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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烟草博物馆,保存着我国第一任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呈报给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文件。这是关于提高纸烟质量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上毛主席亲笔批示,要求“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作出这样一个批示呢(图1)?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尊权说,我们没有好一点的烟,招待外宾的烟都是洋商的烟,所以当时提出做自己的高级烟。那时我们中华烟草公司在国内很有名,于是就把做高级香烟的任务给了中华烟草公司(图2)。
中国人抽中国烟,是一种民族情结,更是一种国家尊严。吸烟有害健康,但烟草行业又是一个国家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发生时的支柱产业,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没有自己的名牌产品,没有一定的规模,要实现为国家进行原始积累的使命只能是空谈。于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研制国产名牌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最好卷烟品牌”的研制任务。朱尊权担任了烟叶配方等具体工作。
朱尊权当时只有三十多岁,之所以把“最好卷烟品牌”的研制任务交给朱尊权,因为他是当时国内唯一留学归来的烟草专业研究生(图3)。
朱尊权1947年到美国留学,他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伊大农学院,办好入学手续后才知道,学院没有烟草专业。转学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有人建议他改学普通的农业种植,但是,朱尊权却舍不得自己的专业。
朱尊权说,我在烟草方面已经搞了好几年了,也花了不少精力,并有了些经验,不愿丢掉专业。
肯塔基大学农学院有个烟草专业教授,名叫魏禄,是烟草学术界的顶尖级人物。于是朱尊权试着给肯塔基大学农学院发了封求学信,没想到很快被录取,成为这所大学的研究生。
朱尊权学习成绩很好,深受导师魏禄的赏识,毕业后应邀留在了魏禄的实验室。
1949年 ,新中国成立了,远在美国的朱尊权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毅然放弃留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当朱尊权临回国时得知不久前母亲去了台湾,是回祖国大陆还是去台湾?一边是新中国、一边是盼儿归的母亲,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朱尊权决定,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效力。
早在40年代初,朱尊权和他的几位同学曾创办过一家卷烟厂。那时,朱尊权大学刚毕业。他与四个同学被分配到国民政府设立的四川烟叶示范场。在那儿,朱尊权选择了一些优质烟苗开始了试验工作。不幸的是烟苗刚刚长出两片小芽,就遇到灭顶之灾。一位醉汉把一个火把扔在烟苗棚里,苗床顿时化成一片火海(图4)。
朱尊权说,苗场烧掉了,再种已来不及,这一年就没事干了。
朱尊权和同学们只能放弃烟草种植的实验工作,但朱尊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不久后,他提出要筹办一个烟厂,这个想法得到哥哥朱尊民的支持。朱尊民是朱尊权兄妹九人中的老大,他们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武举人,曾经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是一位建树颇丰的军事理论家。
父亲因为公事繁忙,难得顾家,大哥便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在这个大家庭里,富足的生活并没有左右朱尊权的人生选择,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毅然选择了学农。
朱尊权说,当时我报农学院。因为想到中国还是农民占多数,农民也是最苦的,需要有人做更多的工作。
大学三年级时,要分专业,这时正值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希望学校选派几个学农的同学去研究烟草种植,当时重庆有烟厂,但是缺少烟叶,烟厂不能正常开工。而筹集抗日资金需要烟草行业的税收,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战士也需要烟草调节紧张的情绪。
朱尊权说,当时就我们5个同学学烟草,从那时开始就跟烟草结缘了。
朱尊权的大哥同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造纸厂,也生产卷烟用纸,和许多卷烟厂有业务来往,在大哥的资助下,朱尊权的卷烟厂如期开工。
朱尊权说,那就是小打小闹,弄一台机器,几个工人,自己做一些试验,搞一点产品出来。
1944年,第一批多福牌卷烟生产出来了,朱尊权心里高兴,但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他们的卷烟销路不好,他想了解一些其它地方的烟草情况(图5)。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朱尊权到西安、许昌、武汉、上海等地考察卷烟的生产。他发现,中国卷烟总产量的70%左右都掌握在有英美背景的在华烟草公司,国产香烟很难维持。
朱尊权想,小打小闹没有多大意思,有机会要出去看一看,1947年他到了美国。
有着开办烟厂的经验和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又有着生产自主品牌高级香烟的梦想,朱尊权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领导交付的任务。样品烟很快试制成功。并由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专程送往北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试吸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朱尊权说,汪道涵亲自将烟送到中南海,毛主席他们抽了认为很好。大家非常高兴。
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高级卷烟品牌“中华”烟诞生。当大家为此欢欣鼓舞时,卷烟的原料问题又摆在了朱尊权面前。朱尊权说,我们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美国烟叶。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我国实行禁运,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美国烟叶,烟叶的缺乏对于刚刚试制成功的中华烟生产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维持中华烟的生产,只有降低美国烟叶的比重,这自然影响到卷烟的品质。朱尊权他们认为,最终的出路只有一条,用国产烟叶逐步替代美国烟叶。可是国内能有比肩美国的烟叶吗?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为了找到可以替代进口的烟叶,朱尊权等人对全国各地的烟叶进行评吸,他们从香气特征进行分析,找到国产烟叶与美国烟叶的共性,从而研究出新的配方。
朱尊权说,整天就是抽烟,一个地方的烟来了按照部位分,按照特性分,分好后,就卷烟,有一个小青年整天帮我们卷烟,卷了烟马上就抽,有什么特点记下来。现在他退休了,也成了一个烟草专家了。
经过大量的评吸,朱尊权认为,我国的烟叶可以把香气分成清香型、浓香性、中间香型三种。如果能够把三种香气类型的烟叶合理配合,就可以达到类似美国烟叶的味道。朱尊权三种香气类型理论的提出,为“中华”等卷烟配方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同时也为替代进口烟叶找到了突破口。
有了替代烟叶,中华烟没有夭折,健康地发展起来。可是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国内烟叶产量太少,很难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朱尊权说,那时我们做生产计划,连地里长的烟都算上了,这样对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没有保证。
在卷烟生产中,当年的烟叶是不能使用的,需要存放一两年甚至三年才可以使用,经过这样一个自然发酵过程,青杂气少了,香味才好。
三年,对于当时急着等米下锅的烟厂显然时间太长了。轻工部的领导找朱尊权等人商量办法。朱尊权经过考虑后提出:要缩短时间可尝试人工发酵。人工发酵虽不如自然发酵,但可以缩短时间。于是,朱尊权带领大家开始了人工发酵试验。
朱尊权说,快速发酵方法,就是加温四五十度,湿度让它合适,十天下来,刺激性和杂气会减少一些。
人工发酵试验需要保温设备,朱尊权将一个废弃的电梯间改造成了保温箱。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人工发酵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满足了生产中华烟的需要。后来,“人工发酵”技术经推广,全国各卷烟厂陈年烟叶紧缺问题得到了解决。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烟草的种植和加工也迅速增加。然而,烟叶生产两极分化的矛盾更加突出,上等烟叶比重不到10%,市场紧缺;低次烟叶却大量积压,没有销路。朱尊权认为,与外界长时间隔绝的中国烟草业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才能持续发展。于是朱尊权请来了世界著名烟草专家左天觉,帮助中国改进烤烟生产(图6)。
朱尊权说,跟左先生在全国各地考察后,我们在栽培技术方面总结了四条: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成熟不够;烘烤不当。
1986年,朱尊权与左天觉等人组成了中美合作优质烟叶开发研究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说服农民推迟烟草采收期。烟农认为可以采收的烟叶,专家们却提出,要让烟叶在烟株上再停留一段时间。专家们认为,中国烟农习惯上理解的成熟烟叶,并没有完全成熟。只有熟透的烟叶,才能烤出好的质量。如果采收欠熟的烟叶,就等于让金子变成了石头。在国外,这两种烟叶的价格相差10倍。另外,成熟度好的烟叶,燃烧完全,产生的焦油量较少,也有利于人的健康。为了让烟农更好地明白成熟度的意义,朱尊权举例说:西瓜谁也不愿吃生的,正常熟的西瓜更甜。要提高烟叶质量,采收期应推迟10天—15天。试验后烟农发现,烟叶香味质量确实比原来好。他们终于信服了。烟叶种植期的延长让上等烟比例平均一下子达到20%,均价增加,烟农的收入也有了提高(图7)。
烟草行业是一个有争议的行业,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烟草税仍占国家财税的相当比例。2008年烟草行业就贡献利税4500亿。并且,烟草行业的职工和烟农的就业问题,也是采取控烟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3亿人吸烟,我国的吸烟人数为3.5亿。一下子让所有吸烟者都戒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数亿不愿戒烟者的健康,降低烟草中的有害成分就成了朱尊权的研究方向。
在世界上,通常的方法是通过降低香烟中焦油的含量来减少香烟中的有害成分,而实际上,焦油中可能致癌的物质不过占6‰,烟草中的44种有害物质,有许多不在焦油之内。此外,一味地降焦,烟草香味也降没了,消费者不满意。所以,单纯降焦不是好办法。朱尊权提出把“降焦减害”改为“减害降焦”。降焦只是手段,减害才是目的。换了个顺序,看似简单,意思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建议推动了世界烟草科技的发展。
2008年11月,国际烟草科学研究中心大会在上海举办,为了表彰朱尊权对世界烟草行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大会为已经89岁的他颁发了终生成就奖。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说,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朱尊权院士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对科技工作的追求。
吸烟与健康问题在20世纪已被列为世界十大难题之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烟草。但朱尊权却认为这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的消极对策。朱尊权希望能够结合中草药的一些方法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卷烟,不仅变害为利,甚至服务于人的身体健康,这才是积极的解决办法。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尊权说,我们没有好一点的烟,招待外宾的烟都是洋商的烟,所以当时提出做自己的高级烟。那时我们中华烟草公司在国内很有名,于是就把做高级香烟的任务给了中华烟草公司(图2)。
中国人抽中国烟,是一种民族情结,更是一种国家尊严。吸烟有害健康,但烟草行业又是一个国家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发生时的支柱产业,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没有自己的名牌产品,没有一定的规模,要实现为国家进行原始积累的使命只能是空谈。于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研制国产名牌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最好卷烟品牌”的研制任务。朱尊权担任了烟叶配方等具体工作。
朱尊权当时只有三十多岁,之所以把“最好卷烟品牌”的研制任务交给朱尊权,因为他是当时国内唯一留学归来的烟草专业研究生(图3)。
朱尊权1947年到美国留学,他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伊大农学院,办好入学手续后才知道,学院没有烟草专业。转学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有人建议他改学普通的农业种植,但是,朱尊权却舍不得自己的专业。
朱尊权说,我在烟草方面已经搞了好几年了,也花了不少精力,并有了些经验,不愿丢掉专业。
肯塔基大学农学院有个烟草专业教授,名叫魏禄,是烟草学术界的顶尖级人物。于是朱尊权试着给肯塔基大学农学院发了封求学信,没想到很快被录取,成为这所大学的研究生。
朱尊权学习成绩很好,深受导师魏禄的赏识,毕业后应邀留在了魏禄的实验室。
1949年 ,新中国成立了,远在美国的朱尊权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毅然放弃留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当朱尊权临回国时得知不久前母亲去了台湾,是回祖国大陆还是去台湾?一边是新中国、一边是盼儿归的母亲,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朱尊权决定,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效力。
早在40年代初,朱尊权和他的几位同学曾创办过一家卷烟厂。那时,朱尊权大学刚毕业。他与四个同学被分配到国民政府设立的四川烟叶示范场。在那儿,朱尊权选择了一些优质烟苗开始了试验工作。不幸的是烟苗刚刚长出两片小芽,就遇到灭顶之灾。一位醉汉把一个火把扔在烟苗棚里,苗床顿时化成一片火海(图4)。
朱尊权说,苗场烧掉了,再种已来不及,这一年就没事干了。
朱尊权和同学们只能放弃烟草种植的实验工作,但朱尊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不久后,他提出要筹办一个烟厂,这个想法得到哥哥朱尊民的支持。朱尊民是朱尊权兄妹九人中的老大,他们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武举人,曾经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是一位建树颇丰的军事理论家。
父亲因为公事繁忙,难得顾家,大哥便承担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在这个大家庭里,富足的生活并没有左右朱尊权的人生选择,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毅然选择了学农。
朱尊权说,当时我报农学院。因为想到中国还是农民占多数,农民也是最苦的,需要有人做更多的工作。
大学三年级时,要分专业,这时正值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希望学校选派几个学农的同学去研究烟草种植,当时重庆有烟厂,但是缺少烟叶,烟厂不能正常开工。而筹集抗日资金需要烟草行业的税收,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战士也需要烟草调节紧张的情绪。
朱尊权说,当时就我们5个同学学烟草,从那时开始就跟烟草结缘了。
朱尊权的大哥同朋友合伙开办了一个造纸厂,也生产卷烟用纸,和许多卷烟厂有业务来往,在大哥的资助下,朱尊权的卷烟厂如期开工。
朱尊权说,那就是小打小闹,弄一台机器,几个工人,自己做一些试验,搞一点产品出来。
1944年,第一批多福牌卷烟生产出来了,朱尊权心里高兴,但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他们的卷烟销路不好,他想了解一些其它地方的烟草情况(图5)。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朱尊权到西安、许昌、武汉、上海等地考察卷烟的生产。他发现,中国卷烟总产量的70%左右都掌握在有英美背景的在华烟草公司,国产香烟很难维持。
朱尊权想,小打小闹没有多大意思,有机会要出去看一看,1947年他到了美国。
有着开办烟厂的经验和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又有着生产自主品牌高级香烟的梦想,朱尊权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领导交付的任务。样品烟很快试制成功。并由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专程送往北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试吸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朱尊权说,汪道涵亲自将烟送到中南海,毛主席他们抽了认为很好。大家非常高兴。
1951年,新中国第一个高级卷烟品牌“中华”烟诞生。当大家为此欢欣鼓舞时,卷烟的原料问题又摆在了朱尊权面前。朱尊权说,我们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美国烟叶。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我国实行禁运,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外汇购买美国烟叶,烟叶的缺乏对于刚刚试制成功的中华烟生产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维持中华烟的生产,只有降低美国烟叶的比重,这自然影响到卷烟的品质。朱尊权他们认为,最终的出路只有一条,用国产烟叶逐步替代美国烟叶。可是国内能有比肩美国的烟叶吗?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为了找到可以替代进口的烟叶,朱尊权等人对全国各地的烟叶进行评吸,他们从香气特征进行分析,找到国产烟叶与美国烟叶的共性,从而研究出新的配方。
朱尊权说,整天就是抽烟,一个地方的烟来了按照部位分,按照特性分,分好后,就卷烟,有一个小青年整天帮我们卷烟,卷了烟马上就抽,有什么特点记下来。现在他退休了,也成了一个烟草专家了。
经过大量的评吸,朱尊权认为,我国的烟叶可以把香气分成清香型、浓香性、中间香型三种。如果能够把三种香气类型的烟叶合理配合,就可以达到类似美国烟叶的味道。朱尊权三种香气类型理论的提出,为“中华”等卷烟配方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同时也为替代进口烟叶找到了突破口。
有了替代烟叶,中华烟没有夭折,健康地发展起来。可是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国内烟叶产量太少,很难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朱尊权说,那时我们做生产计划,连地里长的烟都算上了,这样对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没有保证。
在卷烟生产中,当年的烟叶是不能使用的,需要存放一两年甚至三年才可以使用,经过这样一个自然发酵过程,青杂气少了,香味才好。
三年,对于当时急着等米下锅的烟厂显然时间太长了。轻工部的领导找朱尊权等人商量办法。朱尊权经过考虑后提出:要缩短时间可尝试人工发酵。人工发酵虽不如自然发酵,但可以缩短时间。于是,朱尊权带领大家开始了人工发酵试验。
朱尊权说,快速发酵方法,就是加温四五十度,湿度让它合适,十天下来,刺激性和杂气会减少一些。
人工发酵试验需要保温设备,朱尊权将一个废弃的电梯间改造成了保温箱。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人工发酵试验终于获得成功,满足了生产中华烟的需要。后来,“人工发酵”技术经推广,全国各卷烟厂陈年烟叶紧缺问题得到了解决。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烟草的种植和加工也迅速增加。然而,烟叶生产两极分化的矛盾更加突出,上等烟叶比重不到10%,市场紧缺;低次烟叶却大量积压,没有销路。朱尊权认为,与外界长时间隔绝的中国烟草业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才能持续发展。于是朱尊权请来了世界著名烟草专家左天觉,帮助中国改进烤烟生产(图6)。
朱尊权说,跟左先生在全国各地考察后,我们在栽培技术方面总结了四条: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成熟不够;烘烤不当。
1986年,朱尊权与左天觉等人组成了中美合作优质烟叶开发研究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说服农民推迟烟草采收期。烟农认为可以采收的烟叶,专家们却提出,要让烟叶在烟株上再停留一段时间。专家们认为,中国烟农习惯上理解的成熟烟叶,并没有完全成熟。只有熟透的烟叶,才能烤出好的质量。如果采收欠熟的烟叶,就等于让金子变成了石头。在国外,这两种烟叶的价格相差10倍。另外,成熟度好的烟叶,燃烧完全,产生的焦油量较少,也有利于人的健康。为了让烟农更好地明白成熟度的意义,朱尊权举例说:西瓜谁也不愿吃生的,正常熟的西瓜更甜。要提高烟叶质量,采收期应推迟10天—15天。试验后烟农发现,烟叶香味质量确实比原来好。他们终于信服了。烟叶种植期的延长让上等烟比例平均一下子达到20%,均价增加,烟农的收入也有了提高(图7)。
烟草行业是一个有争议的行业,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烟草税仍占国家财税的相当比例。2008年烟草行业就贡献利税4500亿。并且,烟草行业的职工和烟农的就业问题,也是采取控烟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3亿人吸烟,我国的吸烟人数为3.5亿。一下子让所有吸烟者都戒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数亿不愿戒烟者的健康,降低烟草中的有害成分就成了朱尊权的研究方向。
在世界上,通常的方法是通过降低香烟中焦油的含量来减少香烟中的有害成分,而实际上,焦油中可能致癌的物质不过占6‰,烟草中的44种有害物质,有许多不在焦油之内。此外,一味地降焦,烟草香味也降没了,消费者不满意。所以,单纯降焦不是好办法。朱尊权提出把“降焦减害”改为“减害降焦”。降焦只是手段,减害才是目的。换了个顺序,看似简单,意思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建议推动了世界烟草科技的发展。
2008年11月,国际烟草科学研究中心大会在上海举办,为了表彰朱尊权对世界烟草行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大会为已经89岁的他颁发了终生成就奖。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说,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朱尊权院士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对科技工作的追求。
吸烟与健康问题在20世纪已被列为世界十大难题之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烟草。但朱尊权却认为这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的消极对策。朱尊权希望能够结合中草药的一些方法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卷烟,不仅变害为利,甚至服务于人的身体健康,这才是积极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