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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发展导向型村镇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重要途径，建设特色旅游小城镇是中国未来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以住建部公布全国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为例，探索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总体分布特征与成因，发现其分布与市场、景区、交通和人口等有密切联系。基于此，文章根据旅游村镇资源条件、区位特征和经济背景等因素，结合典型案例，提出市场拉动型、景区依托型、交通推动型和人口驱动型4种旅游发展模式，通过优化旅游村镇格局，为中国其他旅游村镇走“特色型村镇”道路提供借鉴，为新型城镇化服务。
[关键词]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空间分布；发展模式；中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5-0080-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13
引言
2013年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面对中国有近3亿中老年农村常住人口的基本国情[1]，中小型村镇“就地城镇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务实和必然之举。旅游产业在解决农民身份问题、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生活品质等方面有先天优势[2]，实践经验也表明，旅游发展导向型的历史村镇复兴是最佳途径和首选方式[3-5]。因此，发展旅游产业是中小型村镇“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路径，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国外旅游城镇化（tourism urbanization）的研究起于20世纪90年代。在研究旅游村镇的空间格 局[6-7]、驱动机制[8-9]、相关群体[10-11]及旅游效应[12-13]等领域的基础上，提出以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主题乐园等为代表的高度资本密集型旅游景点拉动模式[14]；墨西哥坎昆、西班牙和澳大利亚海岸等为代表的“阳光，沙滩，海洋”旅游度假模式[15]；加拿大斯特拉福德（Stratford）小镇为代表的旅游文化节庆活动吸引模式[16]；巴西波尔图（Porto）和塞古鲁（Seguro）小镇为代表的民族风情旅游推动模式[17]；法国乡村农场为代表的“观光接待+乡村度假+休闲空间”旅游驱动模式[18]；日韩城郊为代表的乡村民宿旅游发展模式等多种旅游城镇化路径[19-20]。可见，国外旅游城镇化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多集中于大都市周围或已发展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旅游城镇化研究较少。这与国外发达地区较早实现城镇化有关，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已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譬如现今德国8200万人口中的7000多万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和农村，全国拥有1.35万个小城镇，其中，75%的人口少于5000人[21]。而中国尚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现象严重，加上户籍制度、土地所有权制度及经济发展方式等有别于国外，必须根据国情探索出中国特色旅游城镇化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一批旅游发展导向型村镇。20世纪80年代，以周庄、同里和乌镇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凭借其广阔的客源市场和独特的旅游资源，成功探索出“旅游兴镇”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其他历史文化村镇相继模仿的对象[22]，出现了平遥模式、丽江模式、阆中模式和凤凰模式[23-26]等。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居民收入增加、闲暇时间增多和交通网络完善，加之城市生活环境质量下降，对原始、淳朴乡村环境的消费需求明显提升，以此为契机，出现一批以成都山泉镇、北京庞各庄镇、广州派潭镇和上海前卫村等为代表的城市周边旅游村镇，以观光休闲为主的乡村旅游成为城郊村镇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27]。其发展模式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如夏林根依据资源特色将乡村旅游划分为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文化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等发展模式[28]；张树民等基于旅游系统理论把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分为需求拉动型、供给推动型、支持作用型和混合驱动型等[29]；贺艳华等基于TOD理论和乡村空间优化角度提出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等[30]。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A级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旅游地评价标准的陆续出台，加上国内出游人数的不断增加，各景区的发展带动了其周围一批如山西五台县台怀镇、甘肃敦煌市月牙泉镇和云南石林县长湖镇等旅游村镇的发展。依托景区发展的旅游村镇开始成为地理学界研究热点，如丁娟以九华山为例提出了山岳型旅游村镇发展动力机制[31]；席建超等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内三坡镇为例探索了成长型旅游村镇的演变格局[32]；钟士恩等以江苏省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古镇的格局及发展路径等[5]。此外，在对经济落后地区持续的帮扶实践中，旅游扶贫对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33]，如红色旅游的发展推动了湘鄂赣、晋察冀和陕甘宁等贫困革命老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34-35]，一批位于贫困地区的旅游村镇在扶贫政策下涌现出来。经过30余年的发展，率先崛起的旅游村镇已普遍进入停滞和后停滞阶段[36]，旅游收入增速降低，生态环境恶化，地方文化遭受侵蚀。而后崛起的村镇则处于先崛起村镇的“阴影效应”下[37]，旅游发展始终受到极大制约。由此可见，中国旅游村镇正面临日趋严重的产品同质竞争、聚落文化潜移、居住环境破坏、过度商业利用和土地开发无序等问题[38-40]。
由此，在国家重点发展特色小城镇的背景下，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形成“星罗棋布式”小城镇分布格局与发展特色旅游村镇是解决当前旅游村镇问题的重要举措[41]。因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旅游局于2010年、2011年和2015年陆续公布了3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示范名单”，共计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概念的提出，既体现中国对待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与利用理念的进一步认识，从注重价值评价转向价值利用[5]，也体现出未来旅游村镇建设开发的新要求，更注重特色景观资源的保护、看重村镇特色发展模式和强调综合服务能力等[42]。为中国旅游村镇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突破口，有利于避免恶性竞争、改善人居环境、保护村镇风貌、延续地方文脉、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居民收入和密切城乡互动等，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近年来，旅游村镇发展模式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宏观层面上，解释旅游城镇化含义，提出旅游消费是旅游城镇化产生的基础，基于消费类型或城市特性划分出不同旅游城镇化模式，并阐述旅游村镇化影响[43-44]。微观层面，以具体案例地为例，指出区位、资金、资源、市场、政府干预和社区参与等因素是影响村镇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向旅游村镇形态转向的重要驱动力[29，45]。可见，研究视角多以某一地域内村镇或某一类型村镇做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把握全国旅游村镇的格局及发展模式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少有该方面的探讨。同时，国内旅游村镇发展模式的研究方法多为在梳理已有发展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少有根据旅游村镇自身条件推出引导性的、富有特色的旅游发展模式。基于此，本文以全国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为例，通过空间分析方法，结合典型案例，提出市场 拉动型、景区依托型、交通推动型和人口驱动型4种旅游村镇发展模式，以期提高中国就地城镇化质量，为新型城镇化服务。需指出的是，保继刚在对历史村镇的研究中提出，历史城镇和历史村落在特征和旅游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诸多共性，将其统称为历史村镇[46]。考虑到历史村镇与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存在一定重叠和关联，本文借用历史村镇概念，不严格地划分村落或城镇，统称“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借助Google Earth标记了553个特色旅游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的位置信息，借助ArcGIS10.1、Crimestat3.3和SPSS21.0等软件工具，采用最近邻距离层次分析、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近邻分析、空间插值分析、成本加权距离分析、Person相关性分析和空间统计等方法，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进行研究。
1.1.1 最近邻距离层次分析法（Nearest neighbor hierarchy， NNH）
通过定义集聚的“极限距离或阈值”，然后将其与每一点对的距离进行比较，当某一点与其他点（至少一个）的距离小于该极限距离，该点被计入聚集单元，通过逐级类推的方式可依次得到一阶热点区、二阶热点区以及更高阶热点区[47]。
1.1.2 核密度分析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采用核函数对区内点赋以不同的密度权重，使区域内密度属性结果分布更为平滑直观。数学表达式为[48]：
[f（x）=1nhdi=1nK（S-Sih）]
其中，K（）为核密度方程，S和Si为空间样本点，h为阀值，n为阈值范围内点的数量，d为数据的维数。
1.1.3 反距离加权空间插值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DW）
其假设估算点的数值受到临近控制点的影响比受较远控制点的影响更大。数学表达式为[49]：
[zx=i=1S1dkizii=1S1dki]
其中，zx为点x的估计值，zi为已知i的z值，di是点i与点x的距离，s为估算中用到的已知点数目，k为确定的幂值。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首先，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5A级旅游区点来源于2015年10月国家旅游局最新更新的213个5A级旅游区，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各地级市及直辖市常住人口数，水系数据和道路数据（包括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分布来源于交通部《1：400万公路交通版》地图和《1：400万基本要素版》地图，2020年高铁数据则根据已开通高铁情况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20），利用ArcGIS10.1软件对上述底图进行数据转换，形成特色旅游村镇、核心城市、5A级旅游区和交通干线等矢量图（Krasovsky_1940_Albers坐标系投影）。空间行政边界矢量数据直接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1：400万中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其次，国家级贫困县数据来源于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黄山景区及西递-宏村数据来自《黄山年鉴》（1997—2014年）及安徽旅游政务网；大足石刻景区及宝顶镇数据来自《大足年鉴》（2006—2014年）；沙坡头景区及迎水镇数据来自《中卫年鉴》（2005—2014年）；石林景区及长湖镇数据《石林年鉴》（2007—2014年）1，其中，2014年数据均来自媒体报道。
2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
2.1 总体分布特征
基于Crimestat3.3軟件，选取适当阈值，运用最近邻距离层次分析法（NNH），对全国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进行热点区分析，探测出一阶热点区和二阶热点区，并利用ArcGIS10.1软件对热点区进行可视化展示（图1）。由图1可知，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存在“多中心集聚”格局，总体上呈带状、组团状分布，空间上存在不均衡性。
2.1.1 东中部地区数量较少且呈聚集分布，西部地区数量较多但分布分散
从经济区域看，东中西部分别拥有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194个、158个和201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数量众多，并存在显著的凝聚现象，自北向南，依次形成环渤海、鲁中南、长三角、闽粤边界、珠三角和琼东南等6个热点区聚类，热点区内重叠率高，形状多为圆形，并形成京津冀和江浙沪两个二级热点区。其成因一方面是东部地区村镇旅游资源种类丰富，既有京西古村落群、太湖流域水乡古镇群和粤中古村镇群等在内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又有以北上广深等为代表的国内一线城市周围的观光休闲旅游村镇，加上经济实力强，居民生活水平高，游憩理念先进，形成巨大的乡村旅游客源市场，产生了大量的、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镇。另一方面是东部地区旅游村镇开发时间较早，各类型村镇开发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加之地形平坦，交通条件好，推动了各类旅游城镇相互交流与融合，发挥旅游规模效应，因此，形成了“多数聚集，少数离散”现象。 中部内陆地区数量最少，分布较为集聚，在黑蒙边界、吉中部、豫西南、晋豫边界、鄂东北、湘东北和皖赣边界等地区形成7个热点区，但重叠率较低，多为椭圆形分布，以河南为中心，形成晋豫鄂二级热点区。从成因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吉林中部的松花江流域地势平坦，环境优美，邻近5A级旅游区和省会城市长春，乡村度假旅游发展迅速，黑蒙边界聚集满、蒙和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形成独具民族风情的特色旅游村镇聚类区。其次，中部地区是中国人口稠密区，拥有河南、湖南和湖北等人口大省，规模巨大的人口使之成为出游力大省[50]，带动其旅游村镇发展。第三，中部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其悠久历史使中原腹地保存了大量历史文化古镇古村，如晋中南古镇群等；处于长江流域的皖南和赣北也保留了许多徽派建筑村落，如皖南古村落群等，发展至今已成为极富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名镇名村，呈现“长条形集聚，少数离散”现象。
西部边远地区数量最多，但分布最为离散，形成宁北部、甘青边界、陕甘宁边界、川渝边界、云贵边界、湘桂边界等6个热点区，未形成二级热点区聚类。首先，这与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自然与人文景观受外界影响小，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为集中区域，与内陆迥异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成为旅游开发重要吸引物，形成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村镇。其次，成渝地区作为西部经济最发达区域，是中国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之一[51]，经过10余年发展，已在其城市群周围形成一批农家乐旅游村镇。第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基础设施与旅游设施薄弱，因此在云桂黔和陕甘宁青等地出现一批旅游扶贫政策下刚刚发展起来的旅游村镇，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优美或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国家级贫困区或革命老区，呈现“多数离散，少数集聚”现象。
2.1.2 省域空间分布差异显著
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在全国31个省份均有分布（暂未统计中国港澳台地区），按数量多寡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为内蒙古（37个）、江苏（30个）、河南（28个）、山东（27个）和广东（25个），排名后五的省份分别为西藏（1个）、上海（6个）、海南（7个）、陕西（10个）和青海（10个）。排名靠前的省份多为区域面积大、经济发达或人口稠密的省份，而排名靠后的多为区域面积小、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较差或人口稀少的省份。其中，内蒙古数量最多，但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省界接壤处，内部地区较少。新疆20个特色旅游村镇中一半属于生产建设兵团，且多分布于中北疆，南疆地区尚无1处特色旅游村镇。另外，整个青藏地区，西藏仅有1处特色旅游名村位于布达拉宫景区周围，青海10个村镇多集中于地势较为平坦的青海湖自然保护区附近，在包括四川西部在内的青藏高原地带，特色旅游村镇数量稀缺。可见，省域间分布的差异与地形、交通、资源、人口、经济和面积等有密切联系。
2.2 依托客源市场分布
旅游村镇的主要客源市场面向的是对乡村环境及生活方式等有需求的城市居民，因此，周边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水平越高及交通设施越完善对旅游村镇发展的拉动作用越强。同时，随着与客源市场距离的增加，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吸引力会出现距离衰减性[52]，降低游客出游意愿度。游客乡村旅游的理想距离围绕1～2小时车距双向递减，当前2小时车程能达到200 km左右范围内的旅游村镇[53]。因此，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会城市及个别省份经济首位城市，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制作缓冲带，缓冲范围为200 km（图2）。
图2显示全国553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中有409個位于缓冲区范围内，仅有144个处于该范围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3大经济圈缓冲区内分别涵盖45个、68个和23个，三地总数占到缓冲区内特色旅游村镇的33.25%。可见，特色旅游村镇存在明显的依托客源市场分布的特征，且存在依托城市越发达，周边特色旅游村镇越密集的现象。探究其成因：一是，这些核心城市一般为该省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化水平高、经济条件好、居民休闲意识强烈，对村镇旅游有巨大需求。二是，依据圈层结构理论[54]，大城市四周的小村镇和农村腹地往往是城郊农业区或水资源保护区，特色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加上私家车普及，易发展成城市居民假日观光休闲旅游地，形成旅游村镇集中在大城市客源市场周围分布的特征。因此，客源市场是影响特色旅游镇村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2.3 依附旅游景区分布
小型化、城镇化、特色化和文化化是旅游村镇未来发展方向[55]，但小型村镇知名度要远低于周边旅游景区，景区旅游业发展对推动邻近村镇旅游城镇化至关重要。5A级旅游区从资源禀赋、知名度和旅游收益等方面都是国家旅游景区中的佼佼者。因此，选择5A级旅游区作为特色旅游村镇依附研究对象。用核密度（kernel）分析方法生成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密度分布图，将其与5A级旅游区图重叠（图3）。
由图3可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存在明显依附5A级旅游区分布特征。京津冀、鲁中南、长三角、皖南、珠三角、豫西、蜀中和渝西南等旅游村镇集聚热点区亦是5A级旅游区集中分布区。通过ArcGIS 10.1近邻分析（near）工具得出旅游名镇名村与5A级旅游区相距平均距离为59 km，不考虑地形因素，处于1小时车程范围内，两者呈明显邻近分布。其成因一方面，许多5A级旅游区本身就隶属于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如周庄镇和同里镇等，旅游景区作为吸引客流的主要承担者，增加旅游营业收入，带动所处村镇基础设施发展，推动村镇旅游开发，提升旅游城镇化水平，最终形成以景区为核心的特色旅游村镇分布格局。另一方面，受开发时序、宣传力度和资源禀赋等影响，旅游村镇的规模、知名度和影响力一般低于同一旅游目的地区域内5A级旅游区，阴影遮蔽明显，大尺度空间旅游者多将旅游村镇作为旅游路线往返途中的短暂停留地，因此，特色旅游村镇多分布于景区周围旅游路线上的小居民点。
2.4 邻近交通线分布
交通是发展旅游业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良好的旅游路线通达性是消费者选择特色村镇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优先考虑因素之一。交通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旅游村镇的综合品质和城镇化水平，是旅游城镇化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4表明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多邻近交通线分布，交通线密集处易形成旅游名镇名村集聚区，该现象在边远地区更加显著。为了更直观描述交通线与旅游村镇点关系，建立交通线50 km缓冲带，分析得出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和国道缓冲区内分别有350个、414个、514个和485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旅游村镇覆盖率均达60%以上，其中，国道缓冲区内覆盖率最高至92.95%（图5）。其成因一是部分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是水路商贸系统的交通节点[56]，商业贸易的繁荣形成稳定旅游客流，带动沿线交通节点村镇的发展，产生别具特色的商贸交通型旅游村镇。如中朝俄边界的敬信镇、中俄蒙边界的黑山头镇、灵关古道上的上里镇和白市驿镇、茶马古道上的束河古镇、丝绸之路上的阳关镇、北庭镇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新市镇等均呈现沿交通线分布的特征。二是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又不邻近知名景区的地区，交通线密集处的可达性大大增强，时间成本降低会增强消费者的出游意愿，形成分布在交通线密集处的城市周边旅游飞地和卫星城等，该现象在交通设施薄弱的边远地区更易产生。如甘肃什川镇周边有陇海铁路、连霍高速和京藏高速等交通线；黑龙江帽儿山镇和横道河镇周围有哈牡城际铁路、滨绥线、301国道和绥满高速等交通线通过；吉林月晴镇周边集中了吉珲高铁、302国道、牡图线和珲乌高速等交通线；广西中渡镇周边集聚湘桂线、322国道、衡柳高铁和泉南高速等交通线通过，该分布类型的旅游村镇对交通的依赖性非常强。
2.5 集中人口稠密区分布
通过整理地方资料及消费者游后评价，发现553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多数尚处于开发的初始和发展阶段，旅游市场刚刚形成，服务设施还不够完善。根据实际经验，旅游发展初期表现为出游人次而非旅游收入的大规模增长[57]。因此，当前中国村镇旅游发展方兴未艾，理论上人口基数与旅游村镇分布有较强的关联性。采用反距离加权法（IDW）对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各地级市及直辖市常住人口数进行插值计算，得到全国人口空间分布图（图6）。
图6显示旅游村镇分布与胡焕庸人口线分布规律相一致，多数集中在人口稠密区，少数分散在人口冷点区。首先，超过88%的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分布在人口线下方的人口密集区，在人口集聚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河南地区等都形成特色旅游村镇核心集聚区域。其次，东北边界、鄂渝陕边界、云南西部和贵州南部等人口稀疏地带也出现旅游村镇相对集中分布现象。探究其原因，第一，2014年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人口分别达到10724万、9789万、9436万、8140万和7960万，居全国前五①。这些省份自古以来是人类文化与经济活动频繁区，留下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古村，造成当前特色旅游村镇与人口稠密处重叠现象。第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等人口集聚区产生巨大出游力[50]，加之乡村旅游近域特征明显，金钱和时间成本相对较低，导致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特色旅游村镇不断涌现。第三，受地形和交通影响，中国旅游资源富集区与贫困区在地理分布上存在叠加现象[34]，鄂渝陕边界、云南西部和贵州南部等人口稀少的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却相对丰富。另外，旅游扶贫政策持续发力，国家旅游发展基金近10年来补助中西部地区项目资金约17亿元，其中，贫困地区资金额约占50%②。国家旅游局重点补助老、少、边、穷地区编制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景区专项规划，并先后为贵州江口县、贵州毕节试验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提供免费参展机会，帮助宣传重点景区，提升旅游整体形象等。因此，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在该地区亦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特征。
3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发展模式
3.1 市场拉动型发展模式
市场拉动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客源市场附近。城市高强度的生活压力，加上愈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不断唤起城市居民对乡村健康、悠闲生活的向往。根据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理论[58]，选取中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以20 km为单位建立100 km多环缓冲区（图7），显示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多集中分布在该范围内，共124个。基于前人对历史文化村镇和旅游村镇划分的研究[28，59]，为了分析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在核心城市周围的分布规律及发展模式，本文采用市场需求作为划分标准。通过查询旅游景观名镇名村的官方宣传资料、网络上游客的游后感知评价和致电信访相关部门等多种调研方式，了解特色旅游名鎮名村实际情况，将其划分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农业科技和文化体验等4种类型，并以60 km为标准统计离中心城区不同距离的村镇分布特征（表1）。
结果显示，市场拉动型发展模式在60 km外地区多形成休闲观光型旅游村镇，具体类型多是在原先依托自然风光形成的农业观光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休闲农庄和休闲度假区等。60 km内各地具体发展途径不尽相同，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文化体验和休闲观光类占多数，成渝地区以农事体验为主。主要与京津冀地区民俗和农家乐旅游发达，长三角地区历史文化古村镇数量丰富，且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生态产业发展良好，带动近郊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沿海渔业发达，以鱼塘产业为基础的渔家乐兴起，使休闲观光和文化体验类型占主导地位。而成渝地区休闲文化著名，良好的水热条件，加上地形影响，使以农家乐旅游为代表的农事体验型旅游村镇迅速发展。由此，市场拉动型旅游发展模式需要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独特的村镇旅游资源。首先，较靠近中心城市的旅游村镇应以不同客源市场需求作为其发展动力，立足本地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村镇旅游产品。其次，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外层旅游村镇乡村景致更加突出，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休闲需求，村镇旅游应不断创新，升级发展综合型、多功能的度假游憩类旅游村镇，形成围绕中心城市“内层特色化、外层度假化”的分布特征。此外，由图7可知该种类型发展起来的旅游村镇集聚程度非常高，同质竞争严重，在发展的过程中应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注重村镇品牌建设，打造高知名度的市场拉动型特色旅游村镇。 3.2 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
景区依托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在远離大城市的著名景区或自然保护区四周。村镇旅游吸引物构成复杂，包括建筑遗迹、民族风情、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等，这种吸引物源既可以是旅游村镇本身，如丽江、平遥和凤凰等大规模古镇，也可以是位于旅游村镇周边的旅游景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旅游景区发展起步早，知名度和影响力较高，其周边村镇具有发展成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的先天优势。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年安徽黄山风景区及周边西递-宏村的旅游接待量、重庆大足石刻风景区接待量及周边宝顶镇非农人口、宁夏沙坡头风景区黄金周旅游收入及周边迎水镇生产总值、云南石林风景区旅游收入及周边长湖镇生产总值等数据，运用SPSS 21.0软件进行Pe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相关性读数都小于0.01，其系数分别达到0.981、0.909、0.945和0.924，呈显著正相关。为更直观反映此相关性，利用上述数据做散点图（图8）。
图8表明，旅游景区与其周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之间发展存在正相关性，山岳型旅游景区更加显著。将上述景区依托型旅游村镇分为两种：一种旅游景区直接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四周分布（重庆宝顶镇、宁夏迎水镇），其作用主要为景区游客提供食宿地，客流量几乎等同于景区接待量，品牌宣传成本低。其发展模式要注重融入周边景区，采取同样的文化主题包装，及时更新旅游接待设施，提供全面的、标准化的旅游配套服务，努力为游客创造良好的食宿、出行、购物和娱乐环境。另一种旅游村镇本身就是旅游景区，但受周边更知名旅游景区的遮蔽影响，成为旅游往返路线上潜在旅游目的地（西递-宏村）。其发展模式一要全力创建自身旅游品牌，摆脱旅游阴影效应，二应加强与周边景区合作，充分挖掘客源市场，开发多样化旅游路线，将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与景区形成产品互补，使之成为景区客流量的分流地，带动景区周边村镇旅游业发展。
3.3 交通推动型发展模式
交通推动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在与大城市和著名景区有一定距离，但交通地理位置优越，可达性高的地区。当前中国已进入高铁网络时代，高铁网络时代的到来既迎合了新常态下深度游、个性游的新需求[60]，又使旅游地客源半径扩大，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使中远程客源市场不再遥远[61]，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在内的中国主要客源市场的二次客流极易扩散到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因此，本文重点研究高铁对旅游名镇名村发展的影响。将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陆地和水域等对象时间成本栅格化，以553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为源点，采用成本加权距离（distance cost weighted）方法得出各村镇等时圈空间扩散格局图，并通过栅格计算器（raster calculator）将等时圈范围划分为13个时间段（图9）。
图9显示高铁开通后，全国特色旅游名镇名村2小时以内等时圈区域由26.33%增加到30.98%，等时圈低值区范围扩大，中高值区范围变化不明显，在甘中南、桂中西、湘西南等地区提升作用显著。这些地区原先多为交通可达性较差、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区域，高铁开通加速旅游流动，拓宽了该地区旅游村镇客源市场半径，为其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可见，借助交通推动型发展模式的旅游村镇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交通中介变量的改善来产生留住游客的机会？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该类型旅游村镇发展一般经历从满足过境游客基本的食宿需求，到发展为旅游线路上特色旅游产品的过程[62]。因此，高铁网络时代，面临交通设施日趋完善，客源市场持续扩大的情况，交通推动型旅游村镇应充分挖掘自身旅游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做好“最后1公里”交通，改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运用微电影、网络等新媒体加强旅游营销，提升在旅游路线上的知名度，使之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以此创造留住客人的机会，推进村镇旅游业发展。
3.4 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
人口驱动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人口稠密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是旅游村镇充足客源的保障，中国人口稠密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鲁豫鄂、江浙沪、粤赣湘和川渝等地。其中，东部人口稠密区的旅游村镇发展起步较早、类型多样，主要依靠经济条件较好的客源市场。而中西部人口稠密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成本低廉、近域特征明显的乡村旅游对有出游动机的游客有极大吸引力[63]。此时，人口基数作为影响地区出游力的重要因素成为该地区旅游村镇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驱动型城镇化发展显著。
庞大的人口基数一直是中国村镇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红利，不同进程中的人口驱动型旅游村镇发展模式有所不同。首先，对刚刚起步的旅游村镇应充分利用人口数量优势，挖掘村镇特色旅游资源，发展观光、采摘、垂钓和娱乐等休闲项目，以占绝大多数的短途观光游客为主要客源市场。其次，发展相对成熟、经济条件较好的旅游村镇应尽快实现转型升级，由原先单一的依赖人口数量的发展方式向多层次、多类型方向转变，满足不同群体阶层对特色旅游村镇的需求，开发游憩度假、文化体验等项目，走大众化与精品化结合路线，客源市场兼顾短途观光和游憩度假游客，推动人口驱动型旅游村镇进一步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当前国内外旅游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城镇化驱动机制和影响等两方面，以具体案例地为研究对象，从资本、人口、政策、文化、基础设施和景观风貌等多方面，提出旅游城镇化驱动力及发展机制，并研究旅游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产业、城乡结构、土地利用、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是，国外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多分析已发展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对处于快速城镇化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较少。伴随旅游城镇化发展，国内旅游城镇化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经历从分析旅游兴镇模式，到探索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再到研究景区周边村镇旅游发展模式的过程，并对旅游扶贫中出现的旅游村镇持续关注。然而，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具体案例地做实证研究，从宏观上把握全国旅游村镇格局的文章较少，且少有根据旅游村镇自身条件提出引导性的、富有特色的发展模式。 基于此，本文以住建部公布的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并提出各種类宏观指导性发展模式，为国内未来旅游城镇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结果发现：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空间分布总体特征存在“多中心集聚”的不均衡格局，东中部地区数量较少且呈聚集分布，西部地区数量较多但分布分散，省域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其成因与市场、景区、交通和人口等有密切联系，呈现明显依托客源市场、依附旅游景区、邻近交通线和集中人口稠密区等分布的特点。结合典型案例，提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可采取市场拉动型、景区依托型、交通推动型和人口驱动型4种旅游发展模式：
（1）市场拉动型旅游发展模式应以不同客源市场需求作为其发展动力，不断创新升级，开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村镇旅游产品，围绕中心城市形成“内层特色化、外层度假化”的特色村镇分布格局。（2）景区依托型旅游发展模式分为两种：一是景区隶属于旅游村镇管辖范围，其旅游发展模式要注重融入周边景区，为游客提供完善的食宿、出行、购物和娱乐等旅游配套设施。二是旅游村镇本身就是景区，但受周边著名景区遮蔽影响，其旅游发展模式在强化与周边景区合作，开发多样化旅游路线的同时，要全力树立自身品牌，摆脱阴影效应。（3）交通推动型旅游发展模式应挖掘自身旅游资源，完善“最后1公里”交通，改善旅游接待能力，提升旅游村镇为旅游路线上新的吸引物。（4）人口驱动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初级阶段应充分利用人口数量优势，发展观光、采摘、垂钓和娱乐等休闲项目，成熟阶段尽快向游憩度假、文化体验方向转型升级，满足不同群体阶层对特色旅游村镇的需求。
新型城镇化要求从村镇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等实际情况出发，寻找适宜的城镇化道路。根据“宜游则游”的观点[64]，旅游城镇化成为特色景观村镇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旅游导向型村镇应以旅游业为依托实现城镇化发展，通过对特色旅游村镇布局及发展模式的研究，旨在优化旅游村镇空间布局，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村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完善村镇基础设施、增加就业岗位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等，实现旅游城镇化发展目标，为当前新型城镇化服务。
首先，本文从市场、景区、交通和人口等角度研究旅游名镇名村分布格局，未考虑地形、气候、面积和文化等因素，这些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其次，多从空间分布角度研究旅游名镇名村发展模式，对某一类型或区域内旅游名镇名村的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今后研究可从社会学和系统学等角度对某区域内旅游名镇名村发展模式进行进一步探讨。第三，本文从全国角度，较宏观地分析不同类型村镇的发展模式，未将“名镇”和“名村”分开研究，往后研究可进一步探索“镇”和“村”发展模式的差异及背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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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5-0080-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5.013
引言
2013年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面对中国有近3亿中老年农村常住人口的基本国情[1]，中小型村镇“就地城镇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务实和必然之举。旅游产业在解决农民身份问题、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生活品质等方面有先天优势[2]，实践经验也表明，旅游发展导向型的历史村镇复兴是最佳途径和首选方式[3-5]。因此，发展旅游产业是中小型村镇“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路径，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国外旅游城镇化（tourism urbanization）的研究起于20世纪90年代。在研究旅游村镇的空间格 局[6-7]、驱动机制[8-9]、相关群体[10-11]及旅游效应[12-13]等领域的基础上，提出以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主题乐园等为代表的高度资本密集型旅游景点拉动模式[14]；墨西哥坎昆、西班牙和澳大利亚海岸等为代表的“阳光，沙滩，海洋”旅游度假模式[15]；加拿大斯特拉福德（Stratford）小镇为代表的旅游文化节庆活动吸引模式[16]；巴西波尔图（Porto）和塞古鲁（Seguro）小镇为代表的民族风情旅游推动模式[17]；法国乡村农场为代表的“观光接待+乡村度假+休闲空间”旅游驱动模式[18]；日韩城郊为代表的乡村民宿旅游发展模式等多种旅游城镇化路径[19-20]。可见，国外旅游城镇化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多集中于大都市周围或已发展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旅游城镇化研究较少。这与国外发达地区较早实现城镇化有关，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已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譬如现今德国8200万人口中的7000多万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和农村，全国拥有1.35万个小城镇，其中，75%的人口少于5000人[21]。而中国尚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现象严重，加上户籍制度、土地所有权制度及经济发展方式等有别于国外，必须根据国情探索出中国特色旅游城镇化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一批旅游发展导向型村镇。20世纪80年代，以周庄、同里和乌镇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凭借其广阔的客源市场和独特的旅游资源，成功探索出“旅游兴镇”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其他历史文化村镇相继模仿的对象[22]，出现了平遥模式、丽江模式、阆中模式和凤凰模式[23-26]等。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居民收入增加、闲暇时间增多和交通网络完善，加之城市生活环境质量下降，对原始、淳朴乡村环境的消费需求明显提升，以此为契机，出现一批以成都山泉镇、北京庞各庄镇、广州派潭镇和上海前卫村等为代表的城市周边旅游村镇，以观光休闲为主的乡村旅游成为城郊村镇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27]。其发展模式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如夏林根依据资源特色将乡村旅游划分为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文化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等发展模式[28]；张树民等基于旅游系统理论把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分为需求拉动型、供给推动型、支持作用型和混合驱动型等[29]；贺艳华等基于TOD理论和乡村空间优化角度提出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等[30]。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A级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旅游地评价标准的陆续出台，加上国内出游人数的不断增加，各景区的发展带动了其周围一批如山西五台县台怀镇、甘肃敦煌市月牙泉镇和云南石林县长湖镇等旅游村镇的发展。依托景区发展的旅游村镇开始成为地理学界研究热点，如丁娟以九华山为例提出了山岳型旅游村镇发展动力机制[31]；席建超等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内三坡镇为例探索了成长型旅游村镇的演变格局[32]；钟士恩等以江苏省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古镇的格局及发展路径等[5]。此外，在对经济落后地区持续的帮扶实践中，旅游扶贫对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33]，如红色旅游的发展推动了湘鄂赣、晋察冀和陕甘宁等贫困革命老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34-35]，一批位于贫困地区的旅游村镇在扶贫政策下涌现出来。经过30余年的发展，率先崛起的旅游村镇已普遍进入停滞和后停滞阶段[36]，旅游收入增速降低，生态环境恶化，地方文化遭受侵蚀。而后崛起的村镇则处于先崛起村镇的“阴影效应”下[37]，旅游发展始终受到极大制约。由此可见，中国旅游村镇正面临日趋严重的产品同质竞争、聚落文化潜移、居住环境破坏、过度商业利用和土地开发无序等问题[38-40]。
由此，在国家重点发展特色小城镇的背景下，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形成“星罗棋布式”小城镇分布格局与发展特色旅游村镇是解决当前旅游村镇问题的重要举措[41]。因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旅游局于2010年、2011年和2015年陆续公布了3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示范名单”，共计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概念的提出，既体现中国对待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与利用理念的进一步认识，从注重价值评价转向价值利用[5]，也体现出未来旅游村镇建设开发的新要求，更注重特色景观资源的保护、看重村镇特色发展模式和强调综合服务能力等[42]。为中国旅游村镇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突破口，有利于避免恶性竞争、改善人居环境、保护村镇风貌、延续地方文脉、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居民收入和密切城乡互动等，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近年来，旅游村镇发展模式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宏观层面上，解释旅游城镇化含义，提出旅游消费是旅游城镇化产生的基础，基于消费类型或城市特性划分出不同旅游城镇化模式，并阐述旅游村镇化影响[43-44]。微观层面，以具体案例地为例，指出区位、资金、资源、市场、政府干预和社区参与等因素是影响村镇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向旅游村镇形态转向的重要驱动力[29，45]。可见，研究视角多以某一地域内村镇或某一类型村镇做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把握全国旅游村镇的格局及发展模式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少有该方面的探讨。同时，国内旅游村镇发展模式的研究方法多为在梳理已有发展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少有根据旅游村镇自身条件推出引导性的、富有特色的旅游发展模式。基于此，本文以全国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为例，通过空间分析方法，结合典型案例，提出市场 拉动型、景区依托型、交通推动型和人口驱动型4种旅游村镇发展模式，以期提高中国就地城镇化质量，为新型城镇化服务。需指出的是，保继刚在对历史村镇的研究中提出，历史城镇和历史村落在特征和旅游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诸多共性，将其统称为历史村镇[46]。考虑到历史村镇与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存在一定重叠和关联，本文借用历史村镇概念，不严格地划分村落或城镇，统称“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借助Google Earth标记了553个特色旅游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的位置信息，借助ArcGIS10.1、Crimestat3.3和SPSS21.0等软件工具，采用最近邻距离层次分析、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近邻分析、空间插值分析、成本加权距离分析、Person相关性分析和空间统计等方法，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进行研究。
1.1.1 最近邻距离层次分析法（Nearest neighbor hierarchy， NNH）
通过定义集聚的“极限距离或阈值”，然后将其与每一点对的距离进行比较，当某一点与其他点（至少一个）的距离小于该极限距离，该点被计入聚集单元，通过逐级类推的方式可依次得到一阶热点区、二阶热点区以及更高阶热点区[47]。
1.1.2 核密度分析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采用核函数对区内点赋以不同的密度权重，使区域内密度属性结果分布更为平滑直观。数学表达式为[48]：
[f（x）=1nhdi=1nK（S-Sih）]
其中，K（）为核密度方程，S和Si为空间样本点，h为阀值，n为阈值范围内点的数量，d为数据的维数。
1.1.3 反距离加权空间插值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DW）
其假设估算点的数值受到临近控制点的影响比受较远控制点的影响更大。数学表达式为[49]：
[zx=i=1S1dkizii=1S1dki]
其中，zx为点x的估计值，zi为已知i的z值，di是点i与点x的距离，s为估算中用到的已知点数目，k为确定的幂值。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首先，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5A级旅游区点来源于2015年10月国家旅游局最新更新的213个5A级旅游区，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各地级市及直辖市常住人口数，水系数据和道路数据（包括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分布来源于交通部《1：400万公路交通版》地图和《1：400万基本要素版》地图，2020年高铁数据则根据已开通高铁情况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20），利用ArcGIS10.1软件对上述底图进行数据转换，形成特色旅游村镇、核心城市、5A级旅游区和交通干线等矢量图（Krasovsky_1940_Albers坐标系投影）。空间行政边界矢量数据直接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1：400万中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其次，国家级贫困县数据来源于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黄山景区及西递-宏村数据来自《黄山年鉴》（1997—2014年）及安徽旅游政务网；大足石刻景区及宝顶镇数据来自《大足年鉴》（2006—2014年）；沙坡头景区及迎水镇数据来自《中卫年鉴》（2005—2014年）；石林景区及长湖镇数据《石林年鉴》（2007—2014年）1，其中，2014年数据均来自媒体报道。
2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
2.1 总体分布特征
基于Crimestat3.3軟件，选取适当阈值，运用最近邻距离层次分析法（NNH），对全国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进行热点区分析，探测出一阶热点区和二阶热点区，并利用ArcGIS10.1软件对热点区进行可视化展示（图1）。由图1可知，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存在“多中心集聚”格局，总体上呈带状、组团状分布，空间上存在不均衡性。
2.1.1 东中部地区数量较少且呈聚集分布，西部地区数量较多但分布分散
从经济区域看，东中西部分别拥有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194个、158个和201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数量众多，并存在显著的凝聚现象，自北向南，依次形成环渤海、鲁中南、长三角、闽粤边界、珠三角和琼东南等6个热点区聚类，热点区内重叠率高，形状多为圆形，并形成京津冀和江浙沪两个二级热点区。其成因一方面是东部地区村镇旅游资源种类丰富，既有京西古村落群、太湖流域水乡古镇群和粤中古村镇群等在内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又有以北上广深等为代表的国内一线城市周围的观光休闲旅游村镇，加上经济实力强，居民生活水平高，游憩理念先进，形成巨大的乡村旅游客源市场，产生了大量的、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镇。另一方面是东部地区旅游村镇开发时间较早，各类型村镇开发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加之地形平坦，交通条件好，推动了各类旅游城镇相互交流与融合，发挥旅游规模效应，因此，形成了“多数聚集，少数离散”现象。 中部内陆地区数量最少，分布较为集聚，在黑蒙边界、吉中部、豫西南、晋豫边界、鄂东北、湘东北和皖赣边界等地区形成7个热点区，但重叠率较低，多为椭圆形分布，以河南为中心，形成晋豫鄂二级热点区。从成因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吉林中部的松花江流域地势平坦，环境优美，邻近5A级旅游区和省会城市长春，乡村度假旅游发展迅速，黑蒙边界聚集满、蒙和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形成独具民族风情的特色旅游村镇聚类区。其次，中部地区是中国人口稠密区，拥有河南、湖南和湖北等人口大省，规模巨大的人口使之成为出游力大省[50]，带动其旅游村镇发展。第三，中部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其悠久历史使中原腹地保存了大量历史文化古镇古村，如晋中南古镇群等；处于长江流域的皖南和赣北也保留了许多徽派建筑村落，如皖南古村落群等，发展至今已成为极富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名镇名村，呈现“长条形集聚，少数离散”现象。
西部边远地区数量最多，但分布最为离散，形成宁北部、甘青边界、陕甘宁边界、川渝边界、云贵边界、湘桂边界等6个热点区，未形成二级热点区聚类。首先，这与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自然与人文景观受外界影响小，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为集中区域，与内陆迥异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成为旅游开发重要吸引物，形成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村镇。其次，成渝地区作为西部经济最发达区域，是中国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之一[51]，经过10余年发展，已在其城市群周围形成一批农家乐旅游村镇。第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基础设施与旅游设施薄弱，因此在云桂黔和陕甘宁青等地出现一批旅游扶贫政策下刚刚发展起来的旅游村镇，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优美或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国家级贫困区或革命老区，呈现“多数离散，少数集聚”现象。
2.1.2 省域空间分布差异显著
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在全国31个省份均有分布（暂未统计中国港澳台地区），按数量多寡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为内蒙古（37个）、江苏（30个）、河南（28个）、山东（27个）和广东（25个），排名后五的省份分别为西藏（1个）、上海（6个）、海南（7个）、陕西（10个）和青海（10个）。排名靠前的省份多为区域面积大、经济发达或人口稠密的省份，而排名靠后的多为区域面积小、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较差或人口稀少的省份。其中，内蒙古数量最多，但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的省界接壤处，内部地区较少。新疆20个特色旅游村镇中一半属于生产建设兵团，且多分布于中北疆，南疆地区尚无1处特色旅游村镇。另外，整个青藏地区，西藏仅有1处特色旅游名村位于布达拉宫景区周围，青海10个村镇多集中于地势较为平坦的青海湖自然保护区附近，在包括四川西部在内的青藏高原地带，特色旅游村镇数量稀缺。可见，省域间分布的差异与地形、交通、资源、人口、经济和面积等有密切联系。
2.2 依托客源市场分布
旅游村镇的主要客源市场面向的是对乡村环境及生活方式等有需求的城市居民，因此，周边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水平越高及交通设施越完善对旅游村镇发展的拉动作用越强。同时，随着与客源市场距离的增加，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吸引力会出现距离衰减性[52]，降低游客出游意愿度。游客乡村旅游的理想距离围绕1～2小时车距双向递减，当前2小时车程能达到200 km左右范围内的旅游村镇[53]。因此，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会城市及个别省份经济首位城市，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制作缓冲带，缓冲范围为200 km（图2）。
图2显示全国553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中有409個位于缓冲区范围内，仅有144个处于该范围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3大经济圈缓冲区内分别涵盖45个、68个和23个，三地总数占到缓冲区内特色旅游村镇的33.25%。可见，特色旅游村镇存在明显的依托客源市场分布的特征，且存在依托城市越发达，周边特色旅游村镇越密集的现象。探究其成因：一是，这些核心城市一般为该省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化水平高、经济条件好、居民休闲意识强烈，对村镇旅游有巨大需求。二是，依据圈层结构理论[54]，大城市四周的小村镇和农村腹地往往是城郊农业区或水资源保护区，特色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加上私家车普及，易发展成城市居民假日观光休闲旅游地，形成旅游村镇集中在大城市客源市场周围分布的特征。因此，客源市场是影响特色旅游镇村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2.3 依附旅游景区分布
小型化、城镇化、特色化和文化化是旅游村镇未来发展方向[55]，但小型村镇知名度要远低于周边旅游景区，景区旅游业发展对推动邻近村镇旅游城镇化至关重要。5A级旅游区从资源禀赋、知名度和旅游收益等方面都是国家旅游景区中的佼佼者。因此，选择5A级旅游区作为特色旅游村镇依附研究对象。用核密度（kernel）分析方法生成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密度分布图，将其与5A级旅游区图重叠（图3）。
由图3可见，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存在明显依附5A级旅游区分布特征。京津冀、鲁中南、长三角、皖南、珠三角、豫西、蜀中和渝西南等旅游村镇集聚热点区亦是5A级旅游区集中分布区。通过ArcGIS 10.1近邻分析（near）工具得出旅游名镇名村与5A级旅游区相距平均距离为59 km，不考虑地形因素，处于1小时车程范围内，两者呈明显邻近分布。其成因一方面，许多5A级旅游区本身就隶属于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如周庄镇和同里镇等，旅游景区作为吸引客流的主要承担者，增加旅游营业收入，带动所处村镇基础设施发展，推动村镇旅游开发，提升旅游城镇化水平，最终形成以景区为核心的特色旅游村镇分布格局。另一方面，受开发时序、宣传力度和资源禀赋等影响，旅游村镇的规模、知名度和影响力一般低于同一旅游目的地区域内5A级旅游区，阴影遮蔽明显，大尺度空间旅游者多将旅游村镇作为旅游路线往返途中的短暂停留地，因此，特色旅游村镇多分布于景区周围旅游路线上的小居民点。
2.4 邻近交通线分布
交通是发展旅游业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良好的旅游路线通达性是消费者选择特色村镇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优先考虑因素之一。交通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了旅游村镇的综合品质和城镇化水平，是旅游城镇化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4表明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多邻近交通线分布，交通线密集处易形成旅游名镇名村集聚区，该现象在边远地区更加显著。为了更直观描述交通线与旅游村镇点关系，建立交通线50 km缓冲带，分析得出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和国道缓冲区内分别有350个、414个、514个和485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旅游村镇覆盖率均达60%以上，其中，国道缓冲区内覆盖率最高至92.95%（图5）。其成因一是部分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是水路商贸系统的交通节点[56]，商业贸易的繁荣形成稳定旅游客流，带动沿线交通节点村镇的发展，产生别具特色的商贸交通型旅游村镇。如中朝俄边界的敬信镇、中俄蒙边界的黑山头镇、灵关古道上的上里镇和白市驿镇、茶马古道上的束河古镇、丝绸之路上的阳关镇、北庭镇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新市镇等均呈现沿交通线分布的特征。二是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又不邻近知名景区的地区，交通线密集处的可达性大大增强，时间成本降低会增强消费者的出游意愿，形成分布在交通线密集处的城市周边旅游飞地和卫星城等，该现象在交通设施薄弱的边远地区更易产生。如甘肃什川镇周边有陇海铁路、连霍高速和京藏高速等交通线；黑龙江帽儿山镇和横道河镇周围有哈牡城际铁路、滨绥线、301国道和绥满高速等交通线通过；吉林月晴镇周边集中了吉珲高铁、302国道、牡图线和珲乌高速等交通线；广西中渡镇周边集聚湘桂线、322国道、衡柳高铁和泉南高速等交通线通过，该分布类型的旅游村镇对交通的依赖性非常强。
2.5 集中人口稠密区分布
通过整理地方资料及消费者游后评价，发现553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多数尚处于开发的初始和发展阶段，旅游市场刚刚形成，服务设施还不够完善。根据实际经验，旅游发展初期表现为出游人次而非旅游收入的大规模增长[57]。因此，当前中国村镇旅游发展方兴未艾，理论上人口基数与旅游村镇分布有较强的关联性。采用反距离加权法（IDW）对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各地级市及直辖市常住人口数进行插值计算，得到全国人口空间分布图（图6）。
图6显示旅游村镇分布与胡焕庸人口线分布规律相一致，多数集中在人口稠密区，少数分散在人口冷点区。首先，超过88%的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分布在人口线下方的人口密集区，在人口集聚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河南地区等都形成特色旅游村镇核心集聚区域。其次，东北边界、鄂渝陕边界、云南西部和贵州南部等人口稀疏地带也出现旅游村镇相对集中分布现象。探究其原因，第一，2014年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人口分别达到10724万、9789万、9436万、8140万和7960万，居全国前五①。这些省份自古以来是人类文化与经济活动频繁区，留下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古村，造成当前特色旅游村镇与人口稠密处重叠现象。第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等人口集聚区产生巨大出游力[50]，加之乡村旅游近域特征明显，金钱和时间成本相对较低，导致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特色旅游村镇不断涌现。第三，受地形和交通影响，中国旅游资源富集区与贫困区在地理分布上存在叠加现象[34]，鄂渝陕边界、云南西部和贵州南部等人口稀少的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却相对丰富。另外，旅游扶贫政策持续发力，国家旅游发展基金近10年来补助中西部地区项目资金约17亿元，其中，贫困地区资金额约占50%②。国家旅游局重点补助老、少、边、穷地区编制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景区专项规划，并先后为贵州江口县、贵州毕节试验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提供免费参展机会，帮助宣传重点景区，提升旅游整体形象等。因此，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在该地区亦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特征。
3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发展模式
3.1 市场拉动型发展模式
市场拉动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客源市场附近。城市高强度的生活压力，加上愈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不断唤起城市居民对乡村健康、悠闲生活的向往。根据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理论[58]，选取中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以20 km为单位建立100 km多环缓冲区（图7），显示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多集中分布在该范围内，共124个。基于前人对历史文化村镇和旅游村镇划分的研究[28，59]，为了分析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在核心城市周围的分布规律及发展模式，本文采用市场需求作为划分标准。通过查询旅游景观名镇名村的官方宣传资料、网络上游客的游后感知评价和致电信访相关部门等多种调研方式，了解特色旅游名鎮名村实际情况，将其划分为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农业科技和文化体验等4种类型，并以60 km为标准统计离中心城区不同距离的村镇分布特征（表1）。
结果显示，市场拉动型发展模式在60 km外地区多形成休闲观光型旅游村镇，具体类型多是在原先依托自然风光形成的农业观光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休闲农庄和休闲度假区等。60 km内各地具体发展途径不尽相同，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文化体验和休闲观光类占多数，成渝地区以农事体验为主。主要与京津冀地区民俗和农家乐旅游发达，长三角地区历史文化古村镇数量丰富，且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生态产业发展良好，带动近郊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沿海渔业发达，以鱼塘产业为基础的渔家乐兴起，使休闲观光和文化体验类型占主导地位。而成渝地区休闲文化著名，良好的水热条件，加上地形影响，使以农家乐旅游为代表的农事体验型旅游村镇迅速发展。由此，市场拉动型旅游发展模式需要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独特的村镇旅游资源。首先，较靠近中心城市的旅游村镇应以不同客源市场需求作为其发展动力，立足本地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村镇旅游产品。其次，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外层旅游村镇乡村景致更加突出，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休闲需求，村镇旅游应不断创新，升级发展综合型、多功能的度假游憩类旅游村镇，形成围绕中心城市“内层特色化、外层度假化”的分布特征。此外，由图7可知该种类型发展起来的旅游村镇集聚程度非常高，同质竞争严重，在发展的过程中应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注重村镇品牌建设，打造高知名度的市场拉动型特色旅游村镇。 3.2 景区依托型发展模式
景区依托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在远離大城市的著名景区或自然保护区四周。村镇旅游吸引物构成复杂，包括建筑遗迹、民族风情、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等，这种吸引物源既可以是旅游村镇本身，如丽江、平遥和凤凰等大规模古镇，也可以是位于旅游村镇周边的旅游景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旅游景区发展起步早，知名度和影响力较高，其周边村镇具有发展成特色旅游名镇名村的先天优势。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年安徽黄山风景区及周边西递-宏村的旅游接待量、重庆大足石刻风景区接待量及周边宝顶镇非农人口、宁夏沙坡头风景区黄金周旅游收入及周边迎水镇生产总值、云南石林风景区旅游收入及周边长湖镇生产总值等数据，运用SPSS 21.0软件进行Pe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相关性读数都小于0.01，其系数分别达到0.981、0.909、0.945和0.924，呈显著正相关。为更直观反映此相关性，利用上述数据做散点图（图8）。
图8表明，旅游景区与其周边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之间发展存在正相关性，山岳型旅游景区更加显著。将上述景区依托型旅游村镇分为两种：一种旅游景区直接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四周分布（重庆宝顶镇、宁夏迎水镇），其作用主要为景区游客提供食宿地，客流量几乎等同于景区接待量，品牌宣传成本低。其发展模式要注重融入周边景区，采取同样的文化主题包装，及时更新旅游接待设施，提供全面的、标准化的旅游配套服务，努力为游客创造良好的食宿、出行、购物和娱乐环境。另一种旅游村镇本身就是旅游景区，但受周边更知名旅游景区的遮蔽影响，成为旅游往返路线上潜在旅游目的地（西递-宏村）。其发展模式一要全力创建自身旅游品牌，摆脱旅游阴影效应，二应加强与周边景区合作，充分挖掘客源市场，开发多样化旅游路线，将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与景区形成产品互补，使之成为景区客流量的分流地，带动景区周边村镇旅游业发展。
3.3 交通推动型发展模式
交通推动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在与大城市和著名景区有一定距离，但交通地理位置优越，可达性高的地区。当前中国已进入高铁网络时代，高铁网络时代的到来既迎合了新常态下深度游、个性游的新需求[60]，又使旅游地客源半径扩大，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使中远程客源市场不再遥远[61]，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在内的中国主要客源市场的二次客流极易扩散到特色旅游名镇名村。因此，本文重点研究高铁对旅游名镇名村发展的影响。将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陆地和水域等对象时间成本栅格化，以553个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为源点，采用成本加权距离（distance cost weighted）方法得出各村镇等时圈空间扩散格局图，并通过栅格计算器（raster calculator）将等时圈范围划分为13个时间段（图9）。
图9显示高铁开通后，全国特色旅游名镇名村2小时以内等时圈区域由26.33%增加到30.98%，等时圈低值区范围扩大，中高值区范围变化不明显，在甘中南、桂中西、湘西南等地区提升作用显著。这些地区原先多为交通可达性较差、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区域，高铁开通加速旅游流动，拓宽了该地区旅游村镇客源市场半径，为其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可见，借助交通推动型发展模式的旅游村镇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交通中介变量的改善来产生留住游客的机会？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该类型旅游村镇发展一般经历从满足过境游客基本的食宿需求，到发展为旅游线路上特色旅游产品的过程[62]。因此，高铁网络时代，面临交通设施日趋完善，客源市场持续扩大的情况，交通推动型旅游村镇应充分挖掘自身旅游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做好“最后1公里”交通，改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运用微电影、网络等新媒体加强旅游营销，提升在旅游路线上的知名度，使之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以此创造留住客人的机会，推进村镇旅游业发展。
3.4 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
人口驱动型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分布人口稠密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是旅游村镇充足客源的保障，中国人口稠密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鲁豫鄂、江浙沪、粤赣湘和川渝等地。其中，东部人口稠密区的旅游村镇发展起步较早、类型多样，主要依靠经济条件较好的客源市场。而中西部人口稠密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成本低廉、近域特征明显的乡村旅游对有出游动机的游客有极大吸引力[63]。此时，人口基数作为影响地区出游力的重要因素成为该地区旅游村镇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驱动型城镇化发展显著。
庞大的人口基数一直是中国村镇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红利，不同进程中的人口驱动型旅游村镇发展模式有所不同。首先，对刚刚起步的旅游村镇应充分利用人口数量优势，挖掘村镇特色旅游资源，发展观光、采摘、垂钓和娱乐等休闲项目，以占绝大多数的短途观光游客为主要客源市场。其次，发展相对成熟、经济条件较好的旅游村镇应尽快实现转型升级，由原先单一的依赖人口数量的发展方式向多层次、多类型方向转变，满足不同群体阶层对特色旅游村镇的需求，开发游憩度假、文化体验等项目，走大众化与精品化结合路线，客源市场兼顾短途观光和游憩度假游客，推动人口驱动型旅游村镇进一步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当前国内外旅游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城镇化驱动机制和影响等两方面，以具体案例地为研究对象，从资本、人口、政策、文化、基础设施和景观风貌等多方面，提出旅游城镇化驱动力及发展机制，并研究旅游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产业、城乡结构、土地利用、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是，国外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多分析已发展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对处于快速城镇化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较少。伴随旅游城镇化发展，国内旅游城镇化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经历从分析旅游兴镇模式，到探索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再到研究景区周边村镇旅游发展模式的过程，并对旅游扶贫中出现的旅游村镇持续关注。然而，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具体案例地做实证研究，从宏观上把握全国旅游村镇格局的文章较少，且少有根据旅游村镇自身条件提出引导性的、富有特色的发展模式。 基于此，本文以住建部公布的553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并提出各種类宏观指导性发展模式，为国内未来旅游城镇化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结果发现：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空间分布总体特征存在“多中心集聚”的不均衡格局，东中部地区数量较少且呈聚集分布，西部地区数量较多但分布分散，省域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其成因与市场、景区、交通和人口等有密切联系，呈现明显依托客源市场、依附旅游景区、邻近交通线和集中人口稠密区等分布的特点。结合典型案例，提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可采取市场拉动型、景区依托型、交通推动型和人口驱动型4种旅游发展模式：
（1）市场拉动型旅游发展模式应以不同客源市场需求作为其发展动力，不断创新升级，开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村镇旅游产品，围绕中心城市形成“内层特色化、外层度假化”的特色村镇分布格局。（2）景区依托型旅游发展模式分为两种：一是景区隶属于旅游村镇管辖范围，其旅游发展模式要注重融入周边景区，为游客提供完善的食宿、出行、购物和娱乐等旅游配套设施。二是旅游村镇本身就是景区，但受周边著名景区遮蔽影响，其旅游发展模式在强化与周边景区合作，开发多样化旅游路线的同时，要全力树立自身品牌，摆脱阴影效应。（3）交通推动型旅游发展模式应挖掘自身旅游资源，完善“最后1公里”交通，改善旅游接待能力，提升旅游村镇为旅游路线上新的吸引物。（4）人口驱动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初级阶段应充分利用人口数量优势，发展观光、采摘、垂钓和娱乐等休闲项目，成熟阶段尽快向游憩度假、文化体验方向转型升级，满足不同群体阶层对特色旅游村镇的需求。
新型城镇化要求从村镇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等实际情况出发，寻找适宜的城镇化道路。根据“宜游则游”的观点[64]，旅游城镇化成为特色景观村镇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旅游导向型村镇应以旅游业为依托实现城镇化发展，通过对特色旅游村镇布局及发展模式的研究，旨在优化旅游村镇空间布局，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村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完善村镇基础设施、增加就业岗位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等，实现旅游城镇化发展目标，为当前新型城镇化服务。
首先，本文从市场、景区、交通和人口等角度研究旅游名镇名村分布格局，未考虑地形、气候、面积和文化等因素，这些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其次，多从空间分布角度研究旅游名镇名村发展模式，对某一类型或区域内旅游名镇名村的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今后研究可从社会学和系统学等角度对某区域内旅游名镇名村发展模式进行进一步探讨。第三，本文从全国角度，较宏观地分析不同类型村镇的发展模式，未将“名镇”和“名村”分开研究，往后研究可进一步探索“镇”和“村”发展模式的差异及背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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