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形式的心理报告，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和严密的防范措施，也可能被操纵、造假，导致权力滥用，引发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
　　
　　见母亲被人捅死，两个未成年少年和父亲追上行凶者，将其打死。父亲被判刑十年之余，两名少年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告上法庭。日前，深圳市龙岗法院在判决时，首次将法院社工帮教服务站心理咨询师作出的个性测试结果（俗称心理报告）作为重要判案依据之一，分别将两未成年被告人轻判缓刑。
　　心理报告作为量刑依据，以往既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案例，同样也没有看到法律和司法解释有相关规定，有些人恐怕会产生狐疑：这是不是违法裁判，会不会造成司法滥用权力、司法腐败呢？
　　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心理报告。据称，龙岗法院社工帮教服务站心理咨询师多次到看守所与余氏兄弟沟通，在深入了解其内心想法后，对其进行了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该测试原先是由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哈瑟韦和麦金力于40年代制定的，问卷的制定方法是分别对正常人和精神病人进行预测，以确定在哪些条目上不同人有显著不同的反应模式，原本测验最常用于鉴别精神疾病，后来也用于司法审判、犯罪调查等。
　　经过测验后，得出的结论是两个少年对社会的仇视程度很低，没有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因此，这个心理报告所起到的作用的是，证实他们“对社会的仇视程度很低，没有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换一句话说，就是对他们轻判，实际上对社会不会产生多大的危害。
　　人身危险性低、再犯可能性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在量刑上从轻，是有理论依据的。对于一个被告人，法律之所以要判处他相应的刑罚，是基于两种考虑，一种是报应，一种是预防，也就是说，社会要对他所犯的罪进行惩罚，同时考虑到他人身具有危险，要预防他重新犯罪，危害社会。
　　如果一个被告人，他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是惯犯、累犯等，那么，他对社会再次产生危害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法律就要对他处更重的刑罚，以加强对社会的预防；反之，如果一个人只是偶犯、激情犯、过失犯等，他们反社会的倾向比较小，对社会再次产生危害也比较小，那么，法律可以对他处更轻的刑罚。
　　并且，尽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人身危险性小作为从轻、减轻的依据，但法律给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常常运用“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从重、从轻裁判，而人身危险性就是法官经常考虑的“酌定量刑情节”之一。
　　从本案来看，两名未成年被告人虽然犯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但他们是从犯，且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两人未成年，法官再综合对他们心理报告揭示出的他们人身危险性比较低等因素，判处他们缓刑，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反而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体现了司法“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一种测试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新形式——心理报告，其实不仅可以在这个案件中适用，在今后类似的案件中都可以推广，用以帮助法官更为准确地了解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实际情况，更好地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不过，作为新形式的心理报告，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和严密的防范措施，也可能被操纵、造假，导致权力滥用，引发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正如某些地方的精神病鉴定一样，五花八门，乱象从出。因此，在推广心理报告的同时，也要对相应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资格以及鉴定委托程序进行规范，避免成为新的司法腐败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