转化为外交资源。此外，还有移动媒体，包括手机通信网、移动传媒、分众传媒领域，在这方面外交部的工作还可以更有作为。
第三是体制的影响。新媒体带来了外交信息的开放，大量的新的行为体开始卷入到外交事务中来，比如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学者、智库等，如何将新媒体激发起的外交热情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将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制度建设，新媒体在介入外交事务的时候究竟需要哪些制度?新媒体在外交体系制度里应当占有怎样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位置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究竟定位在什么地方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
利用新媒体提升中国外交能力
关于能力建设，我认为有六项能力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隐身的能力。2008年我研究过奥巴马的竞选战略，当时我就预料到奥巴马肯定会在网络领域做很多的工作，他似乎有分身术，发言很多，和网友的互动也很多，但实际情况是这些行为背后不一定就是奥巴马本人，但是和网民聊的那些人每次都会把网民关注的一些议题整理成要点给奥巴马，奥巴马随后公开回应这些网民关注的问题，让网民特别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所以，政府微博应该聘用一些民间人士，采取官民结合、平民化的营销策略，从而使之更能为公众所接受。外交部也应该走入老百姓中间，不单单是在微博上和粉丝互动，在现实中也应该加强互动，可以邀请“微博主”中的积极分子到外交部见面，征求他们的意见，增加互动的机会。
第二个是信息安全问题。新媒体是一个新的空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尤其像外交部这样高度敏感的部门，必须加强信息安全建设，在知识产权、立法、监控、预警等方面也要做一些工作。尊重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新媒体技术革新的自由贸易环境，确保外部世界对中国新媒体技术产品的低价、高质、安全和可获得。寻求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安全，加大网络立法、执法力度，建立新媒体舆情监控预警体制，推动新媒体网络传播空间的有效治理，确保新媒体外交平台的政治安全性。
第三个是议题设置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微博开放日、微访谈等，比如请亚非司的人员讲讲叙利亚问题。新媒体的应用使官方与网民相互之间的距离更接近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了，但也仅此而已。外交部和网民本身都没有什么变化，最多只能说外交部更加亲民了。用老百姓的语言去表达政府的意图，增强议程设置能力，这是官方微博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四个是提升话语创新能力。现在很多外交话语不能转化成网民话语，但是创造新话语的能力却决定着影响力。在新媒体时代，恐怕只有“新”的才能有影响。奥巴马的竞选网站非常简单，文字内容很少，但图片较多，整体很清新。特别是首页，文字过多就不利于信息的搜索，而其功能不外乎就是交流。
第五个是规则的构建问题。比如，如何讨论外交问题，在讨论外交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说，我们外交官都知道在某一问题上如何表态，但是老百姓谈论外交需要由政府加以引导。政府的任务应该是通过微博使老百姓的问题得到满意的回答和解释。只要是代表国家的官方微博，那么即便是新媒体也只能服从于国家利益。
第六个是要有社会网络动员能力。在新媒体动员外交方面，我觉得有三个结合的问题。首先是官民结合。外交部资源有限，应该借助民间力量。其次是新旧并用。即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要一起使用，不能有了新媒体就彻底抛弃老媒体的传统优势，尤其还要注意微博发布和新闻发布相互呼应的问题。最后就是攻防兼备。既要主动向新媒体领域出击，占领舆论先机，又要筑牢外交防线。
外交技术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被视作是一门语言的学问，英国外交学家萨道义把外交称作为用智慧和机智处理国际关系的学问。过去外交很注重对语言的训练，如何谈判、辩论、表达立场等，外交是一种智慧和机智。但是，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出现之后，外交就不仅依赖语言，更需要技术了，特别是熟练运用技术来增强语言效能的能力。就像治理国家一样，过去靠的是智慧，现在也得需要工程师了。从技术角度而言，新媒体对外交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不懂新媒体技术，在外交上是会失去主动权的，甚至会延误战机，吃败仗。因此，现在各国在考虑新媒体的外交意义时，更多的还是考虑技术方面的，也就是发布信息的技术提高了，能够更好地澄清事实、阐述政策，新媒体技术成为公共外交的一种实现方式，或者外交公众化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是，政府运用新媒体技术也有自己的规律，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办微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政府办微博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信息把握上要非常慎重。美国国务院也有类似的Dipnote的微博，中间有一个“雾谷飞鸿”的社区，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它办得好并不是政府办的，而是请了三个中国人，因为他们对中国人关注什么问题很清楚。总之，虚拟化的过程从技术上很简单，但是这一过程其实是极端化的过程，信息如果不极端的话，在微博上的发言如果没有棱角的话，就没有人关注。虽然不一定要娱乐化，但是必须是极端化的。所以，办微博时如何驾驭极端化是个问题。外交官的语言一般都是比较有弹性的、圆润的，说话留三分的，而微博则不同，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如何平衡官方立场的回旋余地和新媒体技术的极端化倾向，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外交互动化的挑战
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化更加迅捷、更加平等。在传统上，外交尽管也是职业外交官之间的互动，但总是有一定口径的，而且互动并不迅速。外交官往往第一次见面是探听虚实和亮明立场，真正的底牌是反复互动的结果，而且伴随着请示汇报、酝酿决策，中间环节非常多，效率也比较低。但是，新媒体交流是一种极其迅捷的沟通方式，微博是两分钟的事情，关注的是当下和未来，一旦没有及时回应，就会造成外交被动。在当今的新媒体空间，外交事务变得异常敏感，一些过去看上去不起眼的事件，在新媒体的鼓噪下，可能一下子就演化成一种潮水般的社会压力，如果不能在两分钟内对某一事实作出回应，将问题搞清楚，澄清视听，潮水般的网络炒作和信息叠加式的汇集，就会造成外交的被动。
与此同时，新媒体在释放了信息传播速度的同时，也释放了谣言等不正确信息的消极影响。政府运用新媒体服务外交的时候，既要加快传播速度，还要争取话语权和影响力。于是，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如何平衡短期的得势和长期的得理的问题。当然，政府微博首先要强调短期的得势，来了问题时首先要站得稳，占得优势，但是，短期的得势不一定意味着长期的得理，特别是在局势晦暗不明的时候，怎样才算是正确的回应，在当事人看来是很难判断的。对于新媒体中涌现出的问题，该不该回应，怎么回应，如何掌握尺度，对于政府运用新媒体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做到攻防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统一的口径，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更是影响信息化时代外交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外交民粹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是一个高度敏感和高度封闭的领域，外交部门的干部都恪守“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分外谨慎，一般老百姓也不大容易了解外交的内情。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梅特涅甚至明确说外交与普通百姓无关，是职业外交官的事情。然而，社交新媒体释放的是草根阶层对外交的热情，解放了草根参与外交的障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普通百姓了解外交事务的渠道畅通了，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普通百姓对国际事务的感受也增强了，利益冲击也在增大，比如南海事件、叙利亚事件、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都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因此，媒体解放的是草根，草根是非常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草根释放的能量使民众对外交的兴趣和热情急剧上升，这对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西方的民主理论研究表明，一个稳定的民主的投票率不能太高，不能超过50％，在民主化过程中，西方国家都谨慎地控制投票率，以巩固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微博解放了草根以后，在外交制度没有相应调整和改革的情况下，就必然产生了对政府外交的压力。特别是新媒体解放的不是公共舆论，而是大众舆论或者群众舆论，这种舆论带有很强的草根化倾向和民粹化倾向，很多人在新媒体领域讨论外交事务根本不是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信息化时代如何对此种外交民粹化的倾向进行管控，特别是如何与政府政策相配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外交公众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停留在少数社会精英的圈子中，只有处在国家领导人和非常高端位置上的才能涉足外交决策权。然而，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卷入外交事务的行为体越来越多。外交公众化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比如加拿大和挪威，他们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所有的议题都经过无数次的网上交流，在此基础上外交官员再起草政策方案。当然，这里说的网上交流的人群并不是所有人，首先是要有学者或者智库的相关人员进行分析和把握，之后再慢慢扩大到媒体领域和业界的精英阶层等，再然后扩大到那些对国家外交感兴趣的人群之中。
在此种外交社会化的趋势下，对于外交政策，有中央的意图，有民众的意图，这两种意图之间有一个落差，如何弥补这一落差，形成上下同欲的格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交小灵通”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说，外交向社会延伸是各国的趋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也曾倡议过外交官走出使领馆，走进社区，拿起话筒演讲，与当地民众交流。当然这些内容的实现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新媒体对外交的影响
新媒体进入外交领域后，对外交事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性的影响。新媒体提供了外交的新技术，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方面，外交借助于新媒体技术，加快了传统外交的交流速度，也推动了公众在外交领域中的参与。特别是“外交小灵通”的开通，对于激发公众对外交问题的热情具有很大的影响，来自普通网民中关心外交事务的粉丝聚集在“外交小灵通”周围，开始对舆论产生了影响。 二是社会的影响。就目前来看，“外交小灵通”对社会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特别是外交在如人人网、开心网、天涯社区等社会性媒体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外交部也要和这些机构建立起联系，通过一定的机制将它们转化为外交资源。此外，还有移动媒体，包括手机通信网、移动传媒、分众传媒领域，在这方面外交部的工作还可以更有作为。
第三是体制的影响。新媒体带来了外交信息的开放，大量的新的行为体开始卷入到外交事务中来，比如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学者、智库等，如何将新媒体激发起的外交热情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将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制度建设，新媒体在介入外交事务的时候究竟需要哪些制度?新媒体在外交体系制度里应当占有怎样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位置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究竟定位在什么地方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
利用新媒体提升中国外交能力
关于能力建设，我认为有六项能力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隐身的能力。2008年我研究过奥巴马的竞选战略，当时我就预料到奥巴马肯定会在网络领域做很多的工作，他似乎有分身术，发言很多，和网友的互动也很多，但实际情况是这些行为背后不一定就是奥巴马本人，但是和网民聊的那些人每次都会把网民关注的一些议题整理成要点给奥巴马，奥巴马随后公开回应这些网民关注的问题，让网民特别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所以，政府微博应该聘用一些民间人士，采取官民结合、平民化的营销策略，从而使之更能为公众所接受。外交部也应该走入老百姓中间，不单单是在微博上和粉丝互动，在现实中也应该加强互动，可以邀请“微博主”中的积极分子到外交部见面，征求他们的意见，增加互动的机会。
第二个是信息安全问题。新媒体是一个新的空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尤其像外交部这样高度敏感的部门，必须加强信息安全建设，在知识产权、立法、监控、预警等方面也要做一些工作。尊重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新媒体技术革新的自由贸易环境，确保外部世界对中国新媒体技术产品的低价、高质、安全和可获得。寻求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安全，加大网络立法、执法力度，建立新媒体舆情监控预警体制，推动新媒体网络传播空间的有效治理，确保新媒体外交平台的政治安全性。
第三个是议题设置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微博开放日、微访谈等，比如请亚非司的人员讲讲叙利亚问题。新媒体的应用使官方与网民相互之间的距离更接近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了，但也仅此而已。外交部和网民本身都没有什么变化，最多只能说外交部更加亲民了。用老百姓的语言去表达政府的意图，增强议程设置能力，这是官方微博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四个是提升话语创新能力。现在很多外交话语不能转化成网民话语，但是创造新话语的能力却决定着影响力。在新媒体时代，恐怕只有“新”的才能有影响。奥巴马的竞选网站非常简单，文字内容很少，但图片较多，整体很清新。特别是首页，文字过多就不利于信息的搜索，而其功能不外乎就是交流。
第五个是规则的构建问题。比如，如何讨论外交问题，在讨论外交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说，我们外交官都知道在某一问题上如何表态，但是老百姓谈论外交需要由政府加以引导。政府的任务应该是通过微博使老百姓的问题得到满意的回答和解释。只要是代表国家的官方微博，那么即便是新媒体也只能服从于国家利益。
第六个是要有社会网络动员能力。在新媒体动员外交方面，我觉得有三个结合的问题。首先是官民结合。外交部资源有限，应该借助民间力量。其次是新旧并用。即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要一起使用，不能有了新媒体就彻底抛弃老媒体的传统优势，尤其还要注意微博发布和新闻发布相互呼应的问题。最后就是攻防兼备。既要主动向新媒体领域出击，占领舆论先机，又要筑牢外交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