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农家，总觉得“图书馆”三字对我来说遥远又陌生。那是城里人的事情，只有城里人才有资格去图书馆里借书阅报。而“城”离我们这些乡下人更遥远。虽说县城距我居住的小镇只有40华里，但我的伯父、伯母年近花甲了还未进过一趟城。
　　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图书馆是上世纪60年代初。那一年我13岁，考上县第七中学。不知什么原因，第七中学没建在我们镇上，却建在了距我们镇12华里外的一个名叫“程寺”的地方。那地方既偏僻又落后，用“鬼不下蛋”来形容它绝不为过。那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乡间小集，街长不足500米，有两间供销门市部和一个小卫生所，记得还有一个小邮所。集为露水集，只早晨一小会儿，最繁华时也不过300人。我们学校在街最西头，与集市隔一个很大的操场。每天早晨我们上操时，赶集的乡民就从操场里斜插过去。他们边走边看我们跑圆圈，脸上竟是把不住的可笑。
　　学校图书馆是两间房，还有两间阅览室。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很懵懂，压根儿不知过去干什么。记得是一位姓田的同学喊我一起去的，他一去就非常熟悉地看杂志翻报纸。我当时还不知杂志为何物，便取了一本《人民画报》翻看。那时候《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都很牛，又大又厚，而且全是彩页。我一下就被那鲜丽的画面所吸引。我不知道外面还有如此精彩的世界，便如饥似渴地看了这本看那本，直直看到天大黑。
　　从此，我便成了阅览室的常客，每到课余时间就朝里边跑。如果某一天阅览室不开门，心中就很失落。从那里，我认识了什么叫杂志，还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河南日报》什么的。当时还很喜欢一本名叫《中国青年》的杂志，每期必看。只可惜，乡间学校经费有限，阅览室所订报刊太少，经不住看，没多久就将老杂志翻了个遍。每天投递员骑着自行车来送报纸，就盼着有新杂志来。不想杂志老拖期。由于阅读上瘾，只好转向图书室，申请办了一个借书证。学校借书证是油印的，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借书证，上面盖有学校公章，还有借阅者的姓名和编号。记得我凭证借的第一本书是《东方红》，群众出版社出版，每年一本，上面记载着一年里国内发生的大事，像个综合大刊。那书与众不同，又宽又厚。书内除去国家大事外，还有一些文艺作品，如山东快书、小戏、相声什么的，主要是面对农村，不少节目都适应农村业余宣传队演出。我当时是学校宣传队的演员，比较热爱文艺，看到这些山东快书和相声小段如获至宝。记得我在《东方红》上选的一段山东快书里还找到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就斗胆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令我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群众出版社竟很认真地给我回了一封信。铅印的大红信封，内里是编辑同志的手写体，向我表示感谢，下面是红红的出版社公章。那是我今生收到的第一封信，真是激动万分。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娃儿，能收到北京大出版社的回信，对我的鼓舞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就是这封信，奠定了我日后搞文学创作的兴趣。因为她是外面世界对我的第一次招手，使我一下与他们拉近了距离，给了我不少胆气。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学校立即封存了图书室和阅览室。同学们到处串联，一切全乱了套。我望着那被封存的图书室，心中很不是滋味儿。因为我已看到有好几本书可借阅，看着大门上的封条，只能“望洋兴叹”了。
　　有一天下午，我去食堂打饭，路过图书室时，突然发现后窗有一扇没关严。我瞅了瞅，见四下无人，偷偷推开朝里瞧，呀，有一个书架正对着后窗，而且触手可及。我心中暗暗高兴，一股占有欲很强烈地刺激着我，只可惜那会儿才半下午，周围不断有人经过，生怕别人发现，不敢轻易下手，便悄悄关了那扇窗，单等天黑以后再行事。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我佯装着去食堂打水，迫不及待地溜到图书室后窗处，瞅四下无人，急急打开那扇窗，伸手摸出了两本厚厚的家伙。由于做贼心虚，一直将两本书藏在最秘密的地方不敢示人，直盼到星期六回家的路上，才偷偷拿出来看了看。其中一本是《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另一本是《红日》。一看入了迷，便决定再去偷几本。不料到学校一看，那个后窗已被人钉死了。
　　1968年初中毕业后，我一直在家务农。农村没杂志少报纸，一片死气沉沉。这样在大田里干了几年活，直到1975年搞业余创作，我才又有机会接触到书。那时候，县文化馆对业余作者比较关心，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创作会。虽然是让配合“文化大革命”写作品，搞什么“三突出”，但毕竟让我与文学搭了界，又有了读书的机会。当时县图书馆归文化馆领导，文化馆馆长姓杨，也是文学爱好者。他见我有点儿小灵气，就私自让我进了图书馆的“毒草藏书室”。说是毒草，其实全是一些中外名著。只可惜，那时候我刚开始创作，而且是写曲艺作品，所以在“毒草室”里也专找一些曲艺书看。有《侯宝林相声集》《李润杰快板书》什么的。另外，我还找了不少电影剧本，一下借走了一大摞儿。
　　除此之外，杨馆长还为我们几个重点作者办了一个图书证。望着那硬皮借书证，我心中很是不平静。作为一个公民，我第一次享受到借书的权利。可怜那些父老乡亲，他们大概还不知道县上有这么一个图书馆，可免费看书、借书，这就是不可逾越的城乡差别呀！
　　不过，有了借书证，借书也并不是件容易事儿。那时候，生产队管得严，动不动都要请假。从我家到县城，40华里，没有汽车——就是有汽车咱农民也搭不起呀！因为那时候一个劳动日才顶8分钱，而一张车票就要5毛钱。5毛钱，可称3斤多盐，够一家人吃几个月。农家挣钱比吃屎都难，去哪儿弄钱呢？当时有个姓袁的邻居，他有一辆破自行车。车子破得真是可以，除去铃不响哪都响。但有它总比走得快，每回要借书，我都是提前帮他家干活，巴结着借一回他的破车子。有一回到了县城，天突然大变，到了图书馆门前，人家已经下班了。这时候，又突然下起了大雪。我在县城举目无亲，只好硬着头皮朝家赶。到了县南关，由于上冻路滑，我一下从车子上摔了下来，屁股着地在柏油路上滑了一丈多远才打住。那辆破车子被摔得扭了头，好在拿拿把还能凑合着骑，但再不敢骑快，走到家已是午夜时分，身上、头上全成了冰，双手冻得麻木如石，费了好大劲儿还伸不直……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的心仍有些疼。后来我发誓要建自己的书房。现在虽然我身在省城，但仍觉得图书馆什么的对我有些遥远，老认为那是城里人的图书馆，与我这个进城的农民不是太搭界。为能自己多藏书，我买了一套280平方米的复式房，专挑了一间最大的做了书房，为的就是弥补那痛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