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个大特务，经常接受指令从事某种与身份不相符的活动，你会相信吗？然而，史书就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
　　某年，曹寅向康熙汇报了苏杭织造捐资平抑米价和洪武陵墓塌陷这两件事，康熙在奏折上批示说：“知道了。此事奏明的是，尔再打听还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
　　大学士熊赐履退休后一直住在江宁，康熙曾在曹寅进京时叮嘱他“存问”熊的有关情况。一年后，曹寅在奏折中这样汇报：“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近日與江宁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看花做诗，又《小桃园杂咏》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与交游，不能知其底蕴。仅据所得实奏。”熊赐履病故后，康熙又吩咐曹寅将其病中吃什么药，临终有何吩咐，儿子如何等情况一一打探清楚。
　　这里很有必要讲一讲康熙与曹寅非同一般君臣的情分。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所谓“包衣”，是满语，全称为“包衣阿哈”，即“家的奴隶”的意思。曹寅16岁入宫为康熙銮仪卫，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四月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转任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与大舅子李煦隔年轮管两淮盐务。这几个职位都是肥得流油的。康熙一生六次南巡，其中有五次住在曹寅家。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两江总督噶礼向皇帝参奏曹寅，说他与李煦亏欠两淮盐课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康熙没有同意，只是私下里叮嘱曹寅和李煦设法补上亏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曹寅病危，康熙特赐奎宁，派人星夜由北京送到江宁，可惜药尚未到，曹寅即已病逝。
　　在康熙时代，曹寅绝对不是皇家唯一的兼职“特工”。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在给李煦的朱批中嘱咐：“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以叫人知道，若有人知道，尔即招祸矣！”
　　历史上，像康熙这样实行有形无形特务统治的皇帝比比皆是。明代有公开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大臣在家里说的什么话、甚至吃的什么菜，皇帝都知道。康熙的儿子雍正更是发明了密奏制度，大臣对别的官员的言行有怀疑或不满，可以秘密地告诉皇帝。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做官真的如履薄冰。
　　皇帝这样做有不得已的一面。皇权时代，没有电话、QQ，也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皇帝想要了解一点什么信息，必须依赖地方官员的汇报。而出于趋利避害本性，地方官员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这样，皇帝很难明察地方政治的真相。让自己特别宠幸的大臣充当耳目，假若这大臣心术不是太坏，皇帝被地方瞒骗的几率就会相对少一些。
　　皇权制度是非常自私的，即使是最愚蠢的皇帝，他也希望自己的江山稳固、万世一系，而官员都是为某个朝代服务的，他们不会关心谁做皇帝，只在乎能不能从这个政权里获得各种利益。理念之天然相悖必然导致皇帝对官员的忠诚生出疑心。为了让官员俯首贴耳，皇帝一方面会用物质、职位、荣誉笼络他们，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手段对其监控。康熙叮嘱李煦做“包打听”时不要将自己的话透露出去，其目的就是要始终保持监控的地下性，让被“看牢”的地方官员防无可防。
　　在皇帝眼里，大臣有在乎利益的，有看重名节的，就是没有心甘情愿地忠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