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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为《历史教学》创刊70周年，本刊编辑部将陆续发出系列纪念文章，请与我刊有共同经历或一起成长的专家学者撰文，通过回顾创刊70年来的历程，反思史学研究与史学刊物这70年间的发展经历，敬请期待！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64-07
一份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刊物能够延续70年的历史，莫道在中国，便是在全世界也是难得多见的，《历史教学》就是这样一份杂志。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步伐，1951年《历史教学》杂志创刊了。《历史教学》是1949年后我国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历史学月刊。数易春秋，时光荏苒，我们重新拾起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
一
天津解放一年半的时候，百业待举，人心鼎沸，是一个特别值得书写的时刻。1950年夏，七位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学人，在一起商议创立一份有关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刊物。这“七君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过旧式教育、有着一腔爱国热情、意志坚定的人。在这七人中，其他先生我们都未曾有幸谋面，只熟悉其中的一位——杨生茂先生。
《历史教学》前主编任世江先生曾在2010年撰文写道：
1951年，杨生茂先生与李光壁、傅尚文、张政烺、孙作云、关德栋、丁则良等六人共同创办了《历史教学》杂志。当时，南开大学只有杨生茂先生一人参与创刊。那年杨先生33岁，李光壁36岁，傅尚文29岁，张政烺38岁，关德栋30岁，孙作云38岁，丁则良34岁。这七位正当年的学者，志趣相投，凑到一起商议办刊，那场面一定很惬意，说不定也充满激情。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份杂志呢？我猜想，可能是傅尚文的主意。傅尚文曾在北京四中、天津三中、保定师专当过教师，还干过报纸主笔，创刊时的职业是知识书店的经理。杂志要兼顾教学研究，大概只有当过中学教师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傅当时经营一家书店，可能从市场空白的角度萌生创意。
这七个人当时有四位在天津，因此他们商定编辑工作由天津的几位承担。实际上干具体编辑工作最多的应该是杨生茂先生，因为，关德栋似乎很快就迁徙福州，1953年到山东大学后才稳定下来。而在李光壁和傅尚文的文章中，少有为编刊伏案熬夜的回忆，杨先生则追记了编杂志的艰辛。只有当过编辑的人才知编辑这行的辛苦。以杨先生为人的真诚、低调，我想他会比别人更多地承担编辑、校对工作。因此，杨生茂先生不仅是创刊人，而且是《历史教学》最早的编辑，他也是最后一位仙逝的创办人。①
杨生茂先生平素谨言慎行，最不愿抛头露面，很难想见他挑头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1949年后，他哪里来的勇气和胆识与志同道合的同仁们执意并急意在中国创建一份历史刊物呢？这还要从杨生茂先生的早年说起。
杨生茂（1917—2010）自幼受教私塾，后到宣化一中和北平高级中学读初中和高中，1941年燕京大学肄业后到美国习读美国历史，1946年回国。1947年，他来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年30，是抗战结束后南开大学文科中第一个留学归国的年轻教师。
1998年杨生茂先生曾说：
我是学历史的，是个民族主义者，小的时候受的刺激是，军阀战争、1931年9.18事件、1937年卢沟桥事变，正是我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①
我的思想里，从小时候就充斥着逃荒、军队掠夺财物、虐待人民的影子。民族衰弱，受人欺凌。中华民族百年遭受奇耻大辱，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中国要振兴！小时候，社会的教育影响很深，其中民族主义观念就是在那时候培养的。②
在读书当学生期间，杨生茂对报刊，特别是对杂志情有独钟。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回忆起读初中时喜爱的杂志时，他仍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在图书馆中，另一种有趣的读物是报刊。最喜爱的是《大公报》的《小公园》和《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等副刊，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和商务的《东方杂志》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每期必读。通过课外阅读，增加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写作能力也感到有所提高。③
北平高级中学是中学救亡运动的中心之一。
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传播进步思想的运动。当时上海文化界出版许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进步的书刊，其中刊物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书籍如《大众哲学》等都是青年学生最喜爱的读物。每逢周六放学后，同学们赶到东安市场去买新出版的书报杂志。许多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都是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入门读物。④
1941年，杨生茂先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他选修了新闻系的许多课程，还到华侨报社工作过。他对當编辑、办杂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竟一度有意从事媒体报业工作。1946年夏，他到纽约游历之前，曾与当时美国最大的报业大王、美国三大杂志的拥有者亨利·鲁斯互通信件，约定在纽约会面。1946年底回国后，他对中国报纸杂志抱着殷切期望，但实际情况令他很失望。1948年时他说，“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所知道的，只是政府愿意告诉的，对于世界真实的情形没有明确认识的机会。各种偏见深深印入人民的心目中，令国际合作的工作日见困难”。⑤为了让中国百姓认识世界的真实情形，1946—1948年间他撰写了40多篇有关国际时事的评论。⑥
1946年杨生茂先生回到北平。1947年秋天，杨生茂先生初到南开大学。2003年，在回忆接受张伯苓校长面试时的情景时，杨先生说：
1947年9月我到了南开大学，是经别人介绍来的。1947年南开大学复校不久，百废待兴。那时候，南开大学基本上还是一个私立学校，但是名义上是国立学校。原先是私立学校，规模很小，哪有现在这样大呀，非常小的一个学校。⑦
到南开后，冯文濳先生告诉我上午九点张伯苓校长会从化学第二教学楼一楼这个门进去。到时间我去了。冯先生说，你进去看看，他好像已经来了。我敲门进去。张校长就问了我什么时候回的国、我在南开认识谁等极简单的问题。⑧ 张伯苓先生操纯正天津话，杨生茂讲张北涿鹿话，一问一答，那面试场面定是挺有意思的。据杨生茂先生回忆，当时张伯苓校长手底下忙着公务，时不时抬起头来打量这位应聘者。年正30、喝了5年洋墨水刚从美国回来的杨生茂，看上去敦厚朴实，有点土里土气。与张伯苓校长简短谈话后，杨生茂就出来了。顾恩思义，不想这一面之交竟楔定杨生茂报恩伯苓校长、奉献南开大学的信念，以致后来几次推避离开南开、升擢职位的机会：
我当时对未来的工作也没有什么设想，就是教书。……解放后，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请我去办历史系，我也没去，恐有愧南开。所以，我一直在南开大学工作。①
杨生茂先生踏入南开大学后感到很适应那里的环境，因为南开大学是校长张伯苓先生爱国主义的发源地。
早在1935年9月17日，张伯苓校长就在新学年的始业式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②张伯苓校长在致辞中主要谈了两个主题：一是“认识环境”，二是“努力干去”。这里的“环境”指的是时局，是1935年国家面临的日益深重的危难。在每一次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校长讲得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这也正是南开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核。
南开大学的公能教育思想和爱国主义理念与杨生茂先生对中国的深深的爱与忧相吻合，并让他找到报效国家、成就学术的家园。据此，杨生茂先生在1949年后所做的一系列实事也就找到了思想的源头。杨先生说：
我有两条信念。一条信念是中国要兴盛。这就是一个机会。解放军进城后，干部生活朴素，态度和气，跟国民党不一样。我有这种感性认识。我的另外一条信念是社会是进步的。我是学历史的，我自己深信，社会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这种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出来的，中世纪时不会有。达尔文主义影响传到社会中来，就是进步、演化。这种进步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我认为封建社会是落后的，封建军阀是落后国家的象征。……我说，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共产党带来了转机。我心情非常地平和，而且是一种企待的心情。
回国以后，我没有什么后悔的感觉，就是那种思想，中国复兴，复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我对于自己的家庭财产看得很淡薄。我认为土地不能集中，均分土地，公平合理，还是这么一种思想。你说我有点Utopian，还真有点Utopian，乌托邦。但是，我的思想波动不大。从解放开始，有迎接新时代的思想，就感觉过去学的旧东西用不上，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的东西糅合起来，不容易。③
张伯苓校长最突出的思想是爱国，最具体的体现是实干。“认识环境”之后，重要的是“努力干去”。張校长提出“努力干去”的三个重点是，要公、要诚、要努力。这一点也与杨生茂先生的人格和做事风格一脉相承。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生茂先生践行的几件实事中，有一项便是1951年与同仁创建《历史教学》杂志。
进了南开大学这个得施所学的大舞台，在冯文潜先生的支持下，杨生茂先生带领历史系师生开专业、设课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建立新的史学体系。④杨生茂先生与南开精神的第二个切合之处便是干实事。1950年夏，七位先生在一起商议，筹划创办一份有关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刊物。1986年杨先生回忆说：
为了传播各地史学工作者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借以达到互相促进和共同提高的目的，我们几个人在1950年夏商议在天津出版《历史教学》这个刊物。⑤
杨生茂先生曾详细地叙述了他参与创立《历史教学》杂志前后的思想状况：
民族忧患意识也是伴随童年至今。童年躲避军阀内战之兵燹，及长入初中时逢九一八，高中毕业时，值卢沟桥事变，养成雪近代史上国耻之意识，捐家产，历个人生活艰难而不顾，一心只想只要国家强大起来，民族振兴起来，方了夙愿。故痛恨帝国主义、军阀和丧权辱国、崇洋贪污的官僚。我心中有一条大道理：民族富强。这是主宰思想，评定是非的大准则。⑥
1949年天津解放时，我们想，新中国成立了，没有历史杂志，京津六个人就办了这个杂志，并得到天津文教部的支持。我们没钱呐。文教部让银行借给我们钱，我们才办下去。开头的时候既搞编辑，又搞发行，针对的是中学。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习是个高潮，尤其是学新历史学，大家学习热情非常高。当时这个杂志发行量非常大，比现在发行量大得多。因为我们是大学教师，希望结合一点研究，兼普及与提高，所以里面也发表一点比较有质量的论文。后来，编辑部里面就有争论了，有的认为这是中学刊物，应以中学教学为主;有的强调普及与提高，大学教师也可以参加。
从1951年创刊，编辑委员会就有我，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又是以中学为主了，论文少了，有中学生考试答案啦、考试解答啦、复习参考啦，都是针对中学生的。这样可以不赔钱。以前的口号是向《历史研究》看齐，实际上做不到。过去天津市教育局都给钱的，后来经费紧张了，就不给钱了。所以，它为了赚钱就出小书了。因为健康关系，我后来一直没参加例行编委会。《历史教学》从1951年创办，至今未中断，而且外国也订这杂志，因为当时没有全国性的刊物，这是全国性的刊物。后来，编辑方针不明确，历史教学兴趣减弱，经济来源减少都是难题。这个杂志维持下来得利于编辑部的努力。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生茂先生意识到新一代青年人要接受新理论、新知识的教育，也理解他们对新历史的渴望;除了对大学生进行新史学培养，还要对更年轻的一代——中学生们进行新史学教育。而建国初期的情况是，国内大学和中学的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是薄弱的，关键是其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大多是陈旧的。至于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就更无从提及，因为1949年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之称，根本没有“世界史”这个学科概念与名称。1947年杨生茂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主讲必修课就是“西洋通史”，而西洋史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内容。杨先生为此心急如焚。若想以新史学教育培养初中高中学习阶段的学生，就需要一批有经验、有觉悟、有水平的中学教师，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起辅导和交流作用的空间。新史学教育从中学生抓起，中学教师是根本，学术杂志就是平台。七位先生想了就说，说了就干，勠力同心，尽心竭力。 筹建《历史教学》之初，七位创办人在确定这个杂志的读者群问题上起了分歧，但根据当时国内具体情况，最终对中学历史教学给予了很大的倾斜。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不能不说，这些创办人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能够认识环境，结合实际，走出象牙塔，关照新社会杂志面向的读者群体，谁言这不是大义之道。至于杨生茂先生本人，他在青年时期受惠于各种历史学杂志的经历与体会也得以可愿。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杨生茂先生才积极、热情地加入1949年之后第一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去。
在《历史教学》创办的最初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杨生茂先生认识了一批优秀的中学教师，也了解并关注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学的世界历史教学的情况。这段经历对他参与编撰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和大学世界近代史教科书，裨益良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最早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并运用马列主义编写的教材是高中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被高教部调去参加编写全国《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②《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必修）教学参考书》（下册）③和《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史（续编）·苏联现代史》④教材。此外，1959—1960年，杨生茂先生还负责华北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这几套高中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学贡献很大，意义非凡。高教部对这套教科书也非常满意。杨先生回忆说：
从20世纪50年代初，高教部调人去编写中学教材，我也去了，服从组织分配。那是新中国第一部新的世界史教材，都是试着用新观点来编写的。不过，我起的作用不大，中学教师挺管事，不单思想进步，而且业务很好。⑤
这次经历为他与张芝联先生从1961年至1962年一起共同组织、主编、撰写、修改和审阅大学教材《世界历史·近代部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反观《历史教学》在1951年的创立，既是老一辈学者们的创业之先，也是其立业之本。
南开大学焦静宜教授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讲道：
来新夏先生是1951年2月到南开的，那是个火红的年代。和当时杨生茂先生等一代学者一样，来先生也是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以及抱着与旧我决裂的态度，试着用新立场、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历史。50年代初，来新夏先生兼任《历史教学》编委和值班编辑，在《历史教学》（1952年第8—10期）连登文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是来先生的讲课记录，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北洋军阀的研究，其后该领域的研究就是从这里扩展开来的。①
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讲究的是德才兼备，与时俱进。“德”便是张伯苓校长讲的“要公、要诚、要努力”，“做事没至诚，不恳挚，是不成的”，“要实做”，“你们都要咬定牙根，紧张又紧张向前努力”;②“才”强调的是不光有文凭和书本的知识，还要有干事的本事。
虽然《历史教学》这个杂志是办起来了，可却是自搭台子、自唱戏，即创始人们不仅要做经纪人、要做编辑，同时也是杂志文章的操刀人，剑气箫心，能文能武。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教学备课和理论学习上低头爬格，日暮不赏。这就需要他们既有抱斧之力，又有捏针之功，怎不穷尽心力！他们不争不抢，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地坚守事业。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位老先生曾描述5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的工作状态时说，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执着与追求。
《历史教学》初创遇到的三个难题分别是经费、稿源和刊物定位问题。《历史教学》创办时，根本沒有什么“项目”或“创业基金”，一分钱也没有。
在2001年，即《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时，杨生茂先生曾撰文说：
酝酿创办刊物的工作是在1950年下半年。最初想法是试着用新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中学教师办一个教学参考读物。遇到第一个问题是经费。每个人从薪水中拿出一点开办费，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政烺毅然售出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才凑足创办费用。
创办人不在一起，且各有公务，不便聚会，编辑部遂落到天津，各项业务由光壁、尚文和我三人分担。光壁和我主要负责编辑工作，尚文主要操持出版和发行。创刊初期以光壁撰文最多，其次为我和尚文，则良和作云也寄来几篇。因刊物为月刊，每期编辑和发行事务十分紧迫。我们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学校，办刊物全是业余劳务。每期从撰写或收集稿件到校对、投邮等具体工作十分繁杂，忙得应接不暇。好在当年我们年方三十多岁，挑灯夜战，尚可胜任。尤其在发稿时，一旦发现字数不足，更需夜战了。
刊物每每发生“经济恐慌”。订费一时收不进来，欠下印刷厂和邮局许多钱。可巧那时我接受市文教部的嘱托，每周播讲一次世界近代史。这项任务对我十分有益，逼着我学了许多新知识。这时文教部知道了这个新办刊物的实际情况，并表示要给以支持。随后市人民银行允许举借短期贷款，这种接济等于雪中送炭，使刊物渡过了经济难关。
《历史教学》是解放后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影响广泛。1951年发行量为2000份，到1952年即增加到10000份。随着订户的增加困扰刊物的经济问题得以缓解。订户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学习马克思主义高潮的出现。刊物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因而受到广大干部和中学教师的欢迎。
1951年底，我去北京学习，编辑和发行工作完全落到光壁和尚文肩上。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号召下，光壁和尚文感到属于私营性质的同仁刊物应当交由公家经营。文教部统一接收，除原编辑人员仍留岗工作外，还增聘一些大、中学校教师，建立了编委会。
1952年初，尚文去北京向我叙述了刊物改革的情况，退还了数目不大的开办费和利润。我收下开办费，辞谢利金。我想其他创办人也是这样处理的。
刊物得以维持50年，并深受读者赞许的可喜的业绩应归功于编辑部。相对而言，编委会所起的作用往往不大。一批勤于耕耘、任劳任怨、敏于策划的编辑里手，是刊物得以茁壮成长的力量。③ 新中国成立初正是国家积重难返之时。这七位先生知难不退，硬是把《历史教学》杂志办得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为了让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能够读上中国人自己办的新历史的杂志，他们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做的都是“嫁衣裳”。他们的甘苦冷暖、坎坷曲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杨生茂先生身上凝聚的是新中国历史学者们的气节、魂魄、脊梁、本分和时代责任感。
关于编辑文章的工作情况，任世江先生回忆说：
《历史教学》自创刊以来始终实行编委会负责制，编辑及编辑部主任都没有发稿权，稿件的采用全在编委审定，编委会通过。那时南开大学的编委很负责，审稿意见单总是写得密密麻麻。一次单位搬家，一摞摞旧的审稿单堆放在地上，我坐下来翻看，印象最深的就是杨生茂和杨志玖两位先生的文字。既有学术见解，又有文章评价，详细而又精炼，字迹清晰，标点清楚;而且最后签署的意见总是建议如何处理。编委会每月开一次会议，中午有一顿比较丰盛的工作餐，但我参加时，没见过杨先生。杨先生看稿子，基本不来开会。①
的确，杨生茂先生只看稿，拒吃饭。他历来反对并拒绝应酬，托词身体不好，避而远之。
杨生茂先生最能体会、体恤编辑们呕心沥血之劳，也最能体谅编辑部的难言之难，因此对《历史教学》的编辑们和编辑部总是揣着极大的爱心、耐心和关心。
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走入正轨，学术规范的树立却要小费时日。杨先生身体力行，在刊发的学术论文写作中一丝不苟，其注释规范至今也堪为典范。《历史教学》的编辑们也在学习之中。一次，为英文论著的注释规范问题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就直接打电话给杨先生，询问诸如书名号与引号的使用、多页之间用什么标点断开、第二次出现的文著怎样简写等事宜。杨先生看到年轻的编辑们工作如此认真，至感欣慰，在电话里非常高兴地、耐心地介绍了美国史学界几种普遍使用的流派，并建议《历史教学》最好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并坚持使用下去。
在《历史教学》编辑部走到方向性的转折等关键性的时刻，杨生茂先生虽然也与同仁意见抵牾，但总是公开表明态度、亮明观点。他一贯不喜“一言堂”，更不会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以争一时之长短。
在编辑部内部，除了对《历史教学》的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有过分歧外，②还曾对杂志的部门归属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议。在20世纪80—90年代，《历史教学》有过两次改换门庭的经历。一次是《历史教学》归属天津市新闻出版局。任世江先生回忆说：
当时杨生茂先生曾对我们一位编辑说：《历史教学》应该留在教育系统内，离学校近一些，好办刊;到了出版局就是两家人了。
1998年，《历史教学》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杨先生又表示怀疑：你们和古籍出版社合并好吗？办杂志要坚持学术性，和出版社是两码事。
据我所知，对《历史教学》改换单位系统，杨先生是唯一一位表示忧虑的编委。他是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他其实最有说话的资格，但是杨先生从不以创办人自居，从不多事;他压根儿就没有指手画脚的习惯，更不会颐指气使。③
实际上，杨先生为这两件事忧心如焚，夜不能寐，陷入深深的苦惱中。自解放初，杨生茂先生主持或与其他学者共同操持的集体学术活动不胜枚举，其中绝大多数在中国都是首创。④《历史教学》从创办走到改革开放，好不容易等到了学术的春天，不能因内部意见分歧再生罅隙。因此，杨先生的态度是恭敬同业，隐忍不语;尊重自主，顺其自然。
操持学术共举，极易发生看法不一致的情况，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杨生茂先生一生与他人共同主持的事情很多，没有一档出现过不愉快。除了人格魅力，他具有非常强的协作、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凡事都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商议。大家有事好商量，全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杨先生不善交际，低调至极，但为人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在学界，他一贯谦让在先，工作主动，因此从无宿怨。他让职位，自有“以齿为序”的原则;他让机会，给年轻人上升的空间;他让报酬，自己主动拿最小份额。他拿自己名下的科研经费补贴非课题组的成员，甚至无私支持其他人才项目。
从专业上讲，杨先生虽然在国内居于高位，但他从不发号施令，与合作者都是以商量的方式进行沟通。他的商量方式有几种。公开、公平、平等是他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①
目前，《历史教学》是国内史学杂志中唯一一份既不在社科院系统，也不在高校系统的期刊。我们要理解这份刊物的特殊情况，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它。2011年，历史学门类下由“历史学”1个一级学科变为“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但刊登历史专业文章的刊物却没有增多。《历史教学》肩头的担子更沉了。如今，《历史教学》杂志的过去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亲历者和亲闻者也越来越少，但有些事情却越来越清晰。历史研究，这一所谓“无工之学”，在中国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走向欣欣向荣;《历史教学》，这一传薪秉绩的事业，也正循道而上。
【作者简介】杨令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历史。
朱佳寅，南开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与文献利用。
【责任编辑：王向阳】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4-0064-07
一份历史学专业的学术刊物能够延续70年的历史，莫道在中国，便是在全世界也是难得多见的，《历史教学》就是这样一份杂志。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步伐，1951年《历史教学》杂志创刊了。《历史教学》是1949年后我国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历史学月刊。数易春秋，时光荏苒，我们重新拾起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
一
天津解放一年半的时候，百业待举，人心鼎沸，是一个特别值得书写的时刻。1950年夏，七位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学人，在一起商议创立一份有关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刊物。这“七君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过旧式教育、有着一腔爱国热情、意志坚定的人。在这七人中，其他先生我们都未曾有幸谋面，只熟悉其中的一位——杨生茂先生。
《历史教学》前主编任世江先生曾在2010年撰文写道：
1951年，杨生茂先生与李光壁、傅尚文、张政烺、孙作云、关德栋、丁则良等六人共同创办了《历史教学》杂志。当时，南开大学只有杨生茂先生一人参与创刊。那年杨先生33岁，李光壁36岁，傅尚文29岁，张政烺38岁，关德栋30岁，孙作云38岁，丁则良34岁。这七位正当年的学者，志趣相投，凑到一起商议办刊，那场面一定很惬意，说不定也充满激情。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份杂志呢？我猜想，可能是傅尚文的主意。傅尚文曾在北京四中、天津三中、保定师专当过教师，还干过报纸主笔，创刊时的职业是知识书店的经理。杂志要兼顾教学研究，大概只有当过中学教师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傅当时经营一家书店，可能从市场空白的角度萌生创意。
这七个人当时有四位在天津，因此他们商定编辑工作由天津的几位承担。实际上干具体编辑工作最多的应该是杨生茂先生，因为，关德栋似乎很快就迁徙福州，1953年到山东大学后才稳定下来。而在李光壁和傅尚文的文章中，少有为编刊伏案熬夜的回忆，杨先生则追记了编杂志的艰辛。只有当过编辑的人才知编辑这行的辛苦。以杨先生为人的真诚、低调，我想他会比别人更多地承担编辑、校对工作。因此，杨生茂先生不仅是创刊人，而且是《历史教学》最早的编辑，他也是最后一位仙逝的创办人。①
杨生茂先生平素谨言慎行，最不愿抛头露面，很难想见他挑头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1949年后，他哪里来的勇气和胆识与志同道合的同仁们执意并急意在中国创建一份历史刊物呢？这还要从杨生茂先生的早年说起。
杨生茂（1917—2010）自幼受教私塾，后到宣化一中和北平高级中学读初中和高中，1941年燕京大学肄业后到美国习读美国历史，1946年回国。1947年，他来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开始了教书生涯，时年30，是抗战结束后南开大学文科中第一个留学归国的年轻教师。
1998年杨生茂先生曾说：
我是学历史的，是个民族主义者，小的时候受的刺激是，军阀战争、1931年9.18事件、1937年卢沟桥事变，正是我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①
我的思想里，从小时候就充斥着逃荒、军队掠夺财物、虐待人民的影子。民族衰弱，受人欺凌。中华民族百年遭受奇耻大辱，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中国要振兴！小时候，社会的教育影响很深，其中民族主义观念就是在那时候培养的。②
在读书当学生期间，杨生茂对报刊，特别是对杂志情有独钟。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回忆起读初中时喜爱的杂志时，他仍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在图书馆中，另一种有趣的读物是报刊。最喜爱的是《大公报》的《小公园》和《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等副刊，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和商务的《东方杂志》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每期必读。通过课外阅读，增加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写作能力也感到有所提高。③
北平高级中学是中学救亡运动的中心之一。
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传播进步思想的运动。当时上海文化界出版许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进步的书刊，其中刊物如《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书籍如《大众哲学》等都是青年学生最喜爱的读物。每逢周六放学后，同学们赶到东安市场去买新出版的书报杂志。许多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都是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入门读物。④
1941年，杨生茂先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他选修了新闻系的许多课程，还到华侨报社工作过。他对當编辑、办杂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竟一度有意从事媒体报业工作。1946年夏，他到纽约游历之前，曾与当时美国最大的报业大王、美国三大杂志的拥有者亨利·鲁斯互通信件，约定在纽约会面。1946年底回国后，他对中国报纸杂志抱着殷切期望，但实际情况令他很失望。1948年时他说，“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所知道的，只是政府愿意告诉的，对于世界真实的情形没有明确认识的机会。各种偏见深深印入人民的心目中，令国际合作的工作日见困难”。⑤为了让中国百姓认识世界的真实情形，1946—1948年间他撰写了40多篇有关国际时事的评论。⑥
1946年杨生茂先生回到北平。1947年秋天，杨生茂先生初到南开大学。2003年，在回忆接受张伯苓校长面试时的情景时，杨先生说：
1947年9月我到了南开大学，是经别人介绍来的。1947年南开大学复校不久，百废待兴。那时候，南开大学基本上还是一个私立学校，但是名义上是国立学校。原先是私立学校，规模很小，哪有现在这样大呀，非常小的一个学校。⑦
到南开后，冯文濳先生告诉我上午九点张伯苓校长会从化学第二教学楼一楼这个门进去。到时间我去了。冯先生说，你进去看看，他好像已经来了。我敲门进去。张校长就问了我什么时候回的国、我在南开认识谁等极简单的问题。⑧ 张伯苓先生操纯正天津话，杨生茂讲张北涿鹿话，一问一答，那面试场面定是挺有意思的。据杨生茂先生回忆，当时张伯苓校长手底下忙着公务，时不时抬起头来打量这位应聘者。年正30、喝了5年洋墨水刚从美国回来的杨生茂，看上去敦厚朴实，有点土里土气。与张伯苓校长简短谈话后，杨生茂就出来了。顾恩思义，不想这一面之交竟楔定杨生茂报恩伯苓校长、奉献南开大学的信念，以致后来几次推避离开南开、升擢职位的机会：
我当时对未来的工作也没有什么设想，就是教书。……解放后，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请我去办历史系，我也没去，恐有愧南开。所以，我一直在南开大学工作。①
杨生茂先生踏入南开大学后感到很适应那里的环境，因为南开大学是校长张伯苓先生爱国主义的发源地。
早在1935年9月17日，张伯苓校长就在新学年的始业式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②张伯苓校长在致辞中主要谈了两个主题：一是“认识环境”，二是“努力干去”。这里的“环境”指的是时局，是1935年国家面临的日益深重的危难。在每一次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校长讲得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这也正是南开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核。
南开大学的公能教育思想和爱国主义理念与杨生茂先生对中国的深深的爱与忧相吻合，并让他找到报效国家、成就学术的家园。据此，杨生茂先生在1949年后所做的一系列实事也就找到了思想的源头。杨先生说：
我有两条信念。一条信念是中国要兴盛。这就是一个机会。解放军进城后，干部生活朴素，态度和气，跟国民党不一样。我有这种感性认识。我的另外一条信念是社会是进步的。我是学历史的，我自己深信，社会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这种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出来的，中世纪时不会有。达尔文主义影响传到社会中来，就是进步、演化。这种进步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我认为封建社会是落后的，封建军阀是落后国家的象征。……我说，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共产党带来了转机。我心情非常地平和，而且是一种企待的心情。
回国以后，我没有什么后悔的感觉，就是那种思想，中国复兴，复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我对于自己的家庭财产看得很淡薄。我认为土地不能集中，均分土地，公平合理，还是这么一种思想。你说我有点Utopian，还真有点Utopian，乌托邦。但是，我的思想波动不大。从解放开始，有迎接新时代的思想，就感觉过去学的旧东西用不上，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与社会主义的东西糅合起来，不容易。③
张伯苓校长最突出的思想是爱国，最具体的体现是实干。“认识环境”之后，重要的是“努力干去”。張校长提出“努力干去”的三个重点是，要公、要诚、要努力。这一点也与杨生茂先生的人格和做事风格一脉相承。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生茂先生践行的几件实事中，有一项便是1951年与同仁创建《历史教学》杂志。
进了南开大学这个得施所学的大舞台，在冯文潜先生的支持下，杨生茂先生带领历史系师生开专业、设课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建立新的史学体系。④杨生茂先生与南开精神的第二个切合之处便是干实事。1950年夏，七位先生在一起商议，筹划创办一份有关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刊物。1986年杨先生回忆说：
为了传播各地史学工作者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借以达到互相促进和共同提高的目的，我们几个人在1950年夏商议在天津出版《历史教学》这个刊物。⑤
杨生茂先生曾详细地叙述了他参与创立《历史教学》杂志前后的思想状况：
民族忧患意识也是伴随童年至今。童年躲避军阀内战之兵燹，及长入初中时逢九一八，高中毕业时，值卢沟桥事变，养成雪近代史上国耻之意识，捐家产，历个人生活艰难而不顾，一心只想只要国家强大起来，民族振兴起来，方了夙愿。故痛恨帝国主义、军阀和丧权辱国、崇洋贪污的官僚。我心中有一条大道理：民族富强。这是主宰思想，评定是非的大准则。⑥
1949年天津解放时，我们想，新中国成立了，没有历史杂志，京津六个人就办了这个杂志，并得到天津文教部的支持。我们没钱呐。文教部让银行借给我们钱，我们才办下去。开头的时候既搞编辑，又搞发行，针对的是中学。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习是个高潮，尤其是学新历史学，大家学习热情非常高。当时这个杂志发行量非常大，比现在发行量大得多。因为我们是大学教师，希望结合一点研究，兼普及与提高，所以里面也发表一点比较有质量的论文。后来，编辑部里面就有争论了，有的认为这是中学刊物，应以中学教学为主;有的强调普及与提高，大学教师也可以参加。
从1951年创刊，编辑委员会就有我，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又是以中学为主了，论文少了，有中学生考试答案啦、考试解答啦、复习参考啦，都是针对中学生的。这样可以不赔钱。以前的口号是向《历史研究》看齐，实际上做不到。过去天津市教育局都给钱的，后来经费紧张了，就不给钱了。所以，它为了赚钱就出小书了。因为健康关系，我后来一直没参加例行编委会。《历史教学》从1951年创办，至今未中断，而且外国也订这杂志，因为当时没有全国性的刊物，这是全国性的刊物。后来，编辑方针不明确，历史教学兴趣减弱，经济来源减少都是难题。这个杂志维持下来得利于编辑部的努力。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生茂先生意识到新一代青年人要接受新理论、新知识的教育，也理解他们对新历史的渴望;除了对大学生进行新史学培养，还要对更年轻的一代——中学生们进行新史学教育。而建国初期的情况是，国内大学和中学的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是薄弱的，关键是其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大多是陈旧的。至于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就更无从提及，因为1949年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之称，根本没有“世界史”这个学科概念与名称。1947年杨生茂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主讲必修课就是“西洋通史”，而西洋史完全是欧洲中心论的内容。杨先生为此心急如焚。若想以新史学教育培养初中高中学习阶段的学生，就需要一批有经验、有觉悟、有水平的中学教师，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起辅导和交流作用的空间。新史学教育从中学生抓起，中学教师是根本，学术杂志就是平台。七位先生想了就说，说了就干，勠力同心，尽心竭力。 筹建《历史教学》之初，七位创办人在确定这个杂志的读者群问题上起了分歧，但根据当时国内具体情况，最终对中学历史教学给予了很大的倾斜。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不能不说，这些创办人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能够认识环境，结合实际，走出象牙塔，关照新社会杂志面向的读者群体，谁言这不是大义之道。至于杨生茂先生本人，他在青年时期受惠于各种历史学杂志的经历与体会也得以可愿。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杨生茂先生才积极、热情地加入1949年之后第一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去。
在《历史教学》创办的最初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杨生茂先生认识了一批优秀的中学教师，也了解并关注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学的世界历史教学的情况。这段经历对他参与编撰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和大学世界近代史教科书，裨益良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最早使用“世界历史”概念并运用马列主义编写的教材是高中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被高教部调去参加编写全国《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②《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必修）教学参考书》（下册）③和《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史（续编）·苏联现代史》④教材。此外，1959—1960年，杨生茂先生还负责华北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这几套高中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世界近代史教学贡献很大，意义非凡。高教部对这套教科书也非常满意。杨先生回忆说：
从20世纪50年代初，高教部调人去编写中学教材，我也去了，服从组织分配。那是新中国第一部新的世界史教材，都是试着用新观点来编写的。不过，我起的作用不大，中学教师挺管事，不单思想进步，而且业务很好。⑤
这次经历为他与张芝联先生从1961年至1962年一起共同组织、主编、撰写、修改和审阅大学教材《世界历史·近代部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反观《历史教学》在1951年的创立，既是老一辈学者们的创业之先，也是其立业之本。
南开大学焦静宜教授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讲道：
来新夏先生是1951年2月到南开的，那是个火红的年代。和当时杨生茂先生等一代学者一样，来先生也是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以及抱着与旧我决裂的态度，试着用新立场、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历史。50年代初，来新夏先生兼任《历史教学》编委和值班编辑，在《历史教学》（1952年第8—10期）连登文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是来先生的讲课记录，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北洋军阀的研究，其后该领域的研究就是从这里扩展开来的。①
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讲究的是德才兼备，与时俱进。“德”便是张伯苓校长讲的“要公、要诚、要努力”，“做事没至诚，不恳挚，是不成的”，“要实做”，“你们都要咬定牙根，紧张又紧张向前努力”;②“才”强调的是不光有文凭和书本的知识，还要有干事的本事。
虽然《历史教学》这个杂志是办起来了，可却是自搭台子、自唱戏，即创始人们不仅要做经纪人、要做编辑，同时也是杂志文章的操刀人，剑气箫心，能文能武。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教学备课和理论学习上低头爬格，日暮不赏。这就需要他们既有抱斧之力，又有捏针之功，怎不穷尽心力！他们不争不抢，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地坚守事业。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位老先生曾描述5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的工作状态时说，他有一种“拼命三郎”的执着与追求。
《历史教学》初创遇到的三个难题分别是经费、稿源和刊物定位问题。《历史教学》创办时，根本沒有什么“项目”或“创业基金”，一分钱也没有。
在2001年，即《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时，杨生茂先生曾撰文说：
酝酿创办刊物的工作是在1950年下半年。最初想法是试着用新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观点为中学教师办一个教学参考读物。遇到第一个问题是经费。每个人从薪水中拿出一点开办费，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政烺毅然售出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才凑足创办费用。
创办人不在一起，且各有公务，不便聚会，编辑部遂落到天津，各项业务由光壁、尚文和我三人分担。光壁和我主要负责编辑工作，尚文主要操持出版和发行。创刊初期以光壁撰文最多，其次为我和尚文，则良和作云也寄来几篇。因刊物为月刊，每期编辑和发行事务十分紧迫。我们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学校，办刊物全是业余劳务。每期从撰写或收集稿件到校对、投邮等具体工作十分繁杂，忙得应接不暇。好在当年我们年方三十多岁，挑灯夜战，尚可胜任。尤其在发稿时，一旦发现字数不足，更需夜战了。
刊物每每发生“经济恐慌”。订费一时收不进来，欠下印刷厂和邮局许多钱。可巧那时我接受市文教部的嘱托，每周播讲一次世界近代史。这项任务对我十分有益，逼着我学了许多新知识。这时文教部知道了这个新办刊物的实际情况，并表示要给以支持。随后市人民银行允许举借短期贷款，这种接济等于雪中送炭，使刊物渡过了经济难关。
《历史教学》是解放后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历史月刊，影响广泛。1951年发行量为2000份，到1952年即增加到10000份。随着订户的增加困扰刊物的经济问题得以缓解。订户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学习马克思主义高潮的出现。刊物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因而受到广大干部和中学教师的欢迎。
1951年底，我去北京学习，编辑和发行工作完全落到光壁和尚文肩上。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号召下，光壁和尚文感到属于私营性质的同仁刊物应当交由公家经营。文教部统一接收，除原编辑人员仍留岗工作外，还增聘一些大、中学校教师，建立了编委会。
1952年初，尚文去北京向我叙述了刊物改革的情况，退还了数目不大的开办费和利润。我收下开办费，辞谢利金。我想其他创办人也是这样处理的。
刊物得以维持50年，并深受读者赞许的可喜的业绩应归功于编辑部。相对而言，编委会所起的作用往往不大。一批勤于耕耘、任劳任怨、敏于策划的编辑里手，是刊物得以茁壮成长的力量。③ 新中国成立初正是国家积重难返之时。这七位先生知难不退，硬是把《历史教学》杂志办得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为了让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能够读上中国人自己办的新历史的杂志，他们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做的都是“嫁衣裳”。他们的甘苦冷暖、坎坷曲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杨生茂先生身上凝聚的是新中国历史学者们的气节、魂魄、脊梁、本分和时代责任感。
关于编辑文章的工作情况，任世江先生回忆说：
《历史教学》自创刊以来始终实行编委会负责制，编辑及编辑部主任都没有发稿权，稿件的采用全在编委审定，编委会通过。那时南开大学的编委很负责，审稿意见单总是写得密密麻麻。一次单位搬家，一摞摞旧的审稿单堆放在地上，我坐下来翻看，印象最深的就是杨生茂和杨志玖两位先生的文字。既有学术见解，又有文章评价，详细而又精炼，字迹清晰，标点清楚;而且最后签署的意见总是建议如何处理。编委会每月开一次会议，中午有一顿比较丰盛的工作餐，但我参加时，没见过杨先生。杨先生看稿子，基本不来开会。①
的确，杨生茂先生只看稿，拒吃饭。他历来反对并拒绝应酬，托词身体不好，避而远之。
杨生茂先生最能体会、体恤编辑们呕心沥血之劳，也最能体谅编辑部的难言之难，因此对《历史教学》的编辑们和编辑部总是揣着极大的爱心、耐心和关心。
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走入正轨，学术规范的树立却要小费时日。杨先生身体力行，在刊发的学术论文写作中一丝不苟，其注释规范至今也堪为典范。《历史教学》的编辑们也在学习之中。一次，为英文论著的注释规范问题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就直接打电话给杨先生，询问诸如书名号与引号的使用、多页之间用什么标点断开、第二次出现的文著怎样简写等事宜。杨先生看到年轻的编辑们工作如此认真，至感欣慰，在电话里非常高兴地、耐心地介绍了美国史学界几种普遍使用的流派，并建议《历史教学》最好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并坚持使用下去。
在《历史教学》编辑部走到方向性的转折等关键性的时刻，杨生茂先生虽然也与同仁意见抵牾，但总是公开表明态度、亮明观点。他一贯不喜“一言堂”，更不会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以争一时之长短。
在编辑部内部，除了对《历史教学》的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有过分歧外，②还曾对杂志的部门归属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议。在20世纪80—90年代，《历史教学》有过两次改换门庭的经历。一次是《历史教学》归属天津市新闻出版局。任世江先生回忆说：
当时杨生茂先生曾对我们一位编辑说：《历史教学》应该留在教育系统内，离学校近一些，好办刊;到了出版局就是两家人了。
1998年，《历史教学》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杨先生又表示怀疑：你们和古籍出版社合并好吗？办杂志要坚持学术性，和出版社是两码事。
据我所知，对《历史教学》改换单位系统，杨先生是唯一一位表示忧虑的编委。他是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他其实最有说话的资格，但是杨先生从不以创办人自居，从不多事;他压根儿就没有指手画脚的习惯，更不会颐指气使。③
实际上，杨先生为这两件事忧心如焚，夜不能寐，陷入深深的苦惱中。自解放初，杨生茂先生主持或与其他学者共同操持的集体学术活动不胜枚举，其中绝大多数在中国都是首创。④《历史教学》从创办走到改革开放，好不容易等到了学术的春天，不能因内部意见分歧再生罅隙。因此，杨先生的态度是恭敬同业，隐忍不语;尊重自主，顺其自然。
操持学术共举，极易发生看法不一致的情况，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杨生茂先生一生与他人共同主持的事情很多，没有一档出现过不愉快。除了人格魅力，他具有非常强的协作、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凡事都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商议。大家有事好商量，全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杨先生不善交际，低调至极，但为人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在学界，他一贯谦让在先，工作主动，因此从无宿怨。他让职位，自有“以齿为序”的原则;他让机会，给年轻人上升的空间;他让报酬，自己主动拿最小份额。他拿自己名下的科研经费补贴非课题组的成员，甚至无私支持其他人才项目。
从专业上讲，杨先生虽然在国内居于高位，但他从不发号施令，与合作者都是以商量的方式进行沟通。他的商量方式有几种。公开、公平、平等是他处理问题的最高准则。①
目前，《历史教学》是国内史学杂志中唯一一份既不在社科院系统，也不在高校系统的期刊。我们要理解这份刊物的特殊情况，并一如既往地支持它。2011年，历史学门类下由“历史学”1个一级学科变为“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但刊登历史专业文章的刊物却没有增多。《历史教学》肩头的担子更沉了。如今，《历史教学》杂志的过去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亲历者和亲闻者也越来越少，但有些事情却越来越清晰。历史研究，这一所谓“无工之学”，在中国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走向欣欣向荣;《历史教学》，这一传薪秉绩的事业，也正循道而上。
【作者简介】杨令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历史。
朱佳寅，南开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检索与文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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