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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内外的消费支撑，未来一旦经济过热，恶性通胀降临，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事，则是完全可能的。
在前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和股市楼市泡沫日益趋高的关键时刻，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是市场高度关注的话题。尽管中央此前已经数次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市场对宽松政策转向的忧虑。7月29日、8月7日和8月17日股市的3次暴跌，都显示出市场的这种担忧。
在此态势下，政策执行部门不得不一次次出来给市场打气。从7月29日晚上开始，央行在7天内4次就宽松货币政策喊话。8月7日下午股市收市之后，央行、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更是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扩张性政策不动摇，澄清市场对政策的各种传闻，维稳市场的决心可见一斑。在会上，发改委再次强调下半年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对货币政策做出解释，明确“动态微调”不是对货币政策方向的微调，只是对货币政策的操作、力度、节奏进行微调，并表示中国目前不存在通胀，央行不把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直接调控目标；财政部也回应了印花税调整的传言。
主要政策部门如此温言软语、不厌其烦地加以解释，目的就是为市场打气，希望扫清目前市场上正在滋生的对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胀的担忧，消除投资者对下一步政策变化的犹豫。
力防经济“二次探底”
中央去年年底至今的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迄今的效果十分明显，这与半年以前市场的悲观情绪大不一样。不过，尽管8月11日公布的PPT和CPI负数数据显示目前处于通缩状态，但大宗商品的繁荣和股市楼市的火爆，让资产泡沫迹象又日渐凸显。7月份经济数据出台后，多重阴云消散，但经济界对宏观经济走势仍众说纷纭。
毋庸置疑，巨量信贷可能诱发的通胀问题目前显然搬不到中央政策层面。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在国务院力保增长并防止经济二次触底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方向是既定的。虽然银监会对信贷风险的担忧在不断加剧、央行对货币投放引发通胀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但从大方向上都要服从国务院对经济工作的整体安排。“政策执行部门即使暗地里忧虑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但也只能遵循中央的部署。如果说此前央行、发改委等部门在通胀问题上有所迷糊，因为这些部门前后对通胀的论调都有不一致之处，但现在恐怕难以再模棱两可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分析，虽然央行、银监会可能采取一些紧缩的措施，以各自预防通胀和银行信贷投放的风险，但这样细小的紧缩措施基本上是“光做不说”，目的是不引起市场信心的波动，因而其紧缩的效果也不会很大。
很明显，为平息争论，中央领导已为今后的经济工作定调——政治上要“统一思想”、政策上要“统一行动”。事实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初在江苏考察时就再次重申“双宽”的政策取向。在目前形势下，保增长就是保政治、保稳定，为了这个目标，中央会不惜代价!中央领导目前已经达成共识：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根据形势变化，丰富和完善政策。在多个场合，中央各领导都表态，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不动摇，在经济没有全面回暖之前，不可能采取紧缩政策。
政治家显然和学者不是一个思路。在一次研讨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明确表态，中央不可能以通胀预期做决策依据，而只能根据通胀事实来决定是否紧缩。显然，政治家的决策框架不会受经济学家所左右，他们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学家担忧的通胀预期，就放弃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社会稳定基础。
其实8月以来已吹响了“坚定信心”的信号，这是今年3月全国“两会”强调鼓舞信心后，再次发动信心战；而这次鼓舞信心的行动，主要是为平息回暖与复苏之争、通缩与通胀之战，同时也是为庆祝建国60周年做准备。
“现在的经济工作基调，就是政策坚定不变，行动统一步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解释，政策坚定不变，主要是早前宣示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而行动统一，就是各部门针对资产价格、地价与楼价等措施要统一，不可隔空打架。按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长期准备论”来安排经济工作。复苏期有可能会拖得较长，因此希望能以稳定增长的预期，来保持人们的信心。
未来微调只做不说?
也难怪决策者谨慎，乍暖还寒，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吹皱一池浅水。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今年以来楼市、股市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暖，并使得社会的通胀预期越来越严重。而出于对通胀的担忧，从诸多相互矛盾的经济现象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全球经济体系调整的一部分，在外部需求仍然低迷，中国出口增速连续下滑的情况下，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更为谨慎。如果回暖基础不牢固，复苏必然难以持续。
而在此时，不仅仅是学者们的警告，政策执行部门实际操作中与中央的主基调似乎也有所出入。各金融监管机构出于本部门的工作职责，银监会接连出台银行监管措施大有调控信贷之意，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有加大力度之势，而发改委、财政部等也加入“敲打”市场泡沫阵营之中。特别是央行货币政策“微调”更被市场不断解读为紧缩信号。
7月20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发表《关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一文，提出当前全球通胀机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银行需要重新思考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接着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首次强调“动态微调”和讨论了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并认为通胀预期有所显现，这些微妙信号当然不能不令市场担忧。而且，去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可是几次大拐弯——从去年上半年“双防”，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再转向四季度“保增长、扩内需”，这种政策的大幅调整在今年是否会继续重演也使市场忧心忡忡。
这些敏感的连续动作让市场一阵哆嗦。三部委领导连忙出来讲话，表示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不会变，所谓“动态微调”，不过是根据下半年信贷情况略做调整，不是紧缩云云。
但8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央行已告知大型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放缓新贷发放步伐。这让市场心里打鼓了：是不是央行和中央唱双簧啊?决策层喊宽松以调动全民经济建设积极性，与此同时，货币当局悄无声息约束信贷以防止流动性泛滥?或是央行和银监会等管理层对信贷宽松的后果感到恐惧，现在做点小动作，别让事态过于失控?
对于市场决策人士而言，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决策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强烈力度、中国经济今年以来的复苏 态势，让很多去年悲观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有些意想不到。但现在的资产泡沫上涨以及对通胀的担忧，又让大家对未来政策感到心中无数。
以房地产为例，宏观调控中央行紧缩货币，再加上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一些地产商资金链紧张得嘎嘎作响，整日坐困愁城，差点学浙江民企老板跳楼跑路。在“保增长”的政治目标下，决策层最终对房地产市场打开绿灯，认定这是刺激中国经济的重要抓手。随着上半年房地产销售大幅好转，很多去年资金链紧绷的房地产商都喘过气来，有的甚至转为扩张。
不过，虽然缓过气来，但房地产商现在并不敢大肆扩张。这一两个月来，各地“地王”迭起，但基本都是国企拍下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今年上半年地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长还不到10％，而去年上半年同比增幅高达36％!2002年以来，地产行业年同比增速都在20％附近。“大家为何不敢加大投资盖房子?因为大家都害怕：我这边房子盖好了，你那边又紧缩货币，结果大家伙又回到2008年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现在职能部门和决策层步伐不一致，企业老板们肯定对此狐疑不已。“企业不怕市场竞争，就怕政策多变，市场上公平竞争，就是输了，也是技不如人，心服口服，可国家政策一旦来回折腾，没有几个企业能经受得起!”
主基调不会变
王小广认为从近期的宏观形势和中国领导人的多次表态来看，市场对宏观政策的走向应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保增长依然是近期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而这也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依然不会改变。至于中国央行近期开始的市场对冲流动性的手段，只能看作是货币当局隐忧未来而采取的小手段。央行毕竟不能和中央对着干，这些小手段也只是防止市场失控而已。“事实上，一旦市场近期出现崩盘式的下跌，央行甚至还出面表态给市场打气。”由于货币政策即使调整也只是微调，央行的操作空间极为有限，反而是银监会防止银行风险的举措，显得是暂时扛起了微调的大旗。
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轮廓基本已经浮现出来：4万亿“铁公基”积极财政项目防止需求急剧萎缩造成的经济崩盘；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全面转暖；和美联储保持同步宽松政策，维持人民币汇率低估，决策层期待欧美市场的复苏以促进中国出口。“如果上述诸多因素都能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国内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经济迅速走向过热也并非不可能。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这是大致推测而已，对于政治家而言，他们必须首先熬过这一关再说。”魏加宁分析，不过，熬过眼前困难之后，政治家可能必须很快切换思维，因为如此大剂量的强心剂注射下去，中国经济体需要有个消化过程，而且如果消化不了，副作用还会十分明显。
如果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真的走向紧缩，市场流动性可能面临转折，对市场信心当然是一大打击。不过，中央的多次定调和政策执行部门的连续出面安抚，中央的主基调并没有变，也绝不会变，下半年市场流动性充裕依旧，为了保增长，中央确实会不惜一切代价，政策执行部门即使担忧也只能服从大局。况且，下半年还有国庆60周年维稳的大考，经济上也输不起，“决策者不敢贸然将政策掉头，去年一年三次变向的政策大调控只能说是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下的特殊产物，这种情况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可能再来一次。”郭田勇认为轻易政策转向不仅会动摇市场的信心，也可能让中国经济复苏“上半段”的良好开局前功尽弃。
当然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种种争议，实际上来源于对经济长期与短期趋势的看法不同。从短期来看，情况应该不会坏，但说到较长时间段的形势变化，则不能不关注到种种潜藏着的问题。不仅要看政府能否提前进行真正的宏观调控，还要看中国是否真正开始启动体制改革。
从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暴露出政府宏观管理中的“老毛病”——行政干预与宏观调控微观化。当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难解的问题时，政府最习惯祭出的还是行政干预措施。
中国政府习惯的谨慎做法，虽然规避了一些风险，但最大的缺憾则是贻误了改革的时机。政府体制改革未及时启动的结果，就是增大了未来改革的难度，在利益集团格局进一步成型和强化的背景下，未来转变政府职能，难度将会明显加大，成本也会更高。物价不稳、汇率机制、信贷扩张过快、宏观调控、资源价格改革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一团难解的乱麻，客观而言，这块“心病”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缩影，绝不仅仅单纯靠行政系统所能够解决的。
技术派的艰难任务
行政系统的技术精英们面对的是近年来少有的全球经济环境大动荡：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国际金融震荡、美欧经济放缓。外部环境不佳，国内经济又面临CPI走低、股市泡沫虚高、楼价高位徘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等问题。能否灵活准确地运用各种调控措施，毫无疑问，人们希望受益于财经决策者正确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相反。
“眼下政府似乎更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政策微调上，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王小广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过度市场化，导致“一切向钱看”的拜金狂热，乃至愈见明显的社会分化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现象，社会公正、道德廉明、救死扶困、平等福利等等，皆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此时摆在技术官员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进行反思与新布局。
郭田勇则对纯技术调控手段不抱太大希望，在当下几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统之中，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特点的技术官员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新一代的技术官员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有幸运者更是行走枢机，与闻重大的决策过程。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矛盾的进一步暴露，技术官员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精英之所长。
技术精英的长项在于：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幸的是，他们的理性代替不了体制的理性，这或许就是阻碍中国这一批顶尖技术精英们的困局。
“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精英的崛起密不可分。由于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精英，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与魅力型政治领袖善于打破现有的约束条件，推动系统变化的特长相比，技术精英更长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来寻找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拘谨；在多了一份短期权衡的同时，也少了一份长期战略考量。”
在前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和股市楼市泡沫日益趋高的关键时刻，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是市场高度关注的话题。尽管中央此前已经数次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打消市场对宽松政策转向的忧虑。7月29日、8月7日和8月17日股市的3次暴跌，都显示出市场的这种担忧。
在此态势下，政策执行部门不得不一次次出来给市场打气。从7月29日晚上开始，央行在7天内4次就宽松货币政策喊话。8月7日下午股市收市之后，央行、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更是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扩张性政策不动摇，澄清市场对政策的各种传闻，维稳市场的决心可见一斑。在会上，发改委再次强调下半年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对货币政策做出解释，明确“动态微调”不是对货币政策方向的微调，只是对货币政策的操作、力度、节奏进行微调，并表示中国目前不存在通胀，央行不把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直接调控目标；财政部也回应了印花税调整的传言。
主要政策部门如此温言软语、不厌其烦地加以解释，目的就是为市场打气，希望扫清目前市场上正在滋生的对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胀的担忧，消除投资者对下一步政策变化的犹豫。
力防经济“二次探底”
中央去年年底至今的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迄今的效果十分明显，这与半年以前市场的悲观情绪大不一样。不过，尽管8月11日公布的PPT和CPI负数数据显示目前处于通缩状态，但大宗商品的繁荣和股市楼市的火爆，让资产泡沫迹象又日渐凸显。7月份经济数据出台后，多重阴云消散，但经济界对宏观经济走势仍众说纷纭。
毋庸置疑，巨量信贷可能诱发的通胀问题目前显然搬不到中央政策层面。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在国务院力保增长并防止经济二次触底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方向是既定的。虽然银监会对信贷风险的担忧在不断加剧、央行对货币投放引发通胀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但从大方向上都要服从国务院对经济工作的整体安排。“政策执行部门即使暗地里忧虑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但也只能遵循中央的部署。如果说此前央行、发改委等部门在通胀问题上有所迷糊，因为这些部门前后对通胀的论调都有不一致之处，但现在恐怕难以再模棱两可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分析，虽然央行、银监会可能采取一些紧缩的措施，以各自预防通胀和银行信贷投放的风险，但这样细小的紧缩措施基本上是“光做不说”，目的是不引起市场信心的波动，因而其紧缩的效果也不会很大。
很明显，为平息争论，中央领导已为今后的经济工作定调——政治上要“统一思想”、政策上要“统一行动”。事实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月初在江苏考察时就再次重申“双宽”的政策取向。在目前形势下，保增长就是保政治、保稳定，为了这个目标，中央会不惜代价!中央领导目前已经达成共识：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根据形势变化，丰富和完善政策。在多个场合，中央各领导都表态，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不动摇，在经济没有全面回暖之前，不可能采取紧缩政策。
政治家显然和学者不是一个思路。在一次研讨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明确表态，中央不可能以通胀预期做决策依据，而只能根据通胀事实来决定是否紧缩。显然，政治家的决策框架不会受经济学家所左右，他们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学家担忧的通胀预期，就放弃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社会稳定基础。
其实8月以来已吹响了“坚定信心”的信号，这是今年3月全国“两会”强调鼓舞信心后，再次发动信心战；而这次鼓舞信心的行动，主要是为平息回暖与复苏之争、通缩与通胀之战，同时也是为庆祝建国60周年做准备。
“现在的经济工作基调，就是政策坚定不变，行动统一步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解释，政策坚定不变，主要是早前宣示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而行动统一，就是各部门针对资产价格、地价与楼价等措施要统一，不可隔空打架。按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长期准备论”来安排经济工作。复苏期有可能会拖得较长，因此希望能以稳定增长的预期，来保持人们的信心。
未来微调只做不说?
也难怪决策者谨慎，乍暖还寒，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吹皱一池浅水。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今年以来楼市、股市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暖，并使得社会的通胀预期越来越严重。而出于对通胀的担忧，从诸多相互矛盾的经济现象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中国经济的调整是全球经济体系调整的一部分，在外部需求仍然低迷，中国出口增速连续下滑的情况下，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更为谨慎。如果回暖基础不牢固，复苏必然难以持续。
而在此时，不仅仅是学者们的警告，政策执行部门实际操作中与中央的主基调似乎也有所出入。各金融监管机构出于本部门的工作职责，银监会接连出台银行监管措施大有调控信贷之意，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有加大力度之势，而发改委、财政部等也加入“敲打”市场泡沫阵营之中。特别是央行货币政策“微调”更被市场不断解读为紧缩信号。
7月20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发表《关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一文，提出当前全球通胀机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银行需要重新思考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接着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首次强调“动态微调”和讨论了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并认为通胀预期有所显现，这些微妙信号当然不能不令市场担忧。而且，去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可是几次大拐弯——从去年上半年“双防”，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再转向四季度“保增长、扩内需”，这种政策的大幅调整在今年是否会继续重演也使市场忧心忡忡。
这些敏感的连续动作让市场一阵哆嗦。三部委领导连忙出来讲话，表示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不会变，所谓“动态微调”，不过是根据下半年信贷情况略做调整，不是紧缩云云。
但8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央行已告知大型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放缓新贷发放步伐。这让市场心里打鼓了：是不是央行和中央唱双簧啊?决策层喊宽松以调动全民经济建设积极性，与此同时，货币当局悄无声息约束信贷以防止流动性泛滥?或是央行和银监会等管理层对信贷宽松的后果感到恐惧，现在做点小动作，别让事态过于失控?
对于市场决策人士而言，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决策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强烈力度、中国经济今年以来的复苏 态势，让很多去年悲观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有些意想不到。但现在的资产泡沫上涨以及对通胀的担忧，又让大家对未来政策感到心中无数。
以房地产为例，宏观调控中央行紧缩货币，再加上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一些地产商资金链紧张得嘎嘎作响，整日坐困愁城，差点学浙江民企老板跳楼跑路。在“保增长”的政治目标下，决策层最终对房地产市场打开绿灯，认定这是刺激中国经济的重要抓手。随着上半年房地产销售大幅好转，很多去年资金链紧绷的房地产商都喘过气来，有的甚至转为扩张。
不过，虽然缓过气来，但房地产商现在并不敢大肆扩张。这一两个月来，各地“地王”迭起，但基本都是国企拍下一线城市的黄金地段。今年上半年地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长还不到10％，而去年上半年同比增幅高达36％!2002年以来，地产行业年同比增速都在20％附近。“大家为何不敢加大投资盖房子?因为大家都害怕：我这边房子盖好了，你那边又紧缩货币，结果大家伙又回到2008年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现在职能部门和决策层步伐不一致，企业老板们肯定对此狐疑不已。“企业不怕市场竞争，就怕政策多变，市场上公平竞争，就是输了，也是技不如人，心服口服，可国家政策一旦来回折腾，没有几个企业能经受得起!”
主基调不会变
王小广认为从近期的宏观形势和中国领导人的多次表态来看，市场对宏观政策的走向应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保增长依然是近期中央政府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而这也意味着，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依然不会改变。至于中国央行近期开始的市场对冲流动性的手段，只能看作是货币当局隐忧未来而采取的小手段。央行毕竟不能和中央对着干，这些小手段也只是防止市场失控而已。“事实上，一旦市场近期出现崩盘式的下跌，央行甚至还出面表态给市场打气。”由于货币政策即使调整也只是微调，央行的操作空间极为有限，反而是银监会防止银行风险的举措，显得是暂时扛起了微调的大旗。
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轮廓基本已经浮现出来：4万亿“铁公基”积极财政项目防止需求急剧萎缩造成的经济崩盘；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全面转暖；和美联储保持同步宽松政策，维持人民币汇率低估，决策层期待欧美市场的复苏以促进中国出口。“如果上述诸多因素都能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在国内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经济迅速走向过热也并非不可能。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这是大致推测而已，对于政治家而言，他们必须首先熬过这一关再说。”魏加宁分析，不过，熬过眼前困难之后，政治家可能必须很快切换思维，因为如此大剂量的强心剂注射下去，中国经济体需要有个消化过程，而且如果消化不了，副作用还会十分明显。
如果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真的走向紧缩，市场流动性可能面临转折，对市场信心当然是一大打击。不过，中央的多次定调和政策执行部门的连续出面安抚，中央的主基调并没有变，也绝不会变，下半年市场流动性充裕依旧，为了保增长，中央确实会不惜一切代价，政策执行部门即使担忧也只能服从大局。况且，下半年还有国庆60周年维稳的大考，经济上也输不起，“决策者不敢贸然将政策掉头，去年一年三次变向的政策大调控只能说是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下的特殊产物，这种情况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可能再来一次。”郭田勇认为轻易政策转向不仅会动摇市场的信心，也可能让中国经济复苏“上半段”的良好开局前功尽弃。
当然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种种争议，实际上来源于对经济长期与短期趋势的看法不同。从短期来看，情况应该不会坏，但说到较长时间段的形势变化，则不能不关注到种种潜藏着的问题。不仅要看政府能否提前进行真正的宏观调控，还要看中国是否真正开始启动体制改革。
从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暴露出政府宏观管理中的“老毛病”——行政干预与宏观调控微观化。当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难解的问题时，政府最习惯祭出的还是行政干预措施。
中国政府习惯的谨慎做法，虽然规避了一些风险，但最大的缺憾则是贻误了改革的时机。政府体制改革未及时启动的结果，就是增大了未来改革的难度，在利益集团格局进一步成型和强化的背景下，未来转变政府职能，难度将会明显加大，成本也会更高。物价不稳、汇率机制、信贷扩张过快、宏观调控、资源价格改革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一团难解的乱麻，客观而言，这块“心病”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缩影，绝不仅仅单纯靠行政系统所能够解决的。
技术派的艰难任务
行政系统的技术精英们面对的是近年来少有的全球经济环境大动荡：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国际金融震荡、美欧经济放缓。外部环境不佳，国内经济又面临CPI走低、股市泡沫虚高、楼价高位徘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等问题。能否灵活准确地运用各种调控措施，毫无疑问，人们希望受益于财经决策者正确的宏观调控，而不是相反。
“眼下政府似乎更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政策微调上，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王小广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过度市场化，导致“一切向钱看”的拜金狂热，乃至愈见明显的社会分化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现象，社会公正、道德廉明、救死扶困、平等福利等等，皆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此时摆在技术官员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进行反思与新布局。
郭田勇则对纯技术调控手段不抱太大希望，在当下几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统之中，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特点的技术官员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新一代的技术官员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有幸运者更是行走枢机，与闻重大的决策过程。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矛盾的进一步暴露，技术官员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精英之所长。
技术精英的长项在于：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幸的是，他们的理性代替不了体制的理性，这或许就是阻碍中国这一批顶尖技术精英们的困局。
“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精英的崛起密不可分。由于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精英，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与魅力型政治领袖善于打破现有的约束条件，推动系统变化的特长相比，技术精英更长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来寻找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拘谨；在多了一份短期权衡的同时，也少了一份长期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