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揽子改革即将启动，财税体制改革则是改革的重头戏。改革路线图看似纵横交错，财税改革则是“穿针引线”的主线索。2013年11月20日举行的“2014财经年会：预测与战略”就此进行讨论，达成了多方面共识。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2万余字，有关财税改革的论述大约1000字，这是党代会上篇幅最多的一次表述。
　　值得关注的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分量并不是由篇幅长短来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将其视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样的表述前所未有。“中国改革千头万绪，但是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切入，从财税改革入手，则可以做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
　　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在2014《财经》年会上指出，距1994年财税改革已近20年，“中国20年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和财税体制的稳定息息相关”。
　　多位财税专家认为，在未来的改革战役中，财税体制改革将成为关键一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财经》年会上评价：“此次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力，以及企业和政府所面临的变革不亚于1994年财税改革，只不过这次改革不像1994年是一次完成，这次改革可能要通过五年到七年的改革时间重构财税新框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为突破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1994年，以统一财务会计制度为基础，实行税利分流制度、统一税制，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特别是以分税制改革结合转移支付制度理順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初步建立了财税体制基本框架。然而，2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演化，诸如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政府间转移支付不合理，企业和消费者税负沉重等问题亦有暴露。因此，多位财税专家认为，在保持财税体制基本框架稳定的基础上，宏观财税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再出发。
　　2014《财经》年会上，来自财税方面的官学两界人士进行高端对话，就如何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体制，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如何通过财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抑制高污染、高能耗，推动绿色经济的成长等诸多核心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营改增”疾行

　　相关部门信息显示，在今年财税改革一系列“重头戏”中，“营改增”再扩围板上钉钉。同时，在消费税改革方面，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将被纳入征收范围；资源税改革中，煤炭等资源有望实行从价计征。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亦提上日程。
　　从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将被纳入“营改增”试点。专家预计，金融、生活服务业有望纳入“营改增”的下一波。
　　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这标志着“营改增”从由地区性试点向按行业推进转变。根据国税总局统计，“营改增”全国试点首月，即8月就减税共130.13亿元。而据测算，2013年全部试点地区企业将减轻税负约1200亿元。
　　许善达表示，明年“营改增”加速扩围值得关注。营业税改增值税关键是实行减税，营业税减了税，增值税的抵扣增加，减税效果明显。“增值税税负如果要降低，主要是增加抵扣而不是降低税率，17%的税率比较合适。”他解释称，2013年国务院宣布了1200亿元的减税盘子，从上海、深圳的实践看，营业税减税幅度最高达40%，最低也在20%。
　　来自上海税务部门的数据显示，300亿元营业税减税120亿元。深圳市国税局的信息显示，“营改增”试点运行一年以来，深圳市“营改增”纳税人突破18.88万户，入库改征增值税收入80.9亿元，减负面平均达到98%。试点纳税人总体减负39.71亿元，减税幅度32.9%。全国营业税改革后，1.5万亿元的盘子按照至少20%的减税幅度，估计减税额度近3000亿元。“营改增”有益于服务业及小微企业的发展。
　　“营改增”试点并非想象中的波澜不惊，诸如物流、交通运输行业的税负“不降反升”，这与之前对“营改增”所希冀的减税效果背道而驰，一些之前跃跃欲试的申报试点城市开始打退堂鼓。随着2014年“营改增”的扩围，完善“营改增”暴露出的问题，“有增有减”将更加均衡，最终达到税负整体减少的效果。
　　增值税转型，还隐含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再划分的问题，如果不能理顺此关系，改革将面临地方阻力。许善达表示，随着“营改增”加速进行，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已成为近期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地方财权重构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全面推进，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性。
　　参与《财经》年会讨论的财税专家普遍认为，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是个渐进过程，应以效率、公平、征管便利和收入充足为原则，多方位充实地方税收收入，构筑合意的地方税体系，包括推进房产税和资源税改革，研究开征地方零售税，为地方政府打造主体税种；调整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共享方式，提高地方分享份额；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政管理权限。
　　许善达表示，目前收入基本是中央地方五五分成，但是支出比例，地方支出85%，中央支出了15%，中央收入中50%的税，通过各种转移支付拨给地方35%，地方支出85%要依赖中央的35%，“营改增”以后不给地方主体税种，地方收入会降到20%。因此他建议，一方面中央上收一点支出责任，把15%扩大一点，扩大到20%或30%。另一方面，则充实地方的收入。
　　营业税是地方主体税种，随着改革的推进，营业税要减税，增值税也要变成共享。许善达提醒，这样一来，地方税体系就没有了主体税种，所以要给地方税体系设计一个主体制度。“我提出的方案就是要把生产环节的消费税转移到零售环节，划归地方；以及把现在已经在零售环节的车辆购置税也划归地方，这两个加在一起，按照静态计算有1万多亿元，可以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许善达说。 　　他认为，这种方案会带来几种改革的红利：首先，所有消费品企业的出厂价会有所降低，这样会减轻这些生产企业的财务成本，对资金的占用会降低；其次，可以解决几项我们多年来要做而没做成的事，比如，把消费税放到零售环节后，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力可以扩大，税率的高低，地方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空间。
　　为什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吸引投资，就是因为生产环节的税多，消费环节的税少，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就业和税收”，因此要多在生产环节投资，而现在生产环节总体上是产能过剩的，如果能把生产环节的税种的一部分转移到零售环节，这样可以适当减少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冲动。
　　“建一个烟厂，建一个汽车厂带来的税收对地方财税来说是很重要的来源，如果到零售环节，全国消费税的布局会发生变化，再搞汽车生产带来的税就没有那么多了，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一定抑制。并且可以触动地方政府拉动消费的冲动，消费越多，地方政府税费越多，从而增加本地居民收入，鼓励本地居民消费。”许善达重申。
　　许善达还强调，消费税如果到零售环节可以采取价外税模式，发达国家都是价外税，消费者也可以接受，接受这个方式有很多好处：一方面强化对税务机关的制约，价外税标在发票上，应收税额比以前更加准确；另一方面，也会提升居民的法律意识、纳税意识。

房产税箭已上弦

　　在各界最为关注的房地产税方面，2014年相关立法工作和清费立税工作有望加快推进。
　　参与《财经》年会讨论的财税专家们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明显的区域性，北上广等地房价很高，但一些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供过于求局面。因此，未来房产税征收将因地制宜，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自主权。
　　“看形势，房产税已箭在弦上，但是要非常谨慎。一些房产本身没有产权，我的住宅到现在也是没有房屋产权，只能住不能拥有，如果征房产税肯定有意见，因此房产税问题比较复杂，我希望搞得非常稳当，试点长一点比较合适。”项怀诚表示。
　　不过，同场讨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持不同意见：“房产税现在推出，时间已经太晚了。如果十年前推出，有房子的人没有那么多，阻力会相对小一点。”
　　项怀诚表示，大中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区别，城乡之间的区别，存量房产和新增房产的区别。第一套或者允许两套和第三、第四套房产的区别，这个政策出台应有大量的研究。
　　项怀诚重申：房产税开征的第一个前提是立法，第二个是要经过试点。前一时期在一些地区，土地零地价或低地价提供给某些商业用地，从而挤占了住宅用地的指标，提高了住宅用地的价格，这种情况恐怕以后不能再延续下去。
　　房产税是一种财产税性质的税收，按照房产税等财产税是地方税的思路，可以增加一些地方收入。
　　魏加寧表示，建议房产税不要采取全国统一税率，应将权力下放，让地方自己决定税率。他认为，中国各个地区差距很大，这种情况下采取统一的税率，恐怕这个税永远也出不来。既然房产税是一个地方的税，不如下放权力，将来税率让地方决定。

用财权根治PM2.5

　　放眼看财税，许多看似无关的事其实牵涉其中，比如大气治理。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中国空气治理仅仅靠环保政策无法达到目标，必须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权政策。“治理PM2.5要靠财税政策的设置来治理。”
　　马骏称，因为城市之间有很大差异，全国城市PM2.5要降30，现在全国平均是65，任务非常艰巨。
　　为此他建议，在交通运输结构的政策方面，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大城市实现牌照拍卖模式，比如新加坡模式。目前中国只有上海实行了，把每年8%以上的保有增长速度降到3%。二、在大城市开征拥堵费。三、用牌照拍卖收入和拥堵性收入支持建设。
　　马骏重申，仅仅依靠环保类政策无法达到目标，把环保类脱硫硝控制VOC、控制建筑粉尘等都做了降低PM2.5效果的分析，这些政策用到极致到2030年我们全国平均城市的PM2.5也只能降到36。要解决产业和交通能源结构等根本问题，可考虑借鉴财税手段来根治。
　　目前产业结构主要是工业和重工业占比太高，重工业占到GDP的30%，而工业在单位产出上创造的污染是服务业的4倍，重工业的单位产出创造污染是服务业的9倍，因此，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中国污染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结构就是能源结构，常规煤炭在给定当量的情况下，所排放的污染是清洁能源的10倍，而常规煤炭用量占到清洁能源的68%，因此，能源结构是导致空气污染的第二大问题。
　　第三是交通运输结构。中国城市居民出行有7%利用地铁，90%多都是公路交通，地铁出行产生的污染是私家车的十分之一，交通运输结构也是污染的一大因素。
　　下一步治污必须调整以上三大结构。使产业向低耗能和低污染的服务业转移；全面提高资源税率，以增加重工业的成本，将资源引导到低耗能的服务业上面；改革工业用地的定价机制。中国目前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价格仅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这是造成工业发展扭曲之因，必须纠正。

财税体系再完善

　　展望2014年，完善现行财税体系是一个重大改革任务，但改革的挑战和困难也不容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财政，财政的改革方向又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所以，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并由此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这样一种实现，因此，财税改革是关键一役。
　　高培勇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税改革的总思路符合中国改革道路的基本传统，即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改革道路。
　　高培勇说，从1978年改革以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那时候改革以“放权让利”为主调，放的是财政管理权，让的是税收和利润，当时正是实行以财政下放财权，以财政让出税利为代价的这样一种改革，才调动了当时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居民的积极性，使得整体改革得以驱动。 　　第二个阶段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1994年开始改革迈入到制度创新阶段，制度创新首先以财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为起点，恰恰因为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中国打造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才可能有在此之后的20年迅速发展。
　　第三阶段从现在开始，即全面深化阶段，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其覆盖范围不仅仅限于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还有党的建设制度六大系统，在六大系统改革当中，从三中全会文件当中可以预期，财税改革依然是突破口和主线索。
　　“只有财税职能才能延伸所有的政府职能和所有的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履行，所有政府部门的运转，都是‘钱’来铺路的，没有钱，什么部门也运行不了，各个政府部门都希望多干事、多要编制，实际上背后要的是财政拨款。因此，只有从财税改革入手才能为政府职能的规范，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提供支撑。”高培勇表示。
　　魏加宁在参与讨论时表示：过去十多年，相比较而言，金融改革相对财税改革走得要快一点，而财税体制改革相对慢了一点，因此，他曾发表文章说，“财税改革慢了”，另一个感觉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似乎讨论的比较透了，想的也比较明白了，但是财税改革很多问题，以及下一步改革往哪走，似乎都没有讨论清晰。
　　他分析认为，金融监管要和财税监管体系相匹配。能不能分层监管，按照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分层，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和交易所应该由中央政府来监管。而一些地方性的不跨区的金融机构应该由省级政府监管。再下一级准金融机构由再下一级基层政府来监管，大体上和财税体制应该有一个匹配。
　　财税监管也是如此，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虽然事权层层下放，但地方债务问题很重。新一轮的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方法必须综合考虑。
　　魏加宁说，我们提出综合考虑的“小四位一体”的方案：首先解决税制，简单说就是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税、主体税；再一个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这边揭不开锅，但是那边有钱不能动，这样地方政府不能灵活调剂。
　　他建议中央除了纵向的转移支付还应该建一个横向的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付分两种，沿海发达地区给西部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建立一个标准公式，比如说超过平均水平以上的发达地区给低于平均水平以下贫困地区定向的转移支付。除了维护国家统一进行的横向转移支付以外，还有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比如河北承德为了保护北京的水源，保护天津的水源它很多项目就不能上，这样的话它经济发展不起来，享受了这个好处的省市就应该给它一个回报，也就是所谓生态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的转移支付。
　　除了这种转移支付以外，解决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所谓小四位一体的方案，即：一个税制问题，一个转移支付问题，地方政府发债的问题，以及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大四位一体”方案。即，强调财税改革先分事权再分财权。是按照中国现行五级政府划分，还是三级政府划分，彻底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此基础上重新配备财权和财力。
　　项怀诚提醒，“不要以为美国、欧洲就是最好的，我去美国访问，美国税务总局的局长说美国税制是打满补丁的税制。你们那个税制值得我们学习”。他说，有人说财税改革20年来停滞不前了，这种看法有一点偏颇，“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勉勉强强、地市财政拆西墙补东墙，县级财政叫爹哭娘。”
　　项怀诚认为，中国的财税体制始终在不断深化，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中。并不能说中国财税改革上世纪90年代搞了以后就停滞了。而是每一届政府，每一任部长，每一个财政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干部，在中国财税体制发展的过程中间，不断有所贡献。地方政府也不用再为发不出工资发愁了。可以说，“20年来财税体制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调动了企业的创造积极性。”
　　项怀诚还指出，现在的改革和以前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改革难在法律太多。“20年来全国人大做了很多工作，各级人大做了很多的工作，制定了很多的法律。而改革要求不能违法，因此必须首先把法律研究透了。”
　　他举例说，有的部门非要将教育支出占GDP的4%，写到法律里不可，将来改还挺难。“现在改革难就难在法律太多，好也好在法律太多，20年前法律没有太多，改革怎么改怎么对，怎么改怎么没错，怎么改都行，现在可不行了。”项怀诚说。
　　针对三中全会强调“适当增加直接税比重”，项怀诚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三中全会并没有否定间接税。
　　他表示，中国现在的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对中国来说是好税制。在中国建立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可能发生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多。
　　关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项怀诚表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对做财政的人来说非常重要，1998年中国发大水，高层领导问我，库款什么时候可以拨过来，我跟他说四个小时，有不少人认为我当时吹牛，结果，果然四个小时拨付到灾区了。因此，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财税改革的一大收益。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也称为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收入收缴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所有的財政性资金均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收缴、支付和管理的制度。由财政部门代表政府进行管理运作，降低政府筹资成本，为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可选择的手段。
　　王雍君亦表示：财税改革改什么，就是确保政府花好纳税人的钱，过去政府没钱花，但是，1996年中国进入财政高收入时期，财政收入突破20万亿元，在财政“不差钱”的新阶段，完善提升财税利用效率制度至关重要。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路线图已经绘制，2014年的改革开局和深化，牵动各个方面，唯愿改革进程能够减少风险，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