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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邹竞，祖籍浙江平湖，1936年出生于上海；九岁时因避乱随全家从上海迁居苏州。在苏州这座江南文化名城，邹竞度过了她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
“我的父亲自幼父母双亡，在缺乏双亲关爱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所以后来倍加疼爱我。我的母亲也受过新学教育，是一位注重子女教育的知识型妇女。他们都力主将我从小送入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求知。”邹竞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教育。
于是，邹竞被送入上海市善导女子中小学校附小读初小，高小就读于苏州市实验小学，初中考入江苏省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高中又被江苏省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录取。邹竞一口气在苏州最好的学校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基础教育。尤其是她的高中母校，堪称“院士摇篮”。而从该校走出的30多位院士中，邹竞是唯一的女性。
邹竞像她的堂叔、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元爔那样，从小好学，富有激情，执着而坚毅；虽然外表柔弱，但生性活泼，对爬竹竿、荡秋千、体操、排球等体育活动也很是爱好。这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为邹竞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学时代是一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黄金时代。“我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一个充满革命激情和理想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邹竞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为邹竞日后的一次又一次选择埋下了种子。
邹竞十分崇敬居里夫人，并将其作为自己终身的学习榜样。1954年，当她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她曾在高考志愿表上全部填写了化学或化工相关专业。高考揭榜，邹竞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是苏州高级中学54届六名留苏预备生中唯一的女生。
在北京俄语学院专修一年俄语后，1955年夏，邹竞远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工程学院，攻读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电影胶片制造及洗印加工专业。从此，她与照相化学，与堪称“精细化工之最”的感光材料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年的留学生活紧张而快乐，邹竞如饥似渴地潜心学习，积累知识。然而，她虽是学习尖子，却并不是“书呆子”。“假期里我喜欢欣赏芭蕾舞剧和话剧，听听音乐，看看俄罗斯名著，还经常参观博物馆，或与朋友结伴旅游。”邹竞说，俄罗斯辽阔壮美的山河，广博独特的民族文化，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邹竞虽人在国外，却心系祖国。大学三年级暑假，她本可回国探亲一次。但当列宁格勒留苏学生会号召留学生为支持祖国国防建设捐献一架飞机时，邹竞毫不犹豫地把前两年节衣缩食省下的回国探亲路费，全部捐献出来，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1958年，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开始了。邹竞和同学们来到位于乌克兰肖斯卡市的苏联第三胶片厂实习，这里是苏联最大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之一。机缘使然，她进厂第一天就巧遇从国内派来的实习团。“当时，我从实习团成员那里得知，他们不久将先期回国开始筹建国内第一座大型现代化胶片厂，这已被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我听后很高兴，那时就对回国充满了美好憧憬。”邹竞回忆道。从那时起，邹竞便有意侧重胶片制造工艺的学习，更加坚定了填补中国感光材料工业空白以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
一个决定一生的选择
1960年，邹竞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这个娇小的江南姑娘，这个留学五载的“洋学生”，面临着多种选择。然而，邹竞却以国家召唤为先，以专业急需为本，没有留恋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优越条件，毅然选择了生活艰苦的北方古城保定。
当时，保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刚刚开始兴建的保定电影胶片厂坐落在保定市西郊，建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上，甚至连通往市区的公交车也没有。这与优美、舒适、便利的列宁格勒（现圣彼德堡）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厂区内除了一座三层办公楼、一座上下水尚未接通的二层实验楼和礼堂兼食堂的平房外，其他的生产厂房都尚在建设中，丝毫感觉不到现代化胶片厂的气息。一切都在艰难中孕育。
不仅如此，那时保定电影胶片厂还面临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应关键设备，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给职工生活带来种种困难的考验。作为工厂的一员，邹竞这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经历了她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艰苦磨练。
北方的深秋，秋风萧瑟，全然没有邹竞江南家乡的温润和绿意。“我进厂的第一顿饭，是用粗黑的陶瓷大碗盛着的、吃起来感觉牙碜的地瓜干和胡萝卜汤。虽难以下咽，但还是硬吃了下去。”邹竞说起当时的艰辛，仿佛那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她说，为了改善伙食，她还曾和同伴们一起，到菜地捡老乡丢弃在地里的白菜帮，之后送到食堂做“人造肉”。
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邹竞住在十人同住的大通房，没有取暖设施，楼内也没有厕所，起夜时需到楼外临时搭建的茅厕。夜，漆黑寒冷，想家无眠……于是，邹竞联想起了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那些在西伯利亚不屈不挠的建设者们的生活情景。一下子有了干劲儿！第二天，邹竞的希望又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艰难困苦的生活锻造着这位江南姑娘的坚毅。这就是当年邹竞和同事们的境遇，这就是邹竞留学归来的选择。从此，邹竞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感光材料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科学的探索中初露锋芒
进厂后，邹竞被分配到了刚组建的特种感光材料研究室，从事军工胶片的研究工作。她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特种红外军工胶片的研制，这是当时的国防科委下达的紧急军工任务。为了急国防军工之所急，邹竞在没有资料和设备、实验室工作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开始了工作。
24岁的邹竞带领两名18岁的青年工人，在夏似蒸笼，冬似冰窟的漆黑暗室中，开始了高、精、尖特种红外胶片的研制。凭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奋发精神，依靠在大学里学到的胶片制造基础理论知识，邹竞倾心尽力地反复试验，苦苦求索，在黑暗之中点亮希望之光。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邹竞的攻关小组采用了超增感技术和真空包装技术，攻克了红外增感染料增感倍率低、红外胶片保存性差的技术难题。之后，在设计全色红外航摄胶片时，邹竞又提出了采用双层涂布方案，即上层为红外感光层，下层为全色感光层，首次创新性地将双层涂布技术用到制造黑白航摄胶片，既解决了红外增感染料对全色增感染料减感作用的难题，同时又增大了胶片曝光宽容度，邹竞的科研创新能力也初露锋芒。
从1960年底到1965年底，短短五年内，邹竞先后研制成功公安侦察用850红外胶片、航空摄影用750红外航摄胶片和全色红外航摄胶片，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当时国防军工的急需。1965年，上述三种红外军工胶片通过部级鉴定，并获当时的国家科委科技成果登记。这三项研究成果渗透着邹竞和同事们的心血和汗水。他们饱尝了困难时期科研工作的艰辛，也品味到了初获成功的喜悦。这也是邹竞在她50年的科研生涯中，留下的最初足迹。
为中国人的生活增添“色彩”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科学的春天也随之来到。这一年，国家科委通过化工部向厂里下达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研制”任务。邹竞渴盼已久的自主开发科研新课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然而，当出国进修的机会也同时摆在邹竞面前时，她起初犯了难。因为24岁时，她就曾想报考研究生，但未能如愿。没想到42岁时，多年来盼望的深造机会终于来到，这恐怕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面对两难选择，邹竞内心充满斗争，但最后还是被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驱动，决定放弃出国进修的机会，留下来和同事们一起担起“六五”项目的攻关使命。
“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绝不能长期依赖进口彩色胶卷。我一直坚信，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生产出能与世界名牌相媲美的彩色胶卷。”邹竞说到这些时，眼神中的坚定一如当年。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柯达、日本富士和柯尼卡、德国阿克发四家公司在经历了40多年彩色电影负片和彩色胶卷的生产史后，已步入新产品开发的成熟期，而中国才刚刚起步。但在邹竞的脑海中，研制国产彩卷的第一幅蓝图逐渐清晰呈现——这是她和所有乐凯人的彩色梦，也是中国人的彩色梦。
在查阅大量国外文献和专利资料的过程中，邹竞敏锐地察觉到，在国外，双注法乳剂制备技术正在悄悄地取代传统的单注法乳剂制备技术用来制备均质乳剂，这是值得注意的新技术动向。然而，当时没有现成的设备，邹竞只能在仪器维修师傅的配合下，从废旧仪器设备上拆下可用的部件，用两支兽医用的大号针筒加料，装配了一台十分简陋的双注乳化装置，并用它来开始最初的探索性试验。提起当年自己的“笨办法”，邹竞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不到两年时间，邹竞全面掌握了双注法制备高感负性乳剂技术。而工艺装备也完成了从大号针筒到齿轮泵，再改用蠕动泵，乃至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的升级。在经历了七年的苦苦探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1985年，邹竞和同事们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国产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其中，5212型彩色电影负片于1986年获化工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其成套技术经国家批准转让给前民主德国沃尔芬胶片联合企业，换回了民主德国高密度计算机磁带的成套技术。这是中国感光材料制造技术第一次走出国门。
“七五”期间，邹竞带领科研组对彩色胶卷涂层结构体系，成色剂油乳分散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成功地掌握了组装彩色胶卷的多项实用制造技术；1989年秋，历时一年零十个月，第一批BR100彩卷试制成功。邹竞带领课题组成员向伟大祖国40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
邹竞所追求的，是要为中国感光材料工业研制出一流水平的彩色胶卷。1990年秋，在万众瞩目的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上，新一代乐凯彩卷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它迷人的色彩。《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体育之声报》的记者首次将新型BR100彩卷用于新闻采访摄影并获得成功。《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用该胶卷拍摄的开幕式盛况彩色照片。这是国内新闻界首次用国产彩卷拍摄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活动，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继美国、德国、日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自行研制、生产彩色胶卷的国家。乐凯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
在苏州中学校园“院士廊”30多位院士的照片中，邹竞的照片是唯一的彩照。那是她特意用自己研制成功的乐凯彩卷拍摄的。
将科研进行到底
由于邹竞工作很忙，她唯一的女儿谢红小时候不得不一直生活在苏州的姥姥身边，就算去保定也少有时间跟母亲一起玩耍。但是女儿却说，母亲的为人方式和生活习惯对她的一生影响深远。
在谢红的印象中，母亲虽然获得过很多荣誉，但在生活中却极其平易近人，从不搞什么特殊化。如今邹竞年纪大了，家里也未请保姆，所有的家务都是她跟老伴儿一起亲手打理。
“我母亲做的酱牛肉、炸猪排特别好吃。但是出于职业习惯，她在生活中也非常细心、严谨，做饭时都会拿一个类似量筒一样的器具来测量加多少水。”谢红笑着透露了母亲的一个生活中的小“秘密”。
如今，谢红为了更好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将邹竞接到天津生活。然而，邹竞希望在晚年能尽自己的努力，为祖国再培养一些化学领域的接班人。于是，离开了保定这个她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77岁的邹竞依然坚持在科研工作的岗位上。在天津大学，邹竞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实验室，转型做起了教授，带着她的学生们一起研究先进的“纳米银”技术。
“母亲是一个对科学非常痴迷的人。她现在还坚持每天早晨步行20分钟去学校实验室，与学生们一起做实验，中午回家吃完饭休息一会，就又去实验室了。考虑到母亲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不希望她太劳累，可是她总坚持着要做她的研究。”谢红说。
与邹竞的女儿一样，邹竞的学生们也觉得自己的院士老师特别“亲切”。“她从不严厉地批评学生，但是对于学术问题却坚持严谨，什么事情都不能耽误科学研究。如此严谨的治学态度，更值得我们学习。”邹竞带的两名博士生如是说。
“乐凯加入航天，作为乐凯的一员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航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这无疑会给乐凯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在采访的最后，邹竞充满希望地说，“虽然乐凯的传统胶片现在已经停产，但是新的光学薄膜项目已经上马。作为老的乐凯人，新的航天人，我看好企业未来的发展，也希望年轻的航天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探索未知，这样我们的祖国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航天报》）
邹竞，祖籍浙江平湖，1936年出生于上海；九岁时因避乱随全家从上海迁居苏州。在苏州这座江南文化名城，邹竞度过了她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
“我的父亲自幼父母双亡，在缺乏双亲关爱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所以后来倍加疼爱我。我的母亲也受过新学教育，是一位注重子女教育的知识型妇女。他们都力主将我从小送入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求知。”邹竞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教育。
于是，邹竞被送入上海市善导女子中小学校附小读初小，高小就读于苏州市实验小学，初中考入江苏省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高中又被江苏省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录取。邹竞一口气在苏州最好的学校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基础教育。尤其是她的高中母校，堪称“院士摇篮”。而从该校走出的30多位院士中，邹竞是唯一的女性。
邹竞像她的堂叔、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元爔那样，从小好学，富有激情，执着而坚毅；虽然外表柔弱，但生性活泼，对爬竹竿、荡秋千、体操、排球等体育活动也很是爱好。这种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为邹竞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学时代是一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黄金时代。“我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一个充满革命激情和理想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邹竞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为邹竞日后的一次又一次选择埋下了种子。
邹竞十分崇敬居里夫人，并将其作为自己终身的学习榜样。1954年，当她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她曾在高考志愿表上全部填写了化学或化工相关专业。高考揭榜，邹竞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是苏州高级中学54届六名留苏预备生中唯一的女生。
在北京俄语学院专修一年俄语后，1955年夏，邹竞远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工程学院，攻读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的电影胶片制造及洗印加工专业。从此，她与照相化学，与堪称“精细化工之最”的感光材料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年的留学生活紧张而快乐，邹竞如饥似渴地潜心学习，积累知识。然而，她虽是学习尖子，却并不是“书呆子”。“假期里我喜欢欣赏芭蕾舞剧和话剧，听听音乐，看看俄罗斯名著，还经常参观博物馆，或与朋友结伴旅游。”邹竞说，俄罗斯辽阔壮美的山河，广博独特的民族文化，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邹竞虽人在国外，却心系祖国。大学三年级暑假，她本可回国探亲一次。但当列宁格勒留苏学生会号召留学生为支持祖国国防建设捐献一架飞机时，邹竞毫不犹豫地把前两年节衣缩食省下的回国探亲路费，全部捐献出来，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1958年，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开始了。邹竞和同学们来到位于乌克兰肖斯卡市的苏联第三胶片厂实习，这里是苏联最大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之一。机缘使然，她进厂第一天就巧遇从国内派来的实习团。“当时，我从实习团成员那里得知，他们不久将先期回国开始筹建国内第一座大型现代化胶片厂，这已被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我听后很高兴，那时就对回国充满了美好憧憬。”邹竞回忆道。从那时起，邹竞便有意侧重胶片制造工艺的学习，更加坚定了填补中国感光材料工业空白以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
一个决定一生的选择
1960年，邹竞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这个娇小的江南姑娘，这个留学五载的“洋学生”，面临着多种选择。然而，邹竞却以国家召唤为先，以专业急需为本，没有留恋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优越条件，毅然选择了生活艰苦的北方古城保定。
当时，保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刚刚开始兴建的保定电影胶片厂坐落在保定市西郊，建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上，甚至连通往市区的公交车也没有。这与优美、舒适、便利的列宁格勒（现圣彼德堡）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厂区内除了一座三层办公楼、一座上下水尚未接通的二层实验楼和礼堂兼食堂的平房外，其他的生产厂房都尚在建设中，丝毫感觉不到现代化胶片厂的气息。一切都在艰难中孕育。
不仅如此，那时保定电影胶片厂还面临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应关键设备，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给职工生活带来种种困难的考验。作为工厂的一员，邹竞这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经历了她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艰苦磨练。
北方的深秋，秋风萧瑟，全然没有邹竞江南家乡的温润和绿意。“我进厂的第一顿饭，是用粗黑的陶瓷大碗盛着的、吃起来感觉牙碜的地瓜干和胡萝卜汤。虽难以下咽，但还是硬吃了下去。”邹竞说起当时的艰辛，仿佛那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她说，为了改善伙食，她还曾和同伴们一起，到菜地捡老乡丢弃在地里的白菜帮，之后送到食堂做“人造肉”。
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邹竞住在十人同住的大通房，没有取暖设施，楼内也没有厕所，起夜时需到楼外临时搭建的茅厕。夜，漆黑寒冷，想家无眠……于是，邹竞联想起了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那些在西伯利亚不屈不挠的建设者们的生活情景。一下子有了干劲儿！第二天，邹竞的希望又随着太阳一起升起。艰难困苦的生活锻造着这位江南姑娘的坚毅。这就是当年邹竞和同事们的境遇，这就是邹竞留学归来的选择。从此，邹竞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感光材料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科学的探索中初露锋芒
进厂后，邹竞被分配到了刚组建的特种感光材料研究室，从事军工胶片的研究工作。她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特种红外军工胶片的研制，这是当时的国防科委下达的紧急军工任务。为了急国防军工之所急，邹竞在没有资料和设备、实验室工作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开始了工作。
24岁的邹竞带领两名18岁的青年工人，在夏似蒸笼，冬似冰窟的漆黑暗室中，开始了高、精、尖特种红外胶片的研制。凭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奋发精神，依靠在大学里学到的胶片制造基础理论知识，邹竞倾心尽力地反复试验，苦苦求索，在黑暗之中点亮希望之光。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邹竞的攻关小组采用了超增感技术和真空包装技术，攻克了红外增感染料增感倍率低、红外胶片保存性差的技术难题。之后，在设计全色红外航摄胶片时，邹竞又提出了采用双层涂布方案，即上层为红外感光层，下层为全色感光层，首次创新性地将双层涂布技术用到制造黑白航摄胶片，既解决了红外增感染料对全色增感染料减感作用的难题，同时又增大了胶片曝光宽容度，邹竞的科研创新能力也初露锋芒。
从1960年底到1965年底，短短五年内，邹竞先后研制成功公安侦察用850红外胶片、航空摄影用750红外航摄胶片和全色红外航摄胶片，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当时国防军工的急需。1965年，上述三种红外军工胶片通过部级鉴定，并获当时的国家科委科技成果登记。这三项研究成果渗透着邹竞和同事们的心血和汗水。他们饱尝了困难时期科研工作的艰辛，也品味到了初获成功的喜悦。这也是邹竞在她50年的科研生涯中，留下的最初足迹。
为中国人的生活增添“色彩”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科学的春天也随之来到。这一年，国家科委通过化工部向厂里下达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研制”任务。邹竞渴盼已久的自主开发科研新课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然而，当出国进修的机会也同时摆在邹竞面前时，她起初犯了难。因为24岁时，她就曾想报考研究生，但未能如愿。没想到42岁时，多年来盼望的深造机会终于来到，这恐怕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面对两难选择，邹竞内心充满斗争，但最后还是被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所驱动，决定放弃出国进修的机会，留下来和同事们一起担起“六五”项目的攻关使命。
“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绝不能长期依赖进口彩色胶卷。我一直坚信，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生产出能与世界名牌相媲美的彩色胶卷。”邹竞说到这些时，眼神中的坚定一如当年。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柯达、日本富士和柯尼卡、德国阿克发四家公司在经历了40多年彩色电影负片和彩色胶卷的生产史后，已步入新产品开发的成熟期，而中国才刚刚起步。但在邹竞的脑海中，研制国产彩卷的第一幅蓝图逐渐清晰呈现——这是她和所有乐凯人的彩色梦，也是中国人的彩色梦。
在查阅大量国外文献和专利资料的过程中，邹竞敏锐地察觉到，在国外，双注法乳剂制备技术正在悄悄地取代传统的单注法乳剂制备技术用来制备均质乳剂，这是值得注意的新技术动向。然而，当时没有现成的设备，邹竞只能在仪器维修师傅的配合下，从废旧仪器设备上拆下可用的部件，用两支兽医用的大号针筒加料，装配了一台十分简陋的双注乳化装置，并用它来开始最初的探索性试验。提起当年自己的“笨办法”，邹竞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不到两年时间，邹竞全面掌握了双注法制备高感负性乳剂技术。而工艺装备也完成了从大号针筒到齿轮泵，再改用蠕动泵，乃至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的升级。在经历了七年的苦苦探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1985年，邹竞和同事们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国产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其中，5212型彩色电影负片于1986年获化工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其成套技术经国家批准转让给前民主德国沃尔芬胶片联合企业，换回了民主德国高密度计算机磁带的成套技术。这是中国感光材料制造技术第一次走出国门。
“七五”期间，邹竞带领科研组对彩色胶卷涂层结构体系，成色剂油乳分散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成功地掌握了组装彩色胶卷的多项实用制造技术；1989年秋，历时一年零十个月，第一批BR100彩卷试制成功。邹竞带领课题组成员向伟大祖国40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
邹竞所追求的，是要为中国感光材料工业研制出一流水平的彩色胶卷。1990年秋，在万众瞩目的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上，新一代乐凯彩卷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它迷人的色彩。《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体育之声报》的记者首次将新型BR100彩卷用于新闻采访摄影并获得成功。《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用该胶卷拍摄的开幕式盛况彩色照片。这是国内新闻界首次用国产彩卷拍摄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活动，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继美国、德国、日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自行研制、生产彩色胶卷的国家。乐凯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
在苏州中学校园“院士廊”30多位院士的照片中，邹竞的照片是唯一的彩照。那是她特意用自己研制成功的乐凯彩卷拍摄的。
将科研进行到底
由于邹竞工作很忙，她唯一的女儿谢红小时候不得不一直生活在苏州的姥姥身边，就算去保定也少有时间跟母亲一起玩耍。但是女儿却说，母亲的为人方式和生活习惯对她的一生影响深远。
在谢红的印象中，母亲虽然获得过很多荣誉，但在生活中却极其平易近人，从不搞什么特殊化。如今邹竞年纪大了，家里也未请保姆，所有的家务都是她跟老伴儿一起亲手打理。
“我母亲做的酱牛肉、炸猪排特别好吃。但是出于职业习惯，她在生活中也非常细心、严谨，做饭时都会拿一个类似量筒一样的器具来测量加多少水。”谢红笑着透露了母亲的一个生活中的小“秘密”。
如今，谢红为了更好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将邹竞接到天津生活。然而，邹竞希望在晚年能尽自己的努力，为祖国再培养一些化学领域的接班人。于是，离开了保定这个她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77岁的邹竞依然坚持在科研工作的岗位上。在天津大学，邹竞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实验室，转型做起了教授，带着她的学生们一起研究先进的“纳米银”技术。
“母亲是一个对科学非常痴迷的人。她现在还坚持每天早晨步行20分钟去学校实验室，与学生们一起做实验，中午回家吃完饭休息一会，就又去实验室了。考虑到母亲现在年纪大了，我们不希望她太劳累，可是她总坚持着要做她的研究。”谢红说。
与邹竞的女儿一样，邹竞的学生们也觉得自己的院士老师特别“亲切”。“她从不严厉地批评学生，但是对于学术问题却坚持严谨，什么事情都不能耽误科学研究。如此严谨的治学态度，更值得我们学习。”邹竞带的两名博士生如是说。
“乐凯加入航天，作为乐凯的一员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航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这无疑会给乐凯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在采访的最后，邹竞充满希望地说，“虽然乐凯的传统胶片现在已经停产，但是新的光学薄膜项目已经上马。作为老的乐凯人，新的航天人，我看好企业未来的发展，也希望年轻的航天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探索未知，这样我们的祖国才有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航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