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鸾睒光踏半臂”是唐代才子李贺《唐儿歌》中描写孩童服饰的诗句，“银鸾”就是佩戴在童子脖颈的錾刻鸾鸟纹饰的银项圈。《中国服饰名物考》一书中收录有一件传世唐代银项圈，状如弦月，其上装饰唐代盛行的缠枝对鸟纹，恰可与《唐儿歌》中所谓“银鸾”项圈相合。给孩童戴项圈的风俗不但历史上盛行，时至今日依然不衰。然而，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向来被视为传统佩饰的项圈，实则并非国货。
　　| 古老文明觅踪影 |
　　项圈在世界各大古老文明遗迹中均可觅其踪影。自地中海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至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民族遗存都有项圈存世。古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曾经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写道：“波斯国王居鲁士藏于帕萨伽代陵墓的尸身上装饰有大量的黄金制品，包括颈饰、臂饰以及镶嵌宝石的黄金缀饰。”希罗多德也曾说过，波斯王薛西斯的一万精兵，均披挂大量的黄金饰物，以昭示其英武过人。类似的传统在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草原骑马民族也存在，无论男女均披金戴银。2000年俄罗斯吐瓦共和国北境南西伯利亚萨彦—阿尔泰地区发掘了一座贵族夫妇合葬墓葬（阿尔赞2号坟冢），该墓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主椁室中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金器，其中就包括男女墓主人随身佩戴的金项圈。男性墓主所戴金项圈上部呈圆柱状，表面浮雕山羊、野猪、虎等搏斗的复杂场景，前部为弯曲的四方体；女性墓主人的项圈则呈月牙形，两端由金链相连。
　　类似的弯月状项圈，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也曾出现过。此件希腊工艺的金项圈时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造型精美绝伦，整体呈宽扁的月牙形，分成三条花纹带，装饰有透雕纹饰，两端末装饰狮头，狮口附环，狮颈饰花纹带，连一段金丝编制的短链子，用合页将两末端接到项圈本体上。透雕纹饰包括表现斯基泰人的生活场景，如制羊皮、挤羊奶等，以及源自西亚的有翼神兽—飞翔的格里芬，两两相对嘶哑骏马，体现出斯基泰人的审美取向—不同于希腊人对于骏马的珍爱，斯基泰人却将其置之于格里芬的爪牙之下。
　　骑马民族普遍存在佩戴大量装饰品的风俗。大英博物馆所藏青铜时代的凯尔特人的遗存，宽大的项圈也是较为常见金属饰品。古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曾记录欧洲的凯尔特人喜欢聚敛大量的黄金，并将其打制成各种装饰品。不但女人佩戴，男人也不例外，他们在手臂和手腕處套上臂环，脖子上也戴着硕大的金项圈。欧亚草原的骑马民族披挂贵重饰物的传统与其游牧迁徙居无定所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因为将贵金属制成精美的装身具，等于将财富随身携带。而对于热衷征战攻伐的武士而言，厚重的黄金项圈不但是财富和荣耀的象征，也是不可或缺的护身装备。
　　| 异域风尚遍中原 |
　　在我国境内考古发掘北方匈奴和西南羌人的遗存时均发现有项圈实物，说明匈奴人和羌人也存在佩戴包括项圈在内的装饰品的传统，这应该与骑马民族的影响有关。但是中原地区佩戴项圈的传统，就目前所见资料显示则最迟始于唐代，作为颈部装饰品，佩戴者以未成年的婴孩居多；成年男子则未见有佩戴者，这一点与西方明显不同。
　　《文物》1966年第1期曾刊登《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一文，简介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唐代窖藏出土一批时代约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9世纪中期）的银器。这批唐代银器包括一件银项圈，呈薄身月牙形状，两端云头，长14.5厘米、宽3厘米，与开篇所示传世唐代银项圈形制类似，惟此通体光素，无任何纹饰。而西安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陕西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的襁褓婴儿俑，其颈间也佩戴一件扁片状项圈。说明中原地区至晚在唐代已经有佩戴项圈的风俗。
　　中原汉人佩戴项圈很可能与佛教的传播有关，随着佛教的东渐，带有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受希腊影响的犍陀罗造像，在服饰方面也继承了地中海风格，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藏一件公元前2至3世纪的贵霜时代弥勒造像，整体带有强烈的希腊罗马艺术风。弥勒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肩披天衣、足蹑攀带鞋、右手抬举、左手持瓶，其脖颈间的项饰有两种，一种为较长的项链，另一种则为宽扁状项圈。自西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我国佛教造像活动兴起，类似的造像多有存世，日本藤井有邻馆藏一件陕西三元原出土的十六国时代的鎏金菩萨立像，其颈部饰物繁复，包括一条下垂的长项链和一件宽扁状项圈。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
　　造像活动产生了大量佛教偶像，这些外来的神祇在接受人们膜拜的同时，其异域装扮也令人大开眼界，项圈很可能由此被人们认知，而时至唐代，已然变成俗世的装饰品。唐代的项圈大多呈宽扁的月牙状，在形制上与斯基泰项圈、犍陀罗菩萨佩戴的项圈类似，其直接来源应该正是犍陀罗菩萨造像。因其别具一格的优美形制，又属菩萨庄严，给孩童佩戴则自然而然带有菩萨护身的意味，后世民俗认为项圈能保佑孩童健康成长、远离疾病灾祸，大概也由此衍生。
　　除作为孩童辟邪的护身符外，年轻女子也将项圈作为颈间的装饰品。虽然在《簪花仕女图》中出现一位颈戴项圈的宫妃，但相关研究者或认为该画绘制时代晚后于唐，且画面中或混入后人补笔，鉴于此，便不能确定画面反映内容是唐代的真实情况。然而，从服饰史的角度分析，自唐而始，女子开始逐渐重视颈部装饰。西安韦顼墓石椁线刻图，其中就有一位颈配珠串的侍女。此外，1985年陕西咸阳长武县郭村唐墓出土的一件彩绘双环髻女俑，在颀长的脖颈间也有一件珠串饰物。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有“钿璎累累珮珊珊”之言，用以描绘盛饰华服的大唐仕女，或可与之相互印证。也正是因为唐代女子开始佩戴颈饰，才使项圈逐渐成为大众化的装饰品。
　　宋元时期，项圈形制上大体继承唐代宽扁状的特点，佩戴项圈者仍以孩童、仕女居多。与而同时，另有一类项圈，整体趋向纤细，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一枚长命锁，将这件外来的装饰品与固有的民俗集合起来，成为带有辟邪护身意味的吉祥物，传世的宋元婴戏类绘画中常见童子项戴长命锁项圈的形象。明清时期则以此类长命锁项圈最为常见，唐伯虎绘《洞箫侍女图》中美人颈配金锁项圈，金锁缀于胸前，与满头珠翠相互呼应，装饰效果显著。此外，清代爱竹轩年画中的童子也佩戴类似样式的长命锁项圈，对儿童而言这是保佑其长命百岁的护身符。项圈和长命锁的固定组合，具有长命富贵的美好意义，这种民俗深入人心、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